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與權力

導論（節錄）

馬克思的預言顯然未曾實現，儘管如此，他提出的基本觀念仍很重要，也就是金錢（經濟）可以推動世界運轉。我們需要的是拋棄《聖經》中認為世界末日迫在眉睫的想法，並且重新將近代經濟史塑造成資本主義勝利的故事。
在他即將出版的二十世紀史中，傑出的美國經濟學家德隆（Bradford DeLong）寫下了新經濟決定論的重要文本。這本書肯定能與《極端的年代》互別苗頭。德隆的二十世紀基本上是一則「自由與繁榮的故事」，在這個世紀裡，極權主義的極端像是夾在兩個良性全球成長時代之間的歷史錯誤轉向。然而德隆的基本假設──經濟變化是歷史的發動機──其實與霍布斯邦大同小異。根據德隆的說法：
二十世紀的歷史完全是「經濟」史：經濟是事件與變化的主要競技場，而經濟變化是其他生活領域出現變化背後的驅動力……經濟變化的步調如此之快，以致從根本上動搖了歷史上其他的領域。這或許是頭一遭，日常必需品的製造與使用──以及生產、消費與分配的變化─成為一個世紀歷史背後的推動力。
就連二十世紀中期的獨裁政體也「起源於對『經濟』的不滿，並且從『經濟』意識形態中找到表達的出口。人類自相殘殺，傷亡動輒以數百萬計，就是因為對經濟生活該如何組織起了爭執。」德隆甚至用經濟觀點來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假如沒有希特勒的瘋狂執念─德國人若想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就需要更好的土地勞動比─即更多的『生存空間』，就很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什麼發生。」然而，這些是錯誤的意識形態，是經濟大恐慌時期經濟政策災難性失調的畸形產物。唯有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由於共產主義的崩潰與全球接受了自由主義市場，才使歷史回到了一九一四年前的上升軌跡。
德隆認為，現代史上的主要政治事件可從經濟角度加以解釋，這種做法不乏卓越的前例。這種觀點也獲得廣泛的支持，尤其在美國，在這裡經濟決定論幾乎等同於常識。接下來，我將詳細介紹這種思想的各種版本；目前，我只須概略說明三種典型的假說：
一、經濟成長促進民主化（而經濟危機則有反效果）。這個觀念可以追溯到社會科學家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一九五○年代後期的作品，在一些政治科學家與經濟學家最近的研究中也獲得廣泛支持，例如巴羅（Robert Barro）發現，「經濟繁榮與傾向於體驗民主之間有明顯正向的連結關係」。以另一名卓越的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的話來說，「當一個社會的民眾生活水準不斷提升，這個社會可能更開放與寬容。生活水準若停滯不前，則社會可能往反方向走」。讀者想到的最明顯例子絕大多數都是負面的：經濟大恐慌、希特勒與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而無數的教科書也都這麼寫著。以下是這種論點的典型例證：
歐洲經濟危機的立即影響，就是提升了國內政治與社會的緊張關係，使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並且鼓勵了其他地區法西斯主義運動的發展……但是，經濟危機也是一場世界危機……特別是對日本經濟來說，絲織品的出口損失造成了災難性後果，而且使日本農民與小農陷入難以脫身的困境，從而使日本軍方採取新的擴張政策。
二、經濟成功確保了連任成功（而不良的經濟表現導致敗選）。根據某個政治科學學派的說法，選民在選舉時的選擇，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經濟經驗或前景。根據諾波斯（Helmut Norpoth）的說法，就是「經濟投票……在民主國家的公民腦子裡根深柢固。」這使得很多政治人物把連任希望寄託在「感覺良好的因素」上：一個政府是否獲得民眾支持，取決於它的經濟表現如何。這個理論的一個流行版本說明柯林頓總統何以在一九九九年的彈劾案中沒有下臺，原因就是美國股市持續上漲。一九九二年柯林頓的選戰口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成為這個理論的簡略說法。
三、經濟成長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實力（但過度延伸國際力量可能導致經濟衰退）。甘迺迪（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表示，經濟學為國際關係史提供了答案：「世界軍事大國均勢的重大變化，完全取決於生產均勢的變化……勝利總是屬於擁有最大物質資源的一方。」從兩次世界大戰來看，獲勝的盟國總是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因此這個假說乍看之下頗具說服力。即使是甘迺迪附加的說法─所有強國最終都會因「過度擴張」而衰微，因為它們日益增長的軍事投入開始削弱它們的經濟實力─也不像一些人所想的那麼容易反駁。雖然人們忍不住嘲弄甘迺迪在蘇聯瓦解後與美國經濟持續升溫下，居然還警告美國不要過度擴張，但他卻能正當地指出，美國從一九八○年代中期就聽從他的建議，不斷地削減國防支出。他的分析也沒有排除蘇聯因過度擴張而先垮臺的可能；相反的，《霸權興衰史》剛出版時，細心的讀者應該可以察覺到蘇聯其實最靠近衰退的邊緣。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也許在一九八九年遭遇了挫敗，但經濟決定論卻沒有。整個事件的結果就是情勢完全逆轉：計畫經濟的停滯使蘇聯體制滅亡，而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卻保證了民主的勝利。戈巴契夫何以失敗，柯林頓何以成功，笨蛋，問題出在經濟。

