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

不容青史盡成灰──寫在前面／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流離失所，備嘗艱辛，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仍存。許多被日軍佔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的軍國主義仍猶有餘悸；而中、蘇、美、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的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史料不足、或觀點不同，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大多失之單薄、偏頗、甚至扭曲，距離事實真相還有距離。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軍「三月亡華」的信念、贏得最後勝利？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為什麼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這場戰爭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 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能得到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
七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答。

幸而青史並未成灰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蘇俄、台灣、英國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國民黨檔案、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數百位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上百篇研究論文、並出版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中國百年來的挑戰與奮鬥，特別是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一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不但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而且把抗戰史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究。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邀集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特別是英國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的The Battles for China論文集，邀集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新的觀察與史觀，成績斐然。
這些研究的進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出版品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此外，目前的研究極少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討抗戰史；而使用蔣介石日記、宋子文檔案、以及日本、英國等地最新公開的資料，那就更少了。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利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海內外學界的共識。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檔案的保存，可說是獨步全球。每年有許多學者從各地來到胡佛檔案館，查閱、使用這些珍貴的資料。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迄今已有數百位中外學者前來閱讀。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一窺他的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苦思不解的問題立刻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佈「臨命第400號」宣佈「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因為中央軍進入華北，日本也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6月《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亂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容徘徊猶豫於其間也。
如果沒有蔣氏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沖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突然改變態度，婉謝主導斡旋，以至蔣介石期望的國際干涉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

「重探抗戰史」跨國研究計畫
胡佛研究院和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search Society）合作，在2012年夏啟動「重探抗戰史」（Revisiting the 2nd Sino-Japanese War, 1945-1945）研究計畫，邀請美、台、中、日、英五國學者，分從不同角度、使用最新檔案，共同探究當年的抗戰。
多國學者合作，並不容易，特別是抗戰這個題目。2012年8月，十餘位學者在胡佛研究院聚首，目的是取得議題、研究方法及史觀方面的共識。我們白天各自看檔案，檔案館閉館後立刻齊聚討論，連續一個月逐日的討論與辯論，互相啟發。除了各種非正式腦力激盪外，三年來，在胡佛、上海、東京共舉辦了五次小型討論會（workshop），包括在復旦大學舉辦的「汪精衛與汪政權」專題討論會。
共識是逐漸形成的。起先爭論頗多，首先，書名就有爭議。日本學者不能接受「抗日戰爭」的名稱，認為應稱為「中日戰爭」或「日中戰爭」。接著，選題與內容也有不同意見。有的希望多寫戰時政經社會的變化，有的想把主要戰役的經過與影響寫清楚。對於研究方法與史觀，彼此也有不同想法。
最後，大家同意兼顧軍事史與政治史，內容涵蓋抗戰時期的戰事、政經社會、外交關係、領導人物的心路歷程與彼此間的互動等各個層面；既探索戰爭的真相，也兼顧戰爭中「人」的互動。
我們嘗試以兩個概念為主軸：（一）「人與戰爭的關係」；（二）「中國民族國家的構建」。我們相信，戰爭導致災難和血淚，也使參戰者變得重要、甚至偉大。許多目不識丁的小兵，為了保家衛國，可以做出奮不顧身、氣吞山河的偉大行為。但是，戰爭也會使人變得邪惡，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將軍、或是單純樸實的士兵，當他陷入戰場的殺戮氣氛中，有可能變成冷酷無情的屠夫。所以，我們想了解日本為什麼侵華？為什麼會發生南京大屠殺？汪精衛為什麼甘做日本傀儡？散漫落後、「帝力於我何有哉」的中國人，為什麼願意追隨國民政府與日軍周旋十四年，終於得到最後的勝利？
此外，「不黨不私」是我們共同的志念。例如，大部分中國大陸學者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去看汪精衛及汪政權，只有極少部分學者從社會史和心態史學去探討。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歷次工作坊討論中，學者都沒有從「倫理道德」、「民族大義」的視角去研究汪精衛及其政權，而是把它放在當時國內外的大環境下探討，對汪政權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建設，也能平心靜氣地觀察與評析。
這場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無盡的災難，也帶給中國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機會。1930年代的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各地軍閥割據，根本就不是個統一的國家；蔣介石、汪精衛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僅統治著長江下游的6個半省。但是，從九一八開始，國民政府先是在華北與日軍周旋，後來在長江沿岸與日軍大戰，然後遷都重慶，以西南為最後根據地，前後十幾年，安定了西北與西南、進行了一系列建設（交通建設、新生活運動、幣制改革、五五憲草等），還有戰爭期間的社會變化（人口大流動、婦女地位抬頭、政治經濟活動西移等等），都使得中國快速朝著統一的民族國家發展。
抗戰史涵蓋的議題太多，而我們力有不逮，僅能選擇其中若干議題探討。對於戰爭，我們僅是簡要的敘述其經過，而把重點放在它們的影響與意義。對於人物，我們盡量不臧否是非，但希望探究他們行為的動機與思維。倘若如此，或可更為冷靜客觀的看待抗戰，還原史實。
參與第一冊撰寫的共有十二位學者，除了第一章由東京大學加藤陽子教授獨立撰寫外，其餘各章都是2-3位學者合作完成。例如：七七事變由美國、日本學者共同撰寫；南京保衛戰由中、美、日三位學者合作而成；徐州會戰由台、中學者共同撰寫。
有人質疑日本學者參與撰述，意圖何在？是否要為日本平反？就學術研究而言，這樣的疑問是多餘的。試問：研究中國與日本間的戰爭，怎能沒有日本方面的資料與觀點？這個研究計畫有六位日本學者參與，他們都是嚴謹認真、不乏氣度的學者。他們都認為，當年日本發動那場戰爭實是「不義之戰」，希望能盡一己之力，防止日本再犯歷史的錯誤。
日本學者的角色與貢獻不言而喻，遺憾的是，有四位日本學者因為工作的關係，要求暫不公開他們的姓名。其中一位從一開始就參與我們每一個正式、非正式的討論與活動，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觀點與訊息。我們衷心希望能在適當時候，盡快列出他們的姓名。

