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第三章、射偏了的箭

　　治清史的同行們有一個共識，即清代的皇帝個個勵精圖治(至於是否能做到當屬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幾個昏君，居然幾年不上朝，放任國運衰敗。
　　造成這一情況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明、清兩代都是皇帝親理政務。雖說天子聖明萬能，但一個人畢竟忙不過來，在實際操作中逐漸形成了輔佐班子。這在明代為內閣，到了清代，除沿襲內閣外，康熙時出現了南書房，雍正時又設置軍機處。
　　從性質上講，明代內閣、清代軍機處都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工作任務是為皇帝擬旨。明代的內閣大學士、清代的軍機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欽定，不必循官場之例遷轉。但兩者之間最大區別在於，明代各地、各衙門的報告先交內閣，由內閣對此提出處理意見，謂「票擬」，再交皇帝審閱，批准後作為諭旨下達。皇帝若懶得動筆，可由司禮秉筆太監代勞。這就出現一條縫隙，政務可以由內閣、司禮秉筆太監轉化為諭旨。清代不同了，沿襲明代的題本制度(同樣交內閣票擬)，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變為奏摺。奏摺由具有奏事權的官員親封，由皇帝親拆，皇帝批閱後下發軍機處，由軍機大臣根據皇帝的硃批或面諭擬旨，再經皇帝批准後下發。在這種體制下，皇帝若不及時發下奏章，政務中樞即梗塞。至於皇帝批閱奏章專用的硃筆，太監誰也動不得，那可是殺頭的罪名。
　　以一個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閱讀、研究幾萬字的奏摺，立即形成對策下發，還須召見京內外大臣，這確實超出了平常人的極限，近乎於對神的要求。當時人謂天子日理萬機、宵衣旰食，有時也不全是阿諛之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間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間之最。
　　年輕的奕詝登上皇位時，頗有企圖心。他繼承了祖宗的大業，也極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風範。從《實錄》中看，他此時的工作極為勤奮，每天都有許多諭旨下達，其中不少是親筆寫的硃批、硃諭，不勞軍機大臣動手。他暗暗對自己說道，我一定要守住這一份祖業，我一定要重顯祖宗昔日的榮光。
　　也因為如此，咸豐帝在上台後的八個月，便主演了一幕眾人拍手叫好的戲——罷免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1782年生，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中進士，入翰林院，散館後在詞臣上遷轉。1813年升禮部右侍郎，此後屢降屢升。他的轉機，在於1825年以漕運總督襄辦海運，始受道光帝注重，召京後署理工部尚書。1827年旨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828年任軍機大臣。1837年起，為首席軍機大臣，由此至1850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賴的人。
　　道光帝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穆彰阿能長居政壇不倒，乃是取法道光帝的另一親信曹振鏞，以「多磕頭、少說話」為政治秘訣。穆彰阿位於首輔，幾乎每天都被召見，他很少建言，每遇垂詢，必盡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對於道光末年的政治敗壞，應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嚴格地說起來，穆彰阿也是咸豐帝的老師。1836年即奕詝入學時，他即為上書房的總師傅，至1849年初因保舉不當被罷，改為杜受田，可不知為何，道光帝臨死前兩個月，穆又復充上書房的總師傅。對於這位老師，咸豐帝很小便聽到了許多，早就想拿他開刀。
　　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重要表徵，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豐帝登基後，沒有立即採取行動，很可能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穆彰阿多次充當考官，且長期結交京內外官員，特別喜歡拉攏年輕有才的下級官員，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勢力集團，時人謂之「穆黨」。咸豐帝欲罷免穆彰阿，所下諭旨若由內閣發出，穆是文華殿大學士(即內閣首揆)，若由軍機處發出，正好穆是首席軍機，須得事先考慮安排好才行。