解開金錢關係
然而，經濟「真能」決定一切嗎？在往後的章節中，我會在社會主義失敗與英美資本主義模式明顯成功之後，重新檢視經濟與政治的這項連結，也就是卡萊爾說的金錢關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新作品中自信地表示，「在政治經濟領域裡」，歷史已然證明是「進步的與有方向的」；他所謂的「自由派民主制度」已成為「科技先進社會唯一可行的選擇」。借用遺傳學來類比，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是現代世界的「雙螺旋」嗎？抑或兩者之間存在著衝突的根源，我們一旦忽略就有可能招來危險？

本書推薦

朱雲漢（中研院院士）
周行一（政大財管系教授）
黃崇興（台大EMBA執行長）

國際名家一致推薦

睿智、極具野心且充滿爭議的作品。
──艾瑞克‧霍布斯邦，英國歷史學家及作家

一部集說理與挑釁於一身的神奇作品……《金錢與權力》為日後的歷史研究另闢蹊徑。
──馬丁‧丹頓，《今日歷史》

弗格森可說是英國新生代史家的佼佼者……《金錢與權力》……充滿令人好奇的論點與充滿爭議的說法……這是一部傑出的作品。
──弗蘭克‧麥克林，《獨立報》

結合學術研究與對當代議題的敏銳分析，弗格森試圖從各種角度來探討經濟與政治的互動關係……他以豐富的經濟史知識來解釋這些問題，同時也補軼了各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聞野史。
──喬弗瑞‧歐文，《星期日電訊報》

在今日持續寫作的史家當中，弗格森是臻至完美的一位……本書扭轉了過去關於經濟成長的天真神話，而另外提出一套更具說服力的觀點。
──羅伯特‧史紀德斯基，《紐約書評》

弗格森使枯燥的統計數據說出有趣的故事……他如數家珍地說起各種不為人知的文學與歷史軼聞……《聖經》說，「錢能叫萬事應心。」但弗格森以他特有的學術熱情證明，有錢不一定能使鬼推磨。
──馬丁‧凡德‧維爾，《文學評論》

才華洋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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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不管寫什麼，總是能引起讀者濃厚的興趣。在本書中，他探討的或許是近代史上最巨大的一股力量。
──梅爾文‧布萊格，《BBC歷史》

博學而高尚……弗格森以人們欣然接受的審慎，駁斥了當前流行的必勝主義提出的天真期待。
──大衛‧卡雷歐，《紐約時報》

弗格森總是分析透徹，他的文字充滿魅力，同時完全投入其中。
──詹姆斯‧戴維森，《每日電訊報》

極富原創性與創造力，研究極為深入。
──丹尼爾‧雅金，《華爾街日報》

對過去三百年來金錢與權力的互動關係做出嚴謹的歷史分析。
──約翰‧格雷，《新政治家》

弗格森對於金錢與權力關係的核心假定提出挑戰……本著作如鑽石般吸引人們的目光，而且研究得極為透徹深入。
──比爾‧賈米森，《蘇格蘭人》

弗格森最大的成就在於他以敘事的方式讓我們重新思考金錢與權力的關係。
──席恩‧寇蘭，《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

