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

2009年秋季的那個學期，我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人社學院給學士班的學生開了一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課程。開這門課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因為兩岸交流越來越多，但是兩岸彼此之間的了解并不充分，對彼此的歷史的掌握更是匱乏，我認為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環，有必要不足這個方面的缺憾。同時，過去不論是台灣的學生還是大陸來的交換生，對於中國1949年以後的歷史的了解，我覺得是先天不足的，這當然是跟中共方面對很多重大歷史問題進行隱瞞甚至歪曲有關。作為一個老師，我希望學生們能看到更多歷史的真相和不同側面。
然而，如何講這門課，如何讓學生既掌握基本知識，又能從中了解一些與其它同類課程的內容不同的歷史，對我來說，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
簡單講，我是希望給學生上一門與眾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個不同，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我希望盡量挖掘與過去主流的論述面目不同的歷史。作為已經發生的事情，歷史本身是無法改變的。但是由於歷史涵蓋了龐雜紛繁的內容，而我們能處理的，只能是其中的小一部分。所以，同樣的歷史，可以呈現出不同的面向。這正是歷史吸引人的地方。而我們作為教師，只有讓學生盡可能地從最多元的側面去認知周圍的世界，當然也包括歷史，才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提高思考能力。
以這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為例：六十一年的歷史中曾經發生過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很多都遺失在了記憶之外。遠的如「文化大革命」，近的如「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大陸都是禁忌。即使是在海外，因為資料的有限，對大陸的當代歷史的認識也大多是霧里看花。我希望能盡量多提供一些以前不是那么為外界所知的事情，為那一段歷史勾勒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側面。或者說，我希望給聽眾和讀者一些中國官方史學中沒有說，或者不能說的內容。
其次，我將盡量讓這段歷史，更加人性化，更加個人化，更加生活化，更加具有故事性。我們過去的歷史陳述，有時會被認為枯燥，是因為充斥了太多的時間，事件與原因的分析，甚至數據。即使是對人物的呈現，也是依托在事件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歷史中，我們其實看不到真正的「個人」。我們看到的人，都是某一個種類的人中間的一個，或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但是，那并不是他/她那個個人本身。而我一向認為，具體的個人性的東西，比如個性，心理狀態，身體狀況，甚至是性生活的部分，都在形塑歷史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只是我們過去不屑於處理這個部分，因為被過於忽視了。我們要用近乎「八卦」的方式去挖掘和審視這些個體性的東西，歷史才會鮮活，才會有趣。
舉一個小例子：過去我們認識毛澤東，都是從政治出發，從而確立一個政治強人或者領袖的形象。但是從一些接近他的當事人的回憶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另一面的毛澤東：這個明確倡導以「殺人」治理國家，整肅自己的戰友面不改色的暴君，其實對身邊的女人往往無可奈何，晚年在他身邊服侍的張玉鳳，可以對他大喊大叫。長期服侍他的衛士長離開他，他也會不能自已地抱住對方不舍得分手。他晚年最愛讀庾信的《枯樹賦》，反復讀，并能大段背誦。，而每每讀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句子便老淚縱橫。這樣復雜的個性和幾乎是凄涼的晚年心境，也許就可以提供我們一個另外的角度，來理解他做出的影響歷史的政治決策。
那個學期很快就結束了。對於自己的授課是否給學生們帶來很大的收獲我不得而知，但是期末學生的教師評鑒結果出爐，我的得分在學校教師中名列前茅，還得到清華大學教務長來信感謝，這對於剛剛進入大學教書的我來說算是很大的鼓勵。同時我也認識到，不論是台灣的學生，還是在台灣交流的大陸學生，對於中國過去六十多年發生的事情的了解，不僅是相當不夠的，而且是有很大的求知需求的 。這促使我想到，如果把我授課的講義編排整理出來，加以補充和完善，也許會有一些讀者有興趣，更可以在台灣的環境下，促進對中國當代歷史的了解。這樣的想法，得到了聯經出版社林載爵先生的鼓勵，這是本書得以完成的主要原因。
關於本書，我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課程安排和時間，以及本人才學上的限制，雖然內容涵蓋10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但是我無法針對這一段歷史上的每一個議題一一進行深入討論。事實上，考慮到這是一門開給大學部同學的通識課程，我著眼的不是學生的研究深度，而是希望同學們能對一些重大的事件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因此，本書著重的僅僅是大致的介紹，而更加深入的分析與討論，以及更加學術性的鋪陳的部分，難免會有讓讀者失望的地方。而即使是重大事件，有一些也因為時間的關系，無法全部納入。尤其是1989年以後的歷史發展，因為很多本身還在不點的演變過程中，還無法進行整體呈現，因此就難免暫時擱置不表。這些，都要請讀者給予諒解。我也會勉勵自己在未來的研究中，予以彌補。

第十二章　六四事件
一、為什麽會發生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
有四個因素導致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發生：
第一，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左右開始，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已經十年。從1984年到198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5.2%，13.5%，8.8%，11.6%和11.3%。儘管經濟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當時改革存在的問題也開始呈現出來。這個問題就是，因爲中共啓動改革的基本路徑就是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它的優點就是可以擺脫舊體制的束縛，快速激發社會潛藏的自主生産力；而缺點就是人爲地拉開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差距，並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這種負面因素今天看得就更清楚了，在當時，其表現形式，就是爲人民所詬病的"官倒"現象，也就是腐敗現象。這些負面因素使得人民的不滿開始積聚，社會動蕩的群體心理基礎已經具備。