新史料、新觀點
書名為《重探抗戰史》，表示我們希望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們發現，日本當年侵佔東北之後，還想控制中國資源，但並沒有在中國大規模用兵的規劃。日本陸軍主要假想敵是北方的蘇聯；海軍則是太平洋對岸的美國。在日本看來，中國太弱，不足以用兵，只要利用中國地方割據的現實，分而治之就行了。東京參謀本部很清楚，「不能對支那出手，使大局支離破碎……陷帝國於兩端之動盪」。反而是蔣介石的大戰略，一步一步把日軍誘入局中。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軍事領導者在1936年10月就確定了抗戰大戰略的持久戰、消耗戰、誘敵深入的原則與施行辦法。雖然中日之戰是由七七盧溝橋事變而起，但八一三淞滬戰役才正式揭開真正的大戰。武漢淪陷前的各個戰役（淞滬、南京、徐州、武漢，還有北方的南口、太原），中國軍隊每一仗都打得辛苦、打的慘烈。過去一般把這些戰役視為各個不相干的戰鬥，其實它們是一個整體，其戰略目標就是阻止日軍過黃河由北往南打，誘日軍到華東、沿長江從東向西仰攻，最後目的則是「誘日軍深入」，戰而不屈，拖死日本。
對於西安事變、盧溝橋事變、淞滬戰役、南京保衛戰與大屠殺、徐州戰役、武漢戰役，我們也試圖提出一些新的觀點。
我們能力與資源有限，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肯定做的不夠好，有太多的不足，還有許多謬誤尚待方家指正。但我們希望為抗戰史研究打開一扇小窗戶，帶動一個不黨不私、客觀公正的抗戰史研究，跳出自己國家與意識形態的框框，直面當年這場戰爭。我們也希望中外各國都能了解中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巨大的犧牲和貢獻，更期望所有中國人都能在讀史中學習、反省，策勵將來。