第 8 章　　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經濟活動與政府支持度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這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項公理：精確地說，經濟表現直接影響現任政府競選的成敗。這種新經濟決定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柯林頓總統雖然對於自己不當的性行為做了偽證與妨礙司法，卻未受到彈劾。一九九九年二月，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柯林頓確實有罪，但只有少數人希望他辭去總統職位。根據伯德（Robert Byrd）與其他評論家的說法，這件事的解釋很簡單：「當經濟大好的時候……沒有總統會下臺。民眾是根據自己的錢包來決定要投給誰。」
《金融時報》通訊記者指出，這就是柯林頓與尼克森（Richard Nixon）之間的區別，後者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被迫離開白宮。在尼克森下臺前的一年半時間，他的「支持率從六○％左右……降到不到三○％……在那段期間，出現了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產出最大的跌幅，失業人口增加了一百萬人，通貨膨脹增加為原來的兩倍……華爾街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柯林頓的支持率卻從四○％的低點（當斯塔［Kenneth Starr］於一九九四年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時），上升到一九九九年年底的七○％以上，此時已是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醜聞發生的一年之後。《金融時報》記者指出，這是因為「自從陸文斯基事件曝光之後……美國增加了三百萬個工作機會，失業率降到四十年來最低水準，經濟成長的力道是十年來最強。在華爾街，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了一五％以上。」
乍看之下，圖20似乎證實了這項分析。換言之，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似乎在他的任期內得到印證。

