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好了，古巴很重要！

美國覬覦古巴兩百年／馮建三

「古巴反美」，很多人經常這樣說。
不過，這是美國人的說法。
假使讓古巴人說，真相是「美國反古巴」。作為第三者，台灣人可以更精確地說，是美國由「愛」生恨，得不到古巴，翻臉變成反古巴。美國人這種情結，持續到前（2014）年12月17日，兩國同步宣布並啟動新局。不過，未來美國是不是翻轉歷史，不再覬覦古巴，還得再看。
根據西班牙經濟學者埃斯特萬（Javier Cuenca Esteban）的研究，1790至1811年，獨立不久的美國與西班牙殖民地（主要是古巴）的貿易出超，足以抵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90%貿易赤字。再者，以1800年為例，美國與古巴貿易的關稅所得，竟然是「聯邦政府的稅收命脈」。
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的第三位總統（1801-1809）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就這樣寫著：「如果我們的聯邦可以再次增添一個州，最讓人感到興趣的就是（古巴了）。」第一位出生在美國本土，1825年出任總統的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則在1823年時先以國務卿身份，擬定門羅總統（James Monroe）的國情諮文，其外交說法就是「反對歐洲國家再於美洲奪取、干涉殖民地」，後人以「門羅主義」相稱。日後，這個立場演變成美國取代歐洲，作為美洲的老大。正是在這個脈絡中，亞當斯說，古巴應該遵循自然法則，要向「北美統一」移動。
到了19世紀中後期，英美法西等國先後禁止黑奴交易，美洲各殖民地也展開了獨立運動。不少古巴的西班牙裔上層階級擔心，在黑奴支持下，如果古巴獨立成功將使他們失去特權，於是他們謀求與美國合併。古巴人沒有作此選擇，反映古巴主流民意的是馬蒂（Jose Marti）。這位後人稱之為古巴國父，也備受拉美人尊崇的馬蒂在1895年戰死沙場前兩天，曾有最後一封書函寄給友人。信中，他說，「我的責任在於通過古巴的獨立建國，阻止美國勢力延伸至西印度群島……及美洲其他土地。這是我畢生所從事，以後也仍將永矢弗諼的目標……我在這個妖魔鬼怪內部生活多時，我知道它的裡裡外外。」
美西戰爭在1898年爆發，很快就有了勝負，山姆大叔取得菲律賓將近五十年，關島與波多黎各納入美國的海外領地至今。美國無法併吞古巴，卻在1901年3月2日迫使古巴在其憲法寫入《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增修案。古巴拳頭小，6月12日修憲時只好接受。兩年之後，美國據此租借關塔納摩省（Guantanamo）的海灣116平方公里，並設置海軍基地至今（2002年增設監獄，囚禁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嫌疑犯）。古巴革命後多次要求索回國土，告上國際法庭，美方置之不理。
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在1904-05年間說，美國不容許歐洲人干預拉美，美國因此有責任維護這些國家的秩序與繁榮。次（1906）年，機會來了。
古巴第一任總統是斯特拉達‧帕爾馬（Tomás Estrada Palma）。當選後，反對派指控他選舉詐欺，聲勢浩大，竟使帕爾馬要求美國平息國內紛爭。老羅斯福借題發揮，表示「這個鬼模鬼樣的小小古巴，讓人惱怒。要讓我來，非得讓這些古巴人從地表消失。我還圖個什麼？無非就是他們得像樣些有些規矩，無非是希望他們順遂好運與快活快樂，這樣我們也就不需要干涉。現在可好，你倒瞧瞧，他們居然無端搞起這個毫無道理的革命來了。」他派出海軍，再度佔領古巴並成立臨時政府，公然統治「獨立的」古巴至1909年。
