民粹大爆炸：公民不服從，群眾上街頭，美歐政局風雲變色的反思與警示

美國和歐洲政局，為何走上民粹之路？／嚴震生（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二○一六年被視為國際政治出現黑天鵝的現象，英國的脫歐（Brexit）公投及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被視為最大的兩隻黑天鵝，而其背後則是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民粹風潮（populism）。由於英國與美國是全世界最老牌的兩個民主國家，而不是民主化進程較短的新興民主國家，因此民粹而非理性的對話與論述當道，確實讓許多政治觀察家感到意外。
英國的脫歐和美國川普所揭櫫的「美國優先」口號，都可以從歷史的角度來解釋。英國雖然位在歐洲，但並非歐洲大陸的國家，儘管曾經是世界第一強權，但英國卻有一個「光榮孤立」的傳統，僅願意在歐陸強權的衝突矛盾中，扮演制衡的力量，成為權力的平衡者。在一九五○年代末期，歐洲經濟共同體剛成立時，英國並沒有加入這個區域整合的組織，而是選擇成為另一個區域組織—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不過，英國在一九六○年代的經濟表現不佳，也讓它感受到有必要加入共同市場，但卻因法國總統戴高樂從中作梗而未能如願，直到一九七三年經過公投同意，才加入歐洲共同體。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即使加入後來的歐盟，但基本上態度並非相當積極主動，甚至是在歐元與歐盟國家簽證方面，英國仍然維持其貨幣的英鎊，也沒有成為申根簽證區（Schengen Area）的一部分。
由於德、法是歐盟的原始會員國，也是主導歐盟的強權，英國雖有其影響力，但絕對不是這區域組織的領導力量。然而加入歐盟的結果，卻是許多與國內相關的政策，如勞工及移民等問題，都由歐盟來決定，這讓英國人難以接受，認為這是布魯塞爾對其主權的侵犯，脫歐成為這些疑歐者的選項。脫歐派忽略了歐盟成立六十年，讓過去的軍事衝突及政治矛盾，能夠透過經濟的整合得以化解，擺脫兩次大戰在歐洲肆虐的陰影。脫歐的訴求當然是民粹大於理性，自私的國家利益重於利他的國際合作。
如果布魯塞爾是脫歐派的譴責對象，華盛頓的建制派就是美國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這也是為何川普在競選期間的語言，如強調「美國優先」、「讓美國再度偉大」，或是「我們要將美國拿回」等民粹喊話，基本上就是排斥建制派長期維護的國際主義。川普所謂的將華府「沼澤排乾」（drain the swamp），不僅是表明不再信任及聘用建制派人士，更是排斥他們的政治主張及過去所推動的政策，以民粹式的口號取而代之。
同樣的，美國也有孤立主義傳統，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兩任總統後的告別演說中，就立場鮮明地表示美國不應介入歐洲事務，隨後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雖然是將拉丁美洲畫入美國勢力範圍，但其前提則是美國與歐洲強權互不干涉其勢力範圍內的事務。一次及二次大戰一開始時，美國並沒有選邊站，儘管它立場上可能同情英國，但在遭到德國及日本攻擊前，它沒有對一次大戰的同盟國或二次大戰的軸心國宣戰，這些都是因為受到孤立主義勢力的轄制。
雖然，美國與英國都有孤立主義的歷史，但美國的民粹傳統，卻是英國所沒有的，這也是本書最值得深入閱讀的部分。作者將美國十九世紀的民粹思維，從傑克遜（Andrew Jackson）這位平民總統的傑克遜式民主萌芽，但真正形成風潮則是十九世紀末期所出現的人民黨（Populist Party）。二十一世紀川普民粹演說的對象，是藍領階級的白人勞工，他們的工作因為企業將生產業外移而消失，又因為缺乏專業的教育和知識，無法靠著職業訓練投入高科技產業，只能選擇進入薪資僅較最低工資高出不多的服務業工作，他們是全球化經濟貿易的受害者，因此很能在川普簡單的民粹語言中找到慰藉。……
