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夫與中國夢：禁忌的「綠色鴉片」經濟

禁忌的運動

周訓書還不到三十二歲時，就已達成他在中國貴州省西南偏遠的齊心村孩提時代最大的夢想。但超越兒時夢想已不再能滿足他，他還要更多。
他十幾歲時唯一的夢想，是離開齊心村。也許是在最靠近齊心村的縣級城市畢節市找個公務員工作。如果運氣好，他可能到省會貴陽市找工作。對周訓書來說，貴州以外的世界並不存在，至少沒有他容身之地。
但這是在周訓書發現高爾夫球以前的事。
在二十出頭歲時，周訓書執意離開貴州，在廣州市一個他從未聽說過的地方，找到一座高爾夫球場的警衛工作，而廣州正是現代中國高爾夫球的誕生地。經過八年祕密練習這種外國人的運動後，周訓書的技術已經好到可以在一家高爾夫練習場擔任主管的職務。
在這裡工作並未讓他致富，甚至連邊都還沾不上。不過這個工作成了一扇他通往新生活的門。他每天周旋的人都是一種他寒微的出身難以接觸的階層。當然，嚴格說來，他只是為他們工作，但光是與他們朝夕相處就讓周訓書感覺，他總有一天也能過著和他們一樣的生活。
也許有一天他能夠自己買房子，把父母從鄉下接來住。也許現在他終於可以考慮找個妻子，共同組織自己的家庭。他相信，高爾夫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門票，是他一圓「中國夢」的鑰匙。
但中國夢究竟是什麼？從國家主席習近平二○一二年秋季上台，並把中國夢用來當作他的主要政治口號之一後，到處都有人嘴裡掛著這個詞。習近平第一次以主席身分對全國演講時，再三提到中國夢：「我們必須再接再厲、勇往直前，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往前推進，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雖然習近平說他的中國夢是「人民的夢」，它似乎主要是一個中國全球地位的願景，顯然與集體主義有關，多過於個人主義。不過，問中國人中國夢這個問題，你不太可能聽到很多有關軍事力量、國際影響力或國家團結的回答。他們的期待和渴望較為具體、立即，而且—聽在西方人耳裡—出乎意料的熟悉。
真正的中國夢與美國夢有許多共通處，而美國夢的代表則是透過辛勤工作與堅忍不拔的信念，每個人不管社會地位如何，都有潛力過更好的生活。雖然許多中國人仍有理由相信人生本來就不公平，但真的有比以前更多的中國人不僅可以夢想，而且有能力期待他們的夢想可能實現。對某個階層的人來說，這個夢想是總有一天他們能買一棟房子或一輛汽車。對其他階層的人而言，可能是為子女提供高等教育。也有人的夢想是，將來他們能生活在一個空氣乾淨、法律系統不貪腐、不必在農場工作的地方。通常這些夢想並不複雜，人們只想為家人、為自己和為後代子孫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兩個世代前的中國，夢想只是人們逃避艱苦現實的方法。那就是周訓書父母輩過的生活，夢幻與現實生活間沒有關聯，夢想是遠離現實的慰藉。現在，中國和中國人發現自己正快速奔向一個大不相同的新未來。
高爾夫在中國的興起和成長，就是這種變遷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氣壓計，但它也象徵一個並不浪漫的現實，也就是這個國家從開發中邁向已開發時笨拙而艱辛的演進過程：貪腐、環境汙染、農村土地權的爭議，以及貧富間不斷擴大的差距。高爾夫運動和圍繞它的複雜世界，提供一個獨特的窗口，讓我們一窺這個新高爾夫球場既被禁建、同時又蓬勃發展的國家。
