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

自　序

　　中國人嚮往民主政治，以戊戌變法為起點，已經超過百年，如果追溯到魏源、徐繼畬等的時代，則不下一百五十年。但是直到今天，除了小小的台灣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規模，中國還沒有真正的民主。台灣對大陸尚無實質影響。其實，先驅者有意使中國民主化，在大陸上曾經有過四五次的嘗試。不幸他們碰到的都是無法克服的困難，中國人只有望民主而興歎。
　　本書介紹二十世紀上半的四次國會選舉，也就是中國人嘗試民主的一些經驗，據此而觀察為什麼民主政治在中國不能生根發芽。本書採用Joseph Schumpeter的觀念：有選票有民主，無選票則無民主。我們只要掌握住這一個觀念，便不難知道民主政治在中國失敗的癥結所在。
　　本書同時討論近代中國政治精英的轉型。精英二字，是英文elites的翻譯。我用精英觀念去觀察中國近代政治人物，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得到預期的發展，與他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我討論他們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年齡、黨派關係等，用以說明他們的進取與保守，他們的分合關係。
　　我對本書主題的興趣始於1960年代後期，因為研究立憲派而與之結緣。第一章發表在1968年的《思與言》雜誌上。之後參加一批社會人類學家的現代化討論會，我接受了一些理論上的薰陶，寫成本書的第二章，由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譯載美國《亞洲學報》（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後來，我忙於其他工作，此一研究中斷。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與黎安友教授合作，重拾舊日的興趣（他研究中共，我研究民國），完成第三、四兩章，分別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發表。這些文字所反應的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
　　老友黎安友教授對我的影響最大。他是一位政治學家。我們於1960年代結識，承其不棄，指點我政治學的閱讀，贈送我此一學門的書籍不下百餘本。今又為本書撰寫序文，鼎力贊助，感激不盡。
　　影響本書的學者與友人，1970年代胡佛、楊國樞、李亦園等幾位教授，在現代化討論會中，他們的批評對我很有助益。汪榮祖、王國璋、黃克武、王遠義、張福建幾位教授，分別閱讀本書的一些章節，提出改進的意見。張秋雯小姐校讀全文一通，改正錯誤。洪溫臨小姐、林秀娟小姐蒐集和處理資料，幫助很多。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國家科學委員會、蔣經國基金會，曾經給予研究補助。謹在此表示深深的謝意。最後還要感謝聯經出版社總編輯林載爵先生一手促成本書的出版。兩位匿名審查人的高見，獲益良多。

緒論：議會思想之進入中國

　　人類在地球上聚居，長久以來，不斷尋求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希冀在一起生活而沒有貴賤之分，有事共相商量，公平合理，大家感到滿意。然而想要得到一個完美的制度，顯然很不容易。截至目前為止，民主政治似乎只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概念，要在如何能建立有效的運作。為此，人類一直在摸索實驗之中，最早是希臘羅馬人的試驗，他們實行直接民權，用「抓鬮」（by lot）或投票的方式選賢任能來管理眾人之事。此一制度在小國寡民時代是有效的。及至人口增多了，國家擴大了，直接民權難於落實，於是專制、威權型態的政治相繼出現，大多數的人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民主政治的理想再度縈迴在人們的腦海中。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斷為民主而奮鬥，西方在中古時代出現過民主國家，英國的君主讓權，議會政治出現。再經過美國和法國的革命，民主政治有全球化的趨勢。政治學家Samuel P. Huntington謂截至二十世紀末葉，民主政治曾經三波席捲全球。所謂民主三波，是帶一種潮汐的意味，潮來的時候，許多國家紛紛建立民主政治；潮退的時候，有些國家又回復到專制獨裁的狀態。Huntington所劃分的三波潮汐，大致是這樣的：第一波，1828-1926，是一個長波，至1922-1942而反轉；第二波，1943-1962，是一個短波，至1958-1975反轉；第三波，1974至今，仍在推進中。