本書作者將人民黨的民粹主義，與隨後在美國出現的進步主義運動、三○年代路易斯安納州聯邦參議員龍恩（Huey Long）的分享我們財富協會（Share Our Wealth Society）、小羅斯福的新政（New Deal）等相結合，讓讀者看到民粹主義的歷史脈絡。而其最值得稱許之處，則是將南方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George Wallace）與上述運動串起來，特別是社會學家華倫（Donald Warren）分析華萊士支持者為「美國中產激進派」（簡稱MARs）的部分。
作者指出這些夾在富人與窮人間的中產階級，絕大多數是白人，其中男性多過女性，高中畢業者多於大學畢業者，在許多方面認同新政自由派的觀點，但一旦遇到種族、法律與秩序的議題時，就反對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他們既不是左派，但也不能算是右派，由於對民主黨在民權運動中給予少數族裔的賦權有所質疑，更無法接受為了矯正過去種族歧視而推出的「強運學童」（busing）以達成種族融合，以及在高等教育選擇學生和公務機關用人方面優先考慮少數族群的「弱勢族群優惠政策」等方案。華萊士的選民隨後轉向支持尼克森，在一九八○年雷根當選總統後，更讓美國南方的政黨重組徹底完成，過去南方保守民主黨與北方自由派的新政執政聯盟崩解，華萊士的支持者轉而投票給共和黨，讓後者成為南方占絕對優勢的政黨。
這股民粹運動的力量，在九○年後又以不同的身分出現，包括挑戰建制派老布希總統的政治評論員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和兩度挑戰總統大位的獨立候選人裴洛（Ross Perot）。二十一世紀興起的茶黨、占領華爾街運動，也可以看到 MARs 的影子。顯然，川普總統沒有忽視這股潛藏力量的爆發性，認定他有 MARs 想要接收的政治訊息，因而推出帶有種族主義色彩、挑戰共和黨建制派、反對國際主義，以及顛覆華盛頓的民粹論述。
這回不僅南方的共和黨選民強烈支持川普，連過去民主黨略有優勢的中西部幾個州也做出政治轉向。靠著賓州、密西根州及威斯康辛州的選民移動，川普儘管輸了普選票（populary vote），仍然能夠在選舉人團票（electoral vote）勝出，當選總統。作者認為挑戰希拉蕊社會主義者、來自佛蒙特州的聯邦參議員桑德斯，也是充滿民粹色彩的總統參選人，但功敗垂成。
作者對歐洲的民粹主義在各國的興起做了詳盡地介紹，包括國人相當熟悉的法國雷朋父女所領導的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丹麥的人民黨（Danish People’s Party）、荷蘭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以及英國的聯合王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等右翼政黨，以及左翼的希臘激進左翼聯盟（Coalition of the Racial Left）、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歐洲的民粹運動基本上沒有美國十九世紀的歷史脈絡，大都出現一九七○年代以後。雖然各個民粹政黨出現的背景和政治主張不盡相同，但經濟衰退或遲滯不前、移民問題對既有社會秩序的挑戰、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對歐盟運作的質疑，是這些民粹政黨興起及獲得支持的主要原因。
讀完本書後，不知讀者會不會思考台灣是否存在民粹主義的問題？從某個角度來說，台灣各政黨的政治主張或政策白皮書，基本上都是以討好選民為訴求、且基本上大多無法兌現的論述。不過，由於台灣少有極具煽動能力的政治演說者，缺乏能夠整合不滿現狀、散見在政治光譜上有不同意識形態者能力的政治人物，因此民粹風潮尚未成形。然而，隨著選民對體制內兩大政黨的高度不信賴，且此情況遲遲未能改善時，我們不排除會有民粹政黨的出現，但它們是否能夠獲得選民的認同，或許可以從本書中對一些歐洲民粹政黨表現的分析，得到答案。

什麼是民粹主義？為何重要？

……當政治學者提到民粹主義，就如同對待像是熵（entropy）或光合作用這樣的科學名詞，通常從定義民粹主義開始。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不存在一組特徵能完全定義運動、政黨和民粹主義者─從俄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民粹主義者（Narodniks）到龍恩（Huey Long。譯註：美國民主黨員，一九二八年擔任路易斯安那州長，一九三○年擔任參議員，一九三五年遇刺身亡），以及從法國的雷朋（Marine Le Pen）到已去世的美國眾議員坎普（Jack Kemp）。使用大眾語言、甚或是使用一般的政治術語，被稱為「民粹派」的個人和政黨，雖然個別彼此之間都有相似的地方，但對他們整體而言，並不存在一組共同的特徵。