其後，美軍雖走，古巴其實是美國的後花園，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起初不疑有他，反正誰上誰下，都會買美利堅的帳。這次能有什麼不一樣呢？革命軍在元旦當天進入哈瓦那，早前兩週，艾森豪仍然派兵支持腐化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到了一月七日，為了向革命軍示好，艾森豪撤換大使史密斯（Earl Smith），繼任者是邦薩（Philip Bonsal），這位大使素有名聲，善於交往中間偏左的政府。
當時古巴共產黨遵守蘇聯指示，要的是民眾的體制鬥爭，反而認為游擊隊是機會主義者，因此領導革命的力量與共產黨無關，而是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為首的「七二六運動」，這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派與自由派，雖然也有共產黨人（如格瓦拉，及現在的總統勞爾）以個人身份參與其中。卡斯楚等古巴領導人想要與美國和平共存，但改革是要的，而真要改革，不可能不調整美國的不當利益。情勢使然，加上逃離古巴至邁阿密的前朝故舊，他們結合美商及黑幫在古巴的既得特權群體而大力遊說、煽動與滲透，致使美國的主流政治黨派，不肯容許古巴真自主地決定國內外政策。
於是，約翰‧甘乃迪（John F. Kennedy）總統主政才三個月，中央情報局就在1961年4月發動入侵豬灣的戰爭。其後，古巴選擇的空間幾乎消失了，正是在這個時刻，菲德爾才在革命兩年多之後，第一次宣布古巴要走社會主義路線。美國開始封鎖，古巴還能不另外結盟，那就奇怪了。豬灣戰爭後一年半，又有震動世界，為期13天的飛彈危機，全球首度陷入美蘇為首的核子戰爭死亡威脅。
甘乃迪與詹森（Lindon Johnson）之後，美國再次由民主黨執政，已是1977年的卡特總統（Jimmy Carter）。這時，兩國互設利益代表處，但卡特僅在位四年，其後就是共和黨的雷根總統（Ronald Reagan）接手。雷根升高攻勢要「自由化」古巴，採用的手段包括在1985年設置收音機電台（Marti Radio，刻意以古巴國父馬蒂命名）擴大心戰攻勢。接下來是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新創馬蒂電視台（Marti TV）強化宣傳。
柯林頓（Bill Clinton）作為學運世代的人，卻在1992與1996年簽署兩個法案，讓渡總統權力給國會，「規定」卡斯楚兄弟若有任何一人執政，或者，古巴沒有走向美國所界定的「自由與民主」體制，美國就不會解除對古巴的封鎖。
柯林頓之後，來了小布希（George W. Bush）。2000年就任以來，他步步升高壓縮，並在2004年特設「促進古巴自由化委員會」，投入3600萬美元完成近5百頁報告、規劃與行動綱領，彷彿很快就要「光復」海島，重新按照美國的形象塑造古巴。美國財政部2004年4月向國會報告，指其專門負責調查可疑的海外財務轉移之單位，也就是「海外資產管制辦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總計聘用120人，其中，對付賓拉登與伊拉克等國家的人數是4人，但是，用以偵防與古巴有財務來往的職工，竟然高達24人！ 2006年，小布希還搞了「古巴醫護專業人來美專案」（Cuban Medical Professional Parole Program），至2015年底，總計挖腳古巴7117位醫護專才。《紐約時報》這家支持美國外交政策的媒體，對於這種惡質作法都說「難以接受」，大聲譴責。
