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算：亞洲大局與全球主宰之爭

前言

美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霸權曾多次遭遇挑戰，並開始出現不穩跡象。這些挑戰可能是來自中東伊斯蘭教基進分子消耗精力的對決、涉及歐洲和俄羅斯的衝突，或是與中國進行一對一超級強權之間的海權戰爭。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後不久，以準總統的身分，在白宮和歐巴馬（Barack Obama）進行了第一次對話，主題是來自北韓的核武威脅。
對媒體而言，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競爭話題，不能與伊斯蘭國（ISIS）中世紀風格的暴力、過度譁眾取寵的普丁（Vladimir Putin）或諸如暴君金正恩等相提並論。從某些角度而言，數世紀以來，中日兩國間的競爭已然惡化，以致有時未能受到應有關注。畢竟，根據傳統智慧，這兩個國家都是務實型國家，領袖也都實事求是。
中國和日本，加上臺灣、南韓和東南亞，是全球經濟的重心。全球3C商店裡的蘋果手機、個人電腦、平面電視；美國、歐洲和英國購物中心裡許多大量產製的家具和便宜衣物；諸如電線、閥到機器零件等，許多消費者幾乎不會注意到的工業產品──這些產品都來自中國和日本的供應鏈。兩國利益盤根錯節，他們怎麼可能攻擊彼此？
中國和日本有興盛的商業連結，在全球雙邊貿易關係中數一數二，卻未能讓他們形成較緊密的政治關係。最近幾年，雙邊關係增加了新而危險的面向（對美國這個與日本簽有防禦條約的盟邦也是如此）。日中兩國對開始於一九三○年代早期、持續超過十年的殘酷戰爭仍記憶猶新，以致兩國之間的不信任和惡意與日俱增。在二戰戰後的七十年裡，緊張關係有時會緩和，外交出現少見的平順。兩國懷抱善意的人們曾致力於改善雙邊關係，但他們大部分的努力都屬徒勞無功。
亞洲版的薔薇戰爭在數個戰場上發生：爭議島嶼的周圍海域；在全球各國首都，雙方都嘗試說服夥伴和盟邦相信對手是邪惡國家；以持續不斷、自認正義的方式，在媒體上熱烈傳播關於太平洋戰爭的真實紀錄和遺緒。日本和中國關於這些議題的衝突呼應理查‧費納根（Richard Flanagan）的得獎小說《行過地獄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中，在一九四三年的緬甸鐵路上，兩個盟軍戰俘的對話場景。一個士兵針對為何他想要在日本戰俘營保有屬於他們時代的紀念物時，向他的長官說：「長官，記憶才是真正的審判。」該軍官回覆：「或是新恐怖的創造者。」
在歐洲，承認二次世界大戰是場災難，有助於在戰後將歐陸國家結合在一起。相較之下，在東亞，不論從政治、外交或感情上，這場戰爭和其歷史從未得到妥善解決。東亞大幅欠缺曾幫助歐洲治癒傷口的內省和政治風範。在經過七十多年以後，最根本的歷史歧異仍以令人困惑和狡詐的方式，充斥於每日的媒體報導裡。翻閱日本二○一七年的報紙，你或許會看到關於日本是否侵略中國的火熱辯論，就只是因為日本保守派仍堅持，日本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從事的是一場自我防衛的戰爭。在中國細讀受政府控制的媒體報導，將會看到共產黨藉由吹噓自己擊敗日本以標榜其正統地位，但事實上，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承擔起與入侵者作戰的重負，而共產黨基本上是躲在後方以保留實力。報導極少提到美國的貢獻──在以兩顆原子彈結束二次大戰前，美國已和日本進行了數年的戰爭。
雖然美國和日本目前是穩固的盟邦，但即便在各自國家內部，卻很少人理解和重視華府、東京和北京三邊關係的緊張和複雜。中國、日本和美國三者，在上一世紀裡的不同時期，都曾嘗試利用他國來獲得區域外交的優勢，也都曾在不同時期感受到背叛。他們都嘗試以犧牲第三國的方式，來強化和另一國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上述關係像是電影《霸道橫行》（Reservoir Dogs）場景裡的地緣政治版本：三個對手同時舉起槍來相互瞄準，創造出危險循環和重重威脅。
