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

馬利德 (Richard McGregor)

在西方陷入金融危機的二○○八年夏，幾位受到中國邀請的老外由接待員領進北京中央的故宮，晉見圍牆內莫測高深的領導高層，提供他們的財政建議。進入會議室後，來客挺直坐在軟墊扶手椅的邊緣；這些披上椅套的扶手椅排成U字形，營造出一種效果，即中國主人與來客各據一方。裝飾的鮮花、冒著熱氣的茶杯、歡迎遠道而來朋友的熱情寒暄……所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待客之道，一樣也不少。

仔細聽的人會發現，會議中唯一未照腳本演出的，就是坐在正對面的主人，也就是負責中國金融事務的副總理王岐山。他身材高大，顴骨突出、精明逼人，這位新政治局委員的作風不像其他不把話說清楚的官員，讓人去猜他到底想說什麼。在過去，中國常常透過這種會面來聽取外國的意見，吸收新的政策主張，熱切的程度有如涼亭鳥一般。但這次王岐山直截了當表明，中國的金融體系可以從訪客學到的地方不多。訪客之一說道：「王岐山說：『西方人這麼幹，咱這麼幹。』儘管這句話中國人常說，但他的言下之意其實是：『你有你的方式，我們有我們的方式，而我們的作法才對！』」

二○○一年中國首次主辦博鰲論壇，全球金融家熱情地趕往中國，就像過去每年前往瑞士阿爾卑斯山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一樣……

博鰲論壇最初召開的幾年，雙方皆互表善意。北京有意借重西方技術，重整破產的國有銀行，外國銀行家看中的則是進入中國市場這項回報。二○○五年底和二○○六年初，外國金融機構在中國瘋狂地進行交易，對國有銀行投資了數百億美元，而今這些交易的頭期款已經交付。除了大量投資，外商銀行還承諾要教會落後的中國銀行如何做到風險管理和金融創新。西方銀行把這項工作當成是成人教育，這就是為什麼後來發生的事情如此令人震驚。

這幾筆在中國的重大交易未滿兩年，國際金融界這些銳氣盡失的白人又來到中國。飽受信貸危機的拖累，這次回來，他們既沒面子又低聲下氣，希望尋求中國資金，好出脫剛買到手的資產，把錢匯回國內以平衡資產負債表。在博鰲和北京，這些銀行家與顧問不但沒有露一手，而是露一下臉就閃人……一位退休的政治局委員意味深長地建議，如果美方希望中國繼續購買美國公債，美國就得確保亞洲國家的利益。

在輪到「中國公司」的代表人物樓繼偉發言時，更是完全不顧客套。樓繼偉是中國主權基金中投公司的首席，自二○○七年該機構成立起，便刻意把身段放軟。工作剛展開那幾年的重重困難，使得樓繼偉笑容盡失。而基金最初幾筆大膽的境外投資賠了錢，讓樓繼偉在中國飽受批評。在海外，對美國和德國的投資遭到否決，讓他變得言語尖刻。

樓繼偉告訴博鰲會上的政要，基金成立後，來自歐盟的代表團是以什麼方式要求這個由他承擔全部風險的基金，必須放棄表決權才能購買這些公司的股權。樓繼偉表示，遇到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態度，算他運氣好，因為若順利進入市場，他會賠上一拖拉庫的錢。他說：「所以，我要感謝這些金融保護主義者，因為，最後，我們沒在歐洲投資一分錢。」現場聽眾有人竊笑，有人驚訝，他語帶嘲諷地說，現在歐洲人回過頭來滿臉羞愧地告訴他，歡迎他的錢，而且不帶任何附加條件。「人們突然覺得我們可愛起來。」