歐巴馬在2009年上台後，情勢和緩，古巴裔美國人回訪古巴親友的次數與匯款數量增加。然後，社會活躍份子及政治人持續努力、古巴得到大多數拉美及佳勒比海國家的支持，教宗方各濟則臨門一腳，兩國在2014年12月17日同步宣布關係正常化，2015年7月20日及8月14日，雙方外長分別前往華盛頓與哈瓦那升旗，再到2016年2月簽署通航協定，未來每天最多可望會有110班次飛機從美國來到古巴。3月21日歐巴馬訪問古巴並觀賞棒球比賽。
來日，有利古巴與美國關係順利推進的因素，應該是民意。今年二月，蓋勒普在美國50個州進行民調，顯示美國18歲以上的人，對古巴有正面傾向的比例，20年以來第一次超過負面看待古巴的人，並且是54%對40%，差距很大。1997年第一次調查的時候，兩個數字是10%與81%。
不過，兩國關係仍然可能節外生枝。原因有大有小。
小的是，經濟封鎖無法只是由總統解禁，必須由國會修法或廢除法律。美國強行租借關塔那摩海灣的問題能否解決，可能也會繼續糾纏。
更大的麻煩是，美國的蠻橫態度不改，執意要以自己如今捉襟見肘的體制，「改造」古巴。古美復交屆滿一年前夕、「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將所謂的「振興民主」（亦即「政制改變」）年度預算，由兩千萬增加至三千萬美元，並放入條款禁止變更Radio and TV Marti這個對古巴的宣傳機構，即便它毫無用處、備受抨擊。
古巴外交部美國司司長何塞菲娜‧維達爾（Josefina Vidal）因此說：「即便解除封鎖，即便歸還非法佔用的領土關塔那摩海灣……美國還必須放棄其歷史野心，其決定並控制古巴命運的欲望必須消失，否則正常關係並無可能。」

他們說這一天永遠不會來到

我在2013年開始撰寫這本回憶錄，有兩個目標。其一，我要寫下看法，指出狀似很不可能的進展，已在我們眼前浮現，雖然我們視而不見：在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的第二任在職期間，也在古巴現任總統勞爾（Raul Castro）或他的兄長菲德爾（Fidel）去世之前，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即將正常化。當時，沒人相信。甚至我自己也懷疑，是否真會發生。接著，就這樣發生了。2014年12月17日，我早就預見的改變，是由兩國總統同時宣佈了──就在敵對五十五年之後。
第二個目標多了一些個人色彩，但也具有歷史的性質：通過「古巴革命」的稜鏡與美國的回應，我試圖瞭解1960年代這個世代的漫長歷史。在這兩個國家，這是相同的紛擾年代，也都接生了社會運動。美國主導的現狀，逍遙舒坦，但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衝擊下，垮了下來，哈瓦那獨裁者巴帝斯塔（Fulgencio Batista）空有美國支持，只能逃之夭夭，這就如同，民權運動在美國對種族隔離現象的挑戰，從蒙哥馬利（Montgomery）、伯明罕（Birmingham）、塞爾瑪（Selma），再到哈林區（Harlem），異地並舉。古巴馬埃斯特臘山區（Sierra Maestra）這些長滿鬍鬚的游擊隊，與我們這些舊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區（Haight-Ashbury）的鬍子們相遇了。1960年菲德爾走訪聯合國，來到了哈林區、哈佛大學與好萊塢，美國的黑人、知識界與影世界都被電到了。那個時候，「民主社會學生會」（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還沒有成立，我是密西根大學學生，與人約好，前往參加「公平對待古巴」（Fair Play for Cuba）集會。沒有人能夠逆料，兩國之間的喜悅、創傷與磨難，還會持續另一個五十五年。