在東亞版本裡，美國將箭頭指向中國，中國接著威脅美國和日本，而日本透過幾乎無人察覺的方式威脅美國，成就了這個三邊關係。如果東京因為不再信任華府而降低彼此關係，或是與北京發生衝突，都將引發同樣效應：顛覆整個戰後體系。在三方膽小者遊戲裡，只需要其中一國先開槍，便能讓美中日三國都陷入戰爭。換句話說，如果中國是亞洲的關鍵，則日本是中國的關鍵，而美國是日本的關鍵。
在擔任了五年報社特派員，也就是日本首相針對戰爭表達誠摯道歉之後不久，我在一九九五年離開東京，前往香港和中國。記得當時歷史議題似乎就此落幕，讓我鬆了一口氣。然而，歷史戰爭並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在接下來的二十餘年裡，在中國共產黨的壓力和日本修正派的煽動下，同樣的老議題仍占據區域政治的前沿。
如同其他的東亞國家，日本和中國的故事訴說著令人驚豔的經濟成功和危險的政治失敗。特別是中國有著巴爾幹半島諸國的影子，許多年輕人對他們並未實際參與的戰爭記憶鮮明，對復仇和功業未竟的感受，仍在這個體系裡徘徊不去。
當然，可能不需透過戰爭，便可終結美國主導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華府在主張孤立主義的總統（如川普在競選期間所許諾）治理下，就可能背棄世界。美國也可能陷入不受控制的衰敗，經濟下滑、帝國解體、財務難以維續，以致麻煩四起。
當然，另一種可能是，美國有強勁的經濟和充滿活力的聯盟，足以對抗負債和內向的中國，得以留在亞洲。事實上，美國不太可能悄悄離開該區域。如美國前官員麥可‧格林（Michael Green）所說，在亞太地區過去一百餘年裡，美國贏得對「歐洲強權、日本帝國和蘇聯共黨」在該區域的主導權爭奪戰。
然而，在亞洲，不論美國採取何種策略，再度以中國為中心的幽靈都將持續不散。從地緣政治上來說，相較二次大戰戰後七十餘年的任何時點，日本變得越來越和美國同一立場，三國正日漸變成兩國。中國也已改變。北京曾勉強接受作為牽制蘇聯和穩定區域的美國亞洲盟邦，但自從冷戰結束後，北京的態度就改變了，從對美國在亞洲的長期軍事駐軍感到挫折，轉為公然將聯盟視為是威脅中國安全的「冷戰遺跡」。
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已開始建構新的區域秩序，讓北京取代華府的中心位置。戰線很清楚，數十年來，美國在不同地點設定起前進防衛線，以對抗該區域的霸權，最後沿著日本列島建立起穩固防線，直至今日亦然。
本書透過地緣政治轉向、衝突的人格、商業競爭、貿易紛爭和持續爭奪歷史制高點，描繪出二次大戰戰後，中國、日本和美國三邊關係的演化。直到最近，橫亙數十年的故事才得以較清晰地呈現，這要感謝美國關於華府和東京／北京關係新出爐的詳盡原始文件──某些由官方釋出，某些透過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獲得，某些則是來自維基解密將偷來的文件放在網路上。東京外交檔案包括日本和中國領導人之間對話的逐字稿，以及某些在數年前仍無法取得的重要文件。
在中國，歷史紀錄受到的保護嚴密得多，只能透過官方管道和體系內的少數漏洞流出。自從習近平上臺後，取得政府和共產黨紀錄受到更大限制。外交部檔案館自從二○一三年起閉館三年，直到二○一六年末才重新開放，但只開放部分檔案。資料館封閉的官方理由是「系統升級」，但許多日本人提出其他原因──日本右翼報紙曾刊出在該館所發掘令中共困窘的中國領土主張。
在中國，只有一個主題接觸到檔案的機會得以增加：與日本戰時罪行相關的資料。不過，在其他地方，包含中國觀點在內的退休官員回憶錄與舊文獻概要會出現在當地的書店裡（通常只是短暫出現，很快就會下架）。正如同想報導中國的其他人士一樣，我很感謝有這些資料。

導論（節錄）

