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

導論
劉翠溶

自1970年代以來，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逐漸成為西方歷史學界的一個研究領域。美國史家伍斯特(Donald Worster)認為，環境史研究是在「要求重新檢討全球文化的時機中」展開，其目的在於「加深我們瞭解在時間過程中，人類如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影響環境和得到了什麼結果。」 歐洲史家摩爾(R. I. Moore)在為地理學家西蒙斯(Ian G. Simmons)所著的環境史導論作序時說：「要對過去產生新透視，幾乎沒有比環境史更好的例子。它與當代迫切的憂慮有關是很清楚的，但它也刺激了對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時期，甚至是遙遠的過去重新評價。」此外，摩爾，一如伍斯特，也強調環境史的跨領域特性。 澳洲環境史家葛洛夫(Richard H. Grove)指出，目前習用的環境史一詞是指歷史見證的不再只是個人生死的故事，而是關於社會與物種，以及他們與週遭環境的關係。環境史的出現與當代環境主義思潮有關，而後者之淵源可上溯至十七、八世紀一些西歐人對陌生的熱帶地區環境的實際經驗。直到1970年以前，環境史一直是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在討論第四紀和史前人類與環境互動時慣用的名詞。新的環境史學主要是受到當代全球環境危機的刺激。但是，對環境問題的敏感並不是二十世紀的創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歷史地理學家就一直在探討環境問題。 此外，美國環境史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把美國環境史研究上溯至二十世紀上半，而當時考古學、生態學與地理學的研究也開始影響歷史學家。 至於中國環境史研究，雖也有歷史地理學家為先鋒，然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1990年提出第一份研究構想後，才逐漸推展。
在伊懋可的推動下，由澳洲國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討會於1993年12月在香港大嶼山舉行。會後分別以中文和英文出版了論文集。 事隔多年，在2002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了第一次環境史研究研討會，但會後並未出版論文集。在2005年8月，天津南開大學也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已於最近出版。 在2006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再舉辦第二次環境史研究研討會，這本論文集就是該研討會的部分成果。
在2006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共有34篇，而收入這本論文集的只有20篇，另有1篇未在會中發表，但由與會的作者楊庫另外提供，至於其他未收入的論文，則多因作者決定另外投稿。這21篇論文的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包括地質科學、地球科學、大氣科學、海洋科學、環境科學、建築學、文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學、環境政策研究與社會資訊研究。論文的主題涉及氣候與環境、古人的自然意識、生態的破壞、自然災害與地方文化、技術傳播與資源利用、疾病與環境、以及環境政策的形成與執行。這些論文探討的時間範圍長短不一，總共涵蓋了從兩萬年前至二十一世紀初；空間範圍也大小不一，但多以中國大陸、臺灣本島與離島以及附近的海域為主。這本論文集題為《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意在涵蓋所有的論文所涉及的面向，自然與人為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但其間的重疊互動，則呈現出複雜的關係。