二○○五年我初次為ESPN.com報導比賽時，對於高爾夫在中國許多敏感的事所知極少。雖然我初次的報導牽涉伍茲（Tiger Woods）、艾爾斯（Ernie Els）、唐諾德（Luke Donald）和斯科特（Adam Scott）等球員，但我很快轉向以中國剛興起的職業高爾夫巡迴賽為重心，如參賽者都是像周訓書這類鮮為人知球員的歐米茄中國巡迴賽（Omega China Tour）。周訓書和他的同儕絕對是中國的第一代藍領職業高爾夫球員，是一群來自各種背景的新職業運動員，他們的個人歷史是當代西方高爾夫界聞所未聞的。他們曾經是農民、壽司廚師、特技摩托車手、功夫專家，和人民解放軍的士兵，但全都偶然地闖進大多數人之前未見過的一種運動。現在高爾夫是他們可以實現各自較僕實的中國夢的手段。
直到不久前，這還是不可能的事。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和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被視為帶有濃重資產階級意味的高爾夫球在中國一直被禁止，一些西方新聞記者甚至形容它為「綠色鴉片」—據說是中國領導人認為會帶來墮落的危險進口物。直到一九八○年代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高爾夫才在中國有立足之地。但在當時，高爾夫大體上被認為是吸引外國投資的方法之一，在政治上仍是禁忌，且直到現今仍是如此。高爾夫背負著精英主義、耗用大量土地與水、使用殺蟲劑和化學劑等惡名，與中國政府理應代表的事物相衝突。在中國打高爾夫球極其昂貴，是名符其實的「富人運動」，因此在許多平民眼中與貪腐有關，一般人認為有錢打高爾夫的公務員一定是貪官，而共產黨也警告黨員不得打高爾夫球。儘管如此，不少中國政府官員喜愛高爾夫，甚至傳聞習近平在長期任職福建省時就熱中這種運動，只是他們絕少公開參與這種資本主義活動。打高爾夫球可能斷送仕途，因此許多政治人物在高爾夫球場登記假名。
我開始認識高爾夫的歷史後，很快就了解中國的高爾夫發展實際上與高爾夫本身沒有多大關係。我必須暗中進行大部分研究工作，我的談話有許多不能列入紀錄，特別是我在調查中國高爾夫球場營建業的黑暗世界—我認識馬丁‧摩爾（Martin Moore）的世界時。馬丁對於在中國興建高爾夫球場必須用盡心機非常不喜歡—承包商總是想欺騙他，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以及大多數中國工人對高爾夫球場應該像什麼毫無概念—但他沒有別的選擇。在過去十年大部分時候，中國支撐了馬丁逐漸沒落的行業。中國興建的高爾夫球場數量超過世界任何地方。近來馬丁的同事常說，如果你不是在中國工作，就沒有工作可做。
過去十年中國確實是世界上唯一稱得上經歷高爾夫球場榮景的國家。雖然疲弱的全球經濟讓許多地方的球場關門，在中國卻有數百座新球場開張。從二○○五年到二○一○年，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增加三倍到超過六百座。這是驚人的成長，尤其是考慮到從至少二○○四年開始在中國興建新球場在理論上是違法的。不過，在中國總有變通的方法，而沒有人比馬丁更了解這一點，他監督建造的高爾夫球場比任何人都多。