你現在過得更好嗎？
然而，在美國政治界，經濟優先的觀念早在一九九○年代之前就已出現。一九八○年，在與卡特（Jimmy Carter）進行電視辯論時，雷根曾說：「當你做出決定［投票］的那一刻，你不妨問問自己：『你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我們的失業率比四年前多還是少？』」
英國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也是經濟決定論者；事實上，經濟狀況能決定政府選舉成敗的觀點可以上溯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皮爾派認為政府影響經濟的能力極其有限，格萊斯頓也賡續此一論點。自由派托利黨的綱領有這麼一句話，「公共經濟就是公共美德」：政府的目標就是減稅，可能的話，還要減少國債。一八四○年代對輝格黨經濟政策的攻擊主要集中在財政政策，民眾要求限制預算，經濟成長還不是這個時期要求的重點。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開始有了變化。一八七二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演說中提到，保守黨的「歷史職責」是「提供人民生活水準」。不可否認，此時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促進經濟成長仍不是那麼具體；實務上，迪斯雷利傾向於運用預算，以稅收「減免」的方式來爭取特定利益團體的支持，而不是提供總合產出。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佐證了俾斯麥（Bismarck）在一八七八年做的評論：「經濟議題在內政事務中日益凸顯成首要問題……政黨可以做為某些利益團體的鮮明代表，反之，這些團體可以為政黨提供支持，從而要求政黨實行符合團體利益的政策。」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它們「遠比過去更需要在經濟問題上選邊站，並且在行動上更像個壓力團體」。典型的例子是，格萊斯頓在一八七四年競選失敗後抱怨自己被「琴酒與啤酒的洪流沖倒了」，這是釀酒商與酒館老闆聯合反對他改革麥芽稅的結果。一八八○年自由黨勝選，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托利黨提出了胎死腹中且不得民心的法案，打算把自來水公司收歸公有：因此一直有人開玩笑說，「托利黨被啤酒沖上臺，被自來水沖下臺。」
在一八八○年大選中，人們手次將總合經濟的表現不佳歸咎於現任政府。在曼徹斯特印製的一份題為「事實勝於雄辯」的自由黨傳單中，列出了「格萊斯頓上臺」與「下臺」時，薩佛德濟貧院（Salford Workhouse）院內院外接受救濟的人數，並且拿來和「畢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勳爵上臺時」與「一八八○年一月一日」的數字做比較。接受救濟的人數在自由黨主政時期下降，在托利黨時代卻顯著增加。傳單上諷刺地寫著：「托利黨執政時期，貿易萎縮，橫徵暴斂，如果你還沒受夠，請投托利黨一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對這種論點印象深刻，他對索茲布里說：「我想，『苦日子』是我們的大敵，是它讓我們垮臺。」
如果有人能幫政府開一劑解決「苦日子」的良方，那麼經濟政策的時代很可能就此揭開序幕。事實上，有不少人針對這一點做出嘗試。一八八○年代，許多自由黨人懷疑蘭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的「托利黨民主」只是想藉由操縱經濟政策來達到勝選目的。一八八三年，自由黨的雜誌《真理》對邱吉爾的做法冷嘲熱諷：
在這位貴族的父權領導下……我們這些卑微的民眾將獲得較好的住房、強制全民保險、公有地、公園、博物館、圖書館與濟貧，以做為政治權力的交換……托利黨民主是為了讓自由黨淪為少數，使他們能頻繁地上臺執政，從而盡情地取得公共利益。
邱吉爾日後辯解說，他「並未尋求任何利益，絕對沒有─他只是為了保障與提升民眾最大的物質利益」。諷刺的是，邱吉爾後來因為「經濟與削減支出的重大問題」，辭去了財政大臣的職務，而一八九三年格萊斯頓也因為相同理由而內閣總辭。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另一名以經濟為導向的政治人物是張伯倫。他曾在一八九二年表示：「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莫過於……處理廣大群眾物質條件的社會問題。」然而，他也糾纏於陳舊的意識形態中。張伯倫提出的「帝國優惠制度」或「關稅改革」，雖然以總體經濟的角度對外宣傳為刺激救業的政策，但民眾卻認為這不過是回到一八四六年之前托利黨大力主張的「保護主義」。當自由黨重新拿出過去「自由貿易」的口號─「你的食物將要花你更多錢」─並且把他們的「大麵包」與聯合派（Unionists）的小麵包並列時，自由黨便在一九○六年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格萊斯頓的自由貿易、穩健貨幣與財政正統觀點具有強大的恢復力，在經歷一次大戰大規模財政擴張之後，又再度成為主導的思想。貿易保護主義與戰前一樣，再度於選舉中失利。此後歷任政府，直到一九二九年的工黨政府，即使面對攀高的失業率，也只能沿用過去的解決方法：低關稅、高利率與平衡預算。一九三○年，由於國際經濟衰退日趨嚴重，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因此提出：「現在不是政黨與政黨互鬥的時候，也不是政治家分門立派彼此嘲弄的時機，而是歷屆政府必須齊心協力共同面對經濟問題，而其成敗將決定我們的歷史定位。」然而，唯有到了一九三○年代，金本位制與自由貿易被廢止後，反景氣循環的政策才成為可能；然而當下要與過去的格萊斯頓主義決裂，必須組成聯合政府才有可能成功，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聯合政府確實有效消弭了政黨之間的惡鬥。