博鰲會議流露出中國語帶尖酸的必勝信念，而從二○○九年初起，這也出現在政府聲明、官方辯論、官方媒體和國內外進行的雙邊會議中。但外界不易觀察到的是，官方宣傳機器其實也在幕後煽風點火。《人民日報》是中共黨報，頭版通常只報導最高領導人每日的活動、外國嘉賓和最新的政治運動。這份報紙就像是官員內部的布告欄，非報導不可的金融新聞，只能放在後面幾個版。被西方國家嘲笑為金融殭屍的中國各家銀行，二○○九年三月公布良好的獲利報告，讓這份黨報無法不為之打破慣例。《人民日報》醒目的頭條主標題為「中國銀行業交出亮麗答卷」，副題為「在國際金融風暴中經受考驗獨樹一幟」。

十年來，北京一直抵制華府的壓力；在前高盛公司首席執行長、時任財政部長的鮑爾森帶領下，美國向中國推銷金融自由化。從二○○一年到二○○八年，中國經濟規模增長了三倍多。但隨中國的崛起，北京不願再耐心聽取外國人的建議。不過，還是等到西方出現金融危機，才讓王岐山這類人的信心在體制內緩增擴散，直到前所未有地浮上檯面。許多中國領導人也開始大聲表達王岐山私下的心聲：咱到底從西方學到什麼啊？

鄧小平在七○年代末所推出的、毛澤東後的中國特色治理模式究竟是什麼？幾經解釋，仍莫衷一是。是新加坡式的善意專制？是眾人用來形容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是混合市場經濟的新儒學？是蘇聯解體後慢鏡頭的版本：菁英份子攫取公共資產謀取私利？是強盜大亨的社會主義？抑或與上述完全不同，是個全新的模式，時髦的叫法是「北京共識」，其核心就是能實際解決問題的政策與技術創新？

但沒有人再說它是共產主義模式，甚至連執政的中共自己也不這麼說。

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國家崛起，是如何替共產主義換上新面貌，在某個層次上，並無神祕之處。對現代中國的多種解釋，彼此矛盾的程度令人暈頭轉向，沒人看得懂。本來是個革命政黨，現在卻成了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以反貪腐起家的共產黨人，本身卻染上同樣的絕症。最高領導人的公開聲明，依舊堅持馬克思主義，儘管他們要靠不講情面的私營企業創造就業機會。黨中央鼓吹平等，但收入分配的不均，絕不遜於亞洲任何國家。

黨陳述的假象「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與日常生活現實的差距，一年比一年嚴重。但是，黨仍然必須捍衛此一可笑的假象，因為它代表政治現狀。套用主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的話：「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而所有這些要務的前提，就是黨必須繼續掌權。
黨費盡心思，不讓長期掌權的機制，出現在中國公共生活的前台，或是成為國際社會視線的焦點。許多西方國家也順勢視黨在幕後操作為理所當然，就當中國有個不斷演進的政府體制，也像其他政府一樣，有其優缺點、怪癖和弱點。中國商業的繁榮與對全球化的擁抱，足以讓許多人不再認為共產主義仍緊抓不放，隨處可見的星巴克彷彿就是政治進步的標誌。
然而，窺探中國模式的內部，中國卻要比外表看起來更像個共產主義社會。設計世界各共產主義國家原型的列寧，可以馬上看出中國這套模式是他的傑作。中共緊抓權力的基礎，靠的就是不斷強調列寧提出的簡單公式。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共牢牢抓著政府與生存的三大策略，就是控制人事、宣傳和人民解放軍。

就算中國人民為了跟上網路時代而加快腳步學習，中國所有媒體還是受制於宣傳部。就算有人想挑戰這套體制，黨還有個備用的大權，就是無論如何都得抓緊的軍方和國安機構，它們是統治的最高保證。

就像其他共產政權，中國共產黨剷除或閹割了政治對手，廢止了司法和新聞自主權，限制宗教和民間社團活動，抹黑不同調的國家定位說法，中央集權，建立無孔不入的安全檢查網，將反動份子打入勞改營。

沒有一件事比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二○○九年二月飛抵北京，更足以象徵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倒退。柯林頓與小布希主政下的前幾任美國政府，無不帶著要與中國一較高下的姿態展開工作。飛機降落前，希拉蕊公開淡化人權的重要性；返美前的記者會上，她滿臉笑容地懇求中國政府繼續購買美國債券，活像出外叫賣的女推銷員。

