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世界最大黨：誰在統治及如何統治中國

前言（節錄）／低調又無所不在的政黨

許多外國人，包括商務人士，誤讀了中國。這不是新現象，很多人過去同樣誤讀了這個國家。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觀光客被招待走訪中國版的「波坦金村」（Potemkin villages）──蘇聯時期特地建造、用以驚豔外國遊客的樣板社區。這些人返國後大力頌揚毛澤東所建立的新興無私社會、赤腳醫生，以及熱情開明、樂意向農民學習的知識分子。他們沒看見，或說沒察覺，那些造成中國十年浩劫的真相─被混亂失序與冷血殘酷弄得滿目瘡痍，而且每個禮拜都有上千條人命喪生的十年。
今日最常見的誤讀是，在讚揚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宣稱這樣的物質成就是資本主義或是西方科技的勝利。確實，有些時候黨的角色被巧妙掩藏了，就像那場商務宴會；但即使它堂而皇之地出現，許多外來的人卻不相信他們眼見的事物。從天安門廣場走進紫禁城，觀光客可能會凝望外城門上高掛著的巨幅毛澤東肖像，他彷彿是古代王朝的一名帝王；他們心中納悶：那個充斥著腳踏車和獵裝的年代，與這個高樓大廈聳立天際線的二十一世紀北京，到底有什麼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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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如果你睜開雙眼，你舉目所及的每一處二十一世紀中國風景，執政黨的支配無所不在，只是忽而被巧妙隱藏，忽而就在你眼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被視為──也自視──是被委以職權的一群得天獨厚之人，藉由一個得天獨厚國家的資產，統治一個即將步入繁榮黃金時期（這在中國叫做「盛世」）的得天獨厚文明。
當中國自身財富急遽增長，中國共產黨跟著得益，它現在已成為世上最有權勢的組織，甚至超過梵諦岡──一九八○年代，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整合下，它的力量竟能協助摧毀蘇聯帝國。
然而中國共產黨的運作模式，也就是它如何掌管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國家，還有日漸駕馭世界經濟的手法，外界的理解仍少得離譜，連那些經常造訪中國的人也一樣。這樣正合現今黨領導人的心意，他們不再是永垂不朽的偉人，不再是像毛澤東或鄧小平般的魅力型領袖，而是委員會的一分子，得努力尋求共識，默默剷除難搞定或唱反調的對手。擔任中國頭號領導人十年、於二○一二年底卸任的胡錦濤，至今仍是個謎樣人物，世人對他所知甚少。他的繼任者習近平，世人對他的了解同樣不多，儘管他較常露面，也較常咧嘴微笑；他的妻子，中國知名女高音歌唱家的彭麗媛，在中國的知名度比他高多了。
中國共產黨今日已大體擺脫邪惡帝國那股令人疑懼的蠱惑力，這股恐怖的蠱惑力至今仍吸引不少收藏家蒐集文化大革命的相關紀念品。反之，中國共產黨今日的統治方式是一板一眼的、就事論事的，甚至就我們所知，對某些黨員來說是有些無趣的，但也毫不留情、絕不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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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帶領讀者一同探索這塊引人好奇的政治版圖，傾聽幾位直言不諱、講話條理分明的受訪人士（包括共黨黨員和政治評論家），剖析今日中國的運作實況及共黨的操控手段。
我們將看到共黨如何作出調整，以因應中國正歷經的劇烈變化，以及新的領導階層與新的領導風格如何引領中國度過這段轉型期。中國共產黨已是善於隨機應變的組織，它不再訴諸激進的革命，轉而把重心放在健全管理制度和維持社會穩定。它成了中產階級和統治階級的靠山，它的意見就是中國的意見──至少它如此自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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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西方人大多認為要達到這樣的進步，就必須轉型成自由民主國家。但中國的例子卻推翻了這類主張。雖然為了因應內部挑戰中國確實有所改變，但它採取的措施沒有一項是跟西方所認識的自由民主國家有關。而促使共黨作出調整的原因，除了先見之明、甚或是利之所趨，恐懼的成分也很大。共黨對於政府機構和重大事件的掌控程度比從前更高，但在這個網路時代，它已不太能確知人民內心的想法。連原本該熱鬧慶祝的好時機，也被視作須加強提防的危險時刻。在奧運期間，北京有如鬼城，街道空蕩蕩的。當局以安全為由警告人民待在家裡收看電視就好。隔年，共黨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一般民眾沒有受邀參加慶典，慶典只開放給黨內重要人士參與。軍容浩大的遊行部隊沿著東西向大道往天安門廣場行進時，可從家中一窺這壯觀場面的居民卻被警告不要望向窗外，更別冒險走到陽台，以免落入狙擊手的眼簾。官方核發新的身分證明文件給民眾，並禁止他們在節慶期間接待訪客及舉辦私人派對。經過六十年的訓練，共黨不須再講第二次就能讓大多數的中國人乖乖聽命。到了十月一號偉大的國慶日當天，只有特地邀請的貴賓才得以接近天安門廣場。
