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全史

何謂日本思想？

「日本思想」或「日本的思想」這個名稱，對於某個世代以上的人來說會激起雙義性或是否定性的感情。以站在倫理思想史的立場從事日本思想研究的個人本身來說，在意識上既存在雙重價值的內容，在體驗上也曾觸碰過那樣的感情。
如果說自己研究日本思想的話，經常會先被詢問政治立場，甚至有時還被問過「你有皇國史觀嗎？」這樣的問題。還有，到底有日本思想這樣的東西嗎？諸如此類既單純但又正經的疑問，也是常見的問題之一。我也曾被哲學系的研究者問過「日本思想史到底是哲學還是歷史學？」這樣的問題。廣為人知的和哲郎有關日本思想、日本精神史方面的著作，被歸類為哲學、倫理學的一個領域，但在那個領域裡卻也有迎合潮流之類的評價。
如此對於日本思想所投以的疑問，首先是根植於思考日本思想這件事本身的形態，以及日本近代歷史的形態上面。但是，卻也是無法單純還原至歷史，而同時也是對「何謂日本的思想？」以及「何謂思想？」這些問題的追問。
還有，這個問題也旁及日本的思想與近代知識制度的關係。邁向近代化的明治時代，引進西洋的學問科學是當務之急。在大學殿堂裡，不管是理科或文科，長久以來歐美的文化都占有重大的意義，人文學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人文學科經常被分為哲學（思想）、史學以及文學。日本自古以來，是在佛教、儒教等思想形態，以及印度、中國的文化影響之下形塑自己的文化的。因此，即使在明治的新型知識制度之下，印度學或中國學自始即具一席之地，而且印度哲學、中國哲學也是研究對象之一。此外，日本獨自的文學傳統或歷史學也有一定的積累，同樣自始就包含在大學的制度裡面。
相對於此，日本的思想在西洋化的目標裡面，從積極引進作為文明基礎的哲學思想的課題上來說，只是次要的。即使在當代，哲學科系都以西洋哲學為主，設有日本思想研究課程或學科的地方非常少。如同中江兆民「日本無哲學」這句名言，在某種程度上通曉西洋哲學的人眼裡，會認為日本歷史上沒有可以稱之為哲學的東西，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情。
這裡還潛藏一個關乎得以稱之為日本的思想的東西其實質究竟為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至今仍存在一個問題，亦即：日本的思想這個東西的實質、也就是其對象究竟為何？哲學所處理的對象是，對自然、人類、超越的存在（神、佛等）這三者產生之個別或整體的意識，並且進一步探討、統攝來自這個觀點的生活意識之價值觀形態。
日本的思想性作品既有合乎哲學內涵的東西，當然也有採用詩或文學形式的表達，或是歷史敘述等也都在此對象的範圍內。將這些多樣類別所共有之廣義的人類觀、世界觀作為對象，始得以展現它的樣態。在本書裡，一方面將闡明這些日本思想的實質內涵，同時也希望從倫理思想史的觀點來思考日本的思想。書名之所以冠上「全史」，是基於為了掌握日本的思想，揭舉了從古代至近代之代表性的思想、思想家以及思想性的作品為對象，同時有別於常見之重視學派或學統的個別思想史，本書的目的是著眼於共性基礎的思想史。
今天，日本的思想這個領域已獲得一定程度的認知，這是近代初期奠定日本思想研究基礎之先人努力的結晶。當時，在他們個人的意識上是屬於哲學分科的觀點。但是，以現狀來看，除了是跨領域之外，整體上採用歷史學方法的思想史居多。
本書之所以打著全史的招牌，是基於效法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所企求的，並不是在西洋的哲學史、特別是精神史的影響下所敘述的佛教或儒教史那種單一分野的思想史，而是設定一個必須稱之為日本思想史的場域而來的。
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在接受西洋文獻學和哲學的方法中，作為近代學問而成立。今天，在全球化之中的日本思想或日本哲學的定位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相當早以前，不管是日本思想或日本哲學，作為一個用語已被國外所普遍認知。在這樣的名稱之下，有許多包含從古代到現代來探討日本的研究出現。可以說，哲學性語言的複數性如今已廣泛被接受了。
不將日本的文化或思想絕對化，但同時也不將其當作與我們毫無關係的東西看待。所謂思想史，是透過意識性地反思古來文本重新閱讀的歷史才有可能。本書裡的思想史，也是以讀解包含思想內容的文本為主軸。正如同國學重新參照《古事記》、《日本書紀》，阿羅羅木派重新評價《萬葉集》一樣，日本的思想其實也是不斷地想起和反覆。本書特別描繪了這種思考的糾纏，以此而言實足以稱之為全史。思想史當中還有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對其加以探討也是全史的課題。

