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前言（節錄）

中國共產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本已傷亡慘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數十萬平民喪生。為了從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共產黨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用饑荒迫使人們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包圍長春城即長達五個月之久。當時指揮共產黨軍隊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長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設有一個解放軍的崗哨，以阻止饑民出城逃荒，這令城內的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為了活命，人們不得不吃草根、昆蟲和樹皮，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在日夜不停的槍炮聲中，至少有十六萬人在圍城期間死於饑餓與疾病。
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向北京進軍，其間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為沒有人願意再經歷一次像長春那樣漫長的圍城，有些地方的群眾慶幸戰爭即將結束，甚至自發組織起來歡迎共產黨。人們懷著惶恐、期待和聽天由命的複雜心情，終於迎來了解放。
解放之後，共產黨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他們必須推翻過去的鄉村領袖。這一過程充斥著暴力，是一場由多數人參與、針對少數人發動的精心策劃的殺戮。上級給工作組分配了指標，由他們選擇鬥爭對象，組織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煽動仇恨情緒，鼓動大家對所謂的「地主」肆意辱罵和毆打，不僅剝奪其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透過這種方式，黨和窮人之間完成了
一項血腥的交易，導致近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生活條件比別人稍微好了一點而已。劉少奇從河北報告說，當地有地主遭到捆綁和肢解，有些被槍斃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還有兒童被當作「小地主」遭到殺害。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有時候，為了完成殺人的指標，幹部們只是隨機挑選槍斃的對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兩百萬人遇害。他們有些是在公審大會上被槍斃的，有些則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山谷或河邊等）或單獨或成群地遭到殺害，此外，更多的人則死於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裡。
用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描述法國大革命的話來說：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態，只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才能顯示其威力。與暴力相比，在革命中運用得更廣泛的則是恐懼和恫嚇。新政權試圖將所有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從機關、工廠到學校，人人都必須讀書看報，接受「再教育」，記住各種正確的答案、思想和口號。建國後幾年，暴力有所減緩，但思想改造卻從未放鬆，人們被迫反覆檢討錯誤的觀念，壓制住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絕對服從社會主義的規範。大家不得不參加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和學習班，並接受嚴密的監視。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許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寫悔過書，揭發朋友，或者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辯護，寫好後還得接受群眾的質問。有一名受害者稱之為「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
當然，新政權的建立並不僅僅靠的是暴力和恐嚇，共產黨還對中國人民許下了各種美好的承諾，但又一次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像當年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樣，毛也向不同的群體許下了不同的承諾，以爭取各界民眾的支持。他向農民許諾給予他們土地，向少數民族許諾民族獨立，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商人許諾保護私有財產，向工人許諾提高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還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承諾除了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外，它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在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就連各民主黨派也被結合進了新政權──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所有這些承諾，一個都沒兌現。毛是一個大戰略家，他主張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結果，反對者被他一個個消滅，許多人被毛利用卻毫無知覺，而一旦敵人被消滅之後，他們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例如：一九五一年對地主進行了血腥鎮壓之後，新政權開始清算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剛解放時，共產黨曾要求他們留任，如今新政權再也不需要這些人了，結果有一百多萬人遭到撤職和逮捕。
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開始向商人發動進攻，企業家們被迫參加群眾大會，接受職工的當面批判──不管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工人對他們似乎充滿了仇恨。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就有六百多名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殺，受到衝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機構全部廢除，政府模仿蘇聯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剝奪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獨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會被政府控制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大企業，所有私營企業全被政府沒收，雖然說起來叫「贖買」，其實既沒有「贖」也沒有「買」。
在農村，雖然集體化遭到強烈抵制並造成了巨大災難，但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民最終還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時也失去了遷徙的自由，被迫將所有糧食賣給國家，價格則由政府決定。農民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幹部的命令是從。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認，與解放前相比，農民的口糧減少了三分之一，致使農村中幾乎人人都在忍饑挨餓。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將矛頭轉向知識分子，把五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在此之前，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一個個都成了黨要消滅的敵人，如今這一運動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結果，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敢反對毛主席了。
然而，雖然所有承諾都未兌現，共產黨還是不斷在壯大。在新黨員中，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也有機會主義者，還有些則是流氓。這些人大都對黨無限忠誠，甚至充滿了幻想，就算被黨的機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肅的黨內知識分子，許多自願前往北大荒參加勞動。那裡有許多犯人，被迫在沼澤遍布、蚊蟲肆虐的環境裡開荒，可是這些右派知識分子卻將勞動視作自我救贖的機會，希望由此獲得新生，重新為黨工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十多年後，瓦倫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共產中國的內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書中問道：「共產黨在中國做過什麼好事嗎？」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個別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壩，有些托兒所將小孩照顧得很好，有些監獄對犯人予以人道的對待，農村中消滅文盲的努力也頗見成效，但是縱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歷史，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共產黨兌現了當初許諾給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特別是當俄國的史達林、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個名譽掃地後，中國革命就顯得更加偉大了。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
書中使用的大量證據都來自中國的檔案館，許多資料在過去幾年中才予以公開。在我蒐集的數百份從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其他資料還包括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那些早期的見證者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總的來說，這些資料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透過宣傳的表象，來講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解放的悲劇》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本書記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也將隨後出版，其內容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關於這三本書所使用的檔案證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大饑荒》的資料來源，可供讀者參考。