中國高調地在非洲、南美和澳洲尋找能源，在海外掛牌上市的幾家國有企業市值高達十億美元，在聯合國影響力升高，以及龐大的經濟力，都使得中國自二十一世紀初便成為全球商業和金融焦點。中國的光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耀眼，就算中國外交官抗議，他們得煞費苦心，才能讓世人聽到他們為自己這個相對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所做的發言。

西方金融體系的內爆，以及對歐、美、日信心的喪失，一夜之間提升了中國的全球地位。二○○九年初，無視於國內的任何意見，中國官方承諾投入額外的五百億美元到國際貨幣基金，三百八十億美元給設於香港的亞洲貨幣基金，並延長兩百五十億美元的貸款給現金拮据的俄羅斯石油公司，預留三百億美元給幾家澳洲能源公司，提供數百億美元給南美、中亞和東南亞的國家或公司，藉此鎖定未來採購的標的。九月，西方政府和企業仍身陷泥沼，中國為了奈及利亞、迦納和肯亞的幾筆能源和基礎設施交易，準備好高達六百億到七百億美元的信貸額度。

幾年前，無法想像北京會如此張揚其企圖心和影響力。中國人民銀行在二○○九年初呼籲，放棄美元，另尋其他全球儲備貨幣，之後仍繼續重申其主張。法國乖乖地再次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安撫北京在此問題上的不滿，因為之前為了抗議巴黎歡迎達賴喇嘛，北京取消參加歐盟高峰會議。為紀念海軍建軍六十週年，中國邀請全球領導及重要人物參觀青島港口全新的核子潛艇艦隊。

巨大的中國市場，幾年前還只是個西方長存的夢想，此時的重要性卻已超過以往任何時候。就在二○○九年四月上海車展前，中國轎車每月銷售量已高於世界任何市場，超過了美國。一個月後，王岐山和幾位部長，在布魯塞爾會見了當時的歐盟貿易委員阿斯頓與十五位歐洲企業負責人，聽取他們對進入中國市場受阻的不滿。當然，王岐山在工作午餐聽取他們的問題後，承認市場「有些不當作為」。然而，他帶著一如既往的自信口氣說：「我知道你們有不滿，但中國市場的魅力難擋。」根據現場一位聽了副總理的話後覺得難以置信的與會者說，換言之，不管你多麼不滿，市場這麼大，你無論如何要來。雪上加霜的是，與會者多數認為王岐山是對的。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去殖民化，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和韓國的成長和轉變，對這些國家的人民和該地區的地位提升都十分重要。日本崛起成為經濟巨人，震撼和挑戰了西方國家。相較於日本，有著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前所未有的全球事件。中國的崛起是個真正的大趨勢，是逐一改造世界經濟的奇觀。而這場奇觀由共產黨一手推動完成，更讓西方世界覺得格格不入。因為不過幾年前，西方還陶醉在共黨走入歷史和自由民主大勝的想法中。

不僅如此，黨七○年代末做出劃時代的決定，已經改變了數億中國人的生活。據世界銀行指出，一九八一年至二○○四年，中國貧民少了五億。

僅僅一代，黨的菁英已從一群穿著毛裝、愁眉不展的思想惡棍，變成富裕、西裝革履、促進商務的統治階級。此外，他們已經改變自己的國家並幫助改造世界。現今的中國共產黨全心與全球化接軌，從而轉化為更高的經濟效益、更高的獲利回報、更安定的政局。

中共如何做到這點，而與此同時鄰近的共黨兄弟卻逐一潰散？就像新聞界一句諺語，最好的故事往往就在眼前看著你，中國正是如此。不過，寫中共的問題是，黨可能正在看著你，你卻不能隨便瞪回去。黨和其機構通常戴著面具並一身偽裝。與外界互動時，黨有意保持低調。有時候，你根本看不到黨，而這使得報導中國治理模式的任務格外困難。