　　中國沒有在Huntington所指的民主潮中，因為其民主政治是失敗的。先是滿清政府預備立憲，建立了資政院（1910-1911），其旨趣在訓練人民如何議政，並沒有西方議院那樣的權力和地位。辛亥革命以後，雖有第一屆國會（1912-1914）和第二屆國會（1918-1922），不幸碰上袁世凱和段祺瑞兩個大軍閥，槍桿子控制之下，國會徒有虛名。1948年國民黨建立的國會，一黨獨大，更是名不符實。共產黨政權至今歷半世紀有餘，仍無民選國會。惟中國雖確實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治，若以潮汐觀念察看，不能忽視潮來潮去的衝擊。本書介紹此四次議會選舉的過程，正要反應這一個事實。
　　選舉是人民踏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Joseph Schumpeter曾說，沒有選票就沒有民主。 中國四次國會選舉有選票嗎？中國的選舉制度從何而來？是直接選舉，或是間接選舉？選民與人口的關係如何？有多少人真正的投下了神聖的一票？……這一連串的問題，明知答案多半是負面的，我們依然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和討論，主要是檢討失敗的癥結所在。政治學告訴我們，選舉的宗旨在：(1)防止暴政；(2)付託統治的權力；(3)人民意志的實現；(4)達成人民生活的保護與發展。 本書即依此四原則來討論這四次議會選舉的經過及結果。我們發現運作不得其法及任意扭曲是其一，精英素質尤其關係民主政治的成敗。透視精英分子，可以了解民主政治的標桿雖在，卻是可望而不可及。
　　為了呈現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讓我們先回溯議會思想進入中國的概況。
（一）
　　議會思想於1840前後開始進入中國，引進的人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傳統有功名的紳士、政府官員、西方來華的傳教士。我們可以用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詞概括之。這個名詞對傳統紳士與傳教士尚稱妥貼，因為他們的著作目的單純，原本旨在介紹。惟於政府官員則有矛盾之處，蓋既為官員，思想往往受到限制，不能盡情發揮。然早年之介紹西方事物者，政府官員得其機先，尤其是十九世紀旅遊尚不發達，能至西方者，幾全為涉外官員，如沿海官吏、外交官等。無論他們的報導有無扭曲，正因為其言之有物，為中國所需，以知識分子視之，似無不妥。
　　試一略為歸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年，約有四十餘人的著作提及或多或少的西方議會論。茲將較重要者開列如下：
一、紳士知識分子
馮桂芬（1809-1874），《校邠廬抗議》（1876）
王　韜（1828-1897），《弢園文錄外編》（1882）
湯　震（1857-1917），《危言》（1890）
陳　熾（1855-1900），《庸書》（1892）
陳　虬（1851-1904），《治平通議》（1893）
鄭觀應（1842-1922），《盛世危言》（1893）
何　啟（1859-1914）、胡禮垣（1847-1916），《新政真詮》（1899）
康有為（1858-1927），《七上書》（1884-1898）
梁啟超（1873-1929），〈中國國會制度私議〉（1910）
二、政府官員：（一）沿海官員：
林則徐（1785-1850），《四洲志》（1842）
魏　源（1794-1856），《海國圖志》（1844）
徐繼畬（1795-1873），《瀛寰志略》（1846）
（二）外交官員：
斌　椿（1803-？），《乘槎筆記》（1871）
志　剛，《初使泰西記》（1872）
郭嵩燾（1818-1891），《郭嵩燾日記》（1980）
張德彝（1847-1919），《航海述奇》（1870）
黎庶昌（1837-1897），《西洋雜志》（1900）
李　圭（1842-1903），《環遊地球新錄》（1878）
徐建寅（1845-1901），《歐遊雜錄》
馬建忠（1845-1899），《適可齋紀言紀行》（1896）
曾紀澤（1839-1890），《出使英法俄日記》（1893）
張蔭桓（1837-1900），《三洲日記》（1896）
崔國因（1831-1909），《出使美日秘日記》（1894）
薛福成（1838-1894），《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1891）
黃遵憲（1848-1905），《日本國志》（1895）
宋育仁（1857-1931），《采風紀》（1896）
戴鴻慈（1853-1910），《出使九國日記》（1906）
端　方（1861-1911），《列國政要》（1907）
載　澤（1868-1930），《考察政治日記》（1909）
三、傳教士
麥都司（Walter H. Medhust, 1796-1857），墨海書館（1835-1857）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1838）
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大英國志》（1856）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萬國公報》（1874-1906）