關係正常化的契機，來得正是時候。就此，歐巴馬總統與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創造了各自的傳承。關於菲德爾‧卡斯楚的謝世傳言，說他已經走了，或是很快就要走了，這類謠言總是去了又來，不斷出現，i現在，在他走出人生舞臺之前，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了。來日，在他的葬禮舉行時，美國總統很有可能出席，可以在場；美國早該向古巴致意，若是屆時才有機會，雖然遲到，卻也象徵美國與古巴的關係史，已經更上層樓。（反之，一旦這麼重大的世界事件發生，在各國領袖當中，如果歐巴馬總統是唯一無法前往參加的人，那麼在我看來，這會是非常讓人羞愧與難堪的時候。）
正常化的預測已然落實，美古關係的漫長歷史仍然可能遭人遺忘，或者，凍結在刻板的認知之中。不過，此時此刻，至少我們仍可期待，來日將有不同；鑒往知來，過往的歷史如今也合當探索。
在構思與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請里卡多‧阿拉爾孔（Ricardo Alarcon）做為夥伴，他是古巴人，如同我自己，將近六十年之前，我們都是激進派學生領袖。阿拉爾孔在哈瓦那大學，我在密西根大學擔任《日報》（the Daily）主編。我們兩人都是哲學系研究生，半途中輟，投身於我們願意獻身捐軀的信念。後來，他成為古巴革命的高階領導人，出任外交部長、聯合國代表與國會議長。我自己的經歷則是40年的社會行動，遭致十次逮捕，被控策劃陰謀，並有公民不服從的紀錄，我還擔任了加州議會議員十八年，從事很長時間的寫作與教學。我所身屬的許多社會運動改變了很多美國文化，但並沒有能夠取得政治權力，因為有些國家領導人被暗殺了，我們從事社運的潛能、我們這個國家的潛力，毀於一旦，無從完整發揮。我站在羅伯‧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靈柩旁的儀仗隊，頭戴橄欖綠的古巴軍帽。我的行裝不會讓羅伯犯難，他原先是菲德爾‧卡斯楚的敵人，後來，他有了變化，主張對話，是共存路線的堅強支持者。
這本書可以說是一種考古挖掘，數十年的經驗與教訓盡在其中，我們理當值得學習與辯論，庶幾不至於重蹈覆轍。唯有瞭解我們共同的過去，我們才能瞭解，正常化這個突破何以能夠出現，並進而瞭解古美關係的糾結，會從這裡走向何方。本書起自預測，但既可當作是歷史，也能作為序幕來閱讀。

兩個老傢伙談談話

兩個老傢伙談談話。三十多歲的瑪格麗塔‧阿拉爾孔帶著微笑聳肩，我問她究竟為什麼她的父親里卡多會想訪問我，那就是她給的答案。里卡多‧阿拉爾孔是個大忙人，他是前古巴外交部長、聯合國代表，當時則是古巴國會議長。時值二○○六年，他要在哈瓦那見我。當時我僅略微知道這個人，在好奇心驅使下，我飛到了這個島嶼。
六年後，我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紐約好友珍‧史泰恩（Jean Stein）的敦促下，我飛回古巴，開始我自己對里卡多的這輪訪談。他已經七十六歲，不再握有任何實權，妻子在長期病痛後離世，他有意回顧五十年的公職，留些反省與回憶。古巴人對他的睿智普遍心懷敬意，在我看來，他所見過的革命者、政治領導人、外交官，以及國家領袖，很可能比這個星球的任何人都來得多。他有非凡的現世資訊，堪稱珍寶，但是因為我們美國人的封鎖，他無法直接與美國接觸。即便是學界或國會議員邀請，美國都拒絕核發簽證給他。這讓我狐疑，究竟是誰被孤立在外，是里卡多嗎？他可以在古巴隨時會見那些教授與政治人物。或者，是美國自己，竟與重要鄰國的主要代表，斷絕了接觸的緊要機會？