馬丁在現今可能被視為拓荒先鋒，但在他的事業剛創立的一九八○年代，他從未想過中國這個國家。他對那裡一無所知，然而一九九四年他在因緣際會下來到中國，當他決定把事業重心放在這裡時，所有人都認為他瘋了。他故鄉美國的市場仍然蒸蒸日上，而且談到高爾夫，共產中國是人們最後想到的地方。現在，在這個眾人都在尋覓長才的產業中，馬丁幾乎是所有人想延聘的第一人選。
穿著工作靴、高爾夫衫和棒球帽的馬丁，看起來可能不像在中國的外國企業主管，但很少人像他這麼嫻熟中國錯綜複雜的市場環境。在法規一片混沌的高爾夫球場營建界工作能讓你很快學會許多事。他知道如何與地方政府官員協商，讓他們願意解釋北京的規定以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他也知道如何管理目中無人的業主，他們對薄酒萊（Beaujolais）和賓特利（Bentleys）懂得可能很多，但對興建高爾夫球場卻一竅不通。他知道如何把工作做好，同時隨時留意「北京的高爾夫警察」。在佛羅里達長大的馬丁並不想學會這些事，但他也從沒想過會在中國追尋自己的夢想。
想計算中國有多少高爾夫人口幾乎不可能。估計的人數從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而實際數字可能介於兩者之間。不管實際有多少人，有一點很明確：根據統計，全國人口只有○％打高爾夫球。不過，無疑的是，高爾夫在中國正日漸成長。但要說高爾夫熱潮席捲全國則是言過其實。中國是以農民占多數的國家，約有七億農民，而且中國有近十億人每天所得不到五美元。簡單的說，大多數中國人可能不知道高爾夫是什麼。他們打不起高爾夫球。
有趣的是，這些人也是受到高爾夫球場擴張影響最大的人。在此我應該說明，中國農村土地開發的問題比高爾夫的問題大得多。事實上，高爾夫相關的成長只占商業、工業和住宅開發計畫的微小部分，而後者正不斷改變中國鄉下的面貌。但高爾夫卻占據新聞的版面，因為高爾夫球場往往蓋在貧窮的農村地區，豪宅可能與破陋的棚屋隔著小溪相望。兩個極不相同的世界碰撞，高爾夫仍保有富人運動的惡名。
近日的調查顯示，中國農村地區由政府批准的土地掠奪數量，從二○○五年以來顯著增加，全國幾乎近半數的農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二○一○年中國報告的大規模示威事件達十八萬七千件，其中六五％與土地爭議有關。據估計，中國每年有四百萬農村居民的土地遭政府接管，而他們獲得的補償則遠低於市價。政府平均支付農民每英畝一萬七千八百五十美元，然後轉手以七十萬四千美元的價格出售這些土地給開發商。這導致民怨升高。
這就是故事談到中國熱帶海南島的荔枝農王立波的時候。在王立波古老的村子美秋村，大多數人仍住有著泥土地板的平房，而且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如此。但在二○○七年，他們遺世獨立的生活方式永遠改變了。一座高度機密的綜合休閒高爾夫球場就在村子邊開張，規模是截至當時世界最大的，而且計畫中包括使用過去長期由美秋村居民管理的土地。部分村民很高興有賺錢的機會，部分村民則抗議要求更多錢，而幾乎所有人都擔心，一旦家族土地的一大部分落到外人手中，他們的後代子孫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美秋村居民，包括村子的領導人，都沒有處理許多錢的經驗，所以錢的湧進造成村子分崩離析。中傷和內鬥此起彼落，撩撥起已被遺忘的家族宿怨。但嘗試從爭吵理出頭緒的王立波，看出這個不確定情勢裡的大好機會。他在二○○七年前從未聽過高爾夫，但他家人的前途無可逃避地全取決於毗鄰的這家龐大的高爾夫球俱樂部。
