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序（節錄）

一個國家號稱共產主義卻演變為資本主義的異形，且由一群當年號稱革命分子的子嗣，挾家族血源之名領導、治理。要理解這種奇特的現象，首先要了解、梳理它的歷史，才能掌握這個權貴集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和過程。
當共產政權藉游擊武力在一九四九年獲勝那一刻起，答案就開始成形。勝利讓領導游擊武力的指揮者得以保留他們的龐大權力，隨後逐步形成一個社會集團，進而成為政治集團。其中許多人在「紅牆」內的共同生活，以及由毛澤東和這個集團各派系間縱橫交錯的決裂、齟齬所構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就成為理解這份足以延續三代的凝聚力的開端。坊間一些有關當代中國的經典著作都曾經寫過，我個人也在二○一二年時出版過一本書，詳細分析了這問題。在那本書中，我並沒有把權貴集團的子嗣當成主要研究對象，因為當時他們在政治上還未成氣候，只是執行家族野心的代理人。而現在，該到了特別關注他們的時候了。
有關隨後的發展以及這三代「太子們」兒時和青少年成長背景，一般人都多有聽聞，在本書中，我們也為了分析解讀需要偶有引用，然而他們在毛澤東死後數年甚至於數十年間逐步攀升的經過更為重要，卻反而少有記錄。這批「太子們」得益於父母在正式體制中地位的庇蔭和一些高層保護者—像是鄧小平和陳雲等—的關照。不過在專制和威權政體要攀登至權力頂峰，重要的是需要兩項不太容易預期的因素配合：首先是這群權貴子弟間要形成一個小而緊密的團體，其次是其他競爭者要相對平庸。
……所謂的「太子」們可以分為三個世代。
第一個世代可以稱為「革命之子」，他們均出生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間，父母不是在革命中擔任高階幹部就是已經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他們有的是在混亂的大都市，有的是在像是延安等的主要紅色根據地度過童年，當中也有人曾有過艱困的生活。其中最高階的幾位領導人的小孩，還在一九三○年代末期開始被送到莫斯科讀書。這些艱困年代，在這世代的成員身上落下了生理和心理的後遺症，還有人甚至因此必須接受治療。
一些傳奇和所謂的見證將這些人的形象描述成勇敢、堅定、謹守是非，並且熱切地表現出共產主義和偉大的黨的守護者的形象。一般人認為不具鮮明特色的這一代，發展領域相當廣泛。除了大家印象中一批表現普通的「史達林—毛澤東主義」幹部（例如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曾擔任過重要職位的鄒家華、李鐵映，以及對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場屠殺應該要負責的李鵬）外，還有幾個特別但卻低調的人物也應該要知道，像是蔡博和彭士祿，一個是在工業領域上值得景仰，一個是核工專家；其他有一些成員在省級或中央任職，像是葉劍英的幾個兒子中，就至少有一個曾擔任省級領導；還有唯一在中國擔任女將軍的聶力。這批人之中較特別的是兩位政治手段高超的人物：繼承鄧小平權力並從中得利的江澤民，以及中國當代最受矚目的官員曾慶紅。
第二個世代出生於一九四○年代，當時在內戰中的中共正準備對國民黨發起最後一擊。這個世代有著符合權貴子弟典型的成員，雖然其中部分成員仍留有當年艱困生活的後遺症，或是帶著出生頭幾年染上的疾病，但所有人都得到盡心的教養和良好培育，因為能照顧他們的母親那時候都還年輕。他們大部分都受過很好的初級和中級教育，讓他們能接著進入大學學習，像是北大、清華和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後於一九九四年改制成為哈爾濱工程大學）；許多人在文革期間也曾積極參與，然而隨後即被鎮壓並下放至農村，在農村度過數年痛苦歲月。從一九七八年始，他們終能歸隊，承繼他們父母的資產，不過接著他們就在晉升的階梯上奮力攀爬。這可能也說明了為什麼這個世代沒人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他們最多只是幫下一個世代鋪路罷了。