在哈瓦那，我們每天都在大有來頭的國民飯店六樓見面，在這裡，古巴的近代史潮流就在你眼前一一流動。飯店在一九三○年開幕，座落於岬上，從一座古代洞穴的頂端俯視著哈瓦那港口，四周殘存著幾門西班牙時代的大砲，為哈瓦那抵禦英格蘭人與海盜的入侵。列入其「名人錄」的名字，包括數以百計名滿全球的各國領袖與名流。美國黑手黨就在飯店的樓上操縱江湖，當時的老大是邁爾‧藍斯基（Meyer Lansky）。根據飯店斟字酌句的歷史記載，藍斯基正是在這裡「與巴蒂斯塔搞定了賭場的事」。綽號「吉利」的查爾斯‧盧西安諾（Charles ‘Lucky’ Luciano）、維多‧吉諾維斯（VitoGenoverse）和他的黑幫對手桑多‧崔菲坎提（Santo Trafficante）都在這裡出入，排遣時間。瘦皮猴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是娛樂界的大咖。菲德爾的革命「七二六運動」也曾派出一小群人在此祕密行動。飯店金玉其外卻聳人聽聞的歷史，在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教父》第二集裡有段著名的銀幕刻畫，在黑道分子於閣樓頂層享受著陽光普照時，一位年輕的菲德爾黨人在下方的大街炸死自己，不願意被政府生擒。電影中的虛構人物柯里昂，就從我與里卡多所坐的這個高度，對著藍斯基這個角色評論道：
「（不過）我想到，軍人是政府花錢買來打仗的，反叛軍就不是。」
「這讓你想到什麼？」羅斯問道。
「他們會打贏。」
柯波拉的電影改變了日期，以便讓黑幫分子聚會的時間發生在一九五九年革命前夕，但基本主題是逼真的。
你手中拿著的這本書，內容骨幹來自里卡多與我的對談。雖然大多數的寫作及所有意見都是我自己的，但內容都是在數十小時的對談後浮現的。在我的書寫之外，你還會讀到整段對話引文，代表里卡多對我們兩人永遠熱烈投入的主題──數十年來我們兩個國家的糾葛歷史，有人將這段緊張的關係形容為「最親密的敵人」──所做的同步評論。
里卡多是哈瓦那哲學系學生，也是全國大學學生會（Federación Estudiantil Universitaria, FEU）領袖。FEU 是由亟欲推動激進改革的學生領袖創建於一九二二年，孕育了許多最重要的改革派與革命派政治人物，包括菲德爾‧卡斯楚，其後數十年，他們支配了古巴政局。里卡多的世代透過行動，強烈否定了黑手黨的「至理名言」：每個人都能用錢買。他們投身革命，而且贏了。

第一章／英雄般的創造／“A Heroic Creation”

幸福矣，能見黎明，
天堂哉，還很青春。
──威廉‧華滋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805）

讀過里卡多的傳記，我們會很難相信，他註定要出任古巴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說得完整一點，我們會很難相信古巴革命天生就是要走進馬列主義。這些結果源自這個島嶼長久以來就在為獨立於美國而戰，偏偏美國的天命說還出現了冷戰的版本。
里卡多‧阿拉爾孔‧德‧克薩達（Ricardo Alarcón de Quesada）生於一九三七年，藍眼金髮，先祖是卡馬圭（Camagüey）貴族，但也有綿長的民族主義者系譜。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菲德爾號召一百六十人攻進巴蒂斯塔在聖地牙哥蒙達卡（Moncada）的軍營時，里卡多十六歲，攻堅行動造成至少八十位年輕革命分子殞命，菲德爾與勞爾及其他人入獄。在行動前一年，菲德爾還試圖以政治手段對抗不公不義。他亟思打擊腐敗，以「正統黨」（Orthodox Party）的繼承人自居，該黨黨魁奇巴斯（Eduardo Chibás）於一九五一年發表戰力十足的廣播演講之後自殺。菲德爾開著自家的美國雪佛蘭汽車，奔馳五萬公里，準備參選議員，但巴蒂斯塔奪權後隨即終止了選舉。里卡多後來獻身於七二六運動。
