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全球暢銷百萬冊，牛津大學史學家Peter Frankopan絕世之作）

前言（節錄）

小時候，我最喜歡的珍藏之一就是一張大大的世界地圖。這張地圖釘在我床頭的牆上，每天睡前我都會盯著它看。過沒多久，我就記住了各國的名字和位置，記下了它們的首都，還有大洋和大海，以及匯入它們的河流；我也記住了那些用斜體字標示的主要山脈和沙漠的名字，心中憧憬著奇遇和冒險。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開始對學校課堂中殘忍又狹隘的地理關注點感到不滿，那些課程只專注於西歐和美國，對世界其他地方不聞不問。我們學習了不列顛的羅馬人；一○六六年的諾曼人征服；亨利八世和都鐸王朝；美國獨立戰爭；維多利亞時代的工業化；索姆河戰役；以及納粹德國的興衰。我看著我牆上的地圖，那裡有那麼多的地方被靜悄悄地略過了。
在我十四歲的生日時，我爸媽送了我一本人類學家艾瑞克‧沃爾夫（Eric Wolf）的書，這本書點亮了我心中的火光。沃爾夫在書中寫說，人們所接受的偷懶文明史是說：「古希臘之後有羅馬，羅馬之後是基督教歐洲，基督教歐洲之後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之後是啟蒙運動，然後是啟蒙思想的政治民主和工業革命，工業和民主的交互帶來了表達生命權利、自由權利和追求幸福之權利的美國。」我立刻就認出了這就是我在學校裡學到的東西，即西方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勝利頌歌。但是這樣的紀錄充滿了瑕疵；還有其他審視歷史的方式存在──那些方式並不是以近期的歷史獲勝者的視角來回首過去的。
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很顯然，那些學校裡沒教過的地方已經成了被遺落、被歐洲崛起的故事擠到角落去了。我懇求爸爸帶我去看看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圖（Hereford Mappa Mundi），在那張地圖上，耶路撒冷是關注的中心點，而英格蘭和其他歐洲國家都被置於邊緣地方，差不多就像是細枝末節一樣。當我閱讀關於阿拉伯地理學家的著作時，他們配有插圖的作品看起來就像是上下顛倒的一樣，他們把裡海放在插圖的正中央，我徹底驚呆了──這就好像當我在伊斯坦堡發現一份重要的中古土耳其地圖是把一個叫八剌沙袞的城市置於地圖中央，這是一個我從來沒聽說過的城市，它從未出現在別的地圖上，它的位置直到近期仍然無法確定，但它卻曾經被看作是世界的中心。
我想要了解更多關於俄國和中亞、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事情。我想要以亞洲的視角了解基督教的起源；了解那些居住在中古時代的偉大城市，比如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巴格達和開羅的人們是如何看待十字軍的；我想要了解偉大的東方帝國，了解蒙古人和他們的征服；並了解人們是如何看待兩次世界大戰的，我所說的不是從弗蘭德斯或東線的視角，而是從阿富汗和印度的視角。
正因如此，能在學校裡學習俄語是一件極為幸運的事情，我當時的老師是迪克‧哈登（Dick Haddon），他是一個極其傑出的人，曾效力於海軍情報部，他相信了解俄語和俄國人靈魂（dusha）的方式是透過其輝煌的文學和農奴音樂。更令我覺得幸運的是，他還給感興趣的學生開了阿拉伯語課，他給我們六個學生介紹了伊斯蘭的文化及歷史，讓我們沉浸在古典阿拉伯語的優美之中。這些語言讓我開啟了一個等待探索的世界，或者說，正如我很快意識到的那樣，這個世界亟待西方人的重新探索。