然而，源自於十九世紀美國的某種民粹政治（populist politics），延續到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並在一九七○年代傳到西歐。雖然拉丁美洲的民粹政黨和運動有時會嘗試顛覆民主競爭以取得政權，但美國和西歐的民粹運動和政黨卻欣然接受民主政治。在過去數十年，這些運動和政黨所關心的事物逐漸相近，並在金融海嘯之後爆發出來。本書的主題：我想要介紹這種民粹政治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民粹政治包括川普、桑德斯、法國的民族陣線和西班牙的我們能黨。
首先，這種貫穿美國歷史、又被移植到歐洲的民粹主義，不能以右派、左派或中間派來加以定義，因右派、左派和中間派都有民粹政黨。它不是一個意識形態，而是一個政治邏輯，是某種思考政治的方式。在歷史學者卡津（Michael
Kazin）所寫關於美國民粹主義的一本書《民粹信仰》裡，有著和前述論點類似的觀點，他寫道：「民粹主義是一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是一般民眾。他們是不受限於狹義階級的高貴集合體，將他們的對手—菁英—視為追逐私利和反民主的群體，並且尋求動員一般民眾來對抗這些菁英。」
上述是一個好的起點。它並未提到諸如雷根或普亭，這兩位有時也被稱為「民粹主義者」。取而代之的是，它描述從一八九二年美國人民黨到二○一六年法國民族陣線雷朋的政黨、運動和候選人的邏輯。然而，我會將卡津對民粹的特性描述再往前帶一步，並對左派民粹主義者（如桑德斯或我們能黨的伊格萊西亞斯〔Pablo Iglesias〕）和右派民粹主義者（如川普和民族陣線的雷朋）加以區分。
左派民粹主義者支持民眾對抗菁英或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垂直整合下層和中產階級對抗上層階級。右派民粹主義者支持民眾對抗某些菁英─這些菁英被控過於偏袒諸如移民、穆斯林或美國激進黑人等第三團體。左派民粹主義是對偶的；右派民粹主義則為三元的，因為它向上看，同時瞧不起「外團體」。
左派民粹主義，在歷史上和社會主義者或社會民主運動是不同的兩件事；它不是政治上的階級衝突，且不必然尋求消滅資本主義，也不同於尋求調和對立階級和團體利益的漸進或自由政治。左派民粹主義假設民眾和菁英之間存在根本性對立，這是它的政治理念核心。另一方面，右派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保守主義認同商務人士對抗位階在他們之下的批評者和對手；右派民粹主義也和獨裁保守主義不同，因為獨裁保守主義意圖顛覆民主，而右派民粹主義是在民主脈絡下運作。
就如同不存在共通的意識形態可用來定義民粹主義，也不存在由「人民」所組成的同質選民；人民可以是藍領工人、店員或背負學貸的學生，也可以是窮人或中產階級。同樣地，「建制派」也不存在共同的特點。民粹主義還有以下變型：從民粹主義者過往使用「金錢權力」來責難華萊士的尖頭知識分子（pointy-headed intellectual），到我們能黨對「階級」的攻擊。對何謂「人民」和「菁英」的精確指涉，描繪不出何謂民粹主義。定義民粹主義的是兩方之間的衝突關係─或就右派民粹主義而言，則是三方之間的衝突。
衝突本身取決於民粹主義者對菁英的一些要求。民粹主義者認為，這些要求不是可以立刻協商的一般要求。雖然這些要求是有益和符合公義的，但他們不認為建制派會同意這些要求。桑德斯想要「讓所有人都有健保」，以及每小時十五美元的最低工資。如果他想要的是讓平價醫療法案將助聽器納入給付，或是將最低工資調高到每小時七‧七五美元，則不會構成人民和建制派之間的衝突。如果川普想要的是增加在美墨邊境的巡查人員，或丹麥人民黨想要的是降低獲得政治庇護的人數，這些都不會造成人民和菁英之間的巨大鴻溝。然而，承諾會讓墨西哥政府為美墨邊境高牆支付費用，或完全停止接受移民，確實將導致爭端。

民粹主義的重要性