誠摯的感謝
這個研究能順利進行，得到許多機構與師友的幫助與支持。胡佛研究院一如既往，提供我們研究的空間與資源；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一直是我們背後的助力；楊天石教授熱心提供資料、叮囑我們研究應注意的事項；楊奎松教授鼓勵我們拋棄窠臼、以「人」為中心來看待這場戰爭；吳景平教授不但協助我們辦工作討論會，還提供許多珍貴的意見；方德萬教授參加我們的討論，鼓勵我們不畏人言，勇敢地提出新觀點；程兆奇教授也給予我們不少資訊與關懷。
特別感謝傅應川先生及洪小夏教授。他們都是本書作者，但貢獻不僅止於作者。傅應川先生對全書戰史部分提供許多寶貴的見解，洪小夏教授則是協助戰爭部分書稿的糾錯與增刪。
還有阮大仁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聽他談抗戰史，他的抗戰史有趣、有料、又有新意。許多學者都喜歡聽他「說古」，在保存歷史、還原歷史上，我們可說是志同道合，經常一起討論、辯論，總是意猶未盡。他也是這個研究計畫的發起人之一，給我們許多寶貴的啟發與支持。
謝謝狩野清吉先生協助翻譯，他特別細心，譯文頗為精緻。還要謝謝嚴飛、卓牧融、以及翟翔三位年輕學者，耐心幫忙查閱資料、整理註釋。
這個研究很特別，沒有向任何機構或企業募款，而是靠著許許多多認識、不認識朋友的小額贊助。第一筆贊助來自企業界朋友畢成先生。他並不熟悉抗戰史，也不清楚我們究竟要寫什麼，但在一個餐聚上，聽到我述說這個研究計畫，立刻解囊相助，因為「我欣賞你們還原歷史的勇氣！」
我們絕大部分贊助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一群年輕朋友。他們是中國的菁英，學有專長、關懷社會，對於新知有巨大的好奇心及學習力。有些是第一次聽到抗戰史，但立刻了解這是一項有意義的事情，不但慷慨贊助，而且隨著我們的研究一起學習、成長。
當然，還有美國、台灣這邊許許多多朋友熱心的贊助支持。我的好友Shirley始終出錢出力，陪著我們往前走。張維（Walter）和Betty夫婦關懷抗戰史，一向雪中送炭、慷慨相助。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的張凡和Julia夫婦細心周到地照應參與研究的學者。還有台灣的師友童子賢先生、張作錦先生、黃年先生、龍應台女士、朱雲漢先生、季麟連先生、黃清龍先生等等，都給予我們最真誠的支持與鼓勵。
特別要感謝許多不認識朋友的熱忱支持。我們在美國做過幾次公開演講募款，許多熱心朋友一百美元、兩百美元的支持我們，積少成多、聚沙成塔。我們收到的，不僅是財務上的贊助，還有他們至誠的關懷。每一位的盛情，我們都銘感在心。

第一章　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幾乎每隔10年就進行一次戰爭，例如：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戰、1904-1905年日俄戰爭、1914-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之後曾有20年的和平，但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10年後又爆發太平洋戰爭。
在中外歷史中，一個國家如此頻繁的參與對外戰爭，相當特殊。我們試從下面三個問題來探究其原因：

(1)日本人的國家安全意識：作為一個東亞的島國，其國民（日本人）的安全觀、國防觀是什麼？特別是日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
(2)日本政治制度中的軍事制度有什麼特徵，使得日本總是對外參戰？
(3)日本在獲得台灣、吞併朝鮮後，成為一大殖民帝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中，與美英等國的對立是如何逐步升級的？

第二章　日本走向九一八
日本資源有限，傳統以來具有生存與發展的危機意識，他們把資源豐富、地大物博的中國作為發展的腹地，認為只有控制中國，日本才能成為強國。所以，經略中國的大陸政策，就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舉國一致的對外目標。同時，在日本人眼中，滿洲是他們以「二十億資金和二十萬生命換來的」，早已視滿洲為囊中之物。
另一方面，日本獨特的政軍關係，軍方獨斷，內閣無法節制軍方的行動，以至於內閣和軍方的對華政策不同調。更糟的是，軍部被少壯派軍人把持，而軍事體系外重內輕（東京的陸軍省長官和參謀本部主管的官階或資歷往往不如在外帶兵的將校），中央軍部的命令，在外統兵的將校有時竟不予理會。這種種緣由，隨著日本在華勢力逐漸擴張，日本最終走向九一八，以軍事行動侵略中國東北，其來有自。

第三章　國民政府隱忍備戰
九一八事變對中日兩國都有相當大的衝擊。日本政府不但不能控制少壯派軍人激烈的違法行動，反而在他們的壓力下，事後承認他們的「戰果」。行之久遠的「帷幄上奏」天皇無上的權威式微，內閣管不了少壯派軍人，軍部和參謀本部也約束不了他們。
另方面，長期積弱、四分五裂的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中逐漸覺醒。中國各黨派、各階層開始凝聚出一點團結禦侮的感覺，中國民族國家的認同也漸漸成形。
事變後，國民政府立刻把中日間的爭端提到國聯理事會，國聯理事會動作迅速，在1931年9月30日通過決議，要求日軍撤至滿鐵附屬地。
日本公然侵略東北，丟給國民政府的不只是失地的羞辱，還是個難以處理的困局。如何因應九一八事變？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領導陷入長考。日本蠻橫占領東北，國民政府是抵抗？還是不抵抗？還有，東北軍為什麼幾乎沒有抵抗就丟掉東北？多年來撲朔迷離的「不抵抗主義」究竟是怎麼回事？這些都是本章力圖探究的問題。