　　僅僅出於上述原因，就足以使咸豐帝罷斥穆彰阿，但從咸豐帝後來的諭旨來看，他更加不滿的是穆氏的對外政策，這就牽涉到先前那場鴉片戰爭。
　　1840年7月至1842年9月，英國侵略中國，蹂躪東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雖說戰爭爆發時，咸豐帝只有九歲，不可能理解戰爭的過程和意義，但他的老師杜受田當時曾發表過意見。1842年8月，杜受田上奏建策：用中國傳統的木簰，火攻突入長江的英國艦隊。這是書生論兵的典型，表現出對前線戰況和近代軍事技術、戰術的無知。他的建策不可能被地方官採納，但他的思想不會不對奕詝發生影響。
　　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今天看來應當是很清楚的，在於中國政治的腐敗和軍事的落後。但當時的士大夫不承認這一點，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敵區區島夷。他們認為，戰爭的失敗在於忠臣林則徐等人的抵抗主張沒有得以實現，在於奸臣琦善、耆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時蒙蔽了道光帝。
　　士大夫的看法歸結起來，就是主張對「逆夷」強硬而不是屈服，而廣州反入城抗爭又使他們誤以為強硬政策獲得了勝利。
　　由於中英南京條約中英文本的歧義，戰後英國人是否可進入通商口岸的城，中英雙方有著分歧。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耆英，在戰爭中被打怕了，竭力維護民夷相安的局面，對外持軟弱態度。他起初因廣州紳民反對，對英人入城問題推諉騰挪，後因歸還舟山而允諾英方有權入城。1847年4月，英軍戰艦再入珠江，陷虎門，逼廣州，耆英見勢不妙，允諾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英人在未入廣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廣州沙面以東大三元酒家一帶的商館，距廣州城西南城牆僅200公尺。廣州紳民在入城問題上的堅決反抗態度，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是沒有認清抵抗侵略的真正方向。
　　1848年初，耆英被召回北京，晉文淵閣大學士。繼任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對外持強硬態度。他們不顧耆英先前的承諾，於1849年4月斷然拒絕英人入城，並組織團勇近10萬人，準備與英軍一戰。因入城一事尚小，兼未作好戰爭準備，英方宣布將入城一事暫為擱置。也因為翻譯問題，清方以為英方永遠放棄了入城的權利。
　　就這麼一個小小的勝利(今天看來是否是勝利還很難說)，大大鼓舞了主張強硬的官紳士民，認定只要由強硬派掌權，就會改變鴉片戰爭以來屈辱的局面。就連道光帝也為此一振，認為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戰而勝」，封徐廣縉為子爵，封葉名琛為男爵。
　　廣州反入城抗爭勝利時，咸豐帝已經18歲了，離他當皇帝還不到一年。他已經懂事了。由此，擺在咸豐帝面前的結論，似乎是很明顯的，只要罷斥這批對外軟弱的官員即可，只可惜父皇還在受穆彰阿的「蒙蔽」。
　　咸豐帝登基未久，中英關係中又發生了一件事。
　　1849年英人入廣州城被挫後，英國駐華公使文翰(S. G. Bonham)向國內報告，英國外相巴麥尊(H. J. T. Palmerston)指示文翰繼續交涉，並發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會。文翰因在廣州與強硬的徐廣縉無法打交道，便駕船北上，企圖在中外關係和好的上海打開缺口。
　　1850年5月，文翰到達上海，與兩江總督陸建瀛會談，要求轉遞巴麥尊致穆彰阿、耆英的照會和他本人致耆英照會。陸建瀛先是拒絕，但聽說英國將派船北上天津，態度立即軟了下來。咸豐帝收到陸建瀛的奏摺，下旨：命陸建瀛勸文翰南下，有事只許與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廣縉交涉。諭旨中稱：
　　若非剴切曉諭，於妄念初萌之際示以限制，勢必以無饜之詞，向在京各衙門紛紛呈投，成何事體！
　　咸豐帝這時的策略是，不與這些桀驁不馴的「夷」人們打交道，讓善於制「夷」的徐廣縉來辦理此事。同日，他還發給徐廣縉一旨，讓他「堅明約束」，「折其虛憍，破其要脅。」
　　巴麥尊的照會指責徐廣縉危害中英「和好」關係，並要求在北京進行談判，「商訂其事」。這種直接照會京內大臣的告狀做法，使咸豐帝認定英方在行「反間計」，陷害忠良徐廣縉。而巴麥尊的照會不發給別人，偏偏發給穆彰阿、耆英，又很容易使人對此兩人發生懷疑。特別要命的是，文翰給耆英的照會，內中有一段話：
　　茲以貴大臣本屬貴國大員，熟悉外務事理，眾所共知。更念本國前大臣等素與貴大臣頻恆札商，極敦誼禮，衷懷欣慰，為此乘機備文，照會貴大臣閱悉。