本書談論三個人—兩個出生在中國，另一個從未想過他會落腳在這個國家—他們發現自己不知是偶爾或命中注定，都捲入高爾夫球運動東移這件事。王立波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接受他家後院的高爾夫球開發商。馬丁只是想盡可能把握產業的榮景，愈久愈好。而這一切的核心則是周訓書，他從農民變身安全警衛、然後職業高爾夫球員的故事，是絕佳的拍電影題材。
周訓書在二○○六年夏季進入我的生命，當時他是我在歐米茄中國巡迴賽上海站訪問的幾位中國高爾夫球員之一。他精采的故事以及他敘說的熱烈方式吸引了我，所以就在那年冬季我問他是否願意讓我整個冬天跟隨他。很快的，我發現自己和他在中國各地高爾夫球場附近的鄉下城鎮，合住廉價的旅館房間。在中國巡迴賽的其他高爾夫球員認識我之前，他們都以為我是周訓書的教練，雖然整個巡迴賽中沒有任何高爾夫球員請得起教練，像周訓書這樣出身寒微的球員就更不用說了。剛開始，每當被問到我的角色，周訓書總是故作神祕介紹我是「我的美國朋友」。
而且真的是，那就是我後來變成的角色。我得承認，我違反了報導的基本守則—開始在乎誰贏誰輸。我愈深入認識周訓書，就愈難不為他加油。所以我在那個球季之後很久還一直跟隨他，甚至我在他的婚禮上還用我彆腳的中國話舉杯恭喜他。
周訓書就像平常人一樣，他喝酒、會咒罵，他有個人的缺點，但他也辛勤工作，而且誠實正直。和現代中國一樣，周訓書充滿矛盾。他很好強，但也容易相處；他不愛張揚，但有話直說；充滿信心，卻又很謙遜。自尊心強到不願開口要錢，太心直口快而不會討好贊助商，所以周訓書在中國巡迴賽一路都自己支付費用。他贏過比賽嗎？也許有，也許這並不重要。對我來說，不管贏或輸，他是真正中國夢的體現。

雖然北京下令禁建高爾夫球場，一些大開發商仍然展現出與地方政府周旋和打關係的驚人能力。如果沒有打好關係，絕不可能進行像建高爾夫球場這種規模的新計畫，而周旋和打關係往往牽涉很具體的東西。熟悉某家公司的消息來源透露，在廣東進行一項大型高爾夫球場營建計畫前，那家開發商捐給當地警察局一批新摩托車。在海南島，據說這家公司在磋商另一座大型的高爾夫相關開發案期間，為縣級單位蓋了一座嶄新的政府機關建築。後來那個土地開發案未通過，但那棟建築（至少空屋子）還留著。「它就荒廢在那裡，像是大而無當的累贅。」一個當地人士說：「這就是中國開發案的作法。」
大多數成功的開發商會至少有一個人（或者一個三、四人的團隊）專責與地方官員維持良好關係的工作，不管北京的命令如何，地方官員可以決定開發計畫的許多事項，開發商甚至不惜訴諸賄賂的手段。這些負責打關係的人自稱「CEO」—娛樂長（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因為他們總是搶著支付到地方卡拉OK餐廳吃飯、喝酒以及搭車的帳單（「引誘長」〔chief enticement office〕可能是更貼切的頭銜）。第一關是計畫申請核准，再來是轉手的錢，然後是工程避免被勒令停止的錢。「要讓卡車通行無阻，不讓村民攔路阻擋，還要取得土地。」一名消息來源說：「一件接著一件，沒完沒了。」
在大陸有一項工程的業主沒有與地方政府打好關係，旁觀者從一開始就可以看出，「這個計畫永遠沒辦法完成」。與村民協商相對細瑣的土地問題卻一直解決不了，因為業主「小氣得要命」，或者「總是討價還價到不必花錢」。所以業主想要的東西「總是一拖再拖，永遠辦不成」，消息來源說：「他會碰上沒完沒了的問題。」
