鑄幣三千年：50枚錢幣串聯的極簡中國史

後記（節錄）

這部書稿的寫作，緣起於兩件事。一是我在撰寫「中國貨幣史話」系列叢書時，因為受叢書體例的限制，很多富有故事內涵的錢幣不便展開敘述，只能點到為止地做些簡單的介紹，總有一種言猶未盡的遺憾。當時我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將來要專門寫一本講述錢幣背後故事的書，這可以說是我最初的寫作動機。而將動機落實到行動上，並選擇五十枚（種）錢幣來串聯中國貨幣史的想法，卻是受到了第二件事即BBC（英國廣播公司）和大英博物館聯合出版的《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的啟發。二○一五年的春節假期，一位在京工作的新疆大學校友向我推薦了大英博物館尼爾‧麥格雷戈館長組織撰寫的《大英博物館世界簡史》。這本書透過大英博物館館藏的一百件文物，將人類的文明史講述了一遍。麥格雷戈館長透過文物講述歷史的敘述方式，既新穎又獨特，給我很大的啟發。
我認為錢幣比一般的文物更適合用於講故事。因為錢幣不同於一般的物品，它是社會產生重大變革或發生重要事件的產物和象徵。可以說任何一枚（種）錢幣的鑄造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同時也對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每一種錢幣總是在繼承原有錢幣的基礎上而有所發展，既有歷史的延續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因此，我決定選擇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五十枚（種）錢幣，以講故事的方式將中國的貨幣史介紹給大家。於是就有了這部書稿最初的構思。
中國古代貨幣獨立產生，自成體系，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這期間鑄造和使用的錢幣不計其數，如何從這些浩如煙海的錢幣中，挑選出五十枚（種）有代表性的錢幣，確實頗費了番周折。因為我是想透過具體的錢幣來串聯中國貨幣發展史的脈絡，講述錢幣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所以我要選擇那些在歷史的關鍵節點有創新思想並發揮過重要作用的錢幣。這與收藏家那種追逐版別獨特、珍罕稀有的選擇標準完全不同。因此，我所挑選的錢幣雖然大部分屬於普通品，但是它們都與重大的歷史事件相關聯，或者是在反映貨幣思想、體現鑄造技術、傳承民俗文化以及見證文化交流等方面有代表性，對後來的貨幣發展有過重要影響。這樣的一枚（種）錢幣雖然看起來很小，但是它所承載、記錄、見證和包含的內容卻豐富多彩，並能夠將歷史串聯起來，給我們提供一個學習和了解歷史的新視角。
本著這樣一種選擇原則，我從最早的貝幣開始寫，最後以人民幣結尾，在三千多年的貨幣發展史中，挑選了五十枚（種）錢幣。雖然是以中央政府鑄造的錢幣為主，但是也挑選了地方政府、農民起義軍，甚至是反叛者鑄造的錢幣，地域上則兼顧了新疆、西藏以及臺灣等地。除了行用錢之外，也收入了反映民俗文化的供養錢和「花錢」。每枚（種）錢幣都獨立為一個專題，全書又按照時間順序，將五十個專題歸屬為八個章節，每個章節都有一個主題。每個專題六千字左右，隨文還配了一部分圖，另外又挑選了部分精美的彩圖作為插頁，希望能以圖文並茂的形式，給讀者增加一些對錢幣更直觀的了解。因為每個專題都是從提出問題開始，再以解答的方式逐步展開介紹，所以選用問句「三千年來誰鑄幣」為書名（簡體中文版），另加了副標題「五十枚錢幣串聯的中國貨幣史」。
為了便於讀者更好地了解全書的脈絡，下面將每個章節的主題以及各個專題的構成做一簡單說明。
第一章的主題是「貨幣的起源及統一」。分三個專題，分別介紹了貨幣的產生、璀璨的先秦貨幣以及秦半兩錢，重點說明中國古代的貨幣起源於先秦，統一於秦朝。秦滅六國之後，將各國原始形態的錢幣統一於圓形方孔的半兩錢，中國貨幣的形態從此固定下來，延續使用兩千多年直至清末。因此，秦半兩錢可以說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里程碑。
第二章的主題是「漢五銖標準的確立及影響」。漢武帝在秦朝統一貨幣形制的基礎上，又完成了鑄幣權的統一並確立了五銖錢的鑄造標準。五銖錢是中國歷史上行用時間最長的錢幣，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是貨幣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本章分六個專題，前三個都與漢武帝有關，第四個專題論述了王莽的幣制改革，第五個專題結合絲綢之路的開通，介紹了東西方錢幣文化的最初接觸及其影響。最後一個專題，透過對魏、蜀、吳三國各自所發行錢幣的考察，揭示了以貨幣為武器進行的一場貨幣版的三國演義。
第三章的主題是「唐通寶錢制的創立及影響」。唐代是中國古代貨幣制度的確立時期，「開元通寶」錢在貨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被視為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本章分七個專題，第一個專題論述了開元通寶錢的鑄造及其意義。接下來三個專題都與「安史之亂」有關；「會昌開元」錢見證了佛教史上最大的一次劫難；「高昌吉利」和「粟特青銅錢」都是文化融合的產物，反映了唐代絲綢之路貿易的興盛。
