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

序論

這是廿幾年前寫的一本書稿，正式由英國康橋大學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
廿幾年前，我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生。我在申請學校時的研究計劃一個是戰國到秦的思想轉折，一個是明末的思想。余先生當時甫自耶魯轉來，見面之後便說，他認爲我應該用傅斯年爲題寫博士論文，原因之一是如此重要的人物，西文及中文皆從未有專書。
爲了寫這篇序，我查了初到美國念書的舊筆記，居然發現我於1987年9月10日在普林斯頓帕瑪堂與余英時老師的一段談話記錄：
下午與余老師談，老師見面便建議我以傅斯年作爲論文題目，他說能以檔案作爲論文題目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回答說這些檔案資料太過零碎，余老師說無論如何總能夠整理出一個脈絡來，而且可以與我先前寫過的兩本書（案：1985年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及1987年出版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相聯。
就這樣，我放棄了原先準備研究的題目，改作傅斯年。
在寫這部論文的過程中，余先生提醒我，不必大幅轉述傅斯年學術論文中的觀點，如果想瞭解其學術觀點的人，自然會去讀他的原書，要緊的是把它放在整個時代思想、學術的脈絡下來看。我基本上遵守了這一個指導原則。所以雖然傅斯年文集中有許多見解深刻的文字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本書中我並未大量復述他的文章。
這不是一本傅斯年一生的傳記。傳記必然要包括許多有趣的事件與交往情形，但此書對這方面的細節都盡可能地割捨了，除非它們能彰顯歷史的意義。生活傳記方面的工作應該留給對傅氏的生平有興趣的朋友來做，或是用一部年譜長編來表達。再者，此書是以英文撰寫的，而英文著述有一定的體例，它必須圍繞一個或幾個themes來進行。所以此書是在一定的脈絡之下開展，逸出這個脈絡，或安排進去顯得太臃腫的部分，都只好略去。在完成此書之後，我又陸續寫過幾篇補充性的文章，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看（前三篇已收入本書的附論）——
一、《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
二、《什麽可以成爲歷史證據》
三、《殷周制度論與夷夏東西說》
四、《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
大概是在普林斯頓讀書的第二年，我注意到普大的羅倫斯‧史東（Lawrence Stone）的《歷史敍述的複返》（The Revival of Narratives）一文，後來我也聽過他有關16世紀歐洲的課。史東這一篇文章被認爲是現代西方史學發展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他在文中指責現代歷史書大多不堪卒讀，忘記了歷史家本來的身份便是故事講述者。他批判了年鑑學派史學，批判了新經濟史，對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有微詞，提倡一種以問題爲主幹，但又不失敍事味道的歷史寫作。
此書的寫作方式多少受到史東的感染，故希望它是問題取向的，但同時也是可讀的。不管我成功地做到幾分，但我在下筆時比較含蓄，對當時心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並未盡情地敘出，希望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此能有理解。
時間過得真快，離本書初稿寫成已有二十幾年。在我著手寫這本書時，中外文世界似乎還沒有一本以傅斯年爲主題的專書。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幾篇學位論文，但最後都沒有出版，西方世界在提到傅氏時僅有一部參考文獻是Alan Moller一本題爲“Bellicose Nationalist of Republican China：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u Ssu-nien”（《中國好戰的民族主義者》）的博士論文。此書寫到一半時，聊城師大歷史系教授合寫的《傅斯年：大氣磅礴的一代學人》才出現。現在，有關傅斯年的中文書已經很多。這都是這十幾年來的新榮景。
除了交代撰寫本書的因緣外，我也想趁這個機會，記下一些零星的看法。