今天，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人們要評估它可能會帶來的影響。中國對奢侈品的需求據估算將會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增長四倍，人們也開始思考印度的社會變革，在那裡，擁有手機的人數比擁有沖水馬桶的人數更多。但是這兩個地方並不是我們審視世界的過去與今天的最有利位置。事實上，在一千年來，地處東方和西方之間，連結歐洲和太平洋的那塊地域才是地球轉動的軸心。
在東西方之間的中點，大致上是從地中海東岸、黑海至喜馬拉雅山脈，這片地方也許看起來並不是進入這個世界的好位置。位於這片地域中的國家，像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和高加索國家，它們在今天會喚起一絲異國情調並讓人覺得是化外之地；這片地域裡還有動盪的、暴力的、對國際安全造成威脅的政權，像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或是不諳民主的國家，比如俄羅斯和亞塞拜然。總的來說，這片地域看似是由一系列破敗或掙扎中的國家所組成，它們由一些贏得了令人不可思議的選舉票數當選的獨裁者領導，這些人的親戚和朋友把持著各項商業利益，擁有鉅額資產，手中掌握著政治勢力。這些地方有糟糕的人權紀錄，關乎信仰、良知和性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對媒體的控制決定了什麼可以播出和什麼無法播出。
但是這樣的國家可能會告訴我們，這裡並非死水一潭，這裡並非化外之地。事實上，東西間的橋梁正是文明的十字路口。這些國家並不是位於國際事務的邊緣，反而處在國際事務的中心位置──這就和它們在歷史中的位置一樣。這裡是人類文明誕生的地方，很多人相信人類就是在這裡被創造出來──在每一棵樹都優美並且可口的伊甸園中，由神創造出來。人們普遍認為伊甸園的位置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肥沃地帶的某處。
正是在這東西方的橋梁地帶，偉大的都市在大約五千年前建造起來，在這裡，印度河谷中的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是古代世界的奇觀，擁有上萬人口，有四通八達的街道和複雜的下水道系統。這樣的標準在幾千年後的歐洲仍然無法與其媲美。像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巴比倫、尼尼微、烏魯克（Uruk）和阿卡德（Akkad）這樣的偉大文明中心, 以其恢宏和建築創新而聞名。當時有個中國地理學家，他在距今兩千多年前就記載了巴克特里亞（大夏，Bactria）的居民是傑出的談判者和商人，這個地方以烏滸水（Oxus river）為中心，位於今日的阿富汗北部；其都城有一座市場，市場裡有各種各樣的貨物流通買賣，有來自遙遠地方的商品。
這片地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宗教降世到人間的地方，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在這裡彼此碰撞。這裡也是各種語言相互展開競爭的熔爐。說著印歐、閃族和漢藏語系各種語言的人，與那些說阿爾泰語、突厥語和高加索語言的人們一同生活。這是偉大帝國興起和衰落的地方，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對立造成的後續效應會波及到上千英里以外。站在這片土地上，你能打開一扇回顧歷史的新窗口，你會看到一個本來就相互連結的世界。發生在大陸一端的事情會對其他地方產生影響，在中亞草原上發生的事情其後續影響力會讓北非人感受到，巴格達發生的事件會在斯堪地那維亞產生回響，在美洲的新發現會改變中國市場上的貨物價格，並引起北印度馬匹市場上的需求量激增。
這些震動都是透過一張網絡而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在這張網絡中的各條路線上，有朝聖者和戰士，有游牧民和商旅，有貨物和產品被買賣，還有思想的交換、接受和精鍊。他們不只是帶來繁榮，也帶來死亡和暴力、疾病與災難。在十九世紀末，有一位著名的德國地理學家，他名叫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他是一戰王牌飛行員「紅男爵」的叔父），他給這張不斷擴大的聯繫網起了一個名字──「Seidenstrasen」，即「絲綢之路」──這個名字從此就沿用了下來。
