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

周婉窈

自序
這本論文集收了十篇論文，加上附錄的兩篇小文，共十二篇。這些論文發表的年份從一九九九到二○○七年，在性質上分屬海洋臺灣（maritime Taiwan）和殖民地臺灣（colonial Taiwan）的研究範疇，也因此這本論文集取名為「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

殖民地臺灣是我投入臺灣史研究最初的大範疇，海洋臺灣則是後來延伸出來的研究興趣。回想個人決定以臺灣歷史作為碩士論文的題材，已經是三十餘年前的事了。當時在臺灣學界還沒有「臺灣史」這個領域，研究臺灣史必得掛在中國清史或近代史的車廂，往往給人附驥尾之感。

一九九四年我從加拿大返回臺灣工作，臺灣史已經是學院正式承認的歷史學門的一個領域。在國外苦無充分材料的我，突然見證臺灣史資料大量且迅速地出土，彷彿看到長期被壓制在地底下的豐沛潛流突然逬湧而出，分享到社會群體的興奮之感。當然，為數更多的珍貴材料早已因「時代的關係」，不復可尋了。

本書分為海洋篇和殖民地篇。海洋篇收有四篇論文，主題依序為：明朝人對臺灣的認識、一五八二年美麗島船難事件、陳第〈東番記〉的介紹與分析，以及明清文獻中「臺灣非明版圖」的例證。論文的排列基本上按照主題的「歷史時間」，而非發表的先後。

對於尚無文字的臺灣島居民而言，有文字的「鄰居」的記載當然很值得整理出來；關於明朝人的臺灣認識，不少論著都零星提到，但本文是第一篇專論，也看出前人沒注意到現象。截至目前為止，若以確實登陸臺灣而留下記錄來說，我們知道的最早的西方文獻是一五八二年三位耶穌會士的書信，分別以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寫成。中文文獻稍微晚出，是一六○三年陳第的〈東番記〉。我先寫關於〈東番記〉的論文，後來覺得一五八二年的船難事件很有意思，又是最早的文獻，怎能「白白放過」？惟不諳原文，勉力為之，幸有良師益友惠予協助，總算能寫出來和國人分享。臺灣首度收入中國版圖，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且正確來說，應該說：臺灣島約三分之一收入中國版圖，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全島劃入版圖在牡丹社事件之後的一八七五年。鄭成功於一六六二年占領臺灣，但因為南明不是中國的「正統王朝」，所以一般不從那個時點算起。臺灣在一六八四年以前不屬於中國，是歷史的通識，但由於數十年來盛行的政治論述主張：「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因此才有這篇以史料中不勝枚舉的例證來說明「臺灣非明版圖」。這四篇都是關於來自海洋的人群活動對臺灣的衝擊，附錄一是篇相關的考證文章。

殖民地篇收有六篇論文，四篇和日本殖民地教育相關，其一，是公學校制度、教科和教科書的總說；其二，討論公學校修身書中的日本人典範；其三，是比較研究，以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洲的「國史」教育為分析對象；其四，則從五期公學校國語（日文）讀本的插畫看殖民者所呈現的臺灣人形象的變化。附錄二則是有關作者母校的小品文。這幾篇文章，是個人研究日本殖民教育的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其他已收入拙著《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論集》（允晨文化，2002）。

我個人對文化和藝術深感興趣，江文也美麗的音樂及其莫可如何的生命際遇深深感動我。除了在江文也逝世二十周年舉辦學術研討會和紀念音樂會外，收在本書的這篇論文，試圖從江文也的文字作品探討他的民族認同和想像，是個人以文字（可惜無法用音樂）向我們流落在外的音樂家致敬。林獻堂是臺灣反殖民運動的最重要的領導者之一，他的兒子林攀龍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學歷最高、最具「國際觀」的知識人，父子兩人在霧峰認真從事地方文化啟蒙運動，伊等的精神和眼界，即使在今天仍很難企及。今年暑假我到霧峰夏季學校講課，感覺先人仍在守護著這塊土地。

過去這二十年，臺灣史的研究在質量上都很可觀，這本論文集若能擠身這個集體努力的成果行列，就是個人最大的榮幸了。臺灣人，在有近代教育以來，將近百年被剝奪了解自己歷史的機會（或權利），我也是這百年的犧牲者。我們這個世代的人，雖然研究臺灣史，但和一般正常國家的研究者不一樣，他們是在共同的認知上更上一層樓，而我們則每天都在補課，甚至從零學起。如果我的研究有任何成績可言，那也就是我補課的成績。