我認爲，傅斯年處於「後傳統」、「後科舉」、「後古史辨」的時代，關於他的討論就不能不與這三者有關。首先，我是想藉傅斯年看他這一代知識人的思想、心態的起伏變化。我的書出版之後，《美國歷史評論》中有一篇書評，作者相當明快地指出這本書最大的貢獻之一，是它在講這一代知識份子所陷入的種種「兩難」（Edmund S.K. Fung,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ruary 2002），這種「兩難」的主要來源是因爲傅斯年這一代人正處在一個傳統秩序全面崩潰的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舊的規範已失去約束力，舊的道德倫理被全面質疑，但新的規範、新的倫理尚未建立。它是一個解放的時代，但是被解放的同時也可能是無所適從。人們失去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說的「藍圖」（blueprint），這種困境反映在許多青年人迷惘、自殺的事例上。沒有找到生命方向的人們，正如瑞典的斯特林堡在1888年出版的劇本《裘莉小姐》的序言中所說的：「由於他們是現代的角色，生活在過渡的時代裏，因此我把他們寫成是分裂的、動搖的。他們是過去和現在的結合，書本和報紙的點滴，人性的殘片，上等服裝的破爛，拼湊在一起，就像在人的靈魂中一樣。」
但後傳統時代也是一個無限可能的時代，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因此那是一個各種論述相互角逐，並試圖成爲「領導性論述」（leading discourse）的時候。從1911年起，各種新舊思潮都在競逐，而新文化運動脫穎而出，傅斯年在其間扮演著一個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他們當時奮戰的物件主要是保守派人士，清季的保守派似乎還不大能熟練地掌握新型傳播媒體及橫向組織，但是到了民初，保守派也開始組團體、辦報刊，推展各種活動來與新派相抗。這時候誰的論點說服人，誰的立論堅決（有時候是武斷），誰的觀念與社會的脈動相照應，便在各種「論述」的爭衡中逐漸勝出，一旦它獲得「群聚效應」，這個「領導性論述」便逐漸上升到全國舞臺的中央。
「領導性論述」在形成「群聚效應」之後，它便開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時也吸引一大批靠著向「領導性論述」靠攏而獲得利益的人，許多在各地回應這種領導性思想論述的人，逐步以之成爲身份上升甚至謀食之階。新思想一旦獲得「群聚效應」，即逐漸成爲一種新的、類似科舉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論時，大量清季的經世致用之書成爲敏感讀書人科場得意的上升之階一樣，不管動機如何，它們都幫助新思潮的迅速傳播。
傅斯年是「後科舉時代」的人。對於讀書人而言，科舉的廢除是危機，但同時也代表著各種新的可能性，至少讀書人不必再局限於讀書做官這一條窄路，他可以選擇各式各樣的職業。家裏門口的一條河，可能成爲與外界隔絕的天險，但也可以是航向天涯的機會。
科舉廢除，仕學合一的傳統中斷，出現了一個新問題，用什麽來決定什麽樣的人可以成爲社會的菁英？過去在科舉傳統中，答案相當簡單明確——考場上的文章是一個清楚的「傳訊」媒介，可以決定誰是菁英。現在「菁英」的範圍顯然變得多元了，但還有一層更重要，現在人們正在摸索什麽可以成爲新的「傳訊」媒介？擁有外國學位的人，身上握有強大物理力量的人，在公共領域中（包括新型的報刊雜誌）成爲領袖的人，或者是在社會空間中進行橫向聯繫，成爲社團、政團的領袖，或者在地方上成爲豪霸，或者是成爲新學術、思想的領袖等，不一而足。
而傅斯年與胡適等一批新知識份子，很快地成爲學術文化的領導菁英。問題是新思想、新學術的領袖所鼓吹的東西五花八門，爲什麽以胡適、傅斯年爲主體的這一派會取得優勢，何以胡、傅所領導的帶有實證論色彩的歷史考證學派會成爲一代之主流？這當然可以進行多方面的解釋。我在這本書中也曾談到這一點。書中提到，他們都熟悉並深受清代考證學的影響，比較能欣賞清代考證學所展現的某種與西方現代學術能夠接榫的重證據、推論嚴謹的「科學」精神，所以相當自然地以「新漢學」爲津梁去接引現代西方學術。此外，他們大都不滿於中國近世思想傳統中過度重視心性及內省論的傾向，以及太過含糊籠統的思想方式，所以傾向以謹嚴而確定的知識系統來醫治中國思想學術上的痼疾。當時西方流行的實證主義、語言考證學派成了相當順當的選擇。
不過，如果擺在「後傳統時代」來看，在那樣一個失去規範的時代，人們心中是急切地想要掌握一些客觀而確定的東西，而拒絕充滿問題和緊張的（諸如Weber）思想體系，以重新穩住崩解的秩序。這種心理也部分地解釋了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毛子水這些人雖然在德國念書，卻與當時德國學術界爭論得相當熱烈的主流不相契合。傅斯年等人留德的年代，當時德國思想界有一場大辯論，重「理論」的風氣已經占據主流地位（參見Lawrence A.Scaff, Fleeing the Iron Cage），但是傅斯年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痕迹，反倒是選擇了輕理論重實證的語言考證學派。