在投入許多社會運動時，這些古巴革命青年置身於各種派系之中，他們的稱號眾多，包括民族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托洛斯基派、憲政派、播種者、炸彈製造者、地下通訊員，以及怒火中燒的尋仇者，他們在怒海沸騰中暫時合為一體。雖然里卡多是七二六運動的一員，但他與許多朋友都在革命組織「理事會」（Directorio）中成長，這是學生所領導的運動，宗旨是推翻獨裁者。里卡多：我不是理事會的成員，但與其許多成員來往密切，特別是弗魯克托索。
他的朋友弗魯克托索‧羅德里格斯（Fructuoso Rodriguez）是學生領袖，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曾協助領導學生，攻入巴蒂斯塔所在的總統府，行動大膽，但以失敗收場。這些都會起義的不凡行動都由學生主導，創造古巴革命的年輕人當時都是二十多歲，他們的生命也從此永遠留下印記：
一九五三年攻擊蒙達卡軍營，一九五七年攻入總統府，一九五六年為了掩護菲德爾從滲水的「祖母號」在聖城附近登陸，也發生過事件。所有這些攻堅，都發生在前後五年間。
里卡多：當年進入哈瓦那大學哲學與人文研究所就讀時，我涉及的學生鬥爭環繞著兩個主題進行：在反巴蒂斯塔的陣營中，學生運動要扮演何種角色，特別是要採取武裝鬥爭，還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民眾和平鬥爭；此外是大學改革運動，旨在改進教育品質，以及消弭腐敗的政治行動……我涉入的是以女性社團為主的活動，她們的重心是第二種，即學生會的道德重整。
最終促成古巴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就是大學改革，其根源必須追溯至阿根廷。當時蘇俄與墨西哥都發生革命，在荷西‧因赫涅羅斯（José Ingenieros）的智識與理想主義領導下，大學改革也在阿根廷出現。他的著作譴責資本主義造就了「平庸的人」（近似一九五○年代美國文化評論所說的「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的人」），而舉出「道德的人」（moral man）將在新的革命精神中出現。大學改革的宏圖顯示，年輕學生與知識分子如果能夠出於道德動機而獻身起義，他們將扮演著核心角色。或許也可以說，他們是埃內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日後所號召的「新人」（new man）之前身。
腐敗與妥協的沉痾，正是哈瓦那當時的寫照，反映出當年的古巴社會，事實上是由黑手黨帝國從美國遙控。黑道風氣也感染了校園。里卡多的世代目睹了奪權、獨裁政權，接著是他們的島嶼淪為美國黑手黨的統治地盤，統治集團收編了左派及各級工會，逼使許多激進青年覺得再也無路可退。巴蒂斯塔將軍曾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以軍人身分發動政變，推翻積弱不振、掌權還不到一個月的卡洛斯‧曼努埃爾‧塞斯佩德斯‧克薩達（Carlos Manuel de Cespedes y Quesada）的臨時政府，卡洛斯之前則是獨裁者格拉多‧馬沙杜（Gerardo Machado）。巴蒂斯塔控制了古巴軍隊，從幕後操縱總統大選，最後在一九四○年取得大位，擁權於一身。他還引進恰到好處的改革，特別是推動勞工立法，以吸引古巴共產黨（即人民社會黨，Popular Socialist Party〔PSP〕）的支持。共產黨藉此尋求不受反共者壓迫的庇護，與共產黨結盟的工會也為其工人會員取得了一些讓步。一九三○與四○年代，古巴共產黨採取「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政策，與古巴及其他保守政府合作，藉以聯合西方國家，支持蘇聯對抗納粹的侵略。到一九五二年，即蒙卡達之役前夕，里卡多稱之為「共產黨主張的和平群眾鬥爭」停滯不前，古巴共產黨與巴蒂斯達獨裁政權相互體諒，哈瓦那成為五光十色的樂園，賭博、娼妓、毒品與洗錢，無所不來，美國黑手黨則在背後掌控一切。希爾（Robert Scheer）與蔡特林（Maurice Zeitlin）在一九六三年的專著中指出，「古巴〔共產〕黨率先在全國位階的內閣占有位置，它是第一個知道如何在獨裁政權下存活，並在勞工運動及其政治中取得權力的政黨。」古巴共產黨獲得其政治與聯盟關係之後，開始譴責蒙卡達起事是不經大腦的冒進之舉，對於進攻總統府的密謀也嗤之以鼻。
