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序

王汎森

我在臺灣大學求學時，曾經讀過汪國垣的《光宣詩壇點將錄》，發現其中許多詩人進入民國之後都成了「清遺民」，「清遺民」的觀念才比較清楚地在腦海中成形。此後閱讀各種民國文獻，發現不滿民國的文人竟然比我想像的多得多。這些接連而來的印象，逐步修正了原先對於清末民初史事及有關種族議題的一些成說。後來又讀到錢穆的〈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他在這篇長文中提到：明初也有許多士人懷念故元，而不滿意新成立的漢族王朝。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一件事：種族意識不一定是天然的，它與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的形塑有密切的關係。
這一類的歷史經驗當然不是特例，譬如英國左派史家湯普遜(E. P. Thompson)的名作《英國工人階級之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也碰觸到類似的課題。他指出：工人的「階級意識」並不是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那樣，是工人階級天生就有的意識，而是經過文化力量的建構與塑造才形成的。湯普遜的書出版之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挑戰。
許多年來，我對上述問題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並試著對清代道、咸以來歷史記憶與種族意識的實況進行探究。可惜因為蒐羅的史料太多，牽涉的問題太廣，目前仍未發表任何成果。
《民國乃敵國也》一書，是從一群敵視民國、忠於清室的遺民出發，重新檢視認同和文化力量在近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這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不易在此充份介紹，我僅先指出它的幾個特色。
首先，它增添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史實的瞭解，重建了過去一向為史家所忽略的歷史面相，並將以往不受重視的遺民詩文與相關文獻再度呈現，提供一幅更加清晰完整的、有關清末民初政治文化的圖像。相較於過去的遺民史研究而言，本書透過許多日記與私密性文獻，鉅細靡遺地展示「清遺民」的思想動態。
其次是呈現歷史的方式。我曾經提到過「事件發展的邏輯」和「史家的邏輯」有時並非全然一致，人們根據「後見之明」來斷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及對人物所進行的評價，有可能冒著很大的風險。過去有關「清遺民」的研究，經常先將他們視為一個負面的群體，再來推斷他們的動機與行為，本書則嘗試告訴讀者：這些歷史行動者的面前有許多不確定性存在，使得他們對未來的許多決定，經常處於不完全理性、個人利益考量、無從確知的偶然中陸續完成的。藉由編織細密的證據，本書提供不少新的視角去重新審視「清遺民」的行為世界。
最後應該還要強調：受過舊文化薰陶的讀書人在面對時代變局時，有種種異於新派人物的回應方式，包括與現代截然迥異的價值觀和看法。以往我們把焦點集中在新派人物身上，模糊或忽略了舊派人物。此書重構「清遺民」們如何透過他們堅守的「文化理想」，衡量和評判現實時局；儘管我們無須同意其政治認同，可是的確值得重新檢視他們的行為與動機，以豐富我們對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脈絡的了解。
作者林志宏從2000年到2005年間，是我在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所指導的學生；他最後決定以「清遺民」做為博士論文題目，或許與我們平時的討論有關。但志宏精研這個問題許多年，參閱文獻數百種，對相關的面向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對「清遺民」的瞭解已經遠遠超過我了。在本書出版之前，志宏約我寫一篇序，我本應對全書的內容稍做介紹，但因事冗不能成文，為恐拖延本書的出版，只能略述這段因緣，並鄭重向讀者推薦此書。是為序。