我在本書所談的民粹運動和政黨的第二項重要特徵是：它們通常是政治危機的警示燈。只有在非常特別的狀況下，才會引發美國的民粹運動。在歐洲，民粹政黨有時可以用邊緣政黨身分存續，這是因為歐洲的多黨體系能包容小黨。但就像美國的民粹派那樣，只有在特定條件下，他們才能獲得成功─也就是當人們認為目前的政治常規（該國領導階層所提出、施行和捍衛）與他們自身的希望、擔憂和關切不一致時。民粹主義者表達這些受到忽略的民眾關切，並將之架構在會引領人民對抗冥頑不靈菁英的政治見解上。這麼做，民粹主義者成了政治改變的催化劑。
直到美國選民強烈反對非法移民，以及歐洲發現移民社區成了犯罪和之後恐怖活動的溫床之前，大西洋兩岸的主要政黨都仍歡迎日增的移民，而民粹候選人和政黨卻為這些關切發聲。歐洲大陸擁抱共同貨幣想法的主要政黨，在大衰退期間突然發現，共同貨幣成了不受歡迎的東西。美國兩黨領袖擁抱「自由貿易」協定，卻發現許許多多的民眾並不支持這些協定。
民粹運動本身並不常能達成自己所設定的目標；它們不一定能成功地提供全民健保，或保護勞工免於受到全球資本主義或歐洲聯盟的傷害。它們的要求可被主要政黨所吸納或被完全拒絕，但民粹派的確攪亂一池春水，他們點明現行的政治意識形態行不通，必須被修復，以及標準的全球觀點正在崩潰中。這是為何川普和桑德斯對美國如此重要，以及為何民粹左派和右派對歐洲是重要的。在接下來的內容裡，我將描述民粹主義運作的邏輯，以及為何在此一特別時刻，相類似的民粹抗議者正雨後春筍般在北大西洋兩岸冒出頭來。

民粹主義的過去和未來
川普在美國的競選活動、右翼民粹政黨在歐洲，以及甚至是左翼的五星運動，常被比作是一九二○年代的法西斯。前美國勞動部長萊克（Robert Reich）以〈川普：美國法西斯主義者〉為題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史密斯（Jamil Smith）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宣稱：「是的，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將民族陣線描繪成「不只是右翼政黨，還是……法西斯、極端主義者政黨。」荷蘭哲學學者雷曼（Rob Rieman），控訴威爾德斯的自由黨為一種「法西斯運動」。英國的《旁觀者》雜誌將格里羅（Beppe Grillo）描繪成「義大利的新墨索里尼。例子到處可見。
「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和「民粹主義」是相似的，也就是很難找出一組特性能夠完全用於定義法西斯運動或政黨。納粹黨讓猶太人這個外來群體成為替罪羔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最初並未針對種族或國籍。然而，在現今民粹派競選活動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必然存在一些相似性：領袖魅力，這是很重要的（川普、雷朋、桑德斯和格里羅）；對民主規範的誇耀（川普）；讓外來團體當替罪羔羊（川普、雷朋、英國獨立黨的法拉吉、桑德斯和丹麥的人民黨）。但現今美國與西歐的民粹主義，和兩次大戰期間的法西斯運動之間，存在兩項重大的歷史差異。……
歐洲的右翼民粹派運動無疑反對超國家的形成。他們想要讓國家再次掌控自己的貨幣、財政政策和邊界。他們不喜歡使用「民族主義者」這個詞彙去描繪他們的目的，因為這個詞彙顯示與歐洲不名譽的過往（擴張主義曾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有所牽連；民族陣線使用主權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在丹麥，人民黨發言人伯斯解釋：「民族主義讓人印象不佳，所以我們不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而是形容自己為國家的。」在西班牙，我們能黨使用愛國的而非民族主義的。但事實上，例如外交政策分析師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所指出，這些運動是民族主義者對抗帝國主義者或全球主義者。相對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對歐洲和全球政治，施加了離心力、而非向心力。