不過他們並不是清代學者簡單的重復，雖然與清學有延承之處，但他們的「學術心態」並不一樣。他們對「學術」是什麽，「史料」是什麽，「證據」是什麽，乃至於史家的社會角色、政治功能，以及「價值」與「事實」之間的關係，都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一種「心態叢聚」，在這些「心態叢聚」方面他們與清代學者或是傳統「文人」之間已經決裂了。我們已經相當熟悉傅氏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作爲一種新思潮的倡導者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極少留意他對現代學術的看法其實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制度的看法，並且有意識且有系統地想加以改造。他有力地批判、改造舊文人的歷史文化。
傅斯年是「後古史辨時代」的史家，他提倡重建古史，其中有一些相當細緻的看法。我在這本書中提到他把古史辨運動中所撕裂的碎片，用一種新的方式重新拼湊起來。這個態度，如果唯讀傅斯年的全集，其實不大能夠清楚地看出，我雖然早已從他字裏行間看出這一點，但不大有自信，一直要到在他的一本題爲「答閒散記」的筆記本中發現他用極爲潦草的字體所寫的一篇譏刺顧頡剛的小說（見本書之「附錄一」），才確定下來。在本書的第三章中，我花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從疑古到重建之過程，而且也提到，這是後來學界脫離古史辨派影響的里程碑。
傅斯年也是「後經學時代」的學者。他是從「經學時代」到「史學時代」的轉折性人物，自漢代以來，所有的經學觀點所建立的靜止的中國世界觀被以史料爲中心建立的變動與發展的概念的古代世界（從而也是現代世界）取代了。同時因爲他倡導「價值」與「事實」的分離，使現代專業化史學得以生根，但因此引來傳統派史家與左派史家猛烈的攻擊，同時造成歷史知識之社會功能與史學之社會角色的變化。
在涉及道德方面的問題時，傅斯年刻意揚棄內省論式的思維傳統，主張「國民訓練」，主張「約律主義」，反對以內省式的道德哲學作爲社會倫理的基礎。我不敢確定傅斯年是否讀過康得在1795年所寫的有關歷史目的論的論文，但是他的論點卻有與康得的《論永久和平——一項指導性規劃》非常神似的地方，即不認爲未來社會的進步是靠著使人人成爲聖人，或是宋明理學中的「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或毛澤東《送瘟神》中所說的「六億神州盡舜堯」，他與陳獨秀都認爲人類歷史是一個反諷——當人們生活在野蠻社會時，需要發展一套規則體系來限制和規範自己的行爲，這種限制和規範又有助於創造一個文明的社會。因爲人人都有力量，而又不能無休止地鬥下去，所以必須要坐下來制定各種規範，社會因而往前推進一步。這與中國內省的思想傳統正好相異。
這本英文書的書稿早在1992年底已經完成，英國康橋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接受出版。但是因爲我的研究興趣已經不在這裏，所以直到2000年才將手邊放了多年的校樣寄回。我常對朋友開玩笑，我有「心理障礙」。對我而言，校稿比寫稿還難，原因可能是因爲在剛剛寫定那一刹那，我已經對寫出的東西感到不滿意了。也因爲這個「校稿症候群」，此書中譯稿在2001年左右完成，但我竟一擱將近十年，對原譯者及安排此事的友人，深感歉疚。
最後我要感謝以下諸位：譯者王曉冰女士、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劉東先生、三聯書店的孫曉林女士，他（她）們促成了這個譯本的出現。此外，我的好友羅志田教授及其學生、陳正國教授、潘光哲教授在我因「心理障礙」未能看譯稿時，代我校訂譯文。志田兄、劉東兄和山東的馬亮寬教授多年來一再催促，使我不能再原地踏步。沒有他們的幫忙，這個譯本絕不可能完成。

導論：1895年後的思潮與傅斯年
傅斯年出生的1896年，中國尚處於剛剛過去的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餘波之中。那場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戰敗於日本人手下實在令人震驚，給傅斯年及其同時代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
年輕的梁超（1873-1929）已親身體驗到這次震驚帶來的衝擊，他認為這場戰爭的後果是「粉碎了中國兩千年之大夢」，儘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屢遭失敗，但敗在日本手裡卻是創巨痛深的。畢竟日本是個亞洲國家，在中國人眼中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影響之下，且其開始按照西方模式進行改革還在中國之後呢。
