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席捲而來：在自由與民主的困局中，中國如何想像世界？當代西方思想編年考

代序　我們如何想像世界（節錄）

問：您說瞭解西方知識界動態不僅是為了更加瞭解別人，也是為了更加反觀中國、瞭解自己。您的系列綜述在二○○三年到二○○八年間，「中國」一詞時有提及，但未單獨展開。從二○○九年起，「中國」開始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模式」、「中國特刊」、「中國的世紀」等成專題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答：我越來越把中國的議題放在這個系列中，有很多原因。一個直接的原因是：關於中國的討論已經越來越占據西方媒體，特別是知識媒體的版面，這是二○○七年之後特別突出的現象。世界是彼此相連的，現在中國在世界上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而且它對世界未來的格局會有深遠影響。我想，這對西方知識界本身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意義在於，他們發現了一個「他者」，這個「他者」目前是生機勃勃的、有進取力的，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強硬的崛起，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現象。
　　對西方而言，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只是其中國問題專家關注的對象，也正在成為他們知識思想發展的一個參照，不容忽視的，這對西方本身的思考是有意義的。所以，將西方知識界、思想界對於中國的討論帶入中國讀者的視野，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幫助我們內在地理解西方。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沒有一樁純粹的「地域性」的事務。如果不把西方對中國的感知和理解納入我們的視野，我們沒有辦法充分地理解今天西方思想圖景的全貌。
　　另一方面，西方對中國的討論，對我們中國人自己也有參考意義。有一種固執的偏見認為，只有自己才最瞭解自己。但學過心理學、社會學的人知道，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古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恰當的自我理解，恰恰需要把自己和所謂「關係性」的自我聯繫起來，與外部對自己的認識結合起來，完全孤獨的自我是無法理解自己的。因此，將西方對中國的理解納入中國自己的視野，這是一種本來就存在的，也許正是我們在不自覺地沿用的認知方式。我希望介紹如《經濟學人》這樣嚴肅和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媒體的觀點，這能幫助我們更自覺地發現「外部的眼光」，來豐富我們的自我認識。
　　最後，我個人相信，中國的發展，無論大家抱有非常樂觀的期許，還是有比較謹慎甚至悲觀的預估，都在很大程度上進入了全球秩序，它會對世界有越來越大的影響。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我覺得應該受到重視。所以我會每年尋找關於中國的討論話題，收入這個系列綜述。

問：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西方社科理論框架或模型分析中國問題或政策方案的時候，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或小心的地方？
答：這是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會關注的問題，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問題。在運用西方社會科學框架或分析模型討論中國問題時需要小心，不能生搬硬套一種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具體事件。在原則上，大概沒有人會反對這個觀點，我當然也同意。但我以前也發表過文章，指出這個觀點本身也需要反思。有些學者走向極端，認為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成果是源自他們的特殊語境，而中國的語境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無法運用，這種看法本身就包含認識上的盲點。
　　首先，人類存在的所有社會都有某種「共通性」。當你在強調「特殊性」的時候，如果忘記了「共通性」，那麼任何一種理論都將變得不可能。所以我在《中國有多特殊》那本書中說過一句話：「每一片樹葉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樹葉仍然是樹葉。」除非我們把中國社會想像成「非人類的社會」，我們才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研究完全無法運用於中國」。其次，有人認為強調中國的獨特性才能理解中國的國情，但是誇大中國的獨特性恰恰沒有嚴肅地對待中國的國情。因為今天的中國早已不再是與外界隔絕的純粹的傳統中國，看不到這個古今之變與中外交融的歷史變遷，就無法理解中國的國情。源自西方的很多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不僅進入了中國，而且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幾篇文章中反覆強調，沒有所謂「純粹的中國人」，沒有所謂「中華性」神話。