……在這一代人中堪稱領袖人物的，顯然是中國現任最高領導習近平。出生於一九五三年的他，在習仲勛的子女中既非最年長，也非最突出，但卻懂得精心經營他的個人事業，並且從二○一二年取得權力後，將中國帶向一個政治的新方向。除了習近平，還有另外三個有著相當顯著稟賦的人物：薄熙來，薄一波的兒子，是這一代太子中最聰明但也最沉不住氣的，在二○一二年與習近平競逐權力中敗下陣來；王岐山，是習近平身邊重要的角色；李克強，他父親雖只是個相對較中階的幹部，他仍然得以任職國務院總理。除了他們，這一代中也有些人後來能成功突破困境、嶄露頭角：劉源是劉少奇的兒子，任職解放軍上將，但在政治上難受控制；鄧英淘是意識形態保守分子鄧力群之子；潘岳則是相當出色的演說家。

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不論在食物供給或是家庭照顧上，這批領導菁英的孩子們生活日漸改善。在政權的政治考量、領導集團的迴護和家族的滿心期待下，這些孩子更進一步地被納入一定的培養規畫當中。他們的父母非常明白境遇改變了，也都盡量爭取這些變化帶來的好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大夥開始生養更多的孩子。楊成武和他太太在原有的三個孩子外，又增加四個新生成員；劉少奇和陳雲也各自再生添了兩個，彭真則是三個。這些新任領導成員的家庭，突然間被幼兒圍繞。新生的這一代前景清晰，且備受眾人期待。

權貴集團的誕生
當時的所有軍政領導機關幾乎都安置在中南海，也是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紅牆」的一大片園區，位於紫禁城西側的一些遺址，後來被慢慢的恢復並擴建。大部分的重要中央領導（一九五七年時約有一百六十個領導人家庭）依照他們相應的職等，在中南海中配給到帶院落的房子或套間。其他不想集中居住的領導，就在鄰近地區找個寬敞的居所住下。原本由一些豪門家族或外國使節占有的豪華宅院，就保留給黨內最高層的幾位。在各省省會，省級領導也同樣集中居住並享有寬廣的住所。
一時之間，對重要領導人（當時有好幾百人）、領導人的家庭、妻子和子女的高規格待遇確定了下來。這使得這些人不只是政治上的領導階層而已，更造就他們為安置在北京和各省省會中心的權貴團體，由層疊的圍欄和常人沒有的特供凸顯出其身分；設立高牆、布置警衛、提供服務，他們享有服務員、托兒所、幼兒園、餐飲、後勤、機要、醫療保健等等。
最初這些人的待遇是按照中共領導人的習慣與需求打造的。其實，在戰時的部隊或是紅色根據地生活的領導，或多或少都曾經設置過類似的機構，提供他們一些物質上相當好的特殊待遇。不同的是，因為內戰造成領導集團成員與家人被迫分離和對家庭關係的層層顧忌，卻成為這些權貴集團的共同經歷，而讓彼此更形緊密。
在中國，家庭傳統是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對家族親人的向心力更成為人們在掙扎奮鬥的艱困時刻依憑的重要力量。同樣的，許多家族當時也懷抱著對那位當年被認定的孽子，未來可能會取得權力，爾後便能分得一杯羹的期待。然而，黨領導層卻想要維持對領導成員的控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部分領導可以照看自己的家族，但需置於某些同僚的監控之下，而所謂的某些同僚，就是居坐北京大位的掌權者。他們可以在自家接待一些親戚，特別是可以接待、照顧較多孩子，只是不要太張揚。江青就曾經至少幾次讓她母親和姊姊住在她那裡。但是這些所謂被接受的親屬，都被要求對新政權表態。鄧小平就曾經要求他的姊姊：「妳應該首先改造妳的思想！」潘漢年在上海擔任領導職務時，也曾因為其弟曾有過「歷史問題」而拒絕協助他。