黨的神祕作風，可以解釋為什麼對中國的報導經常提到執政的共黨，卻很少能闡述它實際上如何統治。透過解釋黨的組織和結構，以及黨如何透過這些機構行使權力，本書試圖填補此一空白。本書無意假裝什麼都懂，一切都對。這僅僅是好奇的記者，打開或試圖打開中共緊鎖的大門，探頭一看究竟的一些記述。為此，本書有心把中共這個黨放回正確的位置，就是現代中國故事的核心位置。

國外佳評如潮

這本書超乎尋常、且充滿外界從來不曾得知的內幕資訊。馬利德成功掀開中國共產黨的面紗，讓人一睹真相，這正是此刻我們最需要的！
──週日泰晤士報

儘管眾人對中共所扮演的角色莫衷一是，但透過近年來在中國所發生的事件，馬利德機敏地帶領讀者穿過一層又一層的迷霧，瞭解中國共產黨實際扮演的角色，讀了這本書，就可以避免撞上充斥在中國商業界裡的政治暗礁。
──華爾街日報

這是一部觀察敏銳、有條不紊的作品。想瞭解中國共產黨如何治理中國，不可不讀！
──彭博社

這部作品不僅讓人瞭解中國，讀來更是樂趣橫生。馬利德精采地描繪中國轉型成功的幕後功臣：中國共產黨。
──金融時報

這本書精采刻畫現今的中國共產黨，馬利德點出最重要的矛盾與弔詭，為中國的神祕領導者描繪出引人入勝又深具洞察的群像。
──經濟學人

馬利德赤裸地揭露中國共產黨在祕密中運作的真相。儘管許多人都相信中共在今日中國的公眾生活與商業活動中無所不在，但它滲透這些領域的程度，遠非人們所能想像。
──富比士

馬利德闡釋中共如何滲透現今中國的所有生活面向，以及它如何得以掌權至今，他的文筆生動活潑，穿插著幽默與深刻的分析，是一本令人欲罷不能的書。
──南華早報

這本書不僅重要，還充滿啟發性；它生動且深刻地描繪中國共產黨（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祕密組織），直到現今都把「保密」視為其最高且不可侵犯的原則。
──華盛頓郵報

這本書細膩、詳盡且引人入勝地描繪了中國的統治階級，記敘這個國家如何在三十年間躍升為經濟強權、但大多數人民卻依然處於貧困的過程。
──美聯社

馬利德的著作讓人明白，現代的中國，確實仍然是個共產主義國家。任何想要更瞭解中國的人，都該拜讀本書。
──新聞週刊

這本書近身觀察中共，對於任何美國官員與中國專家而言，這都是必讀的作品，因為他們還是不明白，為何北京的作為始終像是個蘇維埃式的獨裁政權，而非西方民主政權。
──華盛頓時報

馬利德以二十年來報導中國的深厚經驗，他銳利的眼光，揭開中國背後的祕密，解釋中國共產黨如何統治中國、如何管理黨員、如何控制軍隊、如何滲透商界。未來，每個人都得面對中國這個崛起的強權；若要知道它的真實面貌，本書是必讀的傑作。
──傅高義（Ezra Vogel），哈佛大學榮譽教授

本書詳盡探究了世界上最強大且最成功的政治機器。
──希爾頓（Isabel Hilton），《新政治家》

對於中共高層領導的內部結構、行為動機、政治競爭與畏懼擔憂，少有外人能夠確實地理解。但在馬利德這本著作出現後，我們不再只是知道皮毛而已。
──法洛斯（James Fallows），《亞特蘭大》雜誌記者

馬利德證明了就算中共竭力想要保守祕密、不讓外界瞭解真相，人們還是有辦法分析它的體制與權力。
──強生（Ian Johnson），《紐約書評》

這本書揭露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府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
──《君子》

只貪汙一百萬美元，該算是清官

負責奧運施工工程的前北京副市長劉志華，二○○八年九月以收賄約一百萬美元被定罪，網民在網上貼文嘲諷他拿太少了。某部落格上寫道：「這不是筆大錢！他應該算是清官了。沒有必要審判，放了他吧！」