在氣候與環境變遷方面有5篇論文，其中3篇討論古氣候，另2篇討論現代氣候，都由自然科學者執筆。這些論文運用海洋岩芯記錄、植被孢粉記錄、以及現代觀測記錄來探討氣候與環境變遷。
陳明德等人回顧有關西太平洋邊緣海(東海、南海、西赤道太平洋)自末次冰期鼎盛期(約距今兩萬年前)以來的海洋岩芯記錄研究。從高解析度的西太平洋邊緣海洋岩芯記錄中，可以發現過去兩萬年來，低緯度地區海洋岩芯所記錄到的赤道熱帶氣候變化，明顯類似於北半球高緯度地區的古氣候記錄(如：格陵蘭冰芯記錄)上所呈現的快速氣候變化事件。這樣的發現指出，自末次冰期鼎盛期以來，突發性的氣候變冷事件已不再被視為高緯度區域的偶發氣候事件，而應該是全球性氣候變化事件的表現。臺灣鄰近海域周遭的赤道熱帶海洋／氣候系統所取得的海洋岩芯記錄，亦反映出熱帶氣候與快速氣候變化之間的緊密互動。就此而言，在研究海洋、陸地、大氣交互作用，以及全球環境變遷相關的課題上，臺灣無疑是古氣候與古環境變遷研究的重要一環。
魏國彥等人依據MD01-2403(~25oN)岩芯中浮游有孔蟲Globigerinoides ruber的鎂/鈣比值，重建了南沖繩海槽過去一萬年來的海表溫度變化。他們發現，海表溫由一萬年前的~27 oC逐漸上升，到二千年前達到~29oC，然後在過去二千年間又緩步下降了~1.5oC。這個記錄並未呈現所謂的「中世紀大暖期」，也未見到根據4,500-3,000年前所出現的「普林蟲銳減事件」而引伸出來的冷期。他們推算出海表混合層的海水氧同位素比值(δ18Owater)，發現在過去一萬年來，海水氧同位素比值曲線顯示緩慢下降的趨勢，暗示全新世以來南沖繩海槽的鹽度不斷減低，可能是因為區域性的降雨增加所致。整體而言，沖繩海槽全新世以來海表水溫與鹽度的長期趨勢主要反映了由黑潮攜入的熱帶西赤道太平洋的水文狀態，而與東亞大陸所呈現的東亞季風減弱趨勢或氣候波動並未有聯動現象。
劉平妹等人探討全新世內的氣候變化與古文明變遷的關係。全新世是約一萬年以來的現世間冰期，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時段。在這段時間仍然有氣候的波動。史前人類的生活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這篇論文以臺灣中部已乾涸的頭社沼澤沉積中的孢粉化石記錄為基礎，從中找出重要的植被變遷及其影射的古氣候變化，提出七千餘年前及五千餘年前，也就是於7.5，7.2，7.1千年前及5.2，5.0，4.9千年前的變冷事件，並查考有關低緯文明古國及臺灣的相關文獻。根據初步資料推論氣候事件對低緯季風區的古文明可能造成影響。
劉紹臣等人探討近百年來臺灣地區的氣候參數變化，並尋找導致這些參數變化的可能原因。他們發現來自臺灣局部地區、東亞尺度與全球尺度的影響因素，都對臺灣的氣候變遷有影響，然而，相對的影響比率會因不同的氣候參數而有差異。因為溫室氣體的影響，臺灣平均氣溫、北半球氣溫與臺灣周圍海溫的變化呈現一致性的變化趨勢。但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氣溫增高比北半球氣溫或臺灣周圍夜間海面氣溫高約兩倍，而臺灣周圍海溫增高幅度更大。自1970年至今，在臺灣本島與離島的年平均日照時數減少，可能與東亞區域雲量受人為懸浮微粒排放的影響而增加有關。此外，在臺灣本島每日高低溫差減小，可能主要是受到臺灣局部地區土地利用變遷之影響。在大都會區，高濕度發生機率明顯減少，可能與近來臺灣主要城市幾乎不見起霧情況有關，其導因與高低溫差的變化類似，主要是臺灣局部地區的效應。相反地，小雨的減少趨勢在離島區域與臺灣本島是一致的，原因可能與東亞尺度雲的變化有關，此變化可能與亞洲大陸污染物的長程傳送所導致污染物與雲之間的交互作用有關。