二○○六年初夏的長春，工人們在挖掘下水管道時，竟然從土裡挖出了大量人骨。骸骨多達數千具，緊緊地排在一起，埋在地下一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些已經因發霉而變黑。工人們繼續往下挖，結果發現了更多層的屍骨，就像柴火一樣堆在一起。發掘現場圍滿了震驚的群眾，有人認為這些人死於二次大戰日本侵略者之手，只有一個老人心裡清楚，這些其實都是國共內戰中的死難者。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軍包圍長春城長達五個月之久，駐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解放軍最終取得了勝利，但這次圍城至少造成十六萬平民餓死。解放之後，共產黨軍隊將許多屍體集中掩埋，既沒有墓碑，也沒有名牌，甚至連簡單的標記都沒有。此後的數十年裡，官方一直宣傳中國是和平解放的，那些死於國共權力之爭的平民便慢慢被歷史遺忘了。

長春位於東北平原的中部，在一八九八年修築鐵路之前，只是一個小鎮。後來，由於日本人管理的南滿鐵路和俄國人經營的中東鐵路在此匯合，它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一九三二年，長春成為滿洲國的首都，日本人將它建設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開闢了寬敞的大道，種植了樹木，興建了各種公共設施，米黃色的帝國辦公大廈高大雄偉，建在開闊的公園旁邊，而日本的顧問和與日本政府合作的滿族人則住在一棟棟漂亮的別墅裡。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軍隊占領了這座城市，拆毀了無數的建築與機器，並將這些戰利品用火車全部運回了蘇聯，各種工業設備遭到拆卸，許多漂亮的房子被夷為平地。蘇聯人在滿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直到國民黨軍隊占領長春才開始撤離。兩個月後，內戰爆發了，滿洲再次成為戰場。戰爭伊始，共產黨軍隊占有先機，他們從北方南下，截斷了連接長春與滿洲南部的鐵路。
一九四八年四月，共產黨軍隊逼近長春，指揮這支軍隊的正是林彪。林彪看上去又瘦又憔悴，他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是一名傑出的戰略家，指揮作戰的才能得到大家的公認。但他是個無情的人，當他得知防守長春城的國民黨軍官鄭洞國不願投降時，便下令包圍長春城，直到守軍投降為止。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他下達命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長春城內的平民超過五十萬人，許多人都是逃避戰亂的難民，他們原打算逃亡北京，但由於鐵路被阻斷，所以困在了長春城內。圍城開始後，國民黨軍隊立即實行了宵禁，所有人從晚上八點到淩晨五點都不得外出，全體壯年男子都必須參與挖戰壕，所有人一律不得出城，拒絕接受搜查者可以當場擊斃。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大家對形勢仍感到樂觀，因為國民政府向城內空投了許多緊急物資，當地的一些頭面人物也成立了長春動員委員會，出售糖果和香菸，安撫傷患，並設立了茶攤，為老百姓提供服務。
但形勢很快便開始惡化，長春變成了一座孤島。二十萬解放軍士兵在城外挖掘戰壕，切斷了供應給城內的地下水，並動用數十門高射機槍和重炮日夜不停地開火，集中火力炮轟政府機構。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城四周修築了許多碉堡，與解放軍形成對峙。兩軍之間則是大片的無人地帶，很快便被土匪所占據。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蔣介石電令長春守軍，取消了禁止城內居民出城的禁令。其實，就算沒有敵人的炮火，國民黨的飛機也無法空投足夠的物資滿足全城居民的需求，更何況在共產黨的防空炮火下，飛機不得不爬升到三千公尺的高度，因此許多物資都落在了國民黨控制區外。為了避免出現饑荒，國民黨軍隊開始鼓勵群眾往城外逃，但一旦出城就不准返回，因為城裡已經無糧可吃。每一個出城的難民都要經過嚴格的搜查，所有金屬物件（如鐵鍋、茶壺、金銀器具等）一律不准帶出城，甚至連鹽也不行。出城後，難民們要經過一個無人地帶，這裡光線昏暗，而且有土匪出沒，攔路搶劫過往行人。這些土匪大都是逃兵，他們騎著馬挎著槍，有的還使用暗語。有一些聰明的難民出城時想方設法在身上藏了些珠寶、手錶或自來水筆，但是只要被土匪發現任何值錢的東西，哪怕是縫在衣服裡的一只耳環或手鐲，就有可能被當場槍斃。有時候，土匪還會把難民的衣服扒光，但還是有少數人成功保住了最值錢的財物，他們將這些東西放在麻袋的最下面，上面則堆滿了破衣爛衫，甚至滿是尿漬的嬰兒衣物，希望用難聞的味道逃過土匪的搜查。
與躲避土匪的搶劫相比，能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人則少之又少。林彪下令挖了深達四公尺的戰壕，並拉起鐵絲網，而且每隔五十公尺就設一個崗哨，找不到漏洞可鑽。他向毛澤東報告說：「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不分晝夜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在描述那些渴望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難民時，林彪說：