在習近平掌權後不久的二○一三年六月，美國總統歐巴馬邀請這位中國新領導人參加華府稱之為「襯衫會議」（shirtsleeve）的非正式高峰會。在加州棕櫚泉（Palm Springs）陽光烤得熱烘烘的沙漠度假勝地裡，兩國領導人在一群顧問的圍繞下，坐著享受當地名廚精心準備的私人晚宴。隔天早晨，兩人一同在陽光美地（Sunnylands）緩步而行。陽光美地前身為共和黨著名金主所建的安納伯格（Annenberg）莊園，位處藍喬米拉市（Rancho Mirage）鮑伯‧霍伯（Bob Hope）路和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路的交叉口，占地兩百英畝。白宮向來受到陽光美地的沙漠風情吸引，一如在一九六○年代，當時演藝圈著名的鼠黨（Rat Pack）經常在此出沒。歐巴馬希望藉由擺脫正式峰會的繁文縟節，讓習近平輕鬆自在，以建立起之前與胡錦濤（習近平前一任中國領導人）往來時從未樂在其中的新關係。
在胡錦濤掌權的十年裡，中國經濟規模擴大四倍，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軍力也擴張成為強權。胡錦濤一直是個不動聲色的對話者，和他見過面的全球領袖裡，對他產生深刻印象，或能感受到其雄心壯志的人少之又少。歐巴馬有一次在開會之前覺得困倦，對助理開玩笑說，他將採「胡錦濤方式」來處理會議上的衝突。儘管長久掌權，胡錦濤並未隨時間顯露出個性，也未能離開自己的保護殼。隨著中國崛起，胡錦濤似乎越來越不為人所注意，他老是念稿，並試著避免與人產生真正的互動。
習近平則和胡錦濤全然不同，他是有決斷力的領袖，願意承擔風險，摧毀國內反對者，挑戰國外敵人。在華府和其他地方，不會有人輕忽他的存在。但當習近平首次以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身分出訪美國時，他的風格與胡錦濤並無太大不同。歐巴馬的顧問後來將這場會議描述成是一項投資，就意味某種程度的失望。涉及中國經濟改革，以及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時，習近平的論點如鋼鐵般強硬，聽起來和胡錦濤的論點差不多。
習近平唯一脫稿演出的一次，就是在對話涉及日本時。習近平的情緒變壞，開始嚴詞譴責日本，讓歐巴馬覺得有必要提醒習近平，日本是美國的朋友和盟邦。
美國總統像個要求班級學生肅靜的老師般，將雙手舉過頭頂比出手勢，表達應該適可而止，最終讓習近平停下他的長篇攻擊性言詞。
在某個層面上，很容易理解習近平對日本的怨恨發自內心。在二○一二年底，日本將位於臺灣和沖繩之間的群島國有化，再次點燃日本與中國之間長期以來的領土紛爭。這個由岩石構成的群島，日本稱為尖閣群島，中國稱為釣魚臺，中日兩國都宣稱擁有主權。就在習近平將要掌權前數月，這個極其微妙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推舉習近平去回應日本的行動。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能與領土主權相匹敵的議題有如鳳毛麟角，也許只有日本議題堪比擬。領土紛爭和日本扯在一起，就更加危險。
中日關係的主流見解，認為兩國之間的歧異始於一九三○年代，直到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為止，日本在這段期間侵略和占領中國，加上之後關於兩國衝突責任歸屬的爭執，導致了必然發生且難以轉圜的結果。另一種觀點，則是將兩國的衝突描繪成傳統強權之間的競爭──為了競爭亞太的主導權，日漸強大的中國對上現在已不復當年勇的日本。第三種思考取向採取較長期的視角：中國下定決心重建天朝在亞洲曾享有的優越地位。然而，上述任何一個單一觀點都難以抓住中日關係裡的糾結情緒和複雜心理，也無法解釋兩國之間充滿敵意的現今地緣政治層面。中日兩國之間的情勢緊張，可不只是習近平對幾個島嶼的怨恨而已。
千百年以來，中國是東亞文化和權力的中心，既是東亞的雅典，也是東亞的羅馬，中華帝國是東亞地區文化、政治和制度價值／結構的典範。日本的文字、績效導向的官僚體制、階層式的社會關係和考試取才的教育體系，這些直至二十一世紀仍存在於日常生活和政府機構裡的制度，都源自於中國。
