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

自序

唐朝文治武功為中國史寫下輝煌燦爛的一頁，故此，唐朝對外關係一直是唐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圖書館、坊間書肆不乏相關的論文與專書，特別是唐朝與北亞、中亞諸部族國家；以及與東北亞、東亞諸國；乃至於與西亞、南亞諸國等關係之探討，均已有出色的研究成果。
唯獨研究唐朝與其西方之吐蕃關係的成果，較之於上述諸論題，不論質與量均無法與之相埒。而且於海峽兩岸甚至國外學界均未有以唐蕃關係為研究主軸的專書。有之，則置於其他相關的論題之中，一併討論，例如王吉林的《唐代南詔與李唐關係之研究》一書，將吐蕃置於唐朝與南詔關係中的一個關節，作為與唐朝競逐雲南的角色予以討論；復如王小甫之《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一書，將焦點置於三雄於西域的角逐；或是將唐蕃關係置於漢藏關係之千餘年歷史長河中，作為漢藏關係的初始階段一併討論；或是於藏族史之中，列一章節，做為歷代藏族向外發展的主題，予以論述。凡此，「唐蕃關係」如此具重大意義，且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論題，並未受到必要的重視，導致有了以下的後遺症，包括因不了解唐蕃關係的實質內涵，致日本學者與國內部分學者持「唐宋變革」的觀點，直言以為由於宋代中國周邊諸國自主意識高漲，加諸北宋國勢寢弱，不得不以平行對等的方式，與周邊諸國互動，於是形成東亞多元國際系統的新形勢。復基於上述主張，以為中國史由中古史時期演進至近世史，就在於北宋。
倘以如是觀點看唐蕃關係，李唐王朝因西元755年安史亂興，國勢一落千丈，失去了亞洲獨霸的地位。為了平定安史之亂，提升回紇地位，使之成為李唐兄弟之國，以爭取回紇騎兵入援助收京師；復以吐蕃乘亂落井下石，侵占李唐河西、隴右國土，在前有安史叛眾，後有吐蕃大軍的壓迫下，李唐不得已採取平行對等的模式，與吐蕃互動，不但承認吐蕃與李唐俱為大國，且於唐肅宗時期，同意每年貢奉吐蕃五萬匹絹繒，以為歲幣，並承認河隴為吐蕃國土。如是，唐肅宗可謂開創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第一個與外邦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首例，時值西元762年正月。肅宗子代宗甫登基，立即廢棄其父王與吐蕃之誓約。吐蕃以李唐毀約，派遣四位眾相領軍，於西元763年十月直入長安，唐代宗倉皇出京，吐蕃另立金城公主姪子承宏為傀儡皇帝，改元，署置百官，占領13天以後，撤出長安。上述事件的意義代表吐蕃係以李唐上國自居，吐蕃以李唐新任皇帝不履約為由，興兵犁唐廷、掃唐穴，換掉不守誓約的皇帝，另外代為建立一新的「唐廷」。吐蕃如是作為不正是李唐處理「失禮」的周邊諸國之翻版。職是之故，若彼日本學者及國內部分學者了解安史亂興時期李唐對外關係的發展，特別是唐蕃關係，當不至於作出錯誤的論述。
猶記得民國六十五年，當時任教成功大學歷史系的石萬壽教授，於完成〈唐回關係新論〉一文以後，深感唐蕃關係的重要性，於是蒐求翻譯過的吐蕃史料，以便撰寫〈唐蕃關係新論〉。石教授乘參加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於民國七十三年辦理國際中國邊疆學術會議之便，前來邊政所詢問，然因當時有關漢譯唐代吐蕃史料尚屬有限，在避免寫出泛泛之論的考量下，石教授放棄撰述。當時石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感治吐蕃史對於唐蕃關係的破解與詮釋，居關鍵地位，特別是吐蕃方面的史料，諸如吐蕃金石銘刻、敦煌古藏文卷子的譯解，尤其是如何正確理解古藏文所記載史事的意義等，更是影響唐蕃關係研究的良窳。時光荏苒，筆者在各方面條件成熟之後，突破艱難與困頓，終完成以唐蕃雙方所遺留下來的史料為主要依據，不偏信，就史實論史實的一本唐蕃關係新作。新作問世，距石教授意欲撰述唐蕃關係之時，竟逾三十年，豎子駑鈍，想來羞愧不已。