林文澤等人利用1964-2004年間15個氣象測站的每小時溫度資料，探討臺北都會區的夜晚增溫現象。由市中心與郊區測站的溫度比較可以觀察到，都會區白天(9:00-16:00時)有強烈的負都市熱島(Urban Heat Island, UHI)效應，夜晚增溫現象顯著，除受到全球暖化影響外，與臺北都會區的高密度發展息息相關。在區域比較方面，東側汐止地區近年來的發展快速，使得其溫度分佈與東南側、南側、西側的型態截然不同，顯示都會區的發展與溫度變異密切相關。分析結果亦顯示，臺北市區最近數十年來夜晚增溫速率相當顯著。夜間(18:00-24:00時)超過30℃以上的小時數，正以每年2.5小時的速率在上升；另一方面，同時段內低於10℃的小時數，也以每年1.1小時的趨勢逐年減少。這項研究結果期盼能提供未來永續城市發展的決策參考。
除上述5 篇關於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外，接著有11篇論文運用各種歷史文獻與文物來探討自然意識、生態破壞、自然災害、技術傳播、土地利用與資源利用等議題，也或多或少涉及氣候問題。探討的時間由古代至二十世紀。探討的空間以中國大陸某一地區為範圍的有8篇，以臺灣為範圍的有3篇。
鄺龑子討論中國古代的自然意識。他指出，中國民歌自遠古時代就產生於勞動過程中。作為生活與時代鏡子的民歌，時常抒發對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季節氣候以至天地星辰的感受和體會。至於人間的悲歡離合以及黎庶對政治社會環境的怨頌盼懼，也往往透過自然景象的比興和襯托而表達出來。這篇論文以《詩經》及唐代以前的民間歌謠綜合勾畫中國古代民間階層的自然意識。
崔德卿透過漢代畫像石上的圖畫，以漁獵圖，庖廚圖與農耕圖為焦點，探討漢代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因素。森林生態的破壞大部份是由於資源的過度利用與奢侈享受，而隨著氣候變冷，也就更難以恢復到過去的情況。漢代為了對付匈奴及保持長期和平也大量耗費資源。隨著對外關係的擴張及皇權的強化，推動許多公共工程，也建立各種紀念物來維持權威。匈奴南下的活動也加速生態系統的破壞。此外，引起發燒的多種病毒不但使牛疫常常發生，而且使人發病，造成社會不安，終於導致無法控制情況的政府漸失人心。寒冷的氣候與各種疾病使後漢政府無暇注意生態環境的問題。就此而言，漢帝國的崩潰可能與生態的破壞有一定的關連。
楊庫的論文以山西南部臨汾縣為個案來探討自然災害史。她指出，關於中國的自然災害，目前有兩個主流的論述。第一個論述與古代天命論有關，以人們的行為，尤其是政府的行為，來解釋自然現象。第二個論述基於特殊地理條件與一般的落後情況，把中國描寫成一個易於發生自然災害的國家。此一看法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與西方世界互動增強的過程中更顯得突出。她嘗試超越這些主流論述的表面，探討近代以前地方層次的經驗。以地方史料，諸如災異紀錄、碑刻銘文、文人作品與民間傳說等，來重建山西南部臨汾縣的自然災害史。她的論文揭露了災害經驗如何以異於主流論述的方式銘記於地方文化之中。
村松弘一探討從鄭國渠到白渠、龍首渠的水利工程修建緣由及其與環境變化的關係。他首先透過查閱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來復原三個水利工程的灌溉區域。然後，透過研究從漢代到清代的史料來確定「鹵地」的位置，並確認「鹵地」的相關特徵。最後，在探討從鄭國渠到白渠和龍首渠的過程中，論述關中渭北平原上環境利用的變化。他的結論是，從戰國時代的秦國到統一後的秦朝和漢代，渭北平原對環境的利用方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戰國時代的秦國為了開發渭北平原，修建鄭國渠，將石川水與洛水之間不適合農耕的鹵地進行了農業化，以提高生產力。秦、漢統一後，王朝的疆域納入了東方大平原，國都遷到渭南，可以得到東方大平原的糧食供應，鄭國渠逐漸荒廢，所以漢朝在適合農業的渭北平原涇水與石川水之間修建了白渠，而放棄開發石川水與洛水之間不適合農業的區域。由於洛水作為漕運水路被加以重視，因此漢代在洛水與黃河之間，又修建了龍首渠。漢代放棄開發的石川水與洛水間的區域在三國的魏時期再次得到重視。但是，與戰國時代秦國進行鹵地農耕化這一與地域環境背道而馳的方法不同，三國的魏時期是利用鹵地的環境來發展鹽業。