　　這種來自敵方的對耆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讚揚，實實在在是幫耆英的倒忙。
　　也就在這一時候，咸豐帝以耆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財諸端，持論過偏，傳旨申斥。
　　也就在這一時候，咸豐帝以英人梗頑，命林則徐進京，聽候簡用。
　　咸豐帝的意向，已經明顯得不能再明顯了。
　　文翰沒有罷休。他派翻譯麥華陀(W. H. Medhurst)前往天津投遞文書，當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絕，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動也毫無效果。7月，他只能垂頭喪氣地返回香港。
　　文翰此次北上交涉，無疾而終。咸豐帝卻從這次對抗中增強了信心。英「夷」也不過如此。然而，他為自己不能趕走這些可惡的「夷」人而遺憾。當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電擊劈時，動感地在臣子的奏摺上硃批道：「敬感之餘，更深慚愧。」
　　過了不到兩個月，又出一事。
　　負責北京治安的步軍統領衙門抓住一天主教徒丁光明，手持稟帖到耆英家門前投遞。此事還牽涉到傳教士羅類思。刑部審理後上奏，要求耆英對此事作出解釋(此時刑部尚書為杜受田)。儘管耆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但在咸豐帝心中又留下了耆可能與外人有勾結的陰影。
　　咸豐帝還沒有行動，又等了幾個月。
　　1850年12月1日，咸豐帝動手了。這一天，他破例地未向皇太貴妃(即其養母博爾濟錦氏)請安後再辦公，而是首先頒下一道硃諭《罪穆彰阿、耆英詔》。這份文件的分量不亞於一次政變，紫禁城為之震動，空氣也變得凝重起來。雖說這道諭旨長達千言，但咸豐帝寫出了他的真實思想，故全錄於下。讀者在了解咸豐帝的內外政策的同時，也不妨測測他的文字水平和觀念高下：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方今天下因循廢墜，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替可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
　　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盡力，有礙於己，必欲陷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似此之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寘重典，斷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縱，始終不悛。
　　自本年正月(農曆)朕親政之初，(穆)遇事模稜，緘口不言。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為腹心，以遂其謀，欲使天下群黎復遭荼毒。其心陰險，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則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馳赴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於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無能，殊堪詫異。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奉夷，罔顧國家。如進城之說，非明驗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幾至變生不測。賴我皇考炯悉其偽，速令來京，然不即予罷斥，亦必有待也。今年耆英於召對時，數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祿位。是其喪盡天良，愈辯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難知，耆英顯而易著，然貽害國家，厥罪維均。若不立申國法，何以肅綱紀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負皇考付託之重歟？第念穆彰阿係三朝舊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著從寬革職，永不敘用。耆英雖無能已極，然究屬迫於時勢，亦著從寬降為五品頂戴，以六部員外郎候補。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見者，朕不為已甚，姑不深問。