筆者憶及臺灣藏學之父歐陽師無畏，曾於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之間，於筆者接送歐陽師前往政大邊政所演講途中，訓勉筆者云：「學習藏文從來不嫌晚，我也是很晚才學習藏文，關鍵在於要下定決心。」筆者謹記師言。同樣的道理，唐代吐蕃的研究從來就是冷僻艱深的領域，要做好唐代吐蕃史的研究，就必須先要有決心學好藏文，以及有「人不知而不慍」的心理準備，要能習於坐冷板凳，仍能自得其樂。寄望將自己的研究所得付梓，藏諸圖書館，讓繼行者能踩著筆者所走過的足跡，或駁正，或更新，或延續，使得吐蕃史研究生生不息。每思及此，滿心寬慰，於願足矣。
李唐與吐蕃的互動關係，經常有友好和平、互遣使者與軍事衝突、甲兵廝殺並行的現象，筆者依此現象，以「玉帛干戈」為本書主標題，以凸顯唐蕃關係的特徵。本書完成需感謝科技部專書撰寫計畫之補助，同時感謝中國文化大學提供穩定且良善的研究環境。其間，疏影齋主人李義雄先生為筆者之研究成果製作電子書，一字一句鍵入電腦，由於字數甚夥，致影響其視力，其情可感，友情可貴，銘記於心。同時必須感謝張云、馬德、李永憲、霍巍等諸位先生，慷慨地提供本書附圖照片；陳又新先生以其深厚的藏語學養，提供本書封面的藏文書名；以及兩位匿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等，在此一併致上十二萬分的謝忱。教研這一路上，若沒有老師、好友、家人的扶持、支撐與諒解包容，也沒有今日的成果。是為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李唐係國史中屬輝煌耀眼的王朝，文治武功膾炙人口，為國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朝代之一。西元7世紀時期亞洲以唐朝為中心，形成二個政治勢力圈，亦可稱為文化圈，一為中國文化圈，包括李唐、日本、朝鮮半島、琉球、越南等；另一為游牧文化圈，亦可稱為天可汗勢力圈，包括北亞、中亞等游牧地區。易言之，李唐在當時的東亞、北亞、中亞等地稱霸，盛極一時。
然而，在位處東亞、北亞、中亞、南亞之輻輳地區的青康藏高原，崛起一半農半牧的高原政權──吐蕃，竟於西元7世紀末葉開始迫使唐朝光輝燦爛的文治武功，為之蒙塵。李唐史官不得不曲筆或掩藏事實，其中包括唐朝曾於西元762年敬奉吐蕃歲幣5萬匹絹帛，並於肅宗朝以後的每一次唐蕃所簽訂的和盟中，李唐放棄吐蕃歷次以戰爭手段所侵占的領土主權，用以爭取唐蕃之間的和平，類此喪權辱國的和盟，均為史所諱言，或曲筆曰：「吐蕃請和」。
現今學界也多注重於唐蕃兩造表面上是否以對等方式簽訂條約，但卻忽略肅宗朝以後每一次唐蕃會盟的實質內涵。事實上，在唐蕃交手過程中，李唐大臣曾多次透露吐蕃的強大，李唐無法應付的窘境，例如武后時期，正字陳子昂曾云：「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唐太宗曾自詡盛唐軍力云：「今中國強，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然而，吐蕃贊普棄宗弄贊（即松贊干布）於求娶唐公主不成後，進犯松州，唐蕃首度交鋒之勝負結果，史所諱言，至今成謎，但李唐竟於戰後應允許婚，足見當時吐蕃軍力之壯盛，絕不在李唐之下，唐太宗有所忌諱。往後，吐蕃終形成李唐心腹巨患，常年入侵，鯨吞蠶食的結果，李唐原有掌控之地包括青海、中亞、新疆等，均轉入吐蕃之手。
甚且，李唐的固有領土包括河西走廊、今陝西省隴坻以西、劍南西山等地，均遭吐蕃以戰爭手段侵占成為吐蕃的疆域，強迫上述地區的漢人百姓吐蕃化，結辮散髮、氈服毛裘、取用蕃式名字、戎文蕃語近90年，僅能於春節當日著漢裝哭祭先祖。吐蕃甚至於唐代宗廣德元年（西元763年）攻占李唐京師長安達13日，立傀儡皇帝，改元，署置百官，凡此均為中國西部藏羌部族在國史上的業績，開國史之先例。