人文學科的研究雖然比較像個體戶，看來是單打獨鬥，實際上是受到很多人啟發、提攜、指教、協助的綜合結果。在我的研究生涯中，要感謝的人士實在很多。讓我在這裡特別感謝先父周進國先生，以及家母周林碧華女士。先父的突然過世，讓我在傷痛之餘，更深切感受到不能背離自己所從出的土地。已故前輩學者王世慶先生是我一生難忘的人格者。劉元孝老師、曹永和老師、黃天橫先生、鄭欽仁老師和師母、余英時老師和師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以及濱島敦俊老師，都在我的學習路途中給予無可估量的教導和照顧。比我高半輩或同輩的學者，容我在此不一一言謝，學海浩瀚，航行靠學恩。聯經出版公司願意將我的論文集列入《臺灣研究叢刊》，讓我深感榮幸，編輯同仁的耐心協助，更令人感銘在心。

「山、海、平原」是臺灣自然景觀的意象，私意認為也是臺灣史研究者應該蓄於心的意象。我們必須整合山、海、平原的研究，在以臺灣為主體的歷史書寫中呈現她的多元脈絡和多樣性。這本論文集，基本上只觸及海和平原，但願將來我交出來的補課成績，不是論文集，而是書寫臺灣山、海、平原的書。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
引子
稱海上的島為山，是沿襲甚久的習慣。讀過中國詩詞的人，大都記得白居易〈長恨歌〉的詩句：「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這裡的仙山指海上神仙居住的島嶼。然而，不是神仙居住的島嶼才叫做山，舉凡海上諸島都可以稱山。我們或可推測，當人們搭船浮沈於茫茫大海中，遠遠望見島嶼時，不管大小，它的樣子總像是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山。

我們不知道稱海島為山，起源於何時，可以確定的是，明代海上行船人約定俗成稱島為山。例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奉命出使琉球（沖繩，今屬日本），經過兩年的準備，他和隨員在嘉靖十三年五月五日（陰曆）從福建福州長樂縣廣石出海。由於逆風，船隻航行速度很慢，三天後（5月8日）出海口，「方一望汪洋矣」；他從船艙出來觀望，「四顧廓然，茫無山際，惟天光與水光相接耳。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雖若可樂，終不能釋然於懷。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第二天（5月10日），「南風甚速，舟行如飛」，他們「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赤嶼，目不暇接」。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得知明嘉靖年間，海上通稱島嶼為山，有時也稱為嶼。當船駛近島嶼，人們說「山將近矣」、「山近矣」。

陳侃出海後不久，看到的「小山」小琉球，如果按照第二天他們即經過平嘉山（彭佳嶼）、釣魚嶼等島嶼來看，他所望見的「小山」是臺灣島的一部分，從方位來看是北臺灣。這個時候的臺灣，還是「鮮為人知」，人們似乎還不清楚它是一個大島嶼，還是分成幾個小山。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了解臺灣的「身影」如何慢慢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由遠而近，由不熟悉而逐漸熟悉，由幾個島逐漸「合成」一個大島。然而，明朝之前，文獻上一直有讓後人爭論不休的疑似臺灣的記載。三國時代的夷洲、隋代的流求、宋朝的流求、元代的瑠求、琉球，都是難解之謎。讓我們先回顧這些說法吧。

一、夷洲與流求之謎
要談中國對臺灣的認識，一般總是從《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孫權傳）和《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談起，這是中文文獻中疑似臺灣的記載。已故的人類學家凌純聲先生甚至主張應該從《史記》〈東越列傳〉談起，認為臺灣可能是東越人所移殖的地方。這可能又太遙遠了。

關於《三國志》中的夷洲和《隋書》中的流求是否為臺灣，學者之間看法不同，說法時斷時續，算是個百年以上的爭論。我們先不去談爭論的內容，讓我們看看文獻本身的記載。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云：