第四章　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2年爆發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是南京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領導的第一次局部抗戰。此時，國民政府不僅拋棄了九一八時期的不抵抗政策，也否決了不切實際的對日絕交方案，提出了「積極抵抗，預備交涉」的對日新方針。
嚴格地說，一二八淞滬之戰是日軍蓄意製造出來的「假戰爭」（fake war）。日本關東軍侵占東北後的下一步計畫是建立滿洲國，企圖永遠控制東北。但當時中國政府已把日本侵略東北的事實訴諸國際聯盟，而國聯理事會也表示同情與支持，議決組織調查團到東北作公正的調查。關東軍怕國際干預會影響他們預訂的計畫，所以想在上海製造事端，以轉移視線。
面對日軍在上海的挑釁，南京國民政府早已訓令上海駐軍實施正當防衛。戰鬥一開始，駐上海的粵軍第十九路軍立即奮起抵抗，蔣介石又及時調來中央軍第五軍增援；兩軍並肩作戰，給日軍沉重的打擊。中國的抵抗，震驚了日本，東京被迫突破限制，四次增兵，三易主帥；弄假成真，演變成進退失據、欲罷不能的僵局；最後，即使發生了驚人的虹口公園爆炸事件，日本還是息事寧人，簽約了結。
因上海關係到各國在華利益，故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積極調解，使一二八戰役呈現打打停停、一波三折的特色。後來蔣介石又把「積極抵抗，預備交涉」修正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並成為此後5年多國民政府處理中日衝突的基本模式。而一二八淞滬戰役的結果，不僅提振了中國軍民的抗日信心，也為後來的八一三淞滬戰役埋下了伏線。

第五章　抗戰大戰略的形成
九一八事變後如何應付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並無對策。從蔣介石日記可以看出他對於日本侵略的無力：「終日思慮，對日無良法。」 他自己承認：「自從九一八，經過一二八，以至於長城戰役，中正苦心焦慮，都不能定出一個妥當的方案來執行抗日之戰……只有忍辱待時，鞏固後方，埋頭苦幹。」

第六章　綏遠抗戰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深遠意義。從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扣留蔣介石，到25日張學良親送蔣回到南京，短短兩周，引起當時中外空前的關注，若干程度上也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停戰後，蔣介石全力實施「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國民黨內反蔣的地方勢力以政治手段加以瓦解，對中共和紅軍全力進行軍事圍剿，對日本的侵略和蠶食則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然而，1936年的西安事變徹底打破了這個政策，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同意聯共抗日，一致對外。西安事變成為中國時局轉換的樞紐，是中國由內戰走向抗戰的轉捩點。
西安事變有個重要的背景。首先是蔣介石五次圍剿，把共產黨迫到延安一隅；然後把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放到西北，要他們剿共。其次，日本關東軍鼓動蒙古的德王政權向察哈爾、綏遠挺進，蔣介石希望這些地方部隊聯合起來抗日，而這些地方部隊既怕日軍的滲透，又擔心蔣介石想藉機消耗他們的兵力。這兩個因素併在一起，出現了「西北大聯盟」，正是這個西北大聯盟，引發了西安事變。

第七章　重探七七盧溝橋事變
自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中國的對日抗戰就開始了，其間雙方已有數次軍事衝突，比較著名的有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1933年的長城之戰、1936百靈廟之戰，但最終都和平解決。這是因為，國民政府的對日的方針是「隱忍」，對日本做有限度的讓步，盡量避免、拖延爆發大戰，以爭取時間備戰。
但是，七七事變後國民政府對日的態度改變了，反對妥協退讓，蔣介石更是「積極運兵北進備戰！」　為什麼蔣介石在七七事變不再隱忍？更重要的是，中日是怎麼打起來的呢？
過去的研究多認為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挑釁，日本想製造一起地方事件，截斷平漢路，劃定永定河東北為其後方基地，以圖北進蘇俄之西伯利亞。不料中國奮起抗戰，以至日本的企圖不但沒得逞，反而引發中日大戰。　也有研究指出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鯨吞中國的野心而蓄意製造出來的。」　近年許多相關檔案先後開放，一些撲朔迷離的歷史脈絡逐漸浮現出來，對於七七盧溝橋事變的來龍去脈也有了新的理解。