為什麼如此憂慮、如此戒備森嚴？中國無疑是強大的一黨專政國家，共黨規畫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開創了新的繁榮盛世，又何必害怕自己的人民呢？
龍，在中國傳說中是帝王的象徵與繁榮的吉兆。牠會夾帶雨水而來，為農民帶來豐收──但牠出現時也會捲起一陣狂風。中國頻繁的國家慶典上常伴隨模糊的隆隆雷聲。一般民眾的心中隱隱擔憂：要是我們丟掉了工作怎麼辦？家中有人生了重病怎麼辦？通貨膨脹啃食掉我們的積蓄怎麼辦？富人與權貴也憂心忡忡：在缺乏選舉制度的情況下，我們的統治正當性從何而來？要是我們藉由特權致富的醜事被攤開來該如何是好？
中國的高層領導人聽見這些模糊的雷聲了。他們對於能否維繫住人民對自己的景仰始終存有疑慮。而且即使近年來中國經濟起飛，他們還是焦慮外界如何看待黨的統治正當性。他們想必注意到了──或許有些幸災樂禍，但也因此緊張起來─執政長達五十五年的日本自民黨在二○○九年的選舉中慘敗。而台灣的中國國民黨贏回二○一二年總統和國會大選的選戰，可能也讓他們想從中汲取一些可借鏡的啟示。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過的中國國民黨，在一九八○年代晚期開始實施民主制度，因此廣受國際社會的肯定，同時它的統治正當性也因有群眾基礎而牢固。
在國內，共黨傾全力粉飾太平。然而，這代表當事情醜陋的一面曝光，共黨也將受到牽連。如果它無所不能，那麼它就必須為所有的好事和壞事負責。而網路也讓共黨難以像過去一樣掩蓋一些事實，儘管它有幾萬名「網路警察」。

第三章　黨的統治之道
「留下買路錢」才好「辦事」
這些並行的巨大官僚機構──在北京的中央部會和地方部門，在政府行政組織和黨組織─都僱用了大批人員，也耗費了大筆國家收入。這些錢從哪裡來？我們或許難以一窺答案的全貌，因為在中國，任何資訊（至少在理論上）皆歸國家所有。但部分答案可從觀察上位者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下位者得知。
知名歷史雜誌《炎黃春秋》編輯、同時也是黨員的吳思說，所有稅收、規費、證照費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收入，其中有大筆金額會落入黨的口袋。他說典型的情況是：一項新建案的費用，其中可能有兩成是真正花在建案上，四成進了建商口袋，而剩下的四成是用來打通關節，包括疏通官員和取得土地。「如果你不付錢，他們就拖個一兩年不蓋官印，或說你的工程品質不夠好。」「他們就像路上的強盜，」他說：「你必須留下買路錢給他們，他們才肯放你過去、不傷害你。」另一種情況是：假使某人面臨五年的牢獄之災，「包個紅包能把刑期減到只要三年。」
在這樣的環境下，連找工作都要花錢。一位男士敘述他姪女找工作時遇到的重大挫折。他姪女畢業於頂尖學府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決心要進入國營的中國銀行工作，此銀行可能是中國「中央四大銀行」中最先進的一家。但她很快就體認到生活在現代中國所須面對的嚴酷現實：儘管她十足能勝任那個職位，但競爭實在太過激烈，或許給某位經理一點好處，可以增加她的勝算。她被迫難堪地向眾親戚開口（其中包括她的叔叔），籌措所需的一萬元。
黨從不公布任何類似預算的資訊，即使是對黨員。它也痛恨被問到相關的事情，部分原因是它假定這類問題是在暗示黨與國可以分離，甚至也應該分離。二○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就是因此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在二○○七年一場由資深官員舉辦的會議上，一名大膽的法學教授問了一連串驚人直接的問題，可想而知當時現場有多震撼。他的提問在其他國家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想像的離經叛道。
比方說，這位教授提問：共產黨是否已登記為社會團體？如果已登記，那它該向哪個部門負責，是不是民政部呢？中國所有其他組織都必須向某個特定的政府部門或機構負責。他進一步再問：共產黨收了多少黨員費？如何使用黨的收入？它如何資助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它有付錢租借人民大會堂嗎？它的領導階層是按照哪條協議得以占據緊鄰紫禁城、占地一百公頃的中南海（中國某個極受歡迎的香菸品牌就取名為中南海）充當總部？它使用這片地價高昂的不動產，有付租金給政府嗎？有為禁止在北京市中心蓋高樓大廈所造成的巨額機會成本損失（所有地上建物皆不得高於中南海），付賠償金給政府嗎？
沒有人回答他的問題，那些憤怒的高階幹部一片沉默。中共專家李成說：「這些問題既正當又重要。中國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在追問黨的資金來源。但在中國，國家屬於黨，國家的所有資產實際上也就是黨的資產，即使理論上不是。」