日本人更在細節上以令人驚異的手法，展現出與中國文化傳承真正類似之處。二○一六年初，在華府為某位日本資深外交官舉辦的惜別會裡，包含中國大使崔天凱在內，每位貴賓離開時都獲贈一首詩。詩由將卸任的外交官親筆用中文書寫，內容為歡慶華府的櫻花盛開時節，模仿受尊崇的唐朝詩人風格。這首贈詩是向影響深遠的中國文化致敬，同時也是向現代日本的教育致意，因為日本學生現在仍然學習中國古典詩詞。印在粉紅色紙上的詩句，亦彰顯這世上唯有日本人能將此事執行得如此專業又優雅。
現代日本和中國的歷史也有很多相似之處。兩國在十九世紀都在西方帝國主義槍炮的威脅下，被強迫對外開放。接下來的二十世紀，兩國奮力贏得自認優於亞洲民族之侵略者的尊敬。兩國之間完全談不上團結一致，而是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日本快速現代化，而中國卻分裂了。自從那時起，他們努力找出兩國之間的平衡點，如果某個國家具有優勢地位，另一個國家便臣服。經過數場戰爭、殖民征服、外交和解及興盛的貿易，在不同時期，日本與中國都曾將自己的等級制度特徵強加在對方身上。日本和中國要求西方平等對待兩國，但他們卻很少嘗試相互平等對待。
借用某位日本歷史學者的話來說，這兩個國家已經發展出一種「相互依賴又獨立自主、彼此尊敬又相互懷疑、吸引又排斥、讚賞又自覺優越」的態度。儘管他們經常提到本身都是亞洲國家，但都總是在雙方衝突時毫不猶豫便尋求外援。在兩國的菁英之間，彼此的隔閡還存在深深的個人因素。
一九七○年代晚期到一九八○年代中期，是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黃金期，但具危害性的恨意也漸漸在兩國執政黨和眾多人民之中蔓延。接下來，中國經常要求日本對其戰爭行為道歉，日本對如此壓力感到不滿，出現政治隔閡似乎難以避免，彼此間的信任受到侵蝕，並強化兩國各自高漲的民族主義。中國經濟崛起與日本的相對衰微，更強化了此一趨勢。在兩國首都，內政皆足以牽動外交，反之亦然。
曾經認為似乎不可能或不至於發生的，現在已非不可想像：未來數十年裡，中國和日本或將開戰。若真如此，他們不會獨自作戰。

第十二章　中國訂定規則
在第三個講者講完之後，楊潔篪氣得滿臉通紅，起身走出河內國家會議中心巨穴般的大廳。東南亞國協十國的外交部長看著他離開，這是每年舉行的東協安全會議，坐在附近的還有一些部長，是東協邀請來的嘉賓，包括美國與日本在內，時間是二○一○年七月。所有人都知道楊潔篪心情不好的原因。東協的外交部長一個接一個表達對北京在南海行動的憂慮。希拉蕊‧柯林頓已登記要發言，坐在楊潔篪旁邊的日本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也是。
場內的某些人士懷疑楊潔篪離場，是去請示北京輪到他發言時要說什麼，但真相至今未明。不過，等他回來時，他的發言會載入史冊，不只是因為內容尖刻。河內會議標示亞太地區的轉折點，區域內的國家終於有勇氣集體對北京抱怨。令中國氣憤的是，美國不只是鼓勵他們直言無諱，而且華府還與東京合作，共同搭建舞臺，讓亞洲國家一吐怨氣。
南海及其海域看似荒涼的小島和環狀珊瑚礁到底屬於誰，相關爭議並不是新聞，引發激烈情緒也不是頭一回。問題海域面積高達一百四十萬平方哩，分散的小島、環狀珊瑚礁、岩塊與沙洲加總也不過約六平方哩，卻受到猛烈爭奪，偶爾爆發短期的激烈戰事，因為每一方都試著宣稱擁有主權。美國前國防部與國務院官員理查‧阿米塔吉鮮明回憶起其中一場大戰後的結果，這些戰役發生在一九七四年，是當時的南越與中國海軍為了部分西沙群島而戰。阿米塔吉當時是派駐在越南的年輕美國軍官，記得有數千名群眾聚集在碼頭上，歡迎作戰後回家的士兵，當時中國已迫使越南人撤離一些小島。這個事件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些小島對於我們可能無足輕重，但對他們意義重大。」