　　辦理此事，朕熟思審處，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嗣後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務當激發天良，公忠體國，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積習，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難，毋苟安。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諸大端者，直陳勿隱，毋得仍顧師生之誼，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共爾位。朕實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朕意。
　　這一篇諭文，讀之頗感氣勢，非積鬱胸臆久矣而不能為之。咸豐帝一吐為快，說出了他多年的心聲。
　　硃諭頒下後，京內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讀，齊聲讚揚。咸豐帝說出了他們多年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們於此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的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擯奸，是中國傳統政治學中最古老且最常青的原則，由此在中國傳統歷史學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亂世的基本表徵就是奸臣當道，一旦聖主罷斥群奸，起用忠良，定雲霧重開，萬眾歡騰，王朝也會走向中興。這一套路，經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澆鑄在咸豐帝的心中，他早已決心力行，做一名中興的聖君。
　　穆彰阿罷斥了，耆英降革了，導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剷除了。一切的好轉，不正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嗎？
　　在此咸豐帝舒志、臣子們額慶之際，似乎誰也沒有認真想一想，中國的問題僅靠換幾個當權派就會解決嗎？
　　如果我們仔細地推敲，咸豐帝的上引諭旨尚有不實之處。
　　除了泛泛的指摘外，穆彰阿的具體罪名有二，一是排斥達洪阿、姚瑩，二是阻撓林則徐的復出。
　　案達洪阿前為台灣鎮總兵，姚瑩前任台灣道，鴉片戰爭期間兩人負責保衛台灣，竭盡心力。1841年9月，英軍運輸船納爾不達號(Nerbudda)在台灣基隆海面遇險。船上274人有34人乘小艇逃走(多為軍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中除病溺而死外，有133人為台灣守軍生擒，32人被斬首。1842年3月，英另一運輸船阿納號(Ann)亦在台灣中部沿海遇險，船上57人有49人被守軍活捉。然此兩次事件被達洪阿、姚瑩渲染為擊敗來犯英軍的重大軍事勝利，受到道光帝的褒獎。1842年5月，就在清軍在鴉片戰爭中節節敗退之際，道光帝親自下令，台灣所囚俘虜中除頭目外，其餘「均著即行正法，以紓積忿而快人心。」戰爭結束後，英方要求釋放戰俘。得知台灣戰俘除11人外皆被處死，立即交涉，頗有戰端重起之勢。殺俘是奉旨行事，那是萬萬碰不得的，而開罪了「夷」人，又啟戰火，也是不堪想像之事。在此情勢下，以彈劾琦善私許香港而名揚天下的閩浙總督怡良，赴台親自調查後發現，達洪阿、姚瑩兩次奏報抗英獲勝純屬虛構，請求將兩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後下令將兩人革職，解京送刑部審訊。1843年10月，穆彰阿奉旨參與審訊，事後奏摺中對達、姚兩人尚有回護之意，結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兩人前已革職，後也沒有再起用。由此看來，達洪阿、姚瑩之獄是出自聖裁，與穆彰阿似無關聯。
　　林則徐在鴉片戰爭中被革，後發配伊犁。1845年釋回，1846年任陝西巡撫，1847年任雲貴總督，1849年因病自己要求開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復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腳。至咸豐帝上台後調林進京，也是林本人稱病不出。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咸豐帝頒下硃諭的前八天，林則徐已經病死在赴廣西鎮壓太平天國的路上了(關於林病故的奏摺尚未到達北京)。這麼說來，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耆英的罪名更是空泛。硃諭中講了兩條：其一是入城一事上過於軟弱，這在前面已經介紹過了。其二是咸豐帝登基後，耆英在幾次召對時皆主張對英國「應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強硬手段。實際上，這也是咸豐帝下決心對穆、耆開刀的主因。