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佐治芻言》（1885）
金楷理（Carl T. Kreyer），《西國近事彙編》（1873-1899）
謝衛樓（D. Z. Sheffield），《萬國通鑑》（1882）
花之安（Ernest Faber, 1839-1899），《自西俎東》（1884）
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西學啟蒙十六種》（1886）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泰西新史攬要》（1895）
李佳白（Gilbert Reid），〈列國政治異同考〉（1902-1903）
茲略述各家論說如下。

（二）
　　林則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議會的中國官員。林氏在廣東禁煙，面對西洋的堅甲利兵，不得不作“西夷”背景的了解，因此有《四洲志》之編著。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該書竟然提到了西洋的議會，特別是英、美、法三國的上下議院，頗有相當篇幅。該書敘述英國上下兩院的結構時，謂上院議員多王公貴冑，全院約426人；下院議員來自地方，“由各部落議舉殷實老成者充之”，共658人。談到議院的權力，指出“國王雖有權裁奪，但必由「巴里滿」〔Parliament〕議允”；國王行事有失，承辦官員要交巴里滿議處。美國是一個沒有國王的國家，軍國大事，必“西業”會議而後行。西業即今之參議院（Senate），其議員經由選舉產生。選舉是將選票“暗書彌封存貯公所”，“以推荐最多者為入選”。法國設“占馬阿富”（Les Chambres），其制度與英國相近。
　　《四洲志》討論英、美、法議會的組織、權力關係、選舉等。林則徐介紹這些觀念時，相關的名稱都是音譯，例如上院譯為「律好司」，下院為「甘文好司」，原來就是House of Lords，及House of Commons的音譯，但均未予轉換，不諳原文者，讀之有如丈二金鋼，摸不着頭腦。林則徐似乎對自己的著作並不滿意，加上內容需要進一步充實，因之決定敦請魏源作全面性的補充。
　　魏源是今文學家，主張經世致用，鴉片戰爭之前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及《聖武紀》，已是知名學者。魏源不負所託，完成《海國圖志》巨著，且一再增補，從初版50卷到四版100卷，約180萬字，可謂洋洋大觀。但是《海國圖志》所傳達的西方議會信息，並未超越林則徐的《四洲志》，原因是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限制了其個人視野，重點放在了解英人的堅甲利兵，於議會政治甚少措意，大多轉抄《四洲志》的內容，沒有進一步的發揮。比較突出的一點是，魏源提到了議院多數決的原則，“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循同”，感覺其為一美好制度。
　　林、魏之外，徐繼畬給了我們一本頗有可讀性的著作，《瀛寰志略》。徐繼畬是魏源同時代的政府官員，鴉片戰爭初起，徐氏在沿海為官，1842年任廣東按察使，旋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任福建巡撫。他與林則徐、魏源一樣，密切注意西洋人東來的問題。《瀛寰志略》著筆於1843年，完成於1846年，於1848年正式出版。相去《四洲志》6年、《海國圖志》4年。徐氏無疑讀過了林、魏的著作。由於他不以林、魏之著為滿足，參考了許多新的資料，果然予人耳目一新。徐繼畬稱英國的上院為“爵房”，下院為“鄉紳房”，頗為傳神。他同樣介紹西方議會的結構、權力關係，文字簡潔，沒有徐、魏的音譯缺點，可讀性大為提升，茲節錄原文一段如下。對英國議會的描寫：
都城有公會所﹝即議會﹞，內分兩所：一曰爵房﹝即上院﹞，一曰鄉紳房﹝下院﹞。爵房者，有爵位貴人及西教師〔教士〕處之；鄉紳房者，由庶民推擇有才識學術者處之。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爵房，聚眾公議，參與條例，決其可否；復專告鄉紳房，必鄉紳大眾允諾而後行，否則寢其事勿論。其民間有利病欲興除者，先陳說於鄉紳房，鄉紳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議，可行則上之相而聞於王，否則報罷。民間有控訴者，亦赴鄉紳房具狀，鄉紳斟酌擬批，上之爵房核定。鄉紳有罪，令眾紳議治之，不與庶民同囚禁。大約刑賞、征伐、條例諸事，有爵者主議；增減課稅、籌辦帑餉，則全由鄉紳主議。此制歐羅巴諸國皆從同，不獨英吉利也。
對於美國議會亦有簡明敘述，且特別指出參眾兩院為華盛頓所建立，因而贊歎：“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陳〕勝、〔吳〕廣，割據雄於曹〔操〕、劉〔備〕。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仍不僭位，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選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 特別提出總統由選舉產生，其對美國的好感，甚為明顯。