錢永祥／《思想》總編輯、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

推薦序　中西對峙局面中的思想對話（節錄）

　　劉擎教授在每年年關前後撰寫當年的「西方知識界回顧」，至今十八年，在中國大陸享有盛譽，儼然成為各方期待的年度盛事。西方的思想與學術一向是中國讀書人的重要資源與參考，但是西方知識界的範圍遼闊，生態複雜，學派林立，所關注的議題也一直跟西方社會的變動結合緊密，局外人所能掌握的往往很有限。劉擎的「回顧」梳理一年之中的事件與趨勢，摘其精華，提供脈絡，幫助讀者瞭解當年的西方學術思想大勢。如今他把十八年來的回顧集為一冊出版，等於是幫讀者綜觀本世紀至今的西方思想界景觀，值得有心人參考。
　　今年是二○二一年，進入新世紀不過二十年，但是物換星移，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開創「宏大論述」的經典思想家逐一退場，上個世紀的思想典範已經過時，西方思想界顯得混亂而動盪。二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也告解體，西方思想傳統自然難以維繫昔日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加上西方社會屢次出現危機，此長彼消之間，中國的思想界難免有人顧盼自雄，立志「自信」，「平視」西方，有意識地挑戰西方的話語權以及西方現代性所標舉的價值觀。在這個時刻，中國人對西方思想界的認識是不是深入、持平，能不能得體地回應西方學界對中國的詮釋與誤解，顯然都是格外嚴肅、要緊的工作。
　　劉擎先生這本書，必須放在這個脈絡裡閱讀，才能掌握它的真正價值。如他所言，他要從西方的內部瞭解西方，但又要保持批判性的遠觀距離。他也希望把西方知識界、思想界關於中國的討論帶入中國讀者的視野，用「外部的眼光」來豐富中國人的自我認識。確實，在新世紀的中西衝突漩渦中，必須帶著這種清醒的自覺執筆寫作，方足以因應當前局面的嚴峻要求。

張潔平／Matters創辦人

推薦序　在亂世，給自己找一位思考教練（節錄）

　　滿心困惑時，我常會想到三、四個名字。
　　他們都不是已被捧上神壇的大師，但於我而言，是可信任、可託付的良師益友。我並不一定真的會跟他們對話，但總會想到他們曾寫過的文章，其中展現的視野，會重讀他們在自己的知識脈絡中，如何抵達這樣的視野。
　　劉擎就是這樣一位我私心引為教練的老師。他做的兩項基礎梳理工作：基於開授多年的經典課程所整理的《西方現代思想講義》和大家手中正讀的這本《當世界席捲而來》，正是我在面對許多經典問題時，常常回去重讀、獲得啟發與線索的藍本。
　　前者是梳理西方思想史中的經典思潮，後者則更貼近當下地，整理從二○○三年直至二○二○年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討論議題，以年為單位做綜述。劉擎老師的這一系列西方思想界年度綜述，每到年底，就成為華文世界知識圈翹首以待的文章，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是每年讀過來的，梳理功底和思想史史料價值不用贅述。
　　於我而言，劉擎老師的梳理，令人覺得珍貴之處，更在於以下兩方面：

一、他所介紹的素材，視野廣闊，跨學科、跨領域、跨地域、橫跨大眾媒體到學術期刊。
二、他以自身的問題意識與這些素材對話，「西方現在奠定的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以及市場經濟這樣的基本社會結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持續的？」「它們的局限和困境在哪裡？」這是由中國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但同樣與世界高度相關。在這問題意識下，他仍可以保持開放、逼近中立性。如他所說，「中立性或者說客觀性的獲得，是通過不斷地對主觀性進行反思，並且設想站在異己的立場上如何面對問題，由此逐漸逼近中立性，這是一個無盡的過程。」他與他所梳理的材料的這一對話過程本身，甚至比材料本身，更讓人受益匪淺。

我也問自己，為什麼覺得劉擎老師可引為教練甚至夥伴？什麼才算是「可信任」、「可託付」？仔細想來，可信任，是在思想工作中已建立起的可見的紮實功底，透過他們的學術與思想寫作、授課、演說可以讀出。可託付，似乎更微妙，對我來說，是他們對思想這件事、這種生活方式（王汎森語）要有真誠的熱愛。只有在這種原動力下，知識的多寡才不會構成歧視鏈，學科的邊界才不會成為利益或者防禦的門檻，價值立場才不會變作政治正確的教條，普通人日常的困惑則會被珍惜和尊重。