家族關照所衍生的其中一個方面，黨可以較輕鬆應對、掌握，那就是為讀書而接待留宿。實際上，許多家長都希望能將孩子們送到領導子女所在的學校就讀，而黨也沒特別反對這種事。因此許多在北京落戶的領導們家中有一些外地來讀書的孩子，有時候數量還不少。有位將領就曾經在自家照顧超過二十個孩子，而另一位領導，陳賡，曾收留過三十多個，其中一位還曾是他好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送過來請他短暫照顧的。很快的，在紅牆內的大院，成為領導人孩子和小驕客們流連往來的地方。權貴集團太子黨間的連結，就這樣在孩提和求學時期種下發展的根苗。
這種收留照顧的關係，是親戚或是朋友之間才會有的，但有時界線又很鬆散彈性。朱德和他太太因為年紀而無法再生育，在照顧自己女兒朱敏所生的外孫之前，就曾因為一些「緣分」照顧過任弼時的兒子；聶榮臻只有一個女兒，但他經常照顧農民英雄彭湃的兒子彭士祿。
戰爭的勝利也讓這種同袍間的彼此支援更形慷慨。李井泉有三個孩子就是受同事託付養育，一直視如己出，還供養他們讀最好的學校。常見的是，某位領導家裡住了一群孩子，而他自己也分不出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他妻子的，又有哪些是朋友或是他同事的孩子。不過，在這個命運無常又反覆的時代，有些人事還是不受影響，像後來成為元帥的羅榮桓，在林彪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兒與繼母產生齟齬時，就將她接往家中照顧。也曾有過被某一位長官特別欣賞的下屬，將自己的孩子送給長官收養。地方省領導的孩子們，譬如宋任窮的，很快學會在這些北京「叔叔和阿姨們」之中長袖善舞地穿梭往來。
家族關係就此看來並非壞事，而能讓人受特別照應。然而，這些關係的發展卻僅止在權貴集團內，以及在當權者照看下對子弟們的特別教育上。換言之，這是要為新成立的國家培養未來的官員。對於志得意滿剛坐上新職大位、熱切要為新政府發揮所長、正要思考國家和自己未來的領導人們，這種徇私照顧也只是順手方便而已。
按常理，由於會有成堆人不停上門要求要彌補以往的虧欠或特別關照，幾乎所有紅牆內的新住民都不太願意回家鄉。即便如周恩來，雖然貴為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沒再回去看家人。雖然他一直照料著姪女周秉德，但也要到很晚期，才小心翼翼、低調地接見來自家鄉的幹部和一些親戚。多數來訪的故鄉親戚，都希望領導們能協助解決財務問題，但當時到處都不容易，他們的這些要求很難獲得回應。大部分的中央領導，比如劉少奇，至少在建國剛開始的那幾年，都避而不應鄉親的請求，因為即便他們再慷慨，薪資也只能讓他們做出有限的資助，而薪資中又有大半是用實物支付的。直到一九五八年開始，大躍進的失敗才讓這種支助施惠行為稍稍多了一些。
同一時間，中央領導利用人事任命壓抑「地方主義」。先是廣東，隨後是上海，先後發生大規模的人事清洗。許多重要或次要的省級地方領導人，很快察覺當時的政治風向並維持和中央的關係。這波中央集權的效應顯而易見：這讓領導人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回家鄉探望，很久以後才放下忌憚。
相反的，最高層的幾位領導卻保留了他們家鄉特別的語言和飲食習慣，當中屬毛澤東最明顯。特別是一些領導人來自四川，除了說話時帶有濃厚的地方口音，還經常會一起去觀賞地方戲曲，或是嘗辛辣的川菜。這個權貴集團可以容許他的成員保留一些身分認同，但只限於在個人和文化上，尤其不能妨礙到黨這個新生，又以黨委「中央」為核心的大家庭。
雖然這些太子們能從一些親人的轉述、訪客和往來的信件中得知自己家族的事，但和家族與過往間的隔閡對他們有著重要影響。他們對家族了解得太少，卻被來自中國各地的「叔叔和阿姨們」養大，並往來於操持著北京話的同志間。這批黨領導的孩子們，當然明白自己有著被應許的廣闊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