準此以觀，由於吐蕃長期對李唐採擴張侵擾政策，且積極攻占李唐領土，造成李唐內部不得不更弦易張，以因應吐蕃入侵的壓力，包括重新部署軍事國防、改變外交政策、轉變財經措施等等。是以，陳寅恪先生曾云：「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而遭逢吐蕃的挑戰，卻是「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亦皆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史臣更於《新唐書．吐蕃傳》慨嘆曰：「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圜視共計，卒不得要領。」吐蕃的長期入侵，李唐君臣束手無策的窘態畢露。是以，陳寅恪先生意識到吐蕃的重要性，在其名著〈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係〉一文中慨言：「吐蕃一族之興廢，關繫吾國中古史……」並在文中闡明了吐蕃的崛起與發展，對李唐乃至後來的五代趙宋等之發展的關係。
基於上述，筆者積二十餘年之時間（1989年迄今），鑽研唐代吐蕃史。在導論與史料方面，先後發表了：《論唐代吐蕃史及其史料》（蒙藏專題研究叢書47期，1990）、〈近五十年來台灣的藏族史研究〉（文刊中研院民族所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1999，台北）、《漢史料記載唐代吐蕃社會文化失實之研究》（蒙藏專題研究叢書102期，2003）、〈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唐代吐蕃史研究〉（《敦煌學論集》，巴東出版社，2003）、〈當代美國藏學研究發展趨勢〉（2011年蒙藏研究發展趨勢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蒙藏月刊》22卷1期，2013）、〈掀起蓋頭──唐代吐蕃的廬山真面目〉（《西北民族論叢》第8輯，2012），上述論文的目的在於緊隨國內外學界研究現況的腳步，清楚掌握國內外學界研究動態，以及新出土史料運用情況，並掌握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吐蕃國家體制與政治制度方面，發表有：〈唐代吐蕃政治制度之研究〉（《政大學報》60期，1989）、〈唐代吐蕃的相制〉（《第二屆中國邊疆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唐代吐蕃的僧相體制〉（《中國藏學》1998年第1期）、《唐代吐蕃的傑琛（rgyal phran）》（蒙藏專題研究叢書101期，2000）、〈唐代吐蕃贊普位繼承之研究〉（《第五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1）、〈唐代吐蕃軍事占領區建制之研究〉（《史學彙刊》21期，2008）、〈吐蕃中央職官考疑──《新唐書．吐蕃傳》誤載論析〉（中研院史語所集刊80本1分，2009）、〈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三尚一論）考疑──吐蕃眾相制度探微」〉（北京2008年10月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09年1期）、〈唐代吐蕃的眾相制度〉（《中國藏學》2012年1期）、〈「贊普」釋義──吐蕃統治者稱號意義之商榷〉（廣州《中山大學學報》2012年5期）、〈唐代吐蕃僧相官銜考〉（2013年5月26日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華岡第一屆中國中古史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14年3期）、〈吐蕃名分秩序的建立及其演變──以唐宋時期為中心〉（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史學現代脈絡下的中國史書寫──以唐宋變革議題為中心」工作坊，2013年6月1日宣讀，並刊登於許倬雲、張廣達主編《唐宋時期的名分秩序》，政大出版社，2015）、〈吐蕃部落聯盟時期宰相雛型與官員設置初探〉（淡江大學第五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