在這些彼此重疊的所有權主張中，中國所要求的海域最大，是來自於一九四七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畫的一張地圖。雖然毛澤東的共產黨在兩年後把蔣介石與國民黨放逐到臺灣去，但仍然保留政敵在南海的特權。地圖上有一連串簡短而不相連的線條，就像是有人踩在連結中國與東南亞的地圖上，留下一堆足跡。國民黨的原始地圖有十一段虛線，從中國一路蜿蜒而下，越過菲律賓，到汶萊、印尼與馬來西亞海岸U形迴轉，往北通過越南回到中國。在一九七○年代，中國與反帝國勢力的北越關係友好，周恩來因此下令刪掉兩段線，成為今日的九段線。
在一九七四年的戰役後，中國與鄰國又有一場衝突，時間是在一九八八年，各國的漁民之間亦不時傳出糾紛。東南亞國家開始對一些前哨站小島聲張主權，不過，這些國家對此問題都沒有迫切解決的需求。在一九八○年代與一九九○年代初，對媒體的編輯部來說，關於這些爭議小島的新聞，大都被開玩笑視為填版面的材料而已。到了本世紀初期，情況開始改變。一方面，中國容許一定程度的模糊，從來不曾澄清本身是否主張九段線內的所有海域。不過，北京卻清楚聲明，對這片淚滴形的廣大海域裡的所有島嶼，中國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尤其是北京的詮釋方式，中國已有效賦予自己海權，擁有這個全球極具戰略地位水路之一的大多數海域。
人民解放軍的海軍此時已擁有更強大的艦隊，開始在南海進行定期巡邏。北京除了運用準軍事的海警部隊與漁業單位以外，還推出一些其他的陣線，在爭議海域單方宣布禁漁令，並且增加科學研究與能源開發。為了強調主權歸屬，中國政府的不同單位紛紛在毫無遮蔽的岩石與暗礁上插上國旗。同期間，在二○○二年，中國與東協簽定協議，協調各國在南海的行為，以避免衝突及降低緊張。這項協議形同虛設。
中國的外交官也開始展現力量。在二○○九年，駐英國大使傅瑩參觀英國石油公司在倫敦的總部，警告該公司，停止在中國宣稱擁有的水域與越南合作的離岸計畫。傅瑩必要時親切迷人，但隨著她在外交部的職務越來越高，許多與她對話的外國人愈來愈覺得她對西方有敵意。她對英國石油粗暴直接。她說，如果英國石油拒絕中國的要求，中國將重新考慮該公司在中國獲得的所有合約，畢竟英國石油在中國是主要投資者。她同時還威脅，中國可能有許多失控的愛國暴民，會蜂擁到英國石油在中國許多辦公室的門口，中國可能再也無法保證英國石油數千名員工的安全。被問到為何要求英國石油撤出計畫，傅瑩回答記者比爾‧海頓（Bill Hayton）：「我愛英國石油，不希望看到他們受傷。」英國石油並沒有錯失訊息，之後就撤出越南附近的計畫。東南亞的國家也沒有忽視這件事。傅瑩後來主張，南海議題在二○○九年前就已「獲得控制」，她責怪華府介入爭議，攪亂區域平衡。不過，這樣的主張卻掩飾北京與其他亞洲國家在這段期間在許多陣線的行動。
越南與馬來西亞面臨國際條約所訂定的最後期限，趕在二○○九年主張他們擁有遠方大陸礁層的主權。雖然比中國的聲明溫和，但仍已深入中國所堅持屬於自己的南海海域。菲律賓國會也大約在此時立法通過最基本的主張權利。基於許多理由，包括中國的實力增長、東南亞國家拒絕退讓、獲得新漁場與潛在的原油及天然氣儲備等，數十年來大致隱而不顯的爭議此時開始浮上檯面。一九九○年代中國在區域內標榜所謂的微笑外交特色，此時已變成遙遠的回憶。區域內許多國家忽然面對過去大都只存在於理論的聲明，現在卻在他們的後院裡執行。對東南亞國家來說，本世紀初極力吹捧的和平崛起，正如中國的鷹派人士所保證的一去不返。
中國採取更積極的策略，其實並沒有太多祕密可言。對中國來說，控制南海是長期的國家目標。差別在於，北京終於累積足夠的軍事力量去執行。在東海也是如此，與日本角力的同時，中國整體的外交政策也在許多方面與華府對陣。在二○一○年，區域內國防部長於新加坡舉行年度香格里拉對話，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茲在臺上說，他不理解中國為何對美國軍售臺灣如此反應激烈，因為從一九七九年美中關係正常化之後，中國就已知道美國會致力於實行這項政策。就許多層面來說，蓋茲的提問都不夠真誠。雖然美國通過法規要防衛臺灣，但中國從來不曾接受。無論如何，一名退休的解放軍將領中了圈套，解釋為何北京因為軍售而暫停軍事交流。他的回應簡潔總結了外界認為推動中國轉趨積極的原因：「因為我們［當時］衰弱，但現在我們變強了。」