　　對於一個比自己強大國家的咄咄逼人的進迫，應當採取何種策略，從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來看是有區別的。前者強調正義性，後者強調可行性。作為一名政治家，耆英主和並不為錯，這是他正確分析了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如將國運民生意氣用事，浪於一擲，其意氣雖暢快，但後果不堪設想。耆英的錯誤不在於主和，而在於苟和，沒有利用鴉片戰爭後的和平局面，從事革新，使自己國家變得強大起來。
　　由此反觀主張對外強硬的官員，他們大多在戰爭期間遠離戰區，沒有直接跟西「夷」打過交道，奏摺制度的機密和各地奏報中的粉飾，使他們無從了解實情真相，偏信那些頗具戲劇性的傳說，前述達洪阿、姚瑩一案的走形變態就是一例。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判斷也不是依據敵我力量之對比，而是為了恪守傳統的「夷」夏之道，順昌逆亡。他們相信義理的力量之不可戰勝，認為戰勝逆「夷」的手段不在於器物，而在於人心，「正心」「誠意」即可「平天下」。咸豐帝在杜受田的教導下，飽浸性理名教之義，罔知兵革器物之力。他的這種價值取向，受到了絕大多數官吏和幾乎全部士林學子的歡迎，既是形勢使然，又使然於形勢。
　　罷免穆彰阿、耆英，咸豐帝表達了其對外新政策：將啟用對外強硬的官員使用強硬的手段來對抗英國等西方國家。他的這種全力保住並盡可能挽回國家權益的意向，無疑應當讚揚，但就實際舉措而言，以為用忠擯奸即可抗「夷」，卻是一支射偏了的箭。
　　對外強硬取決於武力的強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種虛張。咸豐帝也明白這個道理。在其聞悉文翰、麥華陀駕舟北上時，便提出這一問題：
　　至沿海各處防堵，數年以來，想早已有備無患。
　　這句話說得不那麼自信，底氣不夠充沛。而當麥華陀南下之後，又下旨：
　　從前夷船由海入江，江、浙一帶屢經失事(指鴉片戰爭)，追溯前因，能勿早之為計……(各沿海督撫)各就緊要處所，悉心察看，預為籌防，斷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員，總須慎選曉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諂懦弱者概應更換。
　　此道諭旨頒下後，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前漕運總督周天爵、福建學政黃贊湯亦先後上奏，提出具體計謀，咸豐帝皆發下，令沿海各省參照執行。
　　咸豐帝的諭旨，只令籌防，而未言及如何籌防。蔣文慶、周天爵、黃贊湯的計謀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著邊際，與戰時杜受田的「木簰火攻法」相類似。然而，聖旨又是不能不執行的，各地的做法更是各行其道。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砲台為依託進行抗擊，並在砲台之後路組織團練。對此，他信心十足，宣稱「此臣十載籌防所可深信者，不敢於聖主面前，稍作過量語。」按照這一方法，直隸其實什麼事也不必做(砲台早已建成，團練也已成常設)。
　　盛京將軍奕興的方法更簡單，根本不必設防，若英軍前來，誘之登岸，堅壁清野，然後以奉天(地域與今遼寧省大體相當)的「勁旅」來剿滅不善擊刺步伐的英軍，「正我兵所長」，沒有什麼問題。按此，奉天也不必籌防，到開戰時再說吧。
　　兩江總督陸建瀛奏稱，鑒於上海已經開放，「自當另為一議」(實為不設防之議)，松江、蘇州一帶河汊，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艦船的進軍，另行募勇、火攻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須戰時才可實施，江蘇此時也無事可做。
　　浙江巡撫常大淳對策有二，一是繼續補造戰船(浙江水師戰船在鴉片戰爭中損失殆盡，尚未補造完竣)，二是將團練之法寓於保甲之中。前者是繼續進行正在做的事，後者是以保甲取代團練，實際上一切均無需新張。
　　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仍宣布採用1849年反入城抗爭的老辦法：一是斷絕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國以貿易為生計，英商挾重資而來，不敢冒商業風險而進攻貿易重埠廣州；一旦開戰，香港英軍僅一兩千人，何抵抗於廣州數萬民眾？且香港巢穴可虞，黃埔船貨可虞，廣州城外英國商館可虞，英人豈無顧惜？他們的結論是英國不敢動手，因此也不必緊張自擾，憑著他們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敵！