宣讀，2013年6月7日，並刊登於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0期，2013年12月）、〈唐代吐蕃政權的屬性與政治文化之研究〉（雲南民族大學主辦「海峽兩岸生態文明建設與民族發展」學術研討會宣讀，2013年8月5日，刊登於《中國藏學》2013年S2期）、《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5），上述論著的目的在於釐清與梳理吐蕃王朝內部的體制，以掌握吐蕃王朝的屬性，及其內部政治的運作，熟悉吐蕃王朝的官制，用以培養閱讀吐蕃史料的敏感度；在吐蕃社會方面有：〈唐代吐蕃的社會結構〉（《政大民族學報》20期，1993）、〈唐代吐蕃的氏族〉（《中國藏學》2010年2期）、〈吐蕃「尚」、「論」與「尚論」考釋──吐蕃的社會身分分類與官僚集團的銜稱〉（張廣達先生八十嵩壽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2年6期），上述論文目的在於了解吐蕃社會的特質，與社會成分分類，用以輔佐分析吐蕃政權的屬性與特質；在唐代吐蕃的政治史方面有：〈墀松德贊父子時期吐蕃政情之分析〉（《西藏研究論文集》第4輯，1993）、〈朗達瑪毀佛事蹟考辨〉（《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9）、〈吐蕃贊普墀祖德贊研究〉（《台灣師大歷史學報》32期，2004）、〈吐蕃王朝的分裂與滅亡〉（《西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4期），上述諸篇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掌握吐蕃政權歷朝的政治情勢發展，其內部各方政治勢力的部署與相互間的關係，且外交為內政的延伸，此部分的研究對於唐蕃關係的分析相當重要；在唐代吐蕃對外關係方面有：〈由地理環境論析唐代吐蕃向外發展與對外關係〉（《第一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論唐代吐蕃之對外擴張》（蒙藏專題研究叢書51期，1991）、〈唐代前期唐蕃競逐青海地區之研究〉（《西藏與中原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3）、〈唐代吐蕃對外聯姻之研究〉（《唐研究》第八期，2002）、〈墀祖德贊時期唐蕃關係之研究〉（《東吳歷史學報》第14期，2005）、〈中唐時期李唐「聯回抗蕃」政策之檢討〉（中國中古社會與國家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上述6篇論文即為撰擬《唐蕃關係史研究》專書的張本；在唐代人物研究方面有：《瑪祥仲巴杰與恩蘭達札路恭──吐蕃佛教法統建立前的政教紛爭》（蒙藏專題研究叢書41期，1989）、〈唐代吐蕃的女主──墀瑪蕾〉（《第二屆唐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4）、〈苦命的文成公主〉（《歷史月刊》84期，1995）、〈啦拔布考〉（《兩岸蒙古學藏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5）；在歷史地理方面發表有：〈蘇毗與森波杰考辨〉（《史學彙刊》18期，2003）、〈大西藏之商榷〉（《中國藏學》2011年增刊1期）；在文化史方面有：〈唐代吐蕃曾否加入中國文化圈考辨〉（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3）、〈漢藏文化關繫新事例試析〉（於2011年第四屆兩岸西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42卷3期，2013），上述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另闢唐蕃關係的新篇章，因為不宜僅注重唐蕃之間的政治、軍事及外交方面關係，文化交流方面，唐蕃相互影響的層面，也需予以開展；在吐蕃的歷史編纂與史學方面有：〈從吐蕃大事紀年論唐代吐蕃的史學〉（於2012年第五屆北京國際藏學研討會宣讀，並刊登於《中國藏學》2013年1期），此篇論文的撰研發現，在史書編纂與書寫以及吐蕃諸多制度上，都可以看出唐蕃在文化上的邇近與神似，有關此方面可以再予以開展。以上共計42篇論文以及包括《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等2本專書。