原宗子曾在2005年考察內蒙古額濟納旗，看到當地灌溉農田導致鹽類澱積的情形，故以此做為論文的出發點。她指出，在內蒙古額濟納旗原本是養牛而改為務農的農人並不瞭解土壤鹽鹹化的道理，同時也未曾接受過這方面的信息。她整理了二十五史中關於土壤鹽鹹化的記載，分類加以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土壤本身的關注漸漸減少，而對於鹽類的關心則增加了。問題是：既使有這麼多歷史記錄，為什麼額濟納旗的新農人從未得知土壤鹽鹹化的信息呢? 她嘗試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來分析環境信息轉達的問題。原宗子與村松弘一都討論到「鹵地」的問題，這兩論文可以互參。
侯甬堅探討的是新疆地區。他以是否必須區分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為出發點，首先探討兩漢西域屯田的經營規模，判斷當時的屯田經營對環境的影響是十分有限的。接著探討尼雅（Niya）古城廢棄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氣候乾旱引起尼雅河的水源減少。此外，在歷史上從內地移入新疆地區的許多社會制度和實用技術，則加強了當地人和移民利用地理環境的能力。最後討論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效應，用事實說明主要是反映在水系、土壤變化（綠洲土形成）及沙漠化諸方面。他認為，探討歷史上新疆地區環境演化中的人文因素，必須兼顧時間尺度、組織程度與技術水準諸面向，在充分考慮自然環境作為基礎存在的一貫作用上，再來分析人為因素起了什麼樣的疊加、擴大作用。
鈔曉鴻以他自己在關中地區所收集的民間水利文獻，參照明清以來地方志的系統記載，探討清代至民國時期關中水利文獻的傳承與編造。以史料的闡釋為基礎，這篇論文揭示在環境變遷、資源爭奪的背景下，水利文獻的編造反映當地人的心態與行為方式。清代以來關中地區民間水利文獻的編造乃至竄改，最大的用意在於樹立渠道的灌溉地位、爭奪用水權益，製造輿論或尋求有利的「證據」。
王社教探討玉米和番薯在中國的傳播途徑和方式。玉米和番薯在十六世紀傳入中國以後，都是以流民為傳播主體，但兩者的傳播方式不同。番薯自始就得到各級政府和官員的青睞，曾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和推廣，可用「推廣」一詞來形容。玉米則很少有官府的推動力量，有時甚至還因其他因素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它在中國的傳播完全是一種自發的過程，可用「傳播」一詞來形容。這種差異與兩種作物的生長特點，以及它們在當時主要分佈地域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有很大關係。明清時期玉米和番薯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方式不同，但殊途同歸，都反映出在面對人口壓力和生態環境惡化這一矛盾時，官方和民間所面臨的兩難選擇，而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則一直是人們考慮的首要問題。
人們如何適應環境來發展產業也是以下兩篇以臺灣為範圍的論文所關心的主題。吳育臻以日治時期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為例，探討地理環境與糖業經營的關係，透過地理學中「人地傳統」的觀點，分析製糖會社如何順應地理環境來經營糖業。鹽水港製糖會社在臺灣西部的溪州與新營及東部的花蓮都設有糖廠，其經營方式因地制宜。這主要是因為臺灣雖小，卻有明顯的區域差異，地理環境有別，而糖業的經營高度依存於土地，唯有因地制宜才能獲取最大的利潤。