第二，1988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的「闖關」。這個改革沒有成功，還引發了高通貨膨脹。1988年上半年的物價上漲率是12.6%（上一年是7%），八月份達到了23.2%，九月份是25.4%，十月份是27.1%，這一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18.5%。八月底，在部分城市出現了搶購風潮。隨後，黨內關於改革的意見就出現明顯的分歧。李鵬擔任總理之後，在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調整，把「治理整頓」放在「深化改革」的前面，使得這種分歧公開化。當時以趙紫陽爲代表的改革派，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主張在深化改革中解決改革出現的問題，力主繼續推進改革；而以李鵬爲代表的保守派，在陳雲的支持下，主張暫時停止改革的深化，而進行治理整頓，實際上就是修正趙紫陽的改革路線，削弱他的權威。這種保守勢力的回潮，使得廣大知識份子和大學生非常擔心，例如嚴家其和溫元凱在1989年初的對話中就提出「改革不能停滯」的命題，並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因此，當時社會上有一種擔憂，這種擔憂成了很多人參加民主運動的動因之一。
第三，從粉碎四人幫開始，從黨內到社會上都有強烈的反思，認爲文革的災難的根源在於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要求解放思想，推進民主化，進行政治改革的呼聲一直沒有中斷過，幾乎成爲整個八十年代的最強音。
當時與此同時，要求民主的願望也歷經挫折，從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到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黨內的保守派反復阻撓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期盼，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淪為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包括機構調整，提高工作效率，幹部年輕化為中心的人事制度改革等等，這與人民的期待相差很遠，使得積蓄十年的要求民主的願望已經到了噴發的邊緣，社會對於政治改革的期待已經到了臨界點。
1986年年底各地進行人民代表選舉，民間要求政治參與的聲浪高漲。12月初，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園內有人張貼大字報《致科大選民的一封信》，信中說「人民代表大會是少數人的橡皮圖章」，號召人民「為真正的民主而鬥爭」。4日晚上，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在校內演講，提出「民主不是從上而下賜予的，而是靠自己爭取的。」科大學生第二天就在合肥市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波學潮迅速蔓延到上海和北京，震動了全國，也進一步顯示出人民對於民主政治的熱情正在逐漸積聚。但是這樣的訴求再次遭到當局的打擊。12月30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就學生運動發表講話，提出：「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隨後，胡耀邦被迫下台，當局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開除黨籍。這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民間對民主的渴望與黨內保守派的頑固立場之間的對立。中國民間對民主的期待不但沒有被打壓下去，反而更加強烈。
1988年上半年開始，以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為中心，知識界發起了關於「球籍」危機的討論，提出只要不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就會被開除球籍，對此全體國民要有危機意識，就是這種期待的直接表現。這是1989年民主運動迅速得到社會各界支持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四，如果說，以上的三個原因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迹的話，那麽，第四個原因就純粹是歷史的偶然因素了，那就是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儘管社會都有預感到1989年會出事情，但是事情出在4月，則完全是因爲胡耀邦的去世導致的。胡耀邦在知識份子心目中一直形象良好，他1987年含冤下台，主要原因是沒有積極執行壓制學生運動的政策，這也使得在校的大學生對他也心存同情。因此，他的逝世就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象徵到人民對黨內改革派的期待，以及對保守派的不滿。這些期待和不滿就借助胡耀邦逝世，悼念胡耀邦的機會示範出來，於是，1989年民主運動就發生了。
總之，改革自身存在的問題導致人民不滿，黨內保守派的動作引發精英階層的擔憂，人民對民主的長久向往，以及胡耀邦的逝世，成了發生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

二、八九民運的發展經過
1. 胡耀邦逝世，學潮爆發：