反觀一些成功的開發商碰到問題不怕撒錢。他們知道現在花大錢可能為日後省下更昂貴的工程延誤。「總結起來，他們的方法是正確的—在中國是如此。」消息來源說：「他們得考慮召募人員到這裡的損失，還有延誤工程的所有成本。你知道，他們都做過這種事，有經驗，他們已經是專家。」
有些開發商會在重大計畫中任命地方村長為承包商，村長從他召募來工地當工人的每名村民人頭，每天可以賺五元人民幣，這些小錢累積起來很可觀—在大型開發計畫的營建期間可能有多達數千名村民支領薪水。村長拿開發商的好處，開發商則可以確保如果發生土地爭議，有人會為這項建案說話。當與海口村民的爭議升高時，觀瀾湖只要打一通電話就能讓一整輛巴士的地方官員趕到現場擺平事情。
開發商「很清楚遊戲規則」，一名承包商說：「這是在中國運作的方法。」
當然，問題也有擺不平的時候，不管撒了多少錢也不管用。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馬丁曾籌備的一項大工程。業主是一位億萬富豪房地產大亨，也是中國的鉅富之一。他的夢想和銀行帳戶的數額一樣大，並且看上一片原本可能被畫入國家公園的優美地點，那裡擁有一切美景—險峻的崖面、從每個角度看都令人驚豔的山景，中間則有一個蜿蜒曲折的大湖，幾乎讓每個洞都可以把水納入規畫。他僱用世界上最知名的高爾夫球場建築師，畫出風格獨具的設計圖。他也忙著收買該地區所有貪腐的官員。他希望這將是他在那裡計畫建六座高爾夫球場中的第一座。像這類大型高爾夫計畫在中國愈來愈普遍，人人都急於追趕朱氏父子。
但馬丁從一開始就看出這個地點潛藏了問題。球場前三個洞是一個很熱鬧的村莊，居民在球場的其他部分也有一些所有權。馬丁初抵達時就注意到有些村民開始興建更高的新建築，這是他們想獲得更多遷移補償費的明確跡象。馬丁判斷這些村民不但消息靈通，而且很精明，他們一定會激烈抗爭，不會輕易屈服。
還有環繞湖的球場其他部分。那座湖連接上游一座大水庫，當時正逢乾旱，湖水比可能氾濫到危及球場的「安全」水位低五碼，但馬丁檢查過歷來的紀錄後發現，約十二年前湖水曾升高到「安全」水位以上約十碼。那位大亨向馬丁和他的團隊保證，他已和地方當局安排妥當：如果湖水開始淹沒球場，他們會打開湖另一邊的水壩，洩洪到可控制的水位。馬丁對這個保證有疑慮。
這座球場最後成為馬丁職涯中拖延最久的營建計畫，前後施工近五年。拖延的部分原因是天氣，嚴寒的冬季導致地面凍結，球場覆滿雪，每年迫使營建完全停擺數個月之久，但最大的問題是從第一天開始就糾纏這個計畫的土地爭議。
這種事馬丁已經聽過許多次。業主說他已支付政府土地的錢，村民說他們沒拿到錢，或者拿到的錢不夠。「我知道業主（為土地）付出數百萬元。」馬丁說：「他說他付出一百萬元，交給手下兩、三名處理政府關係的人。他們拿了多少錢？政府拿了多少錢？等到錢發給村民時，你知道，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的錢不見了，那些村民根本拿不到錢。」
業主在距離村莊不遠的地方，蓋了馬丁描述的「像一整座城市的美式聯排住家」。村民們拒絕遷移到這些房子。
「我不怪他們。」馬丁說：「不管房子更好或不好，那不是他們的家，這些小村子有些已經住了十四或十五代。」
在地方政府和村民的爭吵愈演愈烈時，馬丁的團隊在一個遠離村莊、被認為不會受牽連的山谷，建了「臨時版」的第一、二、三洞。但計畫的其他設施始終時斷時續，他們會聽說爭端已經解決，營建可以繼續進行了，然後馬丁的團隊又會發現抗議者在工地等候他們。
「他們會阻斷道路。」馬丁說：「只要你到工地，機器設備開始運轉，他們馬上出現。」沒有發生肢體衝突，但抗爭還是很有效。馬丁說，他指示他的員工：「他們怎麼說，就怎麼做。你知道，絕不能叫員工挑戰他們或做其他事。」