大約有一百六十人參與進攻蒙卡達兵營的行動，八十人在三天內就被捕，六十八人在處死前遭到嚴刑拷打。攻堅行動的年輕領導人之一艾德‧聖塔瑪莉亞（Haydée Santamaria）被獄卒強迫凝視她的兄弟艾伯（Abel）從眼窩裡血淋淋挖出的眼睛，但這些折磨沒有讓她崩潰。她的兄弟死了，艾德是五十一位活下來與菲德爾一起遭審判的人，菲德爾用檸檬汁寫下〈歷史會判我無罪〉的辯護演講詞，從獄中偷渡出去。特別因為巴蒂斯塔的殺戮與酷刑，蒙卡達攻堅者吸引了古巴人民的欽佩，更進一步孤立了默許獨裁政權的共產黨。雖然不是所有共產黨人都同意與獨裁者共存，但他們終究選擇遵守紀律，支持其領導者的方針。
共產黨與巴蒂斯塔的相互體諒是一種矛盾。菲德爾後來也表示，這造成「許多傾向革命的青年與站在左派立場的人，不再同情這個古巴的馬列主義政黨。」
還有，此前的馬沙杜獨裁期間，古巴共產黨就曾在一九三三年的總罷工中喊停，轉而與這名暴君另訂協議，換取讓步，而未推向真正的勝利，理由是要避免美國插手干預。希爾與蔡特林訪問反共的工人領袖時，他們指控古共「接受馬沙杜的條件，如果古共試著喊停，他會讓共產黨合法，並給予財務支持。」無論出自什麼理由，這類投機取巧的結盟使得里卡多（與菲德爾）的世代與其漸行漸遠，最後迫使他們另外找尋古巴的新左派，讓歷史學者理察‧戈特（Richard Gott）口中古巴「源遠流長的起義傳統」復甦。
這個傳統具體展現在古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胡立歐‧安東尼歐‧梅利亞（Julio Antonio Mella）的一生。他曾流亡至墨西哥，和一個世代以後的菲德爾一樣，計畫從海路進攻。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兩顆子彈從梅利亞的背部穿入，他在臨終前控訴馬沙杜下達暗殺令。影響梅利亞的人是祕魯思想家荷西‧卡洛斯‧馬里亞特吉（Josó Carlos Mariátegui, 1894-1930），他將流亡於義大利時所吸收的馬克思主義理念應用於祕魯。馬里亞特吉最重要的堅持是，他很早就說，祕魯共產黨必須獨立，不能接受蘇聯中央化的共產國際之指揮。也因此，他協助讓歐洲中心的馬克思主義開始有了「拉丁美洲化」的聲音。兩位革命者對里卡多與他的世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里卡多：在我們這波學生運動的每場會議，沒有人會否認梅利亞是我們的主席，前一個世代也是這樣認定。他是我們這個世代最偉大的成員，即便是對抗共產黨的人也是這麼想。不久前，古巴政府出版了一些論梅利亞的著作，他是那個時代捍衛蘇俄革命最傑出的人，但後來他說，他希望列寧在蘇俄的作為不會在古巴重現。追隨另一個不同歷史的國家之革命，是一回事，但事情不止於此。梅利亞說：「我們希望人們以自己的腦袋思考，而不是透過別人的腦袋思考。」我們並不想要他說的那種「被人指揮的腦袋」。不過，那樣的精神消失了，多年之後，我發現了梅利亞從來沒有在任何共產黨報紙刊登過的文章。這是一個政黨的年輕領導人，外界卻多半以為他是蘇俄路線的追隨者！
馬里亞特吉是祕魯理論家，也是布爾什維克的另一個支持者，卻主張要有一種不同的、原創的、無法被複製的社會主義。他將這個過程稱為「英雄般的創造」。「創造」意味著它必須有獨創性，或透過行動產生；「英雄般的」則意味著它應該透過鬥爭成形。