川普現象的根源

　　拜登在競選時曾說過，在未來歷史的回顧中，川普會被視為一個「脫離常軌的時刻」（aberrant moment）。勝選之後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感恩節致辭中說：「生活將回歸常態」，這是對疫情之後生活的期待，但許多人相信，這也是拜登對「後川普」時代做出的承諾。
　　對於飽受「異常」之苦的人們而言，「回歸常態」的說法聽上去令人嚮往，但深究起來不只天真而且危險。
　　首先，回歸不是一個可欲的選項，那個往日的舊常態正是後來「異常」現象的孳生之地，回歸過去意味著重返危險的起源；其次，回歸也未必可行，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態在過去四年中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是川普堅定的支持者，回歸常態將會遇到強大的阻力；最後，回歸的期望並不明智，輕率放棄「異常」激發的反思契機，錯失可以汲取的深刻教訓。
　　民主黨期待的「大藍潮」並沒有出現，在目睹國會山莊騷亂事件之後，更沒理由陶醉於一場選戰的險勝。作為敗選的一方，川普獲得七四二一萬張支持票（四六．九％的大眾選票），這一事實過於醒目，難以忽視。羅德里克教授寫道：雖然人們見證了「他公然的謊言、明顯的腐敗以及疫情控制的災難，川普如何能夠保持如此多美國人的支持，甚至獲得比四年前更多的選票？」
　　川普不只是一名卸任的前總統，還代表著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政治舞臺中仍然醒目存在，甚至可能將長久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大選的驚悚戲劇落幕了，但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並沒有隨之消逝。在談論回歸常態之前，首先需要探究「川普現象」的來龍去脈，並理解其中的挑戰。
　　那麼，什麼是「川普現象」？幾乎所有相關評論都指出一種徵兆：川普留下一個極端分裂的美國社會。歐巴馬在其自傳出版後的一次訪談中承認，美國社會的分裂並不是從川普開始的，但他加劇了這種分裂。
　　早在二○一六年底，《時代》週刊選擇川普作為年度人物，當期封面上稱之為「美利堅『分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到了二○二○年，《經濟學人》引用調查資料認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嚴重性已經可以被稱為「非文明社會」（uncivil society）。
　　在註冊選民關於對立黨派的態度中，有六到七成認為對方是對「美國及其人民」的威脅，有半數認為他們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相信，如果對方行為不軌就「應當作為動物對待」，有近五分之一認為，「如果另一方贏得二○二○年大選，暴力可以被正當化」。
　　這種「非文明」的政治對立，並不是美國近幾十年的「驢象之爭」或「紅藍對立」的簡單延續，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歸因於川普的「創新」—以劃分敵我的鬥爭性方式動員和凝聚此前相對沉默的社會人群，將其轉變為獲取自身政治優勢的力量，從而加劇和深化了社會的分裂。
　　在川普難以計數的不實之詞之外，至少有一句話道出部分真相：如果歐巴馬和民主黨人做得好，「我就不可能進入白宮」。同樣重要的是，如果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有足夠的動員力，也無需求助這樣一個「政治素人」來注入新的政治活力。
　　川普現象的興起，得益於兩大政黨的失敗之處，緣起於政治建制派所忽視或無力感召的地域和人群—那些在經濟與文化的主流趨勢中被邊緣化的地帶，那些感到自己長期被漠視、被遺忘和被辜負的人群。
　　這並不是一個新鮮問題。在過去幾年間，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評論文章以及紀實作品相繼問世，探討川普支持者的身分、處境與成因。從二○一三年《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到二○一六年《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白垃圾》（White Trash）和《家鄉裡的異鄉人》（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再到二○二○年PBS製作紀錄片《美國大分裂》（America’s Great Divide），所謂「被忽視的人群」不再是一個被忽視的盲點，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公眾熟知的熱點議題。
　　但熟知並不等於理解。川普的支持者究竟是誰？他們的處境如何？支持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存在著不同的、常常相互競爭的闡釋。學者、政治人物、媒體評論家以及社會大眾，對此並沒有形成共識。最為顯著的分歧之一（以簡單化的類別劃分），是「經濟解釋」與「文化解釋」之間的爭論。