川普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並不包括重新占領菲律賓或發動新的征服戰爭。相反地，川普想要撤離未直接威脅美國的海外衝突，並將美國的資源轉而用在重建基礎建設和製造業。他直言批評想在中東單獨依靠美國力量維持和平的新保守主義者。在國內，川普想要建一道牆來阻止非法移民，他想要強化美國的邊境，而非擴展領土。
將這些政黨和競選活動稱為「法西斯主義的」，有別於有效的政治，也的確帶出了這些運動最毒的部分─其他種族和宗教成了他們的替罪羔羊。另以川普而言，則是對暴行的鼓勵─但對了解它們在當代歷史裡的實際角色，並沒有太大幫助。將他們稱為法西斯主義者，誇大了他們所帶來的危險─他們沒有威脅要發動戰爭或解散國會。當未來美國或歐洲的狀況改變時，這或許有可能發生，但它不是一個對他們目前狀況的準確觀點。如果他們令人厭惡，是因為他們公開宣稱某種排外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他們的全球野心。

早期預警的民粹主義
根據不正確的歷史對比，對這些競選活動和政黨的大加韃伐，讓人們難以了解為何民粹派的主張與許多民眾的想法產生共鳴，以及他們如何（儘管不完美）指向主要政黨不在乎或忽視的實際問題。基於民粹主義的天性，這些競選活動和政黨透過政見指出問題，但這些政見在目前政治環境下不太可能實現。在某些右翼民粹派的案例裡，他們的政見在某種程度上偏執或挑戰民主規範。在其他案例裡，他們的政見充斥錯誤資訊，但在既有的政治智慧結構下仍感動人心。
人民黨將銀幣自由鑄造視為萬靈丹，或建構一個複雜的國庫分庫計畫來幫助農民都可能是錯的，但公開譴責不受管制的金融和運輸、日增的經濟不平等和貪腐／不民主的政治體系，並非錯誤。龍恩的賦稅計畫並不合理，但他讓羅斯福政府注意到財富的錯誤分配。桑德斯的全民健保和免費大學或許過不了吝嗇的國會那關，且該計畫本身可能必須大幅度地修改，但它們應該是有價值的目標，因它們回應了許多美國人對自身處境所感受到的焦慮。
川普高調威脅，要對中國或將工廠移往墨西哥的製造商課徵巨額關稅，或是想要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和自由流動的資本有許多問題。根據歐特（David Autor）、多恩（David Dorn）和韓森（Gordon H. Hanson）的資料，一九九九至二○一一年間，從中國的進口貨物讓美國喪失兩百四十萬個工作機會，特別是對底層四○％所得的勞工造成傷害。在二○○○年代，商業部的報告指出，美國跨國企業減少國內兩百九十萬個工作機會，同時在海外創造了兩百四十萬個工作。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西班牙我們能黨，最後可能仍將成為德國和歐元區的「模範囚犯」，但它們和民族陣線／五星運動都正確指出歐盟和歐元的機能不佳。在這樣的狀況下，三巨頭之一已改變立場，但為時已晚。在二○一六年六月，希臘已處在財政廢墟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的期刊《金融和發展》裡，有一篇由三位經濟學者所撰寫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應用？〉的文章，警告「某些新自由主義政策不但沒有帶來成長，還造成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接著危害可持續的經濟擴張。」
右翼民粹競選活動和團體抱持種族主義者、本土文化保護者或仇外的觀點，但他們的抱怨指向了問題的核心。華萊士要求永久隔離，他明顯是種族主義者，但關於將不同種族的學童從市內某社區用巴士強載到另一個社區這件事，他是對的，的確導致白人出於自衛而遷往郊區居住。川普、布坎南、民族陣線和丹麥人民黨，已經挑起民族主義情緒，攻擊非法和合法移民，但關於無技術移民往往拉低薪資和造成公共部門的負擔，他們是對的。
在較深層的意義上，移民下層社會的存在可能會破壞公眾對於福利國家或社會民主基石的信任。社會民主不必然要求種族的齊一性，但當種族的異質性以移民下層社會的方式存在，則可能導致公民較不願意繳稅去支持社會福利。同樣地，如法國社會學者羅伊（Olivier Roy）所警告，像法國這樣下層社會被隔離居住的狀況，可能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溫床。右翼民粹派錯誤地將伊斯蘭教看成極端主義的原因，以及鼓吹大眾壓抑伊斯蘭教，但他們至少認知到這些社區存在問題，必須加以處理。