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我們也只是遵從上級命令」。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士兵打罵捆綁以至開槍射擊難民，引起部分死亡（尚無死傷數字）。

當時圍城的士兵裡，有一個人叫王俊如，他十五歲時被共產黨拉去參加民兵，在圍城期間，他和其他士兵一起奉命將饑民們趕了回去。半個世紀後，他回憶說：「上級告訴我們，這些人都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到了六月底，在國共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聚集了三萬多人，解放軍不放他們通過，國民黨軍隊也不准其回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兩個月後，滯留在這片死亡地帶的平民超過十五萬人，他們只能靠吃草和樹葉維生，最終大都活活餓死，在烈日的灼晒下，遍地屍體一個個肚皮鼓脹。有一名倖存者回憶說，空氣裡到處彌漫著一股屍臭。
城裡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空投物資給軍隊，每天還需要三百三十噸的糧食供應給平民，但四、五架飛機每天最多只能輸送八十四噸糧食，而且通常少於這個數量。為了保衛長春，所有物資都已被軍隊徵用。八月，蔣介石甚至下令嚴禁私人交易，並威脅說違者一律槍斃。很快地，國民黨士兵開始持槍搶奪老百姓的食物。所有的軍馬、狗、貓和鳥都被殺光，普通人只能吃發霉的高粱和玉米，再往後只有吃樹皮，還有人吃蟲子和皮帶。甚至有少數人吃人肉，在黑市裡，人肉一磅賣到一點二美元。
自殺者無以計數，有些家庭甚至舉家自殺來逃避苦難。道路兩旁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張英華的哥哥、姊姊和大多數鄰居都死於那場饑荒，她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我們就躺在床上等死，連爬的力氣都沒有。」另一名倖存者宋占林回憶說，她曾路過一間小房子，門開了一條縫，「我進去一看，只見屋裡躺著十幾具屍體，床上、地上都是。床上的屍體中，有一個人枕著枕頭，有一個姑娘抱
著一個嬰兒，他們看上去就像睡著了一樣，牆上的鐘還在不停地走著。」
到了秋天，氣溫開始下降，活著的人都拚命地想辦法取暖。為了尋找燃料，他們拆掉地板和屋頂，有時拆毀整棟房子，樹全被砍光，就連招牌也被劈了當柴燒，馬路上的柏油也被扒掉了。整座城市就這樣，從郊區直到市中心，一點一點地遭到毀壞，最終全市有百分之四十的房子化成了灰燼。解放軍的密集轟炸更令這一幕雪上加霜，老百姓只能搭起臨時的窩棚棲身，周圍一片廢墟，到處是腐爛
的屍體，而國民黨的高官們則躲在中央銀行堅固的大樓裡。
在圍城期間，不斷有國民黨士兵逃跑。與難民的遭遇不同，這些逃兵得到解放軍的優待，並獲得充足的食物。共產黨的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話，鼓動國民黨士兵逃跑：「你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嗎？你是被繩子綁著抓去的……到我們這邊來吧！長春現在已經無路可逃……」夏天過後，國民黨軍隊的口糧減少到每天只有三百克大米和麵粉，逃兵的人數開始迅速飆升。
圍城持續了一百五十天。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蔣介石終於命令鄭洞國往南邊的瀋陽撤退。蔣問鄭：「如果長春陷落，你認為北平會安全嗎？」鄭歎了一口氣說：「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鄭洞國當時指揮著兩支軍隊，一支是六十軍，士兵大都來自雲南；另一支是新七軍，主要是由受過美國訓練的老兵組成，他們曾遠征緬甸前線，戰鬥力很強。新七軍奉命突圍，但未能成功。六十軍拒絕出城，因為士兵太過虛弱，根本無法行軍至瀋陽。結果，六十軍將槍頭轉向新七軍，向林彪投降，交出了長春城。

共產黨的歷史書聲稱，解放軍在東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長春的陷落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解放軍的圍困之下，大約有十六萬平民餓死。一名解放軍的部隊作家張正隆在其書中寫道：「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