第一章
異鄉偏聚故人多：活動範圍
事之成敗，固在認真。中興之時，國家統一，立身有所，勳業有名，大成小成，均能獲益。國變之後，局勢全非，「忠節」二字，完全無著，出力不知為誰，捨生尤為白死，……即欲認真，無真可認，雖諸葛復生，亦無良法，而況不如諸葛乎？
――楊鈞(1881-1940)
前言
1911年秋冬之際，四川因鐵路國有政策發生爭路風潮。在湖北武昌的革命黨人，眼見機不可失，於是乘時起事。令人出乎意料之外，這場革命事件因為運籌得宜而成功。此一突如其來的勝利，致使全國十四省接連響應，結果勢如排山倒海般，竟造成清帝宣布遜位。革命火苗迅速蔓延，原因固然紛雜；但關鍵在基層士紳動向的變化。許多加入立憲派的士紳，後來積極捲入革命活動，態度由妥協轉而贊助。 原本可能引發流血衝突的事件，卻因基層顯露民心的向背，使得政權轉移得以和平落幕。
然而，政局雖以平和的方式收場，卻是一場「不完全的革命」。經過幾番斡旋之後，原來擔任內閣總理的袁世凱(1859-1916)，成為民國總統，正式繼承清朝近三百年的基業。據說年幼的遜帝溥儀，某次接見民國官員，嘗有「何民國人似曾相識之多耶」的疑問。 傳聞自然無法當真，卻印證了「不完全革命」的事實。如同魯迅(周樹人，1881-1936)筆下〈阿Q正傳〉描寫一般，傳統社會並未被革命浪潮沖蝕，未庄(即諧音「偽裝」)人們不過經歷一場投機的遊戲而已，縣官、鄉紳更換名稱後繼續安然存在。 連一位江蘇無錫的蔣姓士人，亦有如此的表示，形容革命形同水中之月，不可憑恃。他的一首詩反映內心想法：「出塞未餐胡虜肉，犁庭失斬郅支頭」， 未見真正勝利的來臨。反觀清室朝臣，同樣震攝於革命不完全的後果；他們訝異如此結局，撼動清社易屋，聲稱這場政治鉅變，「亡國未有如此之易者」。
政權和平轉移的另一影響，是逐漸改變中國固有的政治文化和生態，值得留意是君臣觀念的變化。眾所周知，皇帝制度在中國實施近二千年，可是民國肇建，政治訴求以人民當家作主，遂使原來所承襲的整套價值系統，備受挑戰。最顯明實例，就是「臣民」到「國民」情感的轉變，得有充足理由，不再背負「事二姓」之嫌。如有謂：
今之改仕民國者，亦皆藉口於為斯民公僕，救中國之危亡。且國無專屬，並無事二姓之嫌。正朱子所謂「自有一種議論」也。
所以人們普遍認定「今之世，因與易姓受命者不同」， 無疑說明「普遍王權」觀的衰落。更何況溥儀遜位，只是按照臨時政府頒佈的優待辦法而退，其間並無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這樣「和平」地轉移政權，缺少像歷代可歌可泣的忠烈事蹟；君臣觀念歷經轉化，結果反而塑造民國政府的合法和正當性。因此，時人頗有調侃當時的君臣之義淡薄，遂有門聯上撰寫「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則先逃」之語。
當然君臣態度的改弦易轍，並非驟然可及。民國初立未久，社會上普遍還有支持與反對的兩股力量。以歷史教科書為例，尚有稱清代為「國朝」，甚至以文字空格或抬頭的情況。蔣復璁(1898-1990)回憶幼時就讀於錢塘高等小學堂，發現同學間彼此看法亦有不同：有人把文字改稱「本朝」，此外竟有直接改為「清朝」的人。 從這兩種迥異的態度，可以想見背後反映的政治認知和差距。同樣在時人的日記裏，也可看到類似文字和現象。 顯然，直言「本朝」，表示對清室還有支持的意味，未必同意共和民國的立場；至於逕稱「清朝」，無異把清室看做既陳芻狗，置入歷史的洪流中了。
教科書雖未馬上透過改寫符合時事，可是人們對它的反應，卻充滿興味，顯得相當敏感。以做為書寫記憶的載體而言，教科書無疑說明社會中對帝制與共和政體，還存有不同的認知。清遺民忠於前君，並在民初政局屢有復辟的言論和行動，便是其中具體而微的群體。此處所論，即以他們在民國後的活動範圍為主，分析各地間遺民的態度和差異。
要確切掌握和描繪清遺民的動向，實非易事。近人的討論指出他們散居和分佈在各處通商大邑， 但並無詳加探析。嚴格說來，遺民活動仍有時間和層次上的區別。以在中央任官的朝臣而言，早自清室遜國之前，已有部分的人遠離北京，紛紛歸鄉或退居在野(如：沈曾植、瞿鴻禨[1850-1918])。還有的人則是出任外官(如：鄭孝胥、勞乃宣)，眼看清廷瞬間崩解，接受退位條件，頗有孤臣無力回天之感。可是絕大部分的朝臣，乃等到清帝退位詔書公布，才紛紛告老還鄉(如：何藻翔[1865-1930])，或是退隱另謀政治依附(如：周馥、徐世昌)，成為所謂的「舊官僚群」。此外，還有那些從未進入官僚體系的廣大士紳階層，民國建立後依然眷戀舊朝舊君(如：汪兆鏞、王舟瑤)，誓以忠清為己任。
為了方便探討清遺民的活動，本章試以地域來分析。以下內容將區分為幾處：京津、青島租界、上海、廣東及港澳，最後無法歸類的部分則列為其他各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