第一章古代
1　「日本」這個境域
自然史及思想史
思想史是由文字化的文本及其讀解而形成的。而日本的思想，指的是以這個列島上固有的語言所生成及展開的思想。不論是個人的意識或集團的意識，如果將包含初發性的意識階段都稱為思想的話，要去追問那樣的意識的起源或始源是怎樣的面貌並不容易。有關自我意識或集團意識被記錄以前是何種樣態，以及對其給予規定的東西，可以舉出以下三項：列島的成立及自然史，考古學的見解，中國史書所描繪的日本。
由於這個列島的人類長久以來不具備文字，因此具有自我意識之人類的形態首先是在與他者—亦即中國大陸—的關係當中，藉由大陸對列島的關注並留下文字（漢字）記載而初發形成的。但是，那種他者的視線本身所成立的根據，是在於自然史之中。在日本至今所建立的文化裡面，與大陸及朝鮮半島之間的地理關係扮演著很大的角色。

列島的形成
從地球誕生至數十億年之間，日後的日本列島尚未形成而仍舊是大陸的一部分。新生代的新第三紀，也就是二千五、六百萬年前，大陸的東邊出現一個裂縫並形成了原日本海。接著，雖然仍舊與大陸是相連的，日本列島的原型開始出現是距今一千萬年前。之後，進入人類誕生的洪積世，造山、火山活動開始活絡起來。冰河時代的中期，琉球群島首先與大陸分離，接著列島從大陸分離開來。接著不斷重複冰期和間冰期，到了二萬年前之最後的沃姆（Wurm）冰期，海平面下降後出現連結大陸與列島間最後的陸橋，並且有人類及動物的移居。之後，在一萬八千年前形成朝鮮海峽，一萬二千年前形成宗古海峽，今天日本列島的雛形大致確定了下來（平朝彥，《日本列島的誕生》）。
琉球群島較本州及其他的島嶼更早從大陸分離開來。這一點與琉球群島在現在被稱為日本的境域裡，在自然、語言、文化方面保有文化的獨特性一事息息相關。
這個列島根據板塊構造學說（plate tectonics）是由四個板塊在近海相銜接的地方形成，並且頻繁地遭遇巨大的地震和海嘯。之前的東日本大震災即具有重新回顧這樣的自然史的意義。在列島上孕育成長的思想對自然及人類所關懷的是與如此的自然史具有深遠關聯性的種種，同時對思想史來說亦具有根源性的意義。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自然」一詞的意義，與近代以前的「自然」相異。最早出現在《萬葉集》之源自漢語的「自然」，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中世、特別是親鸞的「自然法爾」，也是自然而然的意思。那樣的歷史可以說是指，潛藏在今天我們稱為「自然」的對象背後的原理或根據。這一點或許正是近代意外容易地將nature譯成「自然」而接受的理由。自然的概念形塑著日本思想史重要的課題。
另一方面，在列島上展開了舊石器文化以及新石器文化。在新石器文化裡，從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繩文文化、彌生文化這些生活的形態。前此有關舊石器時代的認知，以及有關繩文時代的時代開展和社會形態的認知逐漸產生變化。對稻作的開始等問題也提出了新的見解。長久以來，彌生文化被視為稻作的文化，並且是與今天日本的文化直接連繫的同質文化，但現在稻作已被證實可較以前更往上追溯而始於繩文時代。
以「太陽之塔」而聞名的獨特藝術家岡本太郎（一九一一一九九六）曾提倡復興繩文文化的美意識。包括他的南島琉球文化論等，這樣的主張透視了日本的文化起源本身的多樣性，並且打破輕易被視為日本的同質性之類的東西，具有給予均質的日本這類固定的文化觀一定的隔閡及刺激的意義。