中國領導人警告大難臨頭，貪腐造成的威脅可能終結黨的執政，這在過去二十年已成為高層政治演說的例行公事。胡錦濤二○○六年對中紀委的講話，直接指責黨官的濫權，引發日益惡化的社會衝突和公開抗議。他說：「埋藏在社會的不定時炸彈危機，隨時會爆炸，而引發連環性的爆炸，會導致全局混亂和管治癱瘓。」儘管聽起來很慎重其事，但胡錦濤對貪腐的警告，和他的前任江澤民針對同一主題所做的悲觀聲明沒什麼兩樣。每次有新的醜聞曝光，官方媒體都大肆抨擊並表示震驚，接著是高級領導人傷感的發言，表明黨要對貪腐進行生死存亡的鬥爭。每個人都發誓要更加努力，但實際上一切照舊，因為反貪腐體制沒變，那就是實際上等於任由高官自我監督。只有一件事，久了會有驚人的改變，那就是賄賂的規模，現在賄款動輒高達數百萬美元，即使是層級相對較低的官員亦然。

在惡名昭彰的廈門案中，一名狡猾的文盲商人，幾乎賄賂了整個市政府和軍方，未繳關稅，從這個沿海城市的港口走私了逾六十億美元價值的貨物。九○年代後期事件爆發後，廈門案震驚了中央政府和一般百姓。但更司空見慣的是全國各地都發生高級官員貪瀆的案件，包括貧困落後地區，官方媒體頻頻報導貪腐事件，到最後變成見怪不怪。

二○○九年在本章撰寫的幾個月中，遙遠西部的新疆烏魯木齊鐵路局主任被控挪用三百六十萬美元；上海一個掌管物業的中層官員收取一百萬美元賄賂的判決確定，被迫放棄自己價值近六百萬美元的房地產；四川靠近成都一個小鄉，黨委書記和當地房地產公司的老闆，因為收受兩百五十萬美元賄賂而被處死；廣東一個最窮的市，當地公安局長被發現家裡藏了四百四十萬美元的現金；西部的重慶某開發區的領導因為私吞三千兩百一十萬美元公款，並在涉及三十名其他官員的案件中收賄一百四十萬美元而被判刑；東北工業區的長春，某區公安局長的辦公室被發現一百九十萬美元的現金；蘇州分管建設的副市長，因收受約一千兩百萬美元賄款而被判刑，這是記錄在案最大的單一一筆賄賂。有這麼大筆錢等著送，難怪主持十億美元建設預算的北京副市長，會被譏笑說他太小兒科了。

在這個每年製造許多新百萬富翁的國家，利用官職賺錢的誘惑難以抵擋。數千年來，中國官僚體系的官員向來享有在政府機構工作的地位、權力和威嚴。但是特權和權力渴望並非爭取政府職位的唯一驅動力。很多人想擔任公職，正因為可以藉此賺錢。王明高是中國社科院規畫的《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重大問題研究》課題組組長，研究題名本身不經意透露政府部門不夠乾淨，他說：「現在做官根本就只為了發財。」如果官位沒什麼油水，買賣官職的黑市生意就不會大好，因為公職就不再具有金錢價值。

目前的正式工資水準是另一個貪瀆誘因。黨政高層薪酬福利雖未公開，但薪水這麼低，以致部長在公開場合抱怨連連。二○○七年陳至立還是內閣成員時，某大學教授向她抱怨說，自己年收入低於一萬三千美元，陳至立便問參加同一論壇的科技部長年薪多少，當時的科技部長徐冠華說，他的月薪大約只有一千三百五十美元。陳至立補充說，她自己的薪水大概是每月一千四百五十美元。即使有額外補貼，如住房、汽車和終身退休金福利，高級官員的正式薪水還是少得可憐，因此難免會中飽一些非法收入。某位兼具政商身分的人後來因貪汙而入獄，他說：「官員過著三種生活，一是公共生活，二是私人生活，三是他們的祕密生活。」