民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在美國，川普和桑德斯攻擊新自由主義的共識，讓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的經濟辯論明顯轉向。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代表大會裡，很少談到曾經是兩黨經濟主流的供給面經濟良方。川普並未從初選時的立場退卻，而希拉蕊採取了桑德斯許多的主張。這兩位候選人在他們的演講裡都未提到財政赤字，也都沒有論述要減少新自由主義派所稱的「權利」。兩者都主張對貿易協定和外移廠商提高警覺，兩者都承諾將管制華爾街。在初選時，桑德斯是唯一要求再次實施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候選人，但兩黨黨綱都主張實施該法案的某些版本。……
然而，在不久的未來，美國不太可能出現，足以推翻新自由主義和讓政黨調整定位的政治地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已建構在內隱不顯的全球安排上─美國產生大量的貿易赤字，特別是對亞洲國家，而這些國家將從貿易盈餘獲得的美元再送返美國，以資助美國的赤字和提高消費者需求。這樣的安排讓狀況處於危機邊緣和引發危機，但它們至今仍難以撼動。美國的勞動力將持續偏離中產階級，但只要中產階級仍能找到工作，則危機不太可能發生。此外，相較於歐洲，美國處在一個較佳的位置去控制移民的流動，包括未經核准的移民。正在發生的是，對新自由主義行動方案的侵蝕、而非讓它解體。
但用經濟學家史坦（Herbert Stein）的話來說，事情不可能持續下去，絕對不會。維續新自由主義貿易的赤字循環體系、回收的美元，以及私人和政府負債，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當它一旦停止或接近崩潰的邊緣，那麼合理猜測這將會為裴洛、布坎南、桑德斯和川普的競選創造出機會。
歐洲則是全然不同的狀況。歐盟和歐元的建立基於最大善意，但許多歐洲人沒有因此受益，特別是居住在歐元區內較不發達國家的人們。……
當然，不會有聯邦預算的存在。財政政策和所需的收入都仍掌握在國家手上，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穩定和成長法案和它二○一二年後續的穩定法案，已經大幅限制使用赤字支出來減緩失業。就像希臘經濟學家瓦魯法克斯和其他左翼經濟學者的建議，歐盟轉向集權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則歐元危機將會結束，但這麼做勢必面臨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在包括德國、荷蘭和芬蘭等較富有的北歐國家裡。結果是，歐元區難以恢復健康。
會導致歐盟解體的其他因素─從中東和北非大量湧入的尋求庇護者，加上從歐盟本身較窮國家遷往較富裕國家的移民─對歐元危機也有影響。如果人們在某個國家找不到工作，他們可以移往其他國家尋找，這是開放邊界的部分原因。大規模移民，是北歐國家因為本身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英國公投脫歐的重要因素。它讓右翼民粹主義獲得成長動力，以及導致諸如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丹麥人民黨、荷蘭自由黨和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等群體，堅定不移地反對任何的聯邦預算用於所得重分配。
歐洲政治的一些專家們，包括牛津大學政治學者杰凌卡（Jan Zielonka）認為歐盟注定解體。雖然超過我臆測的能力，但我認為以下論點是公正的：在歐洲創造出右翼和左翼民粹政黨的壓力將只會愈來愈大，直到除了英國以外的其他幾個國家也決定脫歐。果真如此，則被歐巴馬稱為「現代最偉大成就之一」的歐洲聯盟（EU），將遭遇（譯註：二戰期間由納粹德國提議的）與歐洲邦聯（European
confederation）之前嘗試統合時同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