第四章的主題是「兩宋複雜且繁盛的錢幣文化」。本章分七個專題，宋代錢幣文化的繁盛主要體現在書法藝術及鑄造技術上，這方面選擇了最早的御書錢「淳化元寶」和徽宗瘦金體的崇寧通寶、大觀通寶為代表；複雜性則表現在除了使用傳統的銅錢之外，又鑄造了大量的鐵錢以及紙幣的發明和使用，這方面以嘉定鐵錢和紙幣交子為介紹對象。另外三個專題都與政治有關，其中祥符元寶記錄了最後一場封禪鬧劇；熙寧元寶、元豐通寶見證了王安石的變法；純熙元寶則記錄了南宋孝宗在對金國是戰是和問題上被掣肘的無奈。
第五章的主題是「遼夏金元的貨幣」。從五代到明朝建立的四百五十多年間，由契丹、黨項、女真、蒙古建立的遼、西夏、金、元四個少數民族政權，是中國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的重要時期。雖然它們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程度不盡相同，但是都鑄造發行了富有少數民族特點並多有創新嘗試的貨幣。本章分六個專題，前四個專題分別介紹了遼和西夏的方孔銅錢、金國的承安寶貨銀錠以及元朝的紙幣制度。後兩個專題是元代特有的供養錢以及元末起義軍鑄造的錢幣。
第六章的主題是「明代落後的幣制」。明代幣制的落後性，體現在中國貨幣流通領域經過宋金以及元朝的發展，到了元朝末年已經出現了由賤金屬銅向貴金屬白銀過渡的重大轉型。但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卻禁用白銀，最初選擇銅錢，後來又推行無保證金的紙幣，這是違背歷史發展潮流的。本章分五個專題，五等制的洪武通寶與只發不收的大明通行寶鈔都屬於落後的幣制；隆慶通寶見證了開關之後最初的中西貿易。隨著海外白銀的大量輸入，明朝中後期逐漸實現了白銀的貨幣化。永曆通寶見證了明清交替之際，中國大陸、臺灣以及日本之間的一段特殊的關係。跑馬崇禎則預言了明朝的滅亡。
第七章的主題是「清代變革中的幣制」。清代的幣制總體上處於由傳統的制錢向近代機制幣轉型的變革之中。本章分十二個專題，其中六個專題與幣制變革有關：「咸豐朝的錢鈔制」是在內憂外患加劇的情況下被迫實行的通貨膨脹政策，此後傳統的幣制逐步走向了衰敗；「元寶（銀錠）」講述了銀錠作為古代稱量貨幣的演化歷史；「壽星銀餅、漳州軍餉」介紹了現存最早的仿鑄西方的銀幣；光緒元寶開了中國近代機制幣的先河，可以說是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第四個里程碑；中國通商銀行兌換券是中國最早的銀行兌換券；餉金金幣則見證了有關金本位的討論，並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金幣。另外五個專題與清朝的邊疆治理有關：準噶爾普爾錢、新疆紅錢見證了乾隆統一新疆的歷史；道光通寶‧八年十、足銀壹錢與平定張格爾叛亂和左宗棠收復新疆有關；乾隆寶藏記錄了一場與尼泊爾之間的貨幣戰爭；最後一個專題「狀元及第」介紹了有關民俗錢的知識。
第八章的主題是「現代幣制的逐步建立及完善」。進入民國以後，幣制改革的步伐加快了。本章分四個專題，一九一四年鑄有袁世凱頭像的「國幣」（俗稱「袁大頭」）首次實現了銀幣的統一；一九三五年的法幣改革使中國擺脫了國際銀價的影響，初步建立了現代紙幣制度，可以被視為中國貨幣發展史上的第五個里程碑；色章果木金幣是十三世達賴為了抵制英屬印度金幣的大量流入而鑄造的，具有積極的愛國意義； 最後結合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介紹了人民幣的發展歷史。
中國三千多年的貨幣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貨幣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內容，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媒介，更是文化藝術傳播的載體、歷史進程的實物見證以及各個時代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科學技術發展的縮影。因此，每一枚（種）錢幣都蘊含著它那個時代豐富的社會資訊，是講故事的絕佳題材。這種故事雖然形式上是以錢幣為視角，內容上卻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科技、藝術、考古、宗教、民族、民俗、語言、文字等多個領域，視野極為寬廣。
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錢幣記錄和見證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社會的變遷和制度的變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構成了一部鮮活的歷史。作為記錄和見證了歷史的錢幣，在講述故事的時候，既能滿足講述者雅俗共賞的初衷，又能滿足聽眾集知識性、趣味性於一體的要求。因此，它不但能夠滿足廣大讀者對了解歷史知識的渴望，同時對理解當今的貨幣政策、普及錢幣金融知識，也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非常符合「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要求。這既是我對錢幣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也是寫作這部書稿的最大動力。

