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觀：圖說宋朝三百年衣食住行盛世生活

行
十、行旅飲食、歇息和住宿
宋代行旅者在旅途中做飯或用餐，俗稱打火。如《張協狀元》四十出：「（丑）行得氣喘。（合）肚中饑餒。（丑）都不見打火。（合）歇歇了去。」當時他們的飲食，大致有兩種解決方法：一是自帶乾糧和水；二是在外面飲食店或旅館中用餐。前一種方法多用於短途，後一種則見於長途旅行。但不管長途還是短途，水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大問題，這在炎熱的夏季尤其重要。如果行人得不到飲用水，就會乾渴致死。有鑑於此，宋代地方官員對主要道路上的行人飲水問題非常重視。如丹徒縣令蔣圓便組織人力，在丹徒境內道路兩旁開鑿了九十三眼井泉，「人賴其惠，或號蔣公泉。」（張守《毗陵集》卷十二〈蔣公（圓）墓誌銘〉）。
為了發展交通、保障行人的飲食供應，宋朝政府還積極鼓勵居民到道路兩旁居住，並開設飲食店鋪。如南宋紹興末年，「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旁，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利官司，百役悉蠲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向日之憂已。」（《永樂大典》卷五三四三〈橋道〉引《三陽志》）設在路旁的飲食店肆無疑為行人的飲食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陸游〈十一月上七日蔬飯騾嶺小店〉一詩就記載了他旅行途中在山中小店吃飯時的情景：「新粳炊飯白勝玉，枯松作薪香出屋。冰蔬雪菌競登槃，瓦缽氈巾俱不俗。曉途微雨壓征塵，午店清泉帶脩竹。建谿小春初出碾，一碗細乳浮銀粟。老來畏酒厭芻豢，卻喜今朝食無肉。尚嫌車馬苦縻人，會入青雲騎白鹿。」（《劍南詩稿》卷一三）可見山中小店出售的蔬菜食品還是比較好，且有茶、酒等供應。
宋人旅行時歇息，一般選擇路旁的亭舍和樹蔭。路旁的亭舍是行人小憩和躲避雨雪的主要場所，在宋代頗為常見，這在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尤其如此。如兩浙衢州至江東信州之間的路上，就有許多建築非常講究的亭舍，故而「行者如織」，史稱其「華堂逆旅，高屋蓋道，憩車繫馬，不見晴雨。」而兩浙杭州至江西吉州的一千七百里道路上，也同樣是「長亭短堠如畫」（參見劉辰翁《須溪集》卷六〈送人入燕序〉）這種設在道路旁的亭舍，即使在人煙稀少的嶺南地區也是如此。如大庾嶺官道上，每隔數里便建有一個亭子「以憩客」。廣西同樣每隔二三十里置一亭舍（王鞏《聞見近錄》；《宋史．陳堯佐傳》）。
宿息之處主要有驛館、旅館、寺廟等處。驛館主要為官方服務，設施頗為完備。京城的驛館，主要為各地赴京辦事的文武官員、上京赴考的士人及海外各國使者服務。如北宋東京僅接待外國使者和來賓的館驛，就有都亭驛、都亭西驛、來遠驛、懷遠驛、班荊館、禮賓院、同文館、瞻雲館，南宋臨安有班荊館、懷遠驛、都亭驛等。這些國家級賓館，不僅建築豪華，而且規模極大。如北宋東京專門接待遼國的都亭驛，有房五百二十五間，為當時最大的館驛（王應麟《玉海》卷一七二〈宋朝都亭驛〉）。而接待各地來的官員則有接待院等，如《夷堅甲志》卷一七〈夢藥方〉載：「虞並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被召至臨安，憩北郭外接待院。」
除了設在都城中的國賓館，各地州縣也都設有驛館。如熙寧十年（一○七七），成都府路提刑司在給朝廷的報告中指出：「舊路自鳳州入，兩當至金牛驛十程，計四百九里，閣道平坦，驛舍馬鋪完備，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飲食，不為艱苦。⋯⋯今茶綱見行舊路，商客皆由此出。」（《宋會要輯稿》方域十〈道路〉）又洪邁《夷堅支景志》卷一〈陽臺虎精〉載：「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間，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七八十里則置驛舍，以為兵帥往來頓宿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這些地方政府所置設的驛館，裝飾大多比較豪華，房間寬暢整潔。如嘉祐六年（一○六一）蘇軾描述扶風鳳鳴驛時說：「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皂而嘶。」（《蘇軾文集》卷十一〈鳳鳴驛記〉）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毛幵《和風驛記》載衢州和風驛：「為屋四十三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宇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閈閎有，庖湢庫廄，各視其次。⋯⋯門有守吏，裏有候人，賓至如歸，舉無乏事。」（《全宋文》卷四九七一）驛舍內的設施也比較完備，如種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匕箸，無不畢備，賓至如歸。」（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九）驛館除接待官方外，也對外營業。如「侯元功自密州與三鄉人偕赴元豐八年省試，止道旁驛舍室中。四隅各有榻，四人行路甚疲，分憩其上，皆熟寢。」（《夷堅甲志》卷四〈驛舍怪〉）。