事實上，回溯上述個人在唐代吐蕃史研究歷程，所有上述撰研的單篇論文之最終目標，都在為撰寫5本專書作準備與奠定基礎，此5本書分別為《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唐代吐蕃文化史》以及《唐代吐蕃史研究導論》等，以上5本專書的完成，即代表筆者對唐代吐蕃史研究的整個輪廓與面貌。往後仍可期待新的史料出土，或新的觀點，再著手進一步修改。至目前為止，筆者已完成《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二書。筆者斟酌現今各方面條件與情況，認為撰寫第三本專書《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的條件與時機已臻圓熟，遂草成本書。
由於筆者在撰寫《唐代吐蕃史研究》過程中，受限於《唐代吐蕃史研究》之通史性質，囿於篇幅，有關唐代吐蕃的許多領域範疇僅能淺嘗，無法暢所欲言。有關唐蕃關係的主題，在《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中，係於第四篇「唐代吐蕃的向外發展」呈現，內容包括了第一章「吐蕃向外擴張現象的解析」、第二章「吐蕃向外發展的第一階段──攻略青海」、第三章「吐蕃向外發展的第二階段──前進西域、河隴與雲南地區」、第四章「吐蕃向外擴張的尾聲」等，上述內容係以吐蕃為核心開展討論，描述吐蕃歷朝向其周邊採擴張政策，而與吐谷渾、中亞部族、大食、李唐、回紇、南詔等所發生的關係與現象。上述分析與討論並未以「唐蕃互動」為中心，而且仍欠缺了必須論及的主題，包括李唐歷朝如何面對新崛起的吐蕃？李唐係將吐蕃納入傳統的中華天下之內，抑或因吐蕃為前所未知的西方大國，而另闢體系以處理彼此的往返互動？此體系乃為輔佐中華天下，或彌補中華天下之不足而設計，可否稱之為中華天下的「五倫體系」？將吐蕃置於「五倫體系」中之「夫妻」綱，為「夫妻綱」的延伸，或為岳婿？或為母舅、外甥？或為累世婚姻的男方、女方的關係？上述說法尚待釐清。唐蕃在歷次和盟中，均互稱「舅甥」之國，吐蕃以「dbon zhang」（甥舅）呈現，其與李唐所稱之「舅甥」是否屬同一概念？是否具相同的理解？還是各說各話？所謂「和親」政策，在李唐對吐蕃的實踐當中，究竟成效如何？是吐蕃獲益？抑或李唐得利？另方面，吐蕃各朝在策畫與執行擴張過程中，是以何種心態或抱持何種意識型態去面對當時的亞洲霸主？吐蕃係如西方學者所稱有類北方游牧民族，或部分學者所持係波斯式的王權，抑或是筆者所主張吐蕃受中原影響，也企圖另建以吐蕃王室為中心的「吐蕃天下觀」，而且此種「吐蕃天下觀」何時建立？在吐蕃歷朝如何變化？當西元763年（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直入長安，吐蕃為何僅占領13天，改元、署置百官、立傀儡皇帝，即行撤走，未如中國北方、東北方之邊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其原因安在？再者，吐蕃歷朝對李唐包括政治、外交、經貿、軍事、文化等方面的措施，對當時吐蕃內部與李唐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為何？特別是吐蕃與李唐於西元7世紀至9世紀時期的互動，此攸關唐代中國面對其西方新興的吐蕃政權，在長達二百餘年間，唐帝國如何處理前所未有的西方邊患？以及唐蕃關係的演進，歷7次的簽訂和盟，每次和盟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所產生的實質效應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