很難低估中國願意預示自己將以強權的姿態降臨，對區域與各國領袖的心理衝擊。日本對中國已經不抱幻想，懷疑中國是否有興趣打造可信任的雙邊關係。相形之下，在東南亞，北京在一九九○年代魅力出擊，靠著繁榮的貿易關係穩固關係，不像日本受到與此區域關係的包袱所拖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最初常被視為友好慈善，且中國的勢力終於回到亞洲了。
戴尚志是新加坡發言相當活躍的學者之一，他推崇中國式賢能至上的菁英良善治理將逐漸取代西方的民主價值。他在二○一○年出版的著作《後危機時代，亞洲有被美國孤立的危險》（Asia Alone）裡指出，美國的影響逐漸消退時，中國進行持續且多面向的活動，以強化友誼與增加影響力，尤其是在亞洲。他主張，更重要的是，這個計畫奏效：「這番努力大致成功地終結了敵意與懷疑。」他甚至建議東協，開始讓崛起的中國融入區域的「合作與和平準則」。雖然他的這番評估設有但書，但還是有人像他一樣樂觀認為，在削弱的華府退出之後，「中國盛世帶來的和平」可望填補這個真空。
然而，知名的亞洲政治家如李光耀，卻從較陰暗的角度開始檢視中國的崛起。只要是造訪亞洲的西方政治人物，極少不去拜會這位新加坡的國父與大家長。李光耀在一九六○年代藉反共舞臺崛起，並且將新加坡建立成獨立的繁榮國家，數十年來享有亞洲傑出睿智政治家的地位，永遠樂於對西方訪客解讀亞洲。長期以來，他同時還對西方來客提出他的理論，預言西方的式微，暢談泛亞洲價值與柔性威權統治的好處。
一直到一九九○年，李光耀都還在警告日本軍事主義復活的危險。他的名言之一是，如果允許日本軍隊加入在柬埔寨的維持和平部隊，就像是「將包著威士忌的巧克力送給酒鬼」。李光耀的觀點一度類似戴尚志，預見了一個新時代，屆時亞洲（包括中國在內）不必美國的援助也能料理自己的事。不過，李光耀的觀點──或至少是他對觀點不同部分所強調的重點──也隨著區域的權力平衡進展而改變。到了世紀之交，他就很久沒提到日本的風險。他的許多外交官請他在這議題上保持沉默，說他在所謂日本軍國主義的想法已經過時。相反地，他開始呼籲日本要強化與美國的關係，預期中國要崛起。
李光耀很快就開始拋棄他的「亞洲人管理亞洲」舊論點，對華府也是如此。在二○○九年，他對訪問者查理‧羅斯（Charlie Rose）說：「世界領導者必須在太平洋堅守到底。」兩年後，他更鮮明地表達對中國的憂心，形容中國可能是區域穩定的首要威脅。他對一個美國政治人物代表團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不論大小都是平等的，因此中國不是霸主。不過，如果我們做了他們不喜歡的事，他們就會說，你們讓十三億人不高興了。因此，請認清你們的地位。」
南海爭議剛好符合這個新興的論述：中國回歸過去的習慣，將鄰近的較小國家視為附屬國，在交易中占便宜。正如李光耀所說：「工業化且強大的中國會對東南亞友善嗎？會像一九四五年以來的美國一樣嗎？新加坡不是很確定。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越南也同樣不確定。」在越南與菲律賓，這番憂慮更是明顯，因為與中國就海域主權、能源探勘與漁權的衝突最為顯著。戴尚志認為，中國的魅力與慷慨將取代美國的傲慢與索求。這種想法似乎越來越偏離靶心。
越南顯然不樂意於中國的崛起。越南是二○一○年東協會議的地主國，河內當局看到一個機會，可以運用這次會議來提升對於北京行為的關切程度，並且在過程中獲得鄰國的支持。越南長久以來一直嘗試要找出方法，降低這個霸道鄰國的衝擊，又在一九九五年與老對頭美國重新建交。河內當局希望將美國拉近一些，不只是讓美國重回這個區域，而且在發生海域衝突時能站在自己這邊。越南挑選的時機非常完美，因為河內會議剛好與華府重新深思對中政策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