這些路線就像是世界的神經中樞系統，它們連接不同的人和地方，但是卻潛藏在皮膚之下，不為肉眼所見。就像是解剖學能夠解釋人體的功能一樣，理解這些線路聯繫能夠讓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而且，雖然這部分世界十分重要，但是它卻被主流歷史所遺忘了。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所謂的「東方幻想」──這種刺耳而且極為消極地看待東方的觀點是把東方看作是未開化的、次於西方的，因此也不值得認真研究。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對歷史敘述已經太固化和完整，不再有空間去留給一個長久以來被歐洲和西方社會的興盛擠到邊緣處的地區了。

第十四章　通向帝國之路

英國的黃金時代讓一個位於北大西洋的島嶼變成了國際事務的主宰者，成為了一個統治世界四分之一領土的帝國心臟，它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它的領土範圍，這樣的成就一定會讓過去的歷史學家和帝國建立者目瞪口呆。不列顛是一個不宜人居的地方，一位古代晚期的偉大歷史學家這樣寫道，那裡有些地方的空氣有毒，如果改變風向，可以讓人喪命。那裡居住的人是不列顛人（Britons）──他們的名字，如不久後的一個作者所推測的，是來自拉丁文的「brutus」──也就是「荒謬」、「愚蠢」的意思。被英吉利海峽和歐洲其他地方隔開，不列顛實在是遙遠、孤立又偏僻。這些缺點如今變成了絕對的優勢—促進了身居史上最偉大帝國之列的帝國的崛起。
正如學者們已經指出的，英國的終極成功有很多原因，比如說，英國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狀況要優於歐洲其他國家，因此社會底層人口的卡路里攝入量遠比他們在大陸的同類人口高得多。近年的研究也強調生活方式的改變扮演了重要角色，經濟增長讓薪資水平和工作效率迅速提高。英國的成功也歸因於它擁有為數眾多的投資者。英國的生育水平低於歐洲大多數國家，因此也對人均收入起到作用，因為人均獲得的資源和資產比歐洲大陸的人更多。
但是無法超越的制勝牌還是地理位置。英格蘭──或一七○七年和蘇格蘭聯合後的不列顛──擁有抵禦敵人的天然屏障：海洋。考慮到軍事威脅，這一點非常有用，如果要考慮到政府支出的話，那就更是上帝賜予的一份厚禮了。英國沒有陸地邊界需要防禦，因此英國的軍事支出遠少於它的歐陸對手。據估計，英格蘭此時的軍隊大約和法國一五五○年的軍隊規模相當，到一七○○年時，法國有多三倍的人數在軍隊服役，這些人都需要裝備和軍餉，意味著法國要比英格蘭多花許多錢在軍隊上；在法國，士兵和水手的收入也相對更低──當他們從田地、工廠和其他工作崗位上被徵召走時，失去的都是潛在的納稅人和消費者。
不列顛就彷彿是免疫於歐洲傳染性的一系列麻煩一樣，可以看著歐洲大陸在十七、十八世紀中以幾乎所有的排列組合可能配對進行的無盡戰爭。英國人學會了謹慎介入，從對自己有利的形勢中獲得優勢，並在局面不利時置身事外。越來越清楚的是，歐洲發生的事情可以決定世界另一端的人的命運。由誰來繼承奧地利王位的激烈爭吵，會影響全世界的歐洲殖民地的交戰和領土交換：瑪麗亞－特蕾莎（Maria-Theresa）在一七四○年代的繼位，激起了從美洲到印度次大陸持續將近十年的爭鬥。在一七四八年事情終於塵埃落定後，加拿大的布雷頓角（Cap Breton）和印度的馬德拉斯在法國和英國之間互換了歸屬。
這只是一個歐洲列強之間的競爭會對世界的另一端造成影響的例子。歐洲九年戰爭（Nine Years’ War）的結果，讓印度的城鎮在一六九○年代末由荷蘭人交給了法國人；在歐洲持續了二十年的激烈爭鬥結束後簽訂的和平協議，讓加勒比海上的島嶼在英國和法國之間易手；西班牙王位之爭的塵埃落定後，北美洲的大片領土在英國和法國之間交換。