他者眼中的日本――中國史書及地緣政治學上的地位
在沒有文字紀錄的時期，列島上有什麼樣的意識呢？這方面是與思想及文學的方法位於較遠的位置上。沒有探究無文字文化之完美的方法。從而，除了考古學告訴我們的知識以外，直到五世紀為止不存在文字的這個列島的種種（漢字的使用本身，有稻荷山古墳及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鐵刀銘文等例子），首先是以記載於他者—亦即中國—典籍裡的形式，最早出現在文字化的歷史上。一直到歷史上的某個時期為止，唯有通過他者的眼光始能窺探自身的起源，這件事是關係至今為止日本的思想文化深層的一大問題。
那麼，出現在中國史書裡的日本是什麼樣子的呢？最早是以「倭」、「倭人」的姿態登場。雖然無法全部概括，但「倭」的稱呼指的是列島及其住民，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才對。就正史來看的話，後漢班固所撰的《漢書．地理志》（七六八六年完成）有「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的敘述，並描述「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此外，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給倭「印綬」（金印）的記載（《後漢書．東夷傳》）。在《魏志．倭人傳》（三世紀後半成立）裡，更詳細地對倭的諸國，以及其中的「女王國」（邪馬台國）和女王卑彌呼有長達二千字左右的記載。內容描述三十國「共立」的卑彌呼「事鬼道」，以及倭人的政治、官制、風俗、產物、自然、地理、死後的禮儀，還有生活習慣、社會體制等。如此這般，日本的模樣以及在列島上所展開的文化，一開始是透過他者的眼光來描述的。
如同以下將隨時提及的，日本一直以來即自覺地關注擁有先進文明的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或是佛教傳來以後的天竺（印度）。一海相隔的大陸與日本，古代的一段時期或是元寇等除外，鮮少直接對峙。大陸這方在地緣政治學上與其說視列島為支配的對象而抱持著強烈的關注，毋寧說是秉持著對其投以恰如其分的關心這樣的態度。這也可視為將周邊民族置於下位之「華夷思想」的表現，而日本亦屢次派遣使節建立與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然而，如果將中國史書所描述的日本照單全收的話也有問題。第一，史書的成立年代本身即有先後落差。例如：記載西元五七年光武帝下賜倭國金印一事的《後漢書．東夷傳》成書於五世紀，比起描述三世紀邪馬台國的《魏志》是較晚的作品，記載倭國的史書成立的年代有先後的差距。但是，這些中國史書的紀載不僅關係著邪馬台國所在何處這個問題，還的確隱藏著「何謂倭人？」這個關係著現代我們的自我認識及思想的問題。
再者，在二六六年繼承卑彌呼的壹與（台與）向西晉朝貢這個記載之後（《晉書》），到四一三年倭國與高句麗聯袂向東晉朝貢的記載為止，約一百五十年之間，中國這方沒有關於倭的描述（成謎的四世紀）。相對於此，至今仍存在朝鮮半島的記載（高句麗的「廣開土王碑文」傳達了四世紀倭國的動靜）。在這約一百五十年之間，列島上出現大規模的前方後圓墳，四二一年以降（《宋書》）有所謂倭國五王（讚、珍、濟、興、武。有說法認為「武」是雄略天皇，但這五王的人物推定尚未有定論。）活躍的描述。在某個時期自外部視線大幅脫落，這對日本的自我意像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之後在《舊唐書》裡（十世紀）雖然使用「日本國」這個稱呼，但也舉出使者有倭國之別種而自改稱號的說法、以及日本併吞倭國的說法，而懷疑其說法的真實性（藤堂明保等，《倭國傳》）。
這種他者—亦即古代的大陸—對日本所投以的視線，在江戶時代再次浮上檯面成為思想的問題。儒者松下見林（一六三七一七○三）蒐集並考察了日本在中國史書裡的記載（《異稱日本傳》）。新井白石也因關注古代史而提到史書的記載，其說法並影響了本居宣長等國學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