由於每個政府部門的官僚組織都有一個黨委員會，而黨委員會裡通常有全職受薪員工，因此黨的某部分收入（還有那類員工的薪水）可以推測是來自政府，假借支付酬勞給決策機構的形式。其他收入源自黨象徵性「購買」的土地與資產，或許還有國營事業的股票。舉例來說，我得知一個消息：掌控全市土地的上海市政府，將一塊位於精華地段的地產，以有名無實的價格賣給上海市的黨支部。那塊土地上的建物又破又舊，黨找來有交情的建商幫忙，現在矗立在那裡的已是一棟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外界並不清楚黨是把土地賣掉賺進巨額財富，還是仍是地主，收取著可觀的租金。但無論是哪一種，黨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這個現象的大贏家，或可說是最大的贏家。吳思說：「黨的邏輯是這樣：我們費了一番功夫好不容易才取得政權，我們掌控了中國，所以凡是這片土地上的都是黨的。」
黨也有一部分收入來自所得稅，但這尚未成熟：中國政府每年的稅收只有六％是來自個人所得稅。近年來，中國的整體稅收以每年約二○％的速度成長，是總體經濟成長速率的兩倍以上，但主要原因是積極徵收附加價值稅和公司稅。據信有上百萬人民逃漏所得稅，中國的稅務官員正持續賣力說服他們繳稅，然而在二○○七年只引了三千名志願者上鉤，其中幾乎一半來自北京，有些城市完全沒有人去登記繳稅。所得稅預扣法（稅在雇主支付薪資給員工前就先預扣）只普及於國營事業。
須支付個人所得稅的薪資門檻，在二○一一年九月提高到每個月五百四十美元，估計有兩千四百萬人符合繳稅資格，初始稅率為三％。中國現在估計有五十萬人的資產價值超過一百萬美元，但他們之中願意繳納所得稅的人少之又少，連那些鉅富也不想，鑒於中國最高所得稅率為亞洲地區罕見的四五％。政府現在考慮把繳稅資訊連結到身分證和新換發的護照上，還有國外僑民（他們也是政府鎖定的目標）的簽證和工作證上。
中國的股票市場如雲霄飛車般忽上忽下，投資人從中賺來的錢幾乎不須付稅，雖然交易印花稅幾乎是免不了的。但他們現在被要求公布年收入中的股票交易獲利，引發不少人對未來應納稅款的憂慮。
有些拒絕繳稅的人提出了「無代表，不納稅」這個論點。擁有高知名度的新浪網出現一則典型評論：「房子、教育、醫療支出、照顧年老的父母，這些逐漸成為我們肩膀上愈來愈沉重的負擔。繳稅對那些少數付得起的人來說已成為一種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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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在他被捕前不久告訴我：「在西方，國會議員有權查看政府的財務紀錄，但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沒有那樣的權利。」財政部長有義務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年度總預算報告，但內容不會列出細節。當然，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必須保存支出明細，但這些資料不會公諸於世。就如同劉曉波所說，政治活動「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黑箱作業」。
國務院（中國的內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會），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政府諮詢機構），全聽命於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是很清楚的事實。法制機構（包括檢察官和法院）也一樣，操控在黨的政法委員會手上。國家層級政府部門首長的行事作風通常也與部門裡的黨委書記類似，而部門的重要決策都是由黨委員會拍板定案。劉曉波說，如果一個人失去了黨職，「他也連帶保不住他的政府官職。一名重要的官員必須同時在黨和政府內部都有職位。」
一九八七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中，趙紫陽提議拔除政府部門裡的黨委員會，獲得大會同意，一場分離黨權與政權的實驗於焉展開。不過，實驗才沒開始多久，一九八九年的示威抗議活動急速升溫，黨委員會的權力再度被強化。趙紫陽則被軟禁在家中十六年，直到逝世。
雖然現在政府部門已牢牢掌控在黨委員會手中，但統治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想做到滴水不漏並非易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領導階層間的利害關係確實有衝突。比方說，北京希望關閉小型礦場，因為這些礦場普遍不關心人身安全和自然環境。但對貧窮的省分而言，例如位於北京西南方的山西（橫跨古絲路，土壤退化多石，土地滿布裂縫），這樣做就代表經濟成長率將下降、失業率將提高。任職於這些地方的官員，他們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獎金，而能拿到多少獎金就是看經濟成長率、就業率及社會治安的好壞。劉曉波說，這些地方所有層級的政府官員都和小型礦場牽扯很深，「他們不是持有股份，就是有朋友在經營，或是有親戚在裡面工作，甚至是跟這些礦場拿回扣。」劉曉波不是唯一一個說這些話的人，但他的話擲地有聲（他是一位溫文儒雅的耿直學者，講起話來字斟句酌），對共黨有很大的殺傷力，這一點從他被逮捕即可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