　　在經濟解釋中，川普的主要支持者來自經濟低迷的鐵鏽帶地區，他們是藍領工人。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其中許多被轉移到海外）進一步侵蝕他們的穩定地位。川普聲稱要站在他們這一邊，稱讚他們是善良的普通美國人和真正的愛國者，誓言要為他們「找回工作」，因此獲得他們的擁戴。
　　相反，在文化解釋中，許多人支持川普的動機實際上是渴望「復辟」，重新獲得受到歷史進步威脅的特權—白人至上的特權，基督教的特權，WASP作為美國正統的特權。這些長期被抑制的反動觀念被川普「解放」出來，得以死灰復燃甚至有恃無恐。
　　由此可見，經濟解釋暗示了社會底層針對菁英階層的抗爭。這些被遺忘和辜負的底層人群選擇川普，是在表達對建制派的憤怒，也是在維護自身應有的權利。但在文化解釋中，反對或支持川普是「進步的未來」與「守舊的過去」之間的道德戰爭，對這種復辟勢力的反擊而不是放任才是正義的事業。兩種解釋的實踐意涵超出學術之爭，涉及道德正當性的分歧，也構成意識形態的對立。
　　當然，兩種解釋模式的劃分是過於簡單化的表述。實際上嚴肅的評論與研究都不會陷入單一模式，但往往有各自的主導傾向。在公共輿論中，經濟解釋相對流行，但近來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二○一六年與二○二○年兩次大選的證據都不支持單純的經濟解釋。「出口民調」資料顯示，川普在中低收入的選民中並不占據優勢。在家庭年收入低於五萬美元的中低收入選民（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中，更大比例的選民投票給柯林頓（二○一六年）或拜登（二○二○年），而不是川普，差距在一○％左右。而在五至十萬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中（約占選民總數的三分之一），川普在二○一六年的得票率高於柯林頓四％，但在二○二○年低於拜登一五％。
　　就最新的發展來看，《大西洋月刊》二○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刊登題為「國會山莊的騷亂者們不是『下層』」的調查文章，作者指出，儘管抗議者中有一部分是「底層人群」，但參與暴動的主體是企業主、CEO、州議員、公務員，房產經紀人、員警、現役和退休軍人等，屬於中上階層。他們不是出於「經濟上的絕望」，而是來自他們的信念：「相信自己有不可侵犯的統治權利」。
　　同樣，一月十九日《波士頓評論》發表長篇分析文章〈川普主義的生存之地〉也質疑了經濟解釋。在一月六日國會對選舉人票的確認審議程序中，有一百三十九名共和黨眾議員投票反對確認選舉結果。通過對他們所代表的選區進行人口和經濟分析，作者發現，這些選區大多是經濟增長和人口多樣化都較快的郊區，相對富裕的白人家庭與其非白人鄰居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正顯著縮小。這些地區非白人選民的投票率較低，為共和黨候選人帶來邊際優勢，以此反駁了流行的觀點—川普運動的支持者是來自鐵鏽帶地區或窮鄉僻壤的經濟受困者。
　　這些新近的調查分析並未覆蓋所有的川普支持者，也無法完全否認經濟解釋的有效性，但試圖揭示川普的一些極端支持者並不屬於經濟上被剝奪的人群，他們的政治動機更有可能出於原有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期望維護一種少數統治。
　　在文化解釋方面，近年有多部研究論述「基督教民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的著作問世，其中二○二○年三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為上帝奪回美國》獲得許多好評。作者懷海德（Andrew L. Whitehead）和佩里（Samuel L. Perry）是兩位社會學家，在大量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他們的見解：基督教民族主義主要不是一種宗教願景，而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基於對美國建國原則的神聖化理解，主張「將美國的公民生活與特定類型的基督教身分和文化相融合」。這種意識形態體現出一種維護種族與民族「邊界」的強烈願望，將白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傳統視為美國民族精神的正統，傾向於將歸屬其他種族和宗教的移民視為「他者」，構成對美國文化傳統的威脅。在基督教民族主義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反對跨種族婚姻和跨種族收養，質疑員警執法中存在種族不平等的事實。這部著作的研究論證，基督教民族主義者「將川普視為他們受到威脅的權力與價值的捍衛者」，他們支持川普是為了以上帝的名義「奪回美國」，並維護自身正在失去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