甲午之後，巨變接踵而至，各類中國知識分子也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895年，革命派領袖孫中山（1866-1925）認為日本的勝利是中國歷史上難以預料之事。1894年冬，在中國剛剛遭受一系列軍事失敗之後，他即決定組織他的第一個反滿團體──興中會。後來成為改革派領袖的康有為（1858-1927）則召集在北京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促使皇帝進行改革。知識分子領袖嚴復（1854-1921）發表了四篇劃時代的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辟韓》。嚴氏後來以向中國譯介歐洲功利主義政治、經濟、哲學著稱，他在1895年著手從事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的漢譯工作，這本譯名為《天演論》的書成為近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出版物。後來成為戊戌變法犧牲者的譚嗣同（1865-1898）則在1894-1895年間決心放棄傳統文士的生活方式。
中國知識界的新發展形塑了傅斯年的知識體系結構。首先是思想觀念的激進化。一些人促成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嚴復在中國和西方傳統之間劃下了黑白分明的界線，他極力主張中國已遠不如西方，尤其是在文化領域。這種責難使此前對自身文化特別自豪的中國人甚感驚訝。譚嗣同批評傳統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康有為幾乎將過去兩千年的學術通通貶為「偽學。章炳麟（1869-1936）無情地批判了儒家的人格。梁超的「新民說」認為中國的傳統道德價值觀已經過時，因為它們全都與現代公民所需的公德無關。
但是，許多社會和政治體系仍支撐著傳統的價值體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主制、儒家禮儀、經典教育、科舉制和法律制度。雖然晚清時激進思想已初露端倪，但只有在上述五個支柱全都崩潰之後，知識界的革命才真正開始：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學生不必祭孔，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也被廢除。
1895年後被大肆詆毀的傳統價值體系，曾經是個相當和諧統一的體系。這一價值體系崩潰後，原來相互關聯的各個部分，彼此之間走向直接對抗或相互競爭。
知識界的第二個主要變化是新知識群體的形成，他們由效忠于滿清朝廷逐漸轉向效忠於整個國家。1894-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之後，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漸漸放棄為進入官場而進行的科舉考試的學習，他們成為韋伯（Max Weber）所描述的「自由流動的資源」，後來極大地影響了國家的轉型。人們認為這些新知識分子將自己從中華帝國的成功階梯──考試制度中分離出來。他們失去了官方的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型態的制約，成為政治和知識轉型的行為主體。然而，1905年科舉制被政府廢除，似乎是政府自己切斷了士人和主要由儒家教義構成的官方意識型態之間的紐帶。這一決策開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思想解放的主要推動力。科舉制的廢除是一次激變，將許多知識分子從昏睡狀態中喚醒。沒有了前程和收入，一些士人努力變成了新式知識分子，而另一些人則陷入絕境。他們不能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在這個新的中國裡，讀書人的地位成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適應社會轉變而成為專業人員，繼而形成職業階層來組成新社會的核心呢？
1895年之後，中國並存著政治和文化兩個軸心。前者由求權力的意志驅動，後者由求真理的意志驅動。兩者同時被知識分子看作是救國於危難的方法。雖然政治並不總是與文化背道而馳，但在近代中國，它們兩者常劍拔弩張，關係緊張。政治軸心的目標是將民族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追求富強；而在文化領域，一些旨在建立自主學術社會的知識分子脫穎而出，他們要使學術擺脫功利心態和政治力量的干預，其最終目標則是以更根本的方式與西方國家競爭。他們認為，舊傳統的缺陷恰在於缺少有現代意味的學術社會。