戰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管理模式展開權力角逐：一種是工黨的穩健社會主義，主張對特定產業進行國有化，並且提供全民福利；另一種是保守黨的通俗「凱因斯主義」。對一九四○年代晚期的許多選民來說，前者意味著緊縮，是戰時管制的延續。保守黨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做出回應，他們把選民當成消費者，首次完全運用了凱因斯的需求管理觀念，以財政與貨幣政策做為政治工具來爭取選民支持。典型的事例是，他們把一九五三年「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的預算視為日後在桑德蘭南選區（Sunderland South）補選獲勝的關鍵（這是三十年來政府首次從反對黨手中贏得此區）。或許沒有任何戰後政治人物像麥克米蘭那樣深受凱因斯《一般理論》的影響─或者應該說是受到哈洛德（Roy Harrod）對其理論拙劣模仿的影響；麥克米蘭認為溫和的通貨膨脹與低失業率是保守黨獲勝的基礎。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與貝德佛德（Bedford）的保守黨人士談話時表示：「讓我們坦白這麼說吧，絕大多數的民眾從未有過過這麼好的日子。」兩年後，保守黨的選舉口號是：「有保守黨，日子好過多了：不要讓工黨毀了它。」當自由黨在一九六二年三月贏得歐平頓（Orpington）補選時，麥克米蘭歸咎於手下財政大臣的經濟政策。
不久工黨也採取相同的操作模式。威爾遜（Harold Wilson）曾對新失業數字的發表時間與兩次補選撞期感到擔憂，他認為前者會影響後者。一九六八年他告訴《金融時報》：「從政治史可以看出，政府的地位以及政府在大選時是否能讓選民對它有信心，完全取決於它的經濟政策是否成功。」
因此，到了一九七○年代，政府支持率由經濟表現決定─政府可以而且應該運用經濟政策來爭取民眾支持─幾乎已經成為一項公理。一九七五年七月，卡塞兒（Barbara Castle）沮喪地表示，「三％的失業率持續到一九七八年與一九七九年」，「托利黨可能又會勝選，而且時間剛好趕上我們努力犧牲之後的收成時節」。兩年後，當威爾遜的繼任者卡拉漢為下次競選做準備時，希爾金（John Silkin）在契克斯（Chequers）舉行的大臣會議中表示：「民眾懷抱著希望所以才把票投給工黨，但我們的問題卻是缺乏信心。我們必須做點事來解決失業問題。」卡拉漢為這場會議下結論，他說：「我們應該為打贏選戰做好計畫……薪水很重要，我們應該思考基本的生活保障。充分就業是關鍵。」
從本恩（Tony Benn）的日記中可以充分看出政治人物的損人利己。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日，本恩「去見吉姆（卡拉漢）」：
「你覺得選舉日要訂在什麼時候？」他問。
「越晚越好。」
我們談到通貨再膨脹的規模與時機，我建議我們可以偷偷製造一點通貨再膨脹。「我們沒有必要公開它，你說你不想在選前製造景氣。我們為什麼不提早一點，不動聲色地去做──提高退休金，在支付時條件放寬一點，以及協助公部門，特別是醫療方面？」
一九七八年九月，卡拉漢在結束內閣會議時說道：「別忘了，當民眾口袋有錢時，政府才好做事。我們該怎麼做呢？」
雖然柴契爾時代的保守黨與先前的執政者少有共通之處，但他們都同樣堅信經濟是政治成功的關鍵。從一九七九年的「工黨無用」，到一九九二年的「工黨是稅捐炸彈」，經濟始終是上奇兄弟（Saatchi brothers）為保守黨操盤選戰時主打的議題。莫里斯‧上奇（Mourice Saatchi）說，「保守黨的選戰有一貫的經濟焦點……保守黨傾向於以腳踏實地的方式看待經濟……［他們］知道怎麼看好你的錢，但工黨不是。」柴契爾與她的顧問「把經濟視為保守黨批判社會主義的核心」。
當然，一九七九年保守黨在選戰中強調失業，這種做法很快就證明是一把雙面刃，因為在郝維（Geoffrey Howe）提出緊縮的預算後，失業人口很快就上升到三百二十萬的巔峰，這是保守黨所繼承數字的二‧五倍。柴契爾在回憶錄中以純經濟的觀點來解釋她早期何以不受歡迎：
形勢……非常嚴峻。通貨膨脹……一直維持在一一％到一二％……利率現在達到驚人的一六％。更糟的是，失業率持續著不可抵擋的上升勢頭：一九八二年一月，它將達到三百萬人，這是可以上頭條的數字，但在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這件事不可避免的。因此絕大多數人都不相信衰退就要結束……在黨代表大會前夕，我被記者描述成是「選舉開始以來最不受歡迎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