村民向北京中央政府請願後，工程「完全陷於停頓」。這個動作使原本隱藏在山區的計畫變成矚目焦點，中國中央電視台甚至播報這則新聞。引起注目的困擾使得情勢雪上加霜，北京才剛推行新一波對高爾夫開發的嚴厲鎮壓，這位大亨的夢幻高爾夫球場可能輕易變成首都「高爾夫政策」的目標。業主急忙申請更多許可，以去除障礙，但馬丁指出：「那些核准項目顯然都不是針對高爾夫。」在當時官方並未核發建高爾夫球場的許可。
很快的，馬丁注意到直升機經常飛越上空。「業主的人告訴我們填滿每個沙坑，在上面種一些草。」他說：「他們說，在所有球場車道上覆蓋土，因為不想讓那裡看起來像高爾夫球場。我認為那是很蠢的事，根本不可能偽裝得讓它不像高爾夫球場。」
正當馬丁開始懷疑計畫能不能完成時，業主繼續以只有億萬富豪才辦得到的方式做夢。他的第一座球場可能岌岌不保，但這阻擋不了他夢想第二、第三和更多球場。他邀請每位知名設計師的代表來看現場，包括諾曼和老虎伍茲的人。「他很有想像力，」馬丁談到這位大亨時說：「他有本事坐在那裡想像。」不過，有時候想像力加上似乎用不完的預算會讓人變得有點瘋狂。「我們能在這裡加個瀑布嗎？」這是業主最愛提出的問題之一。遺憾的是，瀑布無法隱藏球場不被高爾夫警察看到。
雖然村子後來並未遷移，土地爭議和當局的注意最後逐漸停息，讓馬丁的團隊得以完成一座美麗的球場。許多看過的人認為是中國最好的一座—它不可能不是最好的，因為業主花了四千萬美元在這項計畫上，是在中國被認為昂貴球場的四倍多。
但老天開始下起雨來。湖水開始上漲，超過「安全」水位很多。政府什麼事也沒做，所以整座高爾夫球場被浸泡在四碼深的水裡。
「球場整個毀了。」馬丁說：「只要打開水門就能為他救回四千萬美元，但他顯然無法辦成這件事。當地政府陷於困境，如果當地政府打開水門放水，以拯救一座非法高爾夫球場，他們可能面對一些更嚴重的後果。」
不過，這位大亨拒絕放棄。他僱用同一位設計師畫了另一座靠山邊的九洞球場，比安位水位高六碼。他認為只要再花三千萬美元就能夠完成。

用心工作，就能實現夢想
最近幾年，當中國高爾夫登上國際媒體時，標題通常較少有關打壓和超大型綜合球場，而較多是在高爾夫球場上進行的活動。
二○一二年，二十二歲的女高爾夫球員馮珊珊以兩桿領先，贏得紐約州皮茨福德（Pittsford）羅卡斯特丘鄉村俱樂部（Locust Hill Country Club）的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錦標賽，成為第一位贏得國際主要錦標賽的中國職業高爾夫球員（包括男性和女性）。但她在國內的知名度仍然很低，尤其是比起中國網球明星李娜等職業運動員時。「在中國，我可以在街上吃漢堡、手中拿著可樂，而沒有人會認得我。」馮珊珊說。和她的前輩男職業球員張連偉與梁文冲類似，馮珊珊感覺吸引中國大陸企業的贊助仍是一大挑戰。（截至二○一四年初，馮珊珊已贏得三場女子職業高爾夫協會巡迴賽，成為全世界排名第六的女高爾夫球員。）
在二○一三年，幾乎每週都有某位中國少年高爾夫球員在世界某座球場締造歷史佳績的報導。這些新秀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年僅十四歲又五個月的關天朗，成為在主要錦標賽—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國家高爾夫俱樂部的美國大師賽（US Masters）—獲得晉級的最年輕高爾夫球員。《紐約時報雜誌》那年夏季的封面報導，把中國描寫為「不可能的高爾夫天才孵育所」。