二年春正月，……。遣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孫權「求」夷洲、亶洲的動機不清楚，或許仿秦始皇故事也未可知。其結果是，大軍無法抵達亶洲，卻到達夷洲，虜了數千人回來。亶洲傳言是秦始皇派徐福浮海求神山、仙藥最後所抵達的地方，這地方的人民常到會稽買布；會稽人出海也有遭風漂流到此地，這在在令人想起日本。我們知道後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是從長江口附近登陸，以此，日本人到會稽買布，也算合理。根據這份文獻，夷洲、亶洲一開始並舉，可見在人們的認知上，相距不遠。但是，實際浮海訪尋，亶洲又顯得遙不可及，大軍以抵達夷洲作結。

從以上如此簡短的文獻，要判斷夷洲是否為臺灣，其實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倒是《三國志》其他兩個地方也提及「夷州」（此處「州」字無三點水，然根據文脈應即為上引之「夷洲」），這兩條都在列傳，與孫權想「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珠崖）」而遭到大臣勸阻有關，勸阻遣分軍遠征夷州分別為陸遜和全琮。據此，夷州和珠崖應有地理上的親近性（「全琮傳」云：「權將圍珠崖及夷州。」）。三國時的珠崖郡即海南島，孫權的夷州之役「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不補失」，「權深悔之」。除了地理可能鄰近海南島之外，文獻遠不足以讓我們具體指夷州即臺灣。

如果《三國志》關於夷洲的記載過於簡略，《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所記該國情況則相當詳盡。〈流求國〉起頭云：「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以下是很長的一大段文字，描寫流求國的風土人情，包羅甚廣，不遜同書對日本的描寫，若全文迻錄，恐過於冗贅，在此僅引最後一段。文末云：

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 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崐崘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這是個「屢勸不聽」的故事。流求至少兩度拒絕隋的招撫，最後隋煬帝派大軍遠征，予以痛擊，帶回男女數千人。

孫權遣將浮海求夷洲、亶洲在黃龍二年（230），隋煬帝遣將浮海痛擊流求國，事在大業四年（608），前後相隔三百七十八年。三國時代的「夷洲」是不是隋代的「流求國」，本身就是個問題。在這裡我們不能不討論沈瑩《臨海水土志》中的「夷洲」。《臨海水土志》已佚，我們知道該書關於夷洲的記載，是因為《後漢書．東夷列傳》唐章懷太子注中引用該書：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鬭，摩礪青石以作（弓）矢〔鏃〕。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所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沈瑩是三國時代吳國人，孫亮於太平二年（257）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今天的會稽市約當北緯30°，從地圖上來看，琉球群島在其東南方，臺灣在其南方。雖然沈瑩是三國時代的人，這段關於「夷洲」的記載，並未被採入《三國志》。《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以近乎當代人的身分撰寫三國歷史，可以說「去古未遠」。陳壽在《三國志》中提到夷洲時，未採用沈瑩《臨海水土志》，原因不明，可能有以下兩種情況：一、陳壽編撰《三國志》時，未得見《臨海水土志》；二、陳壽得見此書，但不認為沈瑩的「夷洲」就是孫權派遣將軍衞溫、諸葛直遠征的「夷洲」，因而未予採用。總之，我們是否可以拿沈瑩筆下的「夷洲」來「實化」孫權派兵攻打的「夷洲」，還是個問題。

沈瑩的《臨海水土志》也收入北宋李昉等編纂的《太平御覽》，見於卷七八○「叙東夷」條，內容遠較《後漢書》章懷太子注詳盡。由於《太平御覽》全文較長，茲迻錄註中，以供參考（惟請注意此一版本中「夷洲」作「夷州」）。如果我們比對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洲以及《隋書》〈流求國〉，可以獲致這樣一個結論：夷洲和流求國鮮少共通之處，雖然兩處居民都分別具有東南亞古文化的某些特徵。換句話說，我們很難說沈瑩的夷洲和《隋書》流求國必然是關於同一地理空間的紀錄，兩者在文化上未必具有相承的關係；至於《三國志》的夷洲，則因為記載過於簡略，無法和《隋書》作有意義的比對。

《隋書》關於流求國的記載，相對於當時關於其他「東夷」的記載，不能不說頗為詳盡，連該地動植物都有所描述。然而，如上所述，問題出在〈流求國〉似乎是個孤立的民族誌文獻，缺乏可資比對、輔證的其他材料，孤伶伶地懸在史書裡，無法進一步攷查，不像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倭國（日本）有其他的史料可資參照。這份孤懸的文獻本身是個謎，流求國到底是臺灣、沖繩，實難獲得確論。以下幾個面向，是我們可以加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