一篇尖刻但廣為流傳的網文，張貼於二○○九年七月的匿名部落格，把隱藏惡行的貪官叫做「新興黑領階層」：「他們開名牌汽車，出入高檔酒樓、高級夜總會，乘坐頭等艙或軟臥，住星級賓館，擁有黃金位置的幾處豪宅，購買全套紅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觀最佳、裝修最豪華、品質最安全的辦公大樓上班……他們打高爾夫球，公派出國，享受奢華生活。他們就是新興黑領階層。他們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車是黑色的，工作是隱蔽的……他們的一切是隱蔽的，就像站在黑夜裡的黑衣人。」

貪腐盛行於政府高度介入且行政裁量權頗大的領域：海關、稅務、土地買賣、基礎設施開發、採購和其他受政府監管的部門。二○○八年最熱門的政府職務，不是在北京的外交部和財政部這種菁英職位。收到最多申請函的十大政府機構，有八個是省級稅務局，全都位於沿海繁榮地帶，以廣東為首，其餘兩個是上海和深圳的海關。最乏人問津的十個部門全是省統計局。

位於北京城西，作風低調但辦公環境現代化的中央紀委總部，其全職人員約為八百名。就像組織部和宣傳部，反腐工作也是地方分權，各級政府及每個政府機構都設有分支單位。每個省、市、縣政府及轄下的官方組織，都設有反貪汙委員會或派有代表，監視黨員行為。在大型國有企業內，紀委也派駐代表。從表面上看，紀委的調查人員及其代表遍及全國各地，似乎滴水不漏。但事實上，該機構打擊貪腐的能力式微。

中紀委目前的形式始於七○年代末，其組織結構已跟不上時代，因為它的設計前提是官員和市民只在一個崗位工作，工人、貨物和資本都不流通，「貪腐只限於個別一些人或少數人的勾當」。據熟悉中紀委運作方式的學者薩皮奧（Flora Sapio）說，紀委的工作人員通常是「共產黨通才」，教育水準低，法律培訓和調查技巧不佳或甚至完全欠缺。5現代中國的貪腐及其所涉及的驚人財富、繁複的事業單位、阻人於外的政府帝國、大規模的既得利益和全球影響力，完全超越傳統紀委能力所及。

介紹中紀委工作人員的文宣，不經意地凸顯反腐幹員不敵根深柢固的貪汙的事實。二○○五年中國媒體播放浙江省反腐官員李有星的專訪，他抱怨八年沒有放假。在富裕的台州市裡，他仍住在破舊的木屋，裡頭有張補過的沙發、老舊的冰箱和壞了的電視機。他的妻子夜間醒來，害怕有人要殺他們而尖叫。李有星繼續奮戰，他說：「作為黨的幹部，在自己的願望和組織需要不一致時，應該無條件地堅決服從組織的需要。」又說：「怕死就不（該）當紀委書記，怕丟烏紗帽就不（該）幹這一行。」

為了提高紀委的勝算，黨允許紀委來硬的，對獲准調查的對象可以放手處理。紀委最可怕的武器就是拘留權。紀委傳喚人時不考慮法律細節。根據「雙規」的程序，黨要求嫌疑人在規定時間到規定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做出說明，但實際上的作法卻等同於紀委綁架官員並拘押他們進行審訊，直至決定是否要正式起訴為止。被調查的官員沒有權利打電話給家人或聘請律師，可以未經審判拘留長達六個月，其間法律不得干涉。