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於早上七時五十三分病逝於北京醫院。下午13時30分起，北京大學等校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報，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等。並有對聯說：「小平84健在，耀邦73 先死，問政壇沈浮，何無保命；民主70未全，中華40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亦哀。」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600余名研究生，青年教師擡著自製花圈，放著哀樂，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事後，約有60余人到胡耀邦家中慰問。下午3時，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在校內募捐530元買了花圈，組織40餘人送至天安門廣場，並到胡耀邦家悼念。24時起，北大，北師大，北航，政法，清華等北京高校約6000名學生從各校出發，彙集並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向胡耀邦送花圈，並與數萬群衆開始靜坐，並在紀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懲辦官倒等內容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從北大研究生會會任內卸職的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回憶了17日晚上北大學生集會遊行的過程：
「4月17日晚飯後，我與其他幾位博士生在我房間裏閑談，突然聽到一陣一陣嘈雜聲。是什麽聲音？原來是來自學生宿舍的敲碗聲。這聲音把我們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號樓前。強烈的敲碗聲夾雜著‘遊行去’的喊叫聲，讓人感到震撼。這聲音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是這樣原始的聲音將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在學生們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的時候，突然從二十八樓樓上降下一個巨幅挽聯：‘中國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師生敬挽」。幾位學生將這幅挽聯托起並引導學生們繞校園而行。北大的學生們托著挽聯在各個學生樓前轉，目的在號召更多的學生參加遊行。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在這挽聯周圍，跟隨它，走出校園，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門。」
4月18日清晨，大會堂前的靜坐結束，轉移到新華門前。7時30分，王丹傳達了李淑嫻「一要堅持，二要把請願書遞交人大常委」的意見。李淑嫻則在北大貼出題爲「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的大字報，「希望學生去聲援」。8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同志邀請王丹，郭海峰等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並接受了請願書。王丹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後表示：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的官員出來接見。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群衆2000余人向新華門聚集，要求與李鵬對話，並以「7條‘作爲請願要求。周勇軍，吾爾開希等發表演講。
4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辦警衛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單位開會，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佈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並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到清晨４：30，新華門前的學生被驅散。
晚上22時許，北京大學的王丹等在校內三角地召集約上千余名學生參加「第16期民主沙龍」，討論建立「團結學生會」問題。會上通過了三點決議：（一）拒絕承認現在屆學生會，研究生會；（二）成立北大籌委會。由當場集會的同學授權，籌委會負責主持北大同學選舉大家信任的新的學生組織，並負責倡導成立北京市高校統一的學生領導組織或聯絡組織。新學生組織在近期內選舉，在新的學生領導機構成立之前，北大的學生運動由籌委會統一組織，公開領導；（三）中國應當盡快辦起人民自己的，民主的，公正的報紙。北大學生立即辦起自己相應的報紙，任何政黨，政府，組織及個人不得干涉。第一批籌委會成員包括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炎，封從德和常勁。同時，清華大學數百余名學生也在校內聚會，然後來到北大與北大學生彙集在圖書館東門廣場，討論學生運動應當如何進行。與此同時，上海，西安，合肥等地均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安徽大學300余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前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4月21日，北大，人大等校貼出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47名作家學者簽名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提出：「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楚各級權利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的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衆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公開信稱「我們認爲，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等等。
20時前後，北京近20所高校4萬余名學生舉著旗幟，標語，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先後走出校門。24時許，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外。此時，廣場約有萬余名學生，加上圍觀群衆有十萬人。
4月22日上午十時起，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有關當局與廣場上四萬學生達成協定，同意他們逗留在廣場上參加追悼會。郭海峰，張智勇，周勇軍等三名學生代表走過士兵封鎖線，走上大會堂台階，在台階頂上跪交請願書，但無人出來接受。追悼會後，由21所北京高校代表發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後來有名的「高自聯」。
這個階段的運動，以「悼念胡耀邦」為主要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