　　最有意思的是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的奏摺。他們與那些表面上大講如何籌防、實際上一件實事也不做的官員不同，公然明白主張不設防。其理由為，一、英國控制了制海權，戰爭無法取勝；二、誘敵深入將導致英軍蹂躪內地，而陸戰必勝的說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寬水深，無險可扼；四、團練戰時不足恃，平時又易流為寇；五、籌防措施會刺激英方，可能招致禍患。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咸豐帝皇皇數道上諭，換來的就是地方官這些筆頭子上耍功夫、實際無為無作的奏摺。這些地方官老於世故，知道若處處遵旨辦事，聽到風就下雨，那將會怎麼樣也忙不過來，什麼事也辦不成。別的不說，籌防是很花錢的，若真的造砲修船練兵團練，銀子又從何而來，中央財政肯定不給撥款，地方上又從哪兒弄這筆錢呢？
　　一遇到具體問題，咸豐帝也蒙了向。他本來就是只想制夷而不知如何制夷，對各地的做法結果都予以認可。其中他最欣賞的是徐廣縉、葉名琛，在他們的奏摺上硃批：「卿智深勇著，視國如家，所奏各情甚當。朕聞汝今秋偶有微，此時佳善否？」這裡表現出來的重點，仍是讚揚徐、葉對英國的態度，而不是注意他們的籌防。即便對於劉韻珂、徐繼畬的不設防言論，他也提不出什麼反對意見，而是聯繫其鴉片戰爭後一貫主和的表現，以此時的福州反入城事件為由，將他們一一革職了。
　　這是一支射得更偏的箭。
　　花如此之多的筆墨，來介紹新帝罷免老臣的事件，是因為此乃咸豐帝在位11年中唯一的一次振作。此後，他心有餘而力不足了。而我在敘說中又鋪墊了大量的背景材料，出現了大量的人物。這是因為這些背景反映了那個時代，這些人物大多後面還會出場。我個人筆力不健，只能如實羅陳而不能娓娓道來。還需請讀者原諒的是，我在這裡仍想對各地官員的奏摺和咸豐帝的思想再做分析，幫助今天的人更了解那個時代。
　　各地官員之所以不肯花力氣整頓海防，除了惜銀惜力(實際上也就是惜民)外，還因為受兩種思想的左右。
　　其一是英軍船堅砲利，清朝無法組建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與之對抗。前敘周天爵的奏摺中稱：
　　惟前次失事，皆專事海門，一切船隻砲位，事事效顰。
　　徐廣縉、葉名琛上奏時也同意這種說法，並裁減廣東水師的戰船。周、徐等氏的意見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不必效法英國等西方國家，在「船隻砲位」上作實際的努力。雖說清朝此時尚無建設近代海軍的能力，但此時是戰後寶貴的和平時期，放棄這種努力就是放棄近代化的嘗試，中國以後也只能用傳統來對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軍不善陸戰。早在鴉片戰爭時，林則徐、裕謙等人就有此類言論，認為英軍雖可橫行海上，但一至陸地，清軍將穩操勝券。戰爭的實踐使道光帝發現此中的謬誤但由於清朝戰後諱敗諱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確地總結教訓。直至此時，英軍不善陸戰的神話仍未破滅，各地疆吏仍將陸戰取勝當作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的制敵良謀。
　　鴉片戰爭結束已經八年了，當年的前敵主將們紛紛被革退致仕，仍在台上的只有劉韻珂、徐繼畬等數人。戰爭這把客觀的尺子，使他們量清了中英軍事實力的差距。他們兩人的奏議，應當說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為何物的碌碌臣工的言詞，更切合實際。可他們找不到制「夷」的武器，居然放棄了制「夷」的使命。
　　年輕的咸豐帝，生長在深宮，讀的是聖賢書，他又如何知道制「夷」之法？內外臣工們要麼就是一味強硬，要麼就是一味妥協，誰也說不清「夷」為何物，讓他憑空能想出辦法來嗎？
　　當時的中國，就沒有人知道正確之途嗎？
　　也不是。有一個名叫魏源的名士，寫下了一部名為《海國圖志》的著作，初為50卷，後擴至60卷，定稿為100卷。在這本書的敘說中，他提出了一個驚世的命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魏源的思想也是極其有限的。他準備所「師」的西方長技為三個方面：造船、造砲、養兵練兵之法。從今天的角度看來，僅僅「師」這些長技仍是制不了「夷」的。「夷」也不是那麼好制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個方向，朝這個方向走下去，中國就能上軌道。
　　咸豐帝肯定見到過《海國圖志》一書。據檔案記載，1853年武英殿修書處奉旨將此書修繕貼錦進呈。至於咸豐帝有沒有細讀，讀後又有什麼感受，今人皆無從得知。但是，可以說，到了此時即便他想振作，也已經來不及了。
　　天下已經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