第八章　重探八一三淞滬會戰
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爆發的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戰鬥最慘烈、傷亡最重，意義最深遠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使盧溝橋事變的地區性衝突升級為全面大戰，中日兩國祕而不宣、但又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過去的研究均認為八一三淞滬戰役是由日軍挑起，中國是「自衛行動。」 然而，最近開放的檔案（包括蔣介石自己的日記）卻呈現出另一個版本：這個戰役不但是國民政府主動挑起的，而且是早有準備的。
不僅如此，從淞滬到南京、徐州、武漢各戰役，研究者通常把它們個別看待，仿佛是彼此無關的前後戰鬥；但各種新檔案開放，顯示出它們其實是環環相扣，是蔣介石大戰略布局的一連串步驟。方德萬是極少數看出其中奧祕的學者之一。他早在2003年就曾經指出，從淞滬大戰到武漢會戰：「這些戰役其實是緊密相關的，只有從這樣的角度觀察，才能真正看懂個中道理。」

第九章　重探南京保衛戰
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首都失陷，已是中國軍民難以承受的打擊，接著發生大屠殺，更是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不過，數十年來，世人的視線多集中在南京大屠殺，不太注意南京保衛戰。事實上，屠殺與保衛戰的部署與和實施有關，而當年負責保衛南京的國民政府軍隊，在南京城外與城垣，與日軍打了一場激烈悲壯的保衛戰，中國軍隊死傷比例甚至高於淞滬戰役。因此，要探究南京大屠殺，就得從南京保衛戰說起。

第十章　重探徐州會戰
中國軍隊在華東歷經凇滬血戰、杭州灣失陷、吳褔國防線寸斷、南京淪陷、京滬大撤退的同時，華北這邊的戰爭也未曾舒緩。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陸軍在半年內占領了華北大部分地區，包括黃河以北的河南省、山東省，北平、天津、河北重要交通線上的城市、山西一部分、還有綏遠。
1938年2月，中國全面抗戰業已半年，國民政府已西遷重慶，軍事指揮中心則在武漢。此時，中日雙方都劍指徐州。
徐州地處江蘇、山東、安徽、河南四省交界的要衝，是津浦、隴海兩大鐵路的交匯點，有向四面轉用兵力的交通條件；既是中國軍隊保衛武漢的屏障，又是日軍溝通南北戰場的樞紐。因此，徐州是中國軍隊必守、日軍必攻的戰略要地。
1938年2月到6月的徐州會戰中，有幾件事值得關注：被譽為國民政府軍隊抗戰第一次大勝仗的「台兒莊大捷」、中國軍隊主動進攻的蘭封會戰（亦稱為豫東會戰） 、以及黃河花園口決堤。這三件事，長期有所爭議，近年相關檔案開放，許多疑點得到澄清；而徐州會戰作為中國抗戰由戰略防禦階段向戰略相持階段轉型的起點，它的重要，不言而喻。

第十一章　重探武漢會戰
武漢會戰是八年抗戰中戰線最長、範圍最廣、時間最長、參戰兵力最多、殲敵人數也最多的一次重要會戰，也是抗戰第一階段(戰略防禦階段)的終結。
武漢為華中重鎮。長江由西向東流經武漢，將中國分為南北兩半；平漢、粵漢鐵路縱貫其間，將中國隔為東西兩半；鐵路和長江的交匯點，就是號稱「九省通衢」的武漢。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又稱漢水，亦稱襄河）在此流入長江；兩江交匯，將武漢劈為武昌、漢口、漢陽三鎮。
淞滬失陷後，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但軍事委員會設在武漢，大部分政府機關在武漢辦公；蔣介石自從1937年12月7日離開南京，除短暫在廬山停留外，一直駐節武漢。此外，各黨派、抗日團體和大批文化人也集聚武漢。所以，武漢是當時中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資源中心，國民政府集中力量確保武漢，而日軍則勢必拿下武漢。因為他們相信，拿下武漢，一定可以徹底摧毀國民政府的作戰力與意志力。
1938年初夏，徐州會戰剛剛落幕，日軍沿隴海線西進的攻勢被氾濫的黃河阻擋。但日軍並未停止進攻，而是調集了前所未有的巨量兵力，溯長江而上，直搗武漢。
此時，抗戰已近一年，戰前國民政府主要財稅及工商業中心地區都陷入日軍手中，中央軍及地方部隊較為精銳的單位在之前多場激戰中傷亡慘重，新補充徵募來的新兵，體能與素質都較差，相當大的比例是文盲，更缺乏軍事訓練；至於武器裝備，更是每下愈況。雖然戰局慘淡，但中國軍隊保家衛國，誓死「保衛大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