許淑娟探討日治時期臺灣南部旗山地區的開發。旗山地區是屏東平原北部的沿山地區。區內具有山地盤據、河階零星分布、平原上河道漫流等不利開發的自然特性。就人文環境而言，則具有空間上的偏遠性與孤立性。在清代該區的開發規模不大，然而，在日治時期開發事業則相當發達。這篇論文分析日本殖民政府實施的行政管理、土地調查、交通建設、水圳整治、經濟開發等措施，藉以了解旗山地區在日治時期被納入安定的行政體系後，逐步改善山區交通、整治河川氾濫，提高邊際土地利用，促進多樣性開發，從而改變了旗山地區的邊區意象。
黃瑞萌探討二十世紀下半淡水河流域的土地利用與水資源總量的變化。她估計淡水河流域土地使用狀況的改變與水資源總量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在1956-1996年間，水資源涵養力較低的都市面積成長了248%，草地面積增加了3.53%；水資源涵養力較高的山林與濕地的面積分別下降了10.42%與12.07%。這種土地使用狀況的改變所造成的水資源涵養量損失，合計高達621.5千公噸，是淡水河流域水資源年平均量的10.5%。土地利用的改變與氣候變化有關，這篇論文與前面有關臺灣現代氣候變化的論文可以互參。
在疾病與環境方面有3篇論文，其中1 篇討論鼠疫，另2篇討論寄生蟲病。曹樹基探討十九世紀廣東的鼠疫。他首先指出，關於1894年廣州與香港鼠疫大流行的源起，從伍連德至班凱樂(Carol Benedict)，主流的觀點一直認為鼠疫菌來自雲南，是由雲南赴北海的清軍攜來。廣東的鼠疫學家雖持反對的意見，然而他們只限於邏輯的爭辯，並未提出切實的證據來推翻成說。這篇論文透過新史料的發掘及對史料的辨析，證明所謂廣東鼠疫傳自雲南之說不成立。十九世紀廣東的鼠疫菌，實際上來自廣東省轄下雷州半島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南方內地鼠疫的傳播，主要是通過村莊至村莊的模式，而跨區域的陸地商業貿易並無助於疫情的長距離傳播。
李玉尚探討明清以來江南地區農業與鉤蟲病流行的關係。他指出，長久以來許多研究江南歷史與農業的學者對江南頗多稱讚，因為他們發現江南地區的經濟與農業發展很有效率。然而，如果考慮根植於經濟與農業的疾病，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高效率對人們的身體產生巨大的傷害。在明清時期，當種植更多桑樹與蔬菜後，鉤蟲病就越來越嚴重。儘管在稻田中鉤蟲較少，密集的耕作方式也導致相當盛行的鉤蟲病。值得注意的是種棉的農人，在研究江南經濟與農業的專家看來，這些棉農可能「懶惰」，因為他們採取粗放的作業方式，但他們的身體卻較健康。
劉翠溶等人較全面的回顧二十世紀臺灣寄生蟲病的調查研究文獻。在二十世紀上半，臺灣居民寄生蟲感染率通常很高；在蠕蟲類中以蛔蟲、鞭蟲與十二指腸鉤蟲的感染率較高，總感染率大多在90%以上；在原蟲類中以痢疾阿米巴、大腸阿米巴與梨形鞭毛蟲的感染率較高，總感染率在有些地方達30-40%；而重複感染的情形也相當普遍。以長期的變化來看，在1950-1960年代，臺灣居民的寄生蟲感染率大致上與1920-1930年代相當，這暗示著1930年代寄生蟲防治的一些成效可能在戰爭中破壞了。在1980年代寄生蟲感染率已明顯降低，則顯然與1972年以後推動的防治工作有密切關係。不過，在1980年代，中華肝吸蟲感染率在有些地方曾高達50%以上，成為新的關注焦點。就此而言，寄生蟲感染與特殊的生活習俗有關，值得再進一步考察。此外，在二十世紀末，有些地方學童的蟯蟲感染率仍達25%，有些前未曾見的原蟲疾病也出現了。廣義的寄生蟲感染、防治及其效果，以及社會經濟條件與環境互動的關係及義涵，皆需再進一步研究。