當中國逐漸在職業高爾夫界受到矚目之際，二○一四年中國高協和美國的職業高爾夫球協會開始舉辦職業高爾夫球協會中國巡迴賽，為中國國內的職業高爾夫賽事又增添一個新系列。該巡迴賽預定舉行十二場錦標賽，每場獎金至少人民幣一百二十萬元。主辦者表示，這系列的「中國巡迴賽」將「為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精英球員提供公開競爭和高品質的巡迴賽事，和前進世界舞台的機會」。第一場比賽四月在海口觀瀾湖舉行。
如果任何參賽者或觀眾離開海口觀瀾湖的二號球場往南走，走到綜合休閒區龐大的員工宿舍外，他們將發現王立波興隆的小生意。他說，生意「很好」。事實上，好到他又在他的餐廳和小店上蓋了一層樓，並僱用了四名全都不是親戚的新員工。
馬丁的生意就沒有那麼興旺了。近來他「很幸運」在中國還有幾項工程在進行。「市場不太穩定。我相信政府現在比以前更嚴格了。他說。每年馬丁都會聽到情勢即將改變、打壓已接近尾聲、高爾夫球場禁令終於要取消的傳聞，但每年的農曆春節來了又去，情況並沒有大改變。起初傳聞習近平政府將「支持高爾夫」—據說習近平本人打高爾夫—很快中國會邁向高爾夫球場合法化。「他徹底反貪腐。」馬丁談到習近平時說。而且業界大多數人認為，短期內他不太可能正式讓高爾夫解禁。
馬丁說，中國唯一某種程度開放高爾夫球場的地方是海南島。馬丁很清楚任何事都沒有定數，因此，他會定期尋找在泰國和越南的其他生意線索。但不在美國，美國新建的球場已經不多。
周訓書在二○一○年球季後已較少參加比賽。二○一一年他參加六場錦標賽，其中一場在他的主球場重慶上邦高爾夫球俱樂部以第四名完成比賽。他原本預期能贏得冠軍。二○一二年的八次國內錦標賽，他參加四次，二○一三年只參加一次。周訓書說，他的理由純粹與財務有關。他這一代的球員已愈來愈難在比賽中有好表現，因為愈來愈多年輕、有錢請得起教練、能把全部時間投入訓練的球員，逐漸浮出檯面。他無法光靠贏得比賽來供養家庭，因此把時間用在練球上不划算。周訓書知道為了劉艷和含含，甚至為現在與他兄弟住在畢節市的年邁雙親，這是正確的決定，但這仍讓他感到心痛。「我想念比賽。我就是喜歡整個的體驗，比賽的過程。」他說，並且表示他可能嘗試參加新職業高爾夫球協會中國巡迴賽中的幾站，他認為這個巡迴賽將對「中國的高爾夫有莫大的幫助」。
但周訓書沒有時間想太多，因為他得在一家地方的練習場長時間擔任總教練的工作。他仍然是重慶最好的高爾夫球員，愈來愈多有錢的父母帶年輕的兒女來求教，希望協助他們實現成為下一位關天朗或馮珊珊的夢想。而且這些父母願意付高學費，因此周訓書在二○一二年總算買下他的夢幻汽車，一輛福斯速騰（Volkswagen Sagitar，中國版的福斯Jetta）。第二年他又買下兩套公寓，因為他感覺重慶的房地產市場會繼續成長。
周訓書對一名年輕學生特別用心。他還很年輕，二○一四年時才只有六歲。他叫含含，而且學打球不用繳學費。
「我很快樂，但我有更大的目標。」周訓書說：「我要一年賺一百萬元人民幣，這樣我兒子可以有更好的起跑點。我正要達到這個目標。」
他是不是實現了中國夢？
「我聽過這個詞，但我不確定那是什麼。」周訓書說：「大概是中國達成什麼或什麼。我不清楚那跟我有什麼關係，但如果中國夢是成功，那麼我想我們都會成功。」
他想了一下，又說：「我想我可能是在實現美國夢。在中國也是一樣。不管你來自哪裡，只要你努力工作，用心在你的工作上，你就會得到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