旅館的名稱甚多，有旅舍、旅邸、旅店、道店、逆旅、客店、客院、客舍、賓館、行館等，也有的單稱為邸、店、舍，還有的邸店合稱。宋人外出喜歡住客店，並稱旅途中的停駐休息為下程，行旅歇宿之處為下處，簡稱下。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旅館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如在北宋都城開封城內，州橋東街巷迄東，「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前州橋東街巷〉）此外，一些僻遠的地方也開辦有旅館，如徽州歙人汪致道，「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車之官，投宿小村邸，唯有一室。」（《夷堅甲志》卷二十〈木先生〉）當時經營旅館業的贏利極大，故公私競相開設。這些星羅棋佈的旅店，為人們的行旅生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宋代的旅館業，從經營性質來說，可分為官營和私營兩種。北宋東京官營旅館業的機構，始名樓店務，太平興國初改為左右廂店宅務，端拱二年併為邸店宅務，咸平元年又改為都大店宅務兼修造司，大中祥符間修造司歸八作司，又恢復左右廂之名，到哲宗時再一次改為樓店務，「掌官邸店，計直出僦，及修造繕完。」（《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二）官邸店的收入，主要「供禁中脂澤之用，日百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端拱二年十二月）其掌管的供人住宿的房間，最多時達二萬六千二百間，可見規模之大（《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十五之六）。
私人也競相開設旅館，如北宋初年宰相趙普，派人到秦隴「販木規利」，「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二，開寶四年三月；又同書卷一四，開寶六年六月）滄州節度使來信，「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算，何啻千緡。」（上官融《友聚會談》卷上）北宋末年，御史中丞何執中「廣殖貲產，邸店之多，甲於京師。」（董逌《閑燕常談》）南宋臨安也是如此，如北關附近就有數十處由後宮、內侍及權貴創辦的高級榻房，吳自牧《夢粱錄》卷一九〈塌房〉載：「有水路周迴數里，自梅家橋至白洋湖、方家橋直到法物庫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於水次起造塌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貨物，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利便。」
宋代客店接待客人投宿有一定的制度規定，《作邑自箴》卷七〈榜客店戶〉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
一，逐店常切灑掃頭房三兩處并新淨薦席之類，祗候官員、秀才安下。
一，官員、秀才到店安下，不得喧鬧無禮。
一，客旅安泊多日，頗涉疑慮，及非理使錢不著次第，或行止不明之人，仰密來告官，或就近報知捕盜官員。
一，客旅不安，不得起遣，仰立便告報耆壯，喚就近醫人看理，限當日內具病狀，申縣照會，如或耆壯於道路間抬舁病人於店內安泊，亦須如法照顧，不管失所，候較損日，同耆壯將領赴縣出頭，以憑支給錢物與店戶、醫人等。
一，客旅出賣物色，仰子細說諭，止可令係籍有牌子牙人交易，若或不曾說諭商旅，只令不係有牌子牙人交易，以致脫漏錢物，及拖延稽滯，其店戶，當行嚴斷。
一，說諭客旅，凡出賣係稅行貨，仰先赴務印稅訖，方得出賣，以防無圖之輩，恐嚇錢物，況本務饒潤所納稅錢。
一，說諭客旅，不得信憑牙人，說作高抬價錢，賒賣物色前去，拖墜不還，不若減價見錢交易，如是久例賒買者，立壯保，分明邀約。
同書卷七〈榜耆壯〉又記載：
店舍內有官員、秀才商旅宿泊，嚴切指揮鄰保，夜間巡喝，不管稍有疏虞。
由此可見，當時的店戶、客店對官府承擔了以下的義務：即住宿者中如有官員、舉人，需為其留出清潔的薦席和二、三間上等的房間。官員、舉人、商人住宿時需令鄰保夜間警戒；客商販賣貨物時，需代為介紹經官府登記並持有官府所發木牌的牙人，監視是否偷稅漏稅，在需被科物件買賣之前勸其納稅；要保護客商不遭惡劣牙人之害，以防牙人作騙，為避免賒賣交價而受損失，應動員進行現金買賣；發現住宿客人有可疑行為時要及時報告官府，如住宿客人或行路人生病也要報告官府並做好護理工作（參見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第五章〈商業組織的發達〉，日本風間書房一九六八年出版，一九七九年重版）。
除館驛和旅邸外，寺廟也是行人歇息的好去處。宋代寺廟往往設有供香客和外來旅客的客房。如洪邁《夷堅支志癸》卷四〈祖圓接待庵〉載：「二浙僧俗，多建接待庵，以供往來緇徒投宿，大抵若禪刹然。其託而為奸利者，固不少也。」因此，時人也多往這裡借宿。如范成大《吳船錄》卷上載：「乙亥⋯⋯晚宿蜀州城外聖佛寺。」郭彖《睽車志》卷三載：「光州定城主簿富某，秩滿挈家還鄉，道經合肥，與其帥有舊，留連數日，館於佛寺。」
宋人出行時借宿民居的現象也頗為普遍。如《萍洲可談》卷三載：張昇杲卿致仕還家後，曾與左右十餘人遊嵩山、少林寺等處，「至山下，投宿民家。」《夷堅支志丁》卷一〈三趙失舟〉：「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侄三人，自臨安調選歸⋯⋯日已暮，投宿村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