婚姻也可能帶來廣闊的領土、戰略橋頭堡或是偉大的城市──以孟買為例，當布拉岡薩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在一六六○年代嫁給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後，這座城市作為嫁妝被送給了英格蘭。正如孟買的葡萄牙執政者精確預測的，這個大方的舉動，標誌著葡萄牙在印度勢力的結束。歐洲臥室中的行止、在各國首都宮殿走廊上討論可能新娘人選的焦急低語，或是被認定是很快就會讓人自尊受創的輕浮君王的怠慢，都會在數千英里之外的地方產生影響並節外生枝。
從一個層面來看，這樣的複雜糾葛很少會被東方人關注，誰會在乎荷蘭人、不列顛人、法國人或是其他什麼人會占得先手呢？事實上，如果真的有關注的話，那也是因為歐洲的對立看起來只是會帶來更多的豐厚利益。在整個十七世紀，相互敵對的代表團紛紛前往蒙兀兒皇帝、中國或日本的皇帝那裡，他們帶著好處獲取新的貿易特許權或是更新已有的特許權。這讓中介人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比如古吉拉特的一個港口官員穆卡拉布‧汗（Muqarrab Khan），他在十七世紀初時為皇帝賈汗吉效力，從而讓蒙兀兒人也獲得了很好的利益。以穆卡拉布‧汗的例子來說，他在一六一○年帶來的貨物中，包括阿拉伯馬、非洲奴隸和其他各種奢侈品，用了兩個多月時間才完成入關手續。
英國人在亞洲的行動，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言，其原則是「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有價碼」。這促進了極為大手筆的送禮行為──同樣也招致了一些人對收禮者貪婪的抗議。以蒙兀兒皇帝賈汗吉為例，他的軟肋是送給他「長得個頭過大的大象，可能還有渡渡鳥」，人們說賈汗吉的心「貪得無厭，就彷彿永遠不知道滿足；就好像一個沒有底的錢包一樣，永遠填不滿，擁有越多就越貪婪」。
在荷蘭人丟失了他們在台灣的地位後不久，他們就在一六六○年代去北京博取好感，他們帶了馬車、盔甲、珠寶、紡織品，甚至還有眼鏡。根據對另一支奢侈的荷蘭代表團的記載，他們在一七一一年前往拉合爾，表現出了他們做出巨大努力以此來取悅和贏得當地的重要人脈，有一幅畫像就描述了他們在北上途中在烏代浦（Udaipur）得到接待的盛大場面。來自日本的漆器、錫蘭的大象和來自波斯的馬匹都是禮品，還有來自荷蘭各殖民地的香料和來自歐洲的商品：大砲、望遠鏡、六分儀和顯微鏡。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仍然失望了，他們希望更新貿易特許權的請求沒有得到解決。
在歐洲的勢力消長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在東方更清晰地顯現出來。為了各種企圖和目的，有更多商人參與到了貿易中，他們乘的船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好：這意味著有更多禮品、更多獎勵和更大貿易量。就像是蒙兀兒的皇帝們，阿克巴、沙賈汗和奧朗則布（一六五八－一七○七年在位），他們都曾在自己的生日宴會上用天平稱自己的體重，用各種寶石、稀有金屬和貴重物品反覆地放在天平的另一邊，直到兩邊的重量相等為止—很顯然，這並不是一個保持身材苗條的良好動機。
對中間人的賄賂也是需要的，他們需要用錢來「護送」旅客和商人到達目的地，有些人覺得這樣的規矩，以及這樣的價位實在是惹人煩。英國商人的一批貨物曾在一六五四年時被扣押在拉傑瑪哈（Rajmahal），他們除了賄賂執政長官和他的手下官員以外，別無其他選擇──就跟荷蘭人一直被迫做的一樣。關於不公的抱怨傳到了蒙兀兒皇帝那裡，他們有時候會懲罰那些實在過分的人：據說，一個被指控執法不公的法官不得不站在皇帝面前被一隻眼鏡蛇咬；還有一次，一個看門人被抽了鞭子，這是因為一個樂手抱怨他侵吞了皇帝走出宮殿時賞給樂手的一部分賞金。