「英雄般的創造」這個詞正可以用來描述古巴革命的誕生經驗。它成形於古巴爭取主權的漫長鬥爭中，可以回溯至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1868-1878,1879, 1895-1898），被迫流亡、一八九五年在戰役中捐軀的馬蒂之領導，一九三三年馬沙杜政權的推翻，接著是一九五○年代，即年輕十歲的菲德爾與里卡多的世代。這是綿延九十年的過程，其間不時遭遇挫敗。很多人會說，革命的根源還要更深遠，起自原住民戴諾族（Taino）與非洲奴隸的起義。重要的是，古巴革命是古巴的創造，而不是外國強權植入的事件。里卡多以「英雄般的」稱呼革命，因為它的確是逐級而上，將意志化為行動，與帝國主義者及寡頭執政者搏鬥的行動，這是許多代夢想家努力的成果，他們經常在「無祖國，毋寧死」（Patria o Muerte）的吶喊中捐軀。古巴主權因此是以血封印，而不是哲學命題。
不用說，「創造」僅能指涉誕生的階段。回到一九六○年，彼時的革命青年很少會想到自己中年或之後，會有何種英雄行徑。
早在革命之初，革命分子內部就出現了「權力鬥爭」。有些人認為，古巴只需要體制改革，有些人則認定非起義不可，兩者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各級別的革命青年對戰術也有歧見。里卡多的朋友弗魯克托索遭遇不測，可說是個引爆點，加深了原有的歧見。里卡多與弗魯克托索在大學時走得很近，他們都參與了學生對政權的抵抗。

尾聲
老朋友們迅速凋零。索爾‧藍道在二○一三年末因癌症病逝，生前，他在里卡多與我之間，定期扮演著聯繫的角色。一九六○年，古巴革命鼓舞了索爾，終其一生，他都在當地遊走，並寫作有關古巴的書籍與文章，製作紀錄片，滿懷希望地為正常化過程穿針引線。他是「公平對待古巴委員會」的創辦人之一，米爾士訪問古巴時，他是翻譯。數十年後，索爾也為季辛吉與菲德爾居間傳遞訊息。索爾有時會惋惜於古巴夢的消逝。他的女兒卡門（Carmen）進入古巴醫學院就讀，嫁給古巴人，讓索爾有了孫子。索爾將茱莉亞‧史威格（Julia Sweig）引進門，也是她的導師，後來她在頗負盛名的「外交關係理事會」（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成為古巴專家。晚近這幾年，索爾踏上辛苦的旅程，前往加州沙漠的監獄訪問赫拉爾多‧埃爾南德斯。在他最後幾部作品之一，索爾拍紀錄片訪問勞爾‧卡斯楚的女兒瑪麗亞，她是在古巴擁護LGBT權利的領導人物。索爾在舊金山見她，並說她是「偉大的女性」。索爾還寄來一連串電郵，提議古巴應該同意接管美國監禁在關塔那摩的拘留者，以換取美國歸還監獄現址。他的腦袋從來不肯休息。
索爾的健康接近終點之前，里卡多代表古巴人民與政府，撰寫一封長長的信，向他致敬。
他辭世前幾天，我來到他位於加州阿拉米達（Alameda）海邊的家。他深受折磨，幾乎無法移動，但還在忙著與老朋友進行最後的談話，包括加州參議員與前眾議員約翰‧伯頓（John Burton），他與我一起來向索爾說再見。
看著索爾疲憊的身影，我想起古巴的歷史。革命誕生時，我們都很年輕，充滿活力，想法新穎，充滿實驗精神，也很激進。無論前方有多少困難，甚至夢魘，我們總覺得必能克服。讓人驚訝的是，在很短一段時間內，偉大的成就落實了。中年的時候，建制的權力得到鞏固，雖然充斥著各種矛盾。
我們歷經了未曾預期的挫敗及分裂，權力也到了中年，然後，就老去了。無論是就運動或個人，對古巴革命或對菲德爾與勞爾‧卡斯楚來說，這個過程都不是在選擇中進行。革命與人相似，都歷經不同階段：誕生時血光流洩，繼之無邪天真，充滿理想，接著強力主張身分自主，並同時面對內外敵手，隨後是權力的責任，體衰與萎縮，最後是由新世代來更新並調整願景，對他們來說，前輩已是古老的歷史。
古巴人民已經撼動世界，將政治改為替受壓迫者出頭，現在，古巴正在進入歷史新頁，走進馬蒂所說的「我們的美洲」，這片廣袤而美麗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