但在另一方面倒是很替嫌犯設想：什麼地點都可以留人，辦公室、宿舍、醫院都行，只有一個限制，就是必須是平房，或在大廈一樓，避免再三發生因企圖逃亡而喪命的事件。九○年代後期，幾位接受審訊的高級官員，從扣留他們的高樓囚禁處跳下自殺。薩皮奧指出，紀委官員甚至「跟著當事人進廁所、剝奪他們的睡眠、晝夜不停盤問、有技巧地無情拷問，接著再曉以溫情」─為逼問恐怖份子，小布希政府引起高度政治爭議的一切無情手段，在中國，共產黨為了取得嫌犯合作早視其為合法。若紀委認為官員在調查時主動配合，通常是因為他們供出不利於他人的證據，那麼他們會獲准返回原崗位工作，但這種情形並不多見。而且，幾乎沒有人在被雙規一段時間後事業還能有所發展。這是一種瀕臨死亡的經驗，之後必然在受押者的身心留下疤痕。矛盾的是，這也是被懷疑的官員挽回顏面的最後機會。
不用顧及法官和陪審團，紀委做出的裁決，透過不尋常的機制加以公告，就是宣布嫌犯被開除黨籍。只有這時，案件才正式提交給檢察官。因嚴重貪腐遭到開除黨籍處分，等於是在法庭被判有罪，即使審判本身及正式的判決和量刑，可能是幾個月或更長時間以後的事了。一旦官員移送司法，他們的命運已經決定。北京律師錢列陽是政府指派給被控貪汙的官員的辯護律師，他說：「在被雙規時，涉嫌人還可以努力爭取個人自由或接受降級處分結案。」他承認，案子一旦進入法庭審理，唯一要爭的就是刑期的長度，而不是有罪或無罪。他說：「當他們被移送司法後，就失去所有希望，這意味政治生涯的終結。一般來說，我接受個案時，都是在他們精神狀態最差的時候。」

老虎作報告，狐狸拍手笑，蒼蠅嗡嗡叫，耗子嚇得滿街跑

在影射陳希同案的小說中，作者引用一句俗話描述，多數貪腐調查經歷過的幾個儀式性階段。開始時義正詞嚴並且來勢洶洶，最後總是虎頭蛇尾。小說寫道：「反腐敗是老虎作報告，狐狸拍手笑，蒼蠅嗡嗡叫，耗子嚇得滿街跑。」

在《天怒》後面的章節裡，有位北京市的貪腐官員道出不讓反貪腐鬥爭失控的更全面性、更基於政治現實的理由─失控會威脅黨緊抓的權力。他說：「反腐敗，現在是雷聲大雨點也大。但沒有下不完的雨，過了這陣風就是雷聲大雨點小，再颳一陣子連雷聲也聽不到。反腐敗不可能進行到底，因為所謂的腐敗，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

在提到幾個著名貪腐個案後，官員繼續說：
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時代，讓我們下台是絕對不可能的。還有一點，體制也決定不可能長期大張旗鼓搞反腐敗。這個政府靠誰來支撐，還不是廣大幹部，不讓他們得點實惠，誰還出來賣命？他們從體制中撈到好處，才會死心塌地地來維護體制的存在。可以說，腐敗使我們的政權更加穩定。

我們的公務員能和香港的公務員比嗎？能和台灣的比嗎？能和發達國家比嗎？人家公務員薪金高出我們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還有，長期搞反腐敗，必然揭露出許多黨內陰暗面，揭露多了會導致群眾喪失對我們黨的信任，這個歷史責任誰負得了？

上海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貪腐調查。到了二○○八年四月，約有三十個官員和商人坐牢。案子要辦到多大、查得多嚴，與政治利害有直接關係。上海官員當然說得沒錯，上海並不比其他地方更加腐敗，然而，在政治上，他們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上海。

上述《天怒》裡的官員的論證是站得住腳的，即黨不會設立一個不受政治考量拘束的獨立反貪腐組織。例如，若調查江澤民的家人，會導致什麼後果？獨立調查賈慶林在福建幹了什麼事，及溫家寶妻子的業務往來，到最後會揭露什麼？黨回答不了這些問題。一旦實情開始曝光，沒有人敢說最後會導致什麼結果。

同樣的理由也決定了黨處理過去十年中最大醜聞的方式，就是二○○八年奧運會前發生的三鹿案。三鹿案沒有像上海案一樣涉及高層貪腐，但市營的乳業公司企圖掩蓋數以萬計嬰兒中毒的事實，卻和上海有不謀而合之處。兩種情況都是地方官員可以動用超乎尋常且毫無節制的權力，只有黨中央能夠加以拔除，但為時已晚。黨與政府體制的權力下放，是帶動中國經濟奇蹟的源頭之一；但當它失控時，後果足以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