　　《瀛寰志略》於法國議會也有所討論，不贅述。總而言之，徐繼畬費時五年完成的巨著，所傳達的信息，比之《四洲志》、《海國圖志》清新可讀。魏源看了當亦自歎不如，1852年將其《海國圖志》擴為100卷，括引《瀛寰志略》四萬餘字充實之，由此可見徐著的魅力。

（三）
　　1840年代，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的著作有開啟中國人初步認識議會政治的作用。但不料此後三十餘年竟未見繼起倡言議會論者，原因是《瀛寰志略》出版後，官方與士紳之間皆對之反應冷淡，批評其內容“頗張大英夷”，甚屬不當。 ，這是鴉片戰爭後的一種情緒反應，造成1851年徐繼畬從福建巡撫下台。如此後果，誰還敢逆勢發言，此所以三十年間知識界噤若寒蟬，鮮見談論西方議會者。當然此一時期正值自強運動的高潮，朝野傾力建設兵工業，無暇思慮高層次的西方制度，也是議會論不受重視的原因。
　　但是這一個空檔有其填補者，他們是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傳教士的目的固然在傳教，但為了增加東方人對他們的了解，介紹自己所來自的社會，同時也提到了他們的政治特色─議會。傳教士來華，大多先在東南亞停留，馬六甲、巴達維亞、新加坡是三個前進中國的中途站。針對中國的需要，他們於1834年在南洋創設一個名為「中國益智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組織，發行雜誌印行書籍，先後不下一百三十餘種。這些出版品是早年西知的來源。林則徐著《四洲志》時，即依據英人慕瑞（Hugh Mu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為藍本，並參考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所著《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得到進一步的信息。 魏源節抄西人的著作甚多。徐繼畬更直接得到英國駐福州領事的幫助，增加了不少新的資料。由此可知議會知識的傳入，傳教士的關係不小。
　　要特別提出的是麥都司（Walter H. Medhust, 1796-1857）。麥氏其人屬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先在新加坡傳教，1835年經廣州來到上海。在新加坡時（1819），麥都司出版《地理便童傳略》一書，提及英國和美國的國會。他寫英國的上院，謂“國內有兩大會，一是世代公侯之會，一是百姓間凡鄉紳世家大族者之會。” 徐繼畬或許就是根據麥氏的這一句話而稱上下院為「爵房」和「鄉紳房」。《地理便童傳略》可能是中國讀者最早得悉的西方議會著作。
　　麥都司是傳教士，同時也是一位學者，他在上海的事業形成了一個文化傳布站，一個中心樞紐，關係著中國人早期的議會認識。麥氏在上海建有教堂和醫院，他更重視的是其一手經營的「墨海書館」（1835-1857），這是一個圖書館，也是一個印刷出版機構，西方的活字滾筒印刷由其引入，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家西式印刷廠。上海文教界多來利用，其文化中心不期然而形成。 西方傳教士與麥都司有密切往來的，有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47-1900）、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47-60）、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48-1861）、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55-1857）等，他們的著作多有論及西方議會政治者。
　　中國文化人亦與麥都司往還，如王韜、馮桂芬等，日後均成為政治思想界的大家。王韜早年曾任職墨海書館達十五年之久（1849-1864），他的早期西方認知可能受到麥都司的啟迪。王韜因同情太平天國而遭清廷追捕，麥都司之子麥華陀（Walter H. Medhust）伸予援手，介紹他去香港晤見理雅各（James Lagge），成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為英文的得力助手。王氏因此而有機會遨遊英倫，親身體認英國議會，其政治思想為之大進。
　　有一個小故事可以實證墨海書館的文化中心地位：1859年王韜尚在墨海任職時，其友人蔣劍人來訪，在圖書館中得晤偉烈亞力。三人聚談時，偉烈亞力為他們介紹西方男女平等及君民同治的內涵，蔣劍人大加反對，謂絕無可能。王韜則在一旁無言以對。此反映1860前後的中國，士紳階級對平等自由觀念尚屬陌生，王韜等對議會仍無概念。但此類談話自有其耳濡目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