對於那些呼籲建立學術社會的人來說，學術必須與現實關懷分離。學術自立──亦即為學術而學術──是一個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嚴復是這一信念的始作俑者。他宣稱西方國家的力量源自於思想和觀念領域，為了追求這種「真正」的力量，中國必須去偽存真，即放棄被實用目的所腐蝕的偽學問，而獲取真學問。他斷言，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真正的學問；雖然真學問一時看起來似乎沒有用處，但是從長遠來看，它是最有價值的。與此相應，他主張治學與治世的分離。「愈愚」是嚴復書齋的名字，這表明他堅信克服愚昧十分重要。「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皸手繭足以求之。」只有克服愚昧，方能療貧弱。
章炳麟在這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許多年輕人相信，章炳麟所主張的經學與實際應用相脫離，致使人們考慮以經典和古代學問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王國維（1877-1927）甚至在清末即主張學問應與實用相分離，應提升到更高的目的。
吳稚暉（1865-1953）則堅信，如果中國能夠有幾十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形成一個重心，這些學者就能將中國變為現代國家。一些相信學術文化優於政治的人形成了一個群體，他們中多數是受過西式教育的學生。蔡元培（1868-1940）、吳稚暉、李石曾（1881-1973）、汪精衛（1883-1944），以及一些曾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們也都這樣認為。但是，因為政治危機不斷困擾著中國，他們沒有時間和機遇來慢慢建立一個學術社會。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校長，加速了建立純粹學術社會理想的實現。蔡元培用一個簡單的句子開始他的校長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這一宣言徹底改變了大學的性質──由培養政府官員的機構轉變為現代學術社群。治理國家不再是士人的責任。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得以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並以其同事為聽眾。他們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服務於社會──但不是作為官員，而是作為學者。他們的成就是由學術界的成員，而不是由社會來評判。蔡元培上任後九天，就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那時任命的一批學者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大相對保守的氛圍。後來成為中央研究院堅定擁護者的蔡元培、吳稚暉和李石曾相信，如果有幾十個獻身真正學術工作的知識分子集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個思想學術中心。假以時日，這個群體對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會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更為深遠。
因此，激進化、自由流動的知識分子以及在中國創建一個學術社會的願景，成了此後影響傅斯年一生的三大傾向。

傅斯年在中國現代知識界的地位
雖然中國現代思想史領域有大量關於五四時代「老師輩」的論著，如胡適（1891-1962）、陳獨秀和李大釗（1888-1927），但是很少有人關注「學生輩」。在這些人之中，這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幾乎完全被忽略了。作為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學者、政治家、社會批評家以及學界領袖的傅斯年，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色彩最豐富的人物之一。然而，除了莫勒（Alan Moller）的博士論文，迄今沒有任何一種用西方語言寫作的關於傅斯年的學術傳記。在中國學術界，有關傅斯年生平的研究也剛剛起步。