關於環境政策的論文有2篇，分別以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臺灣和日本為探討對象。王鴻濬等人以人類生態系統動態架構來分析1980-2000年間臺灣的環境、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之互動關係。在1980年代，臺灣開始了民主化的變遷，其關鍵是公眾的發聲與制度的建立。到了1990年代，在發展過程中，面對前一個十年的各種事件有所回應與調整，而有豐富的研究主題，包括：政治制度的改變，民間草根團體的茁壯，以及大量的環境保護法規的頒訂與公告。這篇論文探討三個決定性的個案：林園工業園區爭端、鹿港抗爭事件、七股反濱南案運動。作者採取人類生態系統動態架構來分析這三個個案，並在相關的社會因子中，發現彼此關係的新詮釋。
井上堅太郎等人指出，從二十世紀下半至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經歷了各種環境問題，累積了解決的方法，並建立了社會對應的機制，而日本地方自治體在建立這些機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1950-1960年代，日本地方自治體是污染防治的先驅，在1970年代，他們驅策中央政府採取自然保育立法，協同中央政府訂定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並且負責執行大部份的工作及各自處理地方的環境事務。在1980年代，地方自治體似乎暫時失去對環境問題的興趣，因為嚴重的污染與自然破壞已獲得解決。但在1990年代，有些地方自治體再開始考慮把環境問題做為主要的政策目標之一，這可見諸於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訂定了環境計畫，諸如「地區基本環境計畫」與「防止全球暖化的地區執行計畫」。這些計畫雖可以說只是永續發展的開始，然而，地方自治體的行動將是日本實現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以上是各篇論文的要旨，由於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撰寫論文的習慣不同，為使格式一致，本論文集在每篇論文的註腳中只列出引用文獻的作者及出版年，有的加註頁數；至於詳細資料則列於文後的參考文獻中。謹此說明。此外，每篇論文附有英文摘要，康豹(Paul R. Katz)協助潤飾半數以上的摘要，謹此誌謝。

近一萬年來沖繩海槽的海表溫與水文變化

魏國彥、林玉詩、羅立、沈川洲、林殷田、米泓生

一、前言

相對於上次冰期氣候的酷寒與多變，全新世的氣候溫暖、潮濕，相對穩定，然而，近年來的許多研究也顯示全新世的氣候仍表現著長時期的起伏與趨勢， 也呈現著千年及百年尺度的快速變化，這些現象也見之於東亞地區。 在末次冰消期時，北半球夏季日照逐漸增加而冬季日照則日漸減少，最強的夏季日照出現於距今11,000年前，高於長期平均值的情況一直持續到6,000年前。 氣候模型模擬結果顯示：北半球夏季日照增強也造成赤道北邊海表溫的增高，導致全新世中期大西洋及太平洋區域的間熱帶輻合帶(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ITCZ)向北偏移； 另方面，南亞一帶海陸溫差應於9,000年前達於最大，南亞季風也因此在全新世的早、中期較為旺盛，並於全新世晚期減弱。 近年許多亞洲的古氣候紀錄似乎都支持這個推論。
許多紀錄都顯示全新世中期似乎是全新世之中最溫暖的時期，施雅風等人整理了許多中國大陸的古氣候資料，也認定全新世中期是個溫暖潮濕的最適宜期 (mid-Holocene Optimum)，又稱為「最暖期」(Hypsithermal)。 而在全新世晚期，尤其是4,000年前左右，氣溫變冷，即所謂新冰期(Neoglaciaiton)，全新世中期也因此被視作全新世氣候變化的轉捩點。 考古證據表明，在5,000年前左右，好幾個龍山時代的新石器文化同時出現於中國不同的地區，而約於4,200年前前後同時消失，只剩下中原地區的華夏文化(Huaxia Culture)。對4,200年前數個新石器文化的同時消失，學者曾提出包括戰爭、政治、經濟、工藝、資源、天災(如水患)及氣候惡化等各種解釋。包括埃及、印度、美索布達米亞平原等地也出現古文化與氣候的明顯變化，此時期的氣候變化被泛稱為「四千年前事件」(4000yr BP Event)， 對應於由海洋沈積岩芯辨認的「全新世3號事件」(Holocene Event 3)。