匯入印度的資金繼續驅動著自十六世紀初開始的藝術和建築的發展，伴隨著巨額的資金投入，文化開始繁榮起來。數額越來越大的資金也被輸出至中亞，一部分原因是奧朗則布等統治者為了確保和北方保持和平關係而交出貢金，另外也是因為他們大量購買草原牧民培育出的馬匹。在印度北部的市場上，每年有多達十萬匹馬被買走──而且價格高得令人不可思議（如果資料可信的話）。來自印度的商人購買的牲口數量甚至比馬匹更多，同樣還有來自波斯、中國和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商人來中亞購買牲畜，給該地區匯入了更多的財富。像位於今日烏茲別克境內的浩罕（Khokand）之類的城市從而繁榮起來，有文獻用狂喜的口吻描述了當地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買到可觀數量的高品質大黃、茶葉、瓷器和絲綢。
雖然歐洲的貿易已經大幅增加，但跨越亞洲之脊的網絡仍然非常活躍且激動人心。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曾記載了上萬頭滿載紡織品的駱駝每年都從印度出發，穿過中亞的古老貿易路線抵達波斯。英國人、法國人、印度人和俄羅斯人的文獻，也提供了類似的關於持續未斷的內陸貿易的信息，這些文獻都能讓我們對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貿易規模有所了解：在中亞的旅客不斷地談論著市場上的商品數量有多大，有數不清的馬匹被來自各地的商人買走，被賣到像喀布爾之類的地方，那是「一個繁華的貿易中心」，來自亞洲各地的商隊在那裡買賣各種各樣的紡織品、香氛植物的根、精糖和其他奢侈品。在這種跨大洲貿易中，少數族裔的重要性越來越大，他們利用共同的習俗、家族紐帶和長途信用網絡來從事利潤豐厚的商業交換。在過去，扮演這個角色的是粟特人。如今則是猶太人以及更重要的亞美尼亞人。
在表面之下，各種看不見的暗流洶湧地流動著。歐洲人對亞洲的態度益發強硬，看待亞洲的視角從一個充滿了奇花異草和寶藏的神奇樂園，變成了一個當地人就和新大陸的人們一樣軟弱又無用的地方。羅伯特‧歐姆（Robert Orme）對東方的態度是十八世紀時的典型觀點。他是東印度公司的第一位官方歷史學家，他寫了一篇題目是〈印度斯坦居民的陰柔〉（On the effeminacy of the inhabitants of Indostan）的文章，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人的觀點已經開始強硬起來。以強欺弱的觀點正在扶搖直上。對亞洲態度的改變來自於透過殘暴剝削手段而獲利的興奮心情。
這種觀點可以在「nabob」一詞中得以完美展現，這個詞是用來形容在亞洲作威作福的東印度公司官員。他們的行為就像是流氓、放高利貸的惡霸一樣，他們利用公司資源在當地放高利貸，為自己獲得極高昂的利益。這就像是「狂野東方」──是一個世紀後北美洲西部情境的預演。去印度吧，回憶錄作家威廉‧西凱（William Hickey）的父親就曾這樣告訴他，「去割斷幾個富人的脖子……成了『洋人老爺』再回來」。為東印度公司效力是通向財富的單程車票。
但這條路上並非毫無荊棘和困難，因為印度次大陸的條件並不優渥，疾病可以讓雄心戛然而止。正如有證據表明的，雖然環境、衛生、醫療水平的改善讓死亡率有所下降，但被送回國或是被認為不適合效力的人數也穩步增加。這樣的經歷也可能會造成創傷，就像商人水手托馬斯‧保瑞（Thomas Bowrey）和他的朋友一樣，他們在十七世紀末用六便士的價錢得到了一品脫的「Bangha」，這是一種印度的大麻飲品：有人「坐在地板上痛苦地抽泣了整個下午」；另一個人「嚇壞了……把頭放在一個大罐子裡並一直這樣待了四個小時或者更久」；「四、五個人躺在地毯上用極噁心的話互相稱讚」，還有一個人「特別生氣地和門廊上的木頭柱子打架，直到他的手指關節上已經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由此可見，了解另一個世界也是要花些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