在中國大陸，傅斯年差不多被遺忘了。因為與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的密切關係，毛澤東（1894-1976）在1949年曾譴責他為戰犯，加之在「批判胡適運動」中對他的嚴厲批評，大陸作者也對傅斯年的名字諱莫如深，甚至在敍述以他為中心的事件時也是如此。大部分歷史學家並未承認傅斯年對歷史學科的貢獻。在台灣，傅斯年是享有盛名的學術領袖，其學術成就廣為人知。他和胡適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風尚成為各類持不同見解者不斷攻擊的靶子。譬如，新一代史家批評傅斯年拒絕理論性的詮釋；而新儒家們，如徐復觀（1903-1982），又強烈指責傅斯年和他建立的學派故意忽略中國傳統學術中的道德觀念（尤其是內省式的道德哲學）。其結果，一個1919至1949年間學術史及政治史上的重要角色至今仍然面目模糊。
本書中，我必須集中討論他眾多成就中的幾個方面。首先是傅斯年的學術生涯和他組織並領導了二十年的學術群體。我所說的群體不僅指他的史語所，還包括北大和台灣大學（以下稱台大）。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主要建構者之一，傅斯年創建的史語所被認為是當時現代歷史學的代表。他集合並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這一事業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學術科學化的迅速發展。傅斯年和他領導的機構取得了眾多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們開展了一些新的研究專案，其中許多揭開了中國歷史研究的新篇章。譬如，1949年後的中國考古發掘取得了可觀成就是眾所周知的，但這些考古發展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傅斯年具有遠見的領導，卻鮮為人知。其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考古學帶頭人，最著名的如夏鼐（1910-1985），當初就是由傅斯年的機構培養的。相關領域的情形也是如此，如甲骨文、金文研究和檔案的收集與研究等。
另一個意義深遠的貢獻，是使中國的歷史學專業化，成為一個學科門類。現代中國有許多史家在他們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幾乎沒有人像傅斯年那樣奠定了一個制度化的基礎，對中國歷史學的形塑產生了影響。傅斯年強調嚴謹的方法論和專業化，有意識地批判了傳統史學的膚淺涉獵方式。如果我們可以說現代中國有一場「史學革命」，那麼，它開始于顧頡剛（1893-1980），完成于傅斯年。但是在1920年代後期，顧頡剛在西方已經獲得了廣泛的聲譽，相比之下，外在世界實際仍對傅斯年一無所知。現在是以學術的眼光予其應有的評價之時了。
作為歷史學家，傅斯年將大部分精力集中在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雖然傅斯年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學術部分已經受到質疑或被修正，但它們仍提供了對這一時期的重要洞察。他最重要的學術主張是「夷夏東西說」，這一說法將三代分為兩個對立的集團。本書將重構傅斯年打破過去的一元論體系、形成新學說的過程。同時也將討論傅斯年的歷史研究與多元論等現代思想觀念的互動。
傅斯年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另一個主要貢獻是他的重建努力。1920年代中期，他因支持疑古運動而著名。但到1930年代，他又極力參與否定這一運動。傅和他的史語所的同事們遠非盲從者，他們堅定地將重建中國古代史作為中心任務。這裡將討論傅斯年對這場激進運動的反動和影響。
本研究試圖將傅斯年的個案帶到中國現代思想史中兩個更廣泛的主題上來：一是五四青年的文化反傳統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二是在中國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
從1920年代後期起，當五四一代人極力貶低中國傳統，給中國社會輸入許多新思想並致力於構建新的學術社會時，相應地，社會也開始向他們發出挑戰。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動蕩的政局挑戰著文化領域內的非政治立場；二、文化本土主義的復興及民族認同感的迫切需要挑戰著五四反傳統主義；三、政治集體主義挑戰著五四自由主義。
1931年九一八事件，國家命懸一線，這些挑戰也越發強烈。此後，許多五四青年改變或放棄了他們早期的主張。考察傅斯年如何對這種挑戰作出響應，以及他的響應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時代人，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