中國大陸地區諸多新石器文化中，處於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Liangzhu Culture)的衰亡被認為可能與氣候變化有關。 施雅風等人認為4,200年前後頻繁的災難性水患造成山東龍山及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衰亡。 近年吳文祥與劉東生基於廣泛範圍地質資料的纂集整理，也認為氣候變遷改變了水文狀態，使得華北地區趨於乾旱，而華南地區發生洪氾，此一南澇北旱環境格局造成中原地區不同的新石器文化衰落。 但近年有些研究認為，在長江的中游(湖南)與下游(江西)，氣候惡化的現象早在6,500-4,000年前就已出現，夏季季風轉弱且降雨量減少； 而在4,200-4,000年前的氣候劇烈轉寒，則更進一步迫使長江下游(江西)的居民最終不得不放棄曾經強大繁榮的聚落。
被引用作為「四千年前事件」中溫度驟降的證據之一， 是近年塵囂甚上的所謂「普林蟲銳減事件」(Pulleniatina Minimum Event, 簡稱PME)，指的是在南沖繩海槽一帶，一種嗜習溫暖海水的浮游性有孔蟲Pulleniatina obliquiloculata的數量在4,500-3,000年前急遽減少， 而因為這種浮游性有孔蟲也是黑潮的標誌種，所以有些學者就認為在這一段期間內，進入南沖繩海槽的的黑潮減弱，甚而，黑潮轉道繞行，並未進入沖繩海槽， 也因此，中國東南一帶氣候隨之轉寒。翦知湣等人認為在這一段時間中，冬季季風加強而使沖繩海槽明顯變冷，強調冬、夏季風的消長是主控沖繩海槽海溫變化的原因。 日本學者Ujiié等人則認為普林蟲銳減是因為該期間低緯度泛太平洋地區聖嬰現象較盛行，而使中部赤道太平洋一帶湧升流減弱，表層海水養營變差，使得普林蟲銳減，而反映於赤道及黑潮中下游，並在南沖繩海槽被觀察到。 一時之間，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南沖繩海槽普林蟲銳減變得眾說紛紜，至少有三種說法：黑潮減弱、冬季季風加強、聖嬰現象盛行。無論哪一種，都能使中國東部氣候變冷、變乾，而長江下游一帶的新石器文化在4,200年前衰落似乎難逃受到氣候變遷的宰制。然而，上述諸多氣候解釋或推論，其實都是建築在「普林蟲銳減」這個現象上，種種古氣候的詮釋其實只是「普林蟲銳減」的另一個說法；久而久之，這些為了解釋「普林蟲銳減」的「氣候變化機制」卻逐漸成為各方咸信的「古氣候證據」，而被引用來解釋其他的考古證據，或為其他陸域古氣候研究的定性解釋幫腔，彼此交相為用，互為引證，而造成循環論證，十多年以來，似乎中全新世的大暖極期後的驟冷已成為共識。然而，我們更需要的毋寧是找到其他獨立於「普林蟲銳減」之外的證據來檢驗上述各種古氣候解釋，而進一步釐清，到底哪一種古氣候解釋是對的。
林玉詩等人檢視黑潮上游區，亦即臺灣東方海域及菲律賓東方海域等處的浮游有孔蟲集群的證據，證實所謂「普林蟲銳減事件」也表現於黑潮上游區，而不是南沖繩海槽獨有的局部現象，也因此，至少不能以亞洲大陸東部地區的氣候轉冷作為原因；也不是黑潮轉向、未進入沖繩海槽所能解釋。 至於是什麼原因使普林蟲在4,500-3,000年間廣泛的在西太平洋一帶同時明顯銳減，則需要其他獨立證據來解釋。
本文利用近年新建立的一項重建古海溫的方法，亦即，以浮游有孔蟲方解石質殼體中的鎂/鈣比值作為古溫度計，來重建南沖繩海槽過去一萬年來的古海溫；同時，因有孔蟲標本的氧同位素比值受到海水水溫及海水鹽度的雙重控制，當我們有了由鎂/鈣比算出的古海溫數據後，可將溫度效應扣除，進而估計古海水的鹽度變化。我們分析了在2001年IMAGES航次在南沖繩海槽、棉花峽谷左岸下游，水深1,420公尺處所取得的MD01-2403岩芯上部10公尺中的浮游有孔蟲，重建10,000年來南沖繩海槽海表古水溫及古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