經濟是解析歷史的好方法／金老ㄕ（「故事」網站專欄作者）

缺乏錢財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最早閱讀中國歷史，我先是被王侯將相等英雄人物吸引，然後以「道德」以及「才智」作為品評判斷的依據。比如說，和珅是清朝歷史上著名的大臣，當然，所謂的有名是指他的貪汙。所以當我看到他受到乾隆皇帝的重用，「和珅既貪又奸，敗壞朝政，乾隆皇帝耽誤玩樂而專用奸臣，如此君臣搭檔，無怪乎清朝盛極而衰了」。然後隨著閱歷增多，我發現自己早期的想法……大錯特錯！

要說和珅僅是因為能獲得乾隆歡心就可以掌握大權，不妨拿同時期的另一名人做為對比，也就是超重量級才子──紀曉嵐。紀曉嵐與乾隆皇帝關係也非常緊密，甚至紀曉嵐還稱呼乾隆皇為「老頭子」，還硬拗成「萬歲長壽為『老』、萬物之首為『頭』、聖人之稱為『子』」，讓乾隆樂到翻天。可乾隆完全沒讓紀曉嵐參與國家決策，還曾對紀曉嵐劈頭痛罵：「你對我來說就像個小丑，天下大事哪由得你談論！」

所以真正讓和珅執掌權勢的關鍵，還是在於他不可替代的能力，也就是搞錢的手段。

乾隆在位期間發動十次大戰，而且搞了眾多國家工程（比如修《四庫全書》），這無一不花錢，但和珅就是有辦法讓國庫補充急需的現錢。以後勤供應來看，乾隆的盛世偉業與和珅密不可分，所以兩人的關係可以比擬為現代企業中的擴張型執行長以及能湊齊資金的財務長。但正因乾隆巨大的財政支出，迫使和珅用立即見效但破壞民間的市場機制，以及政界的舊有規則，不但使得和珅在乾隆死後被迅速清算，也使得後來的清朝政府無法善後已經疲軟的經濟。

當然，以上言論並非為人開脫，而且我也想強調「個人皆有所選擇」，所以不同人在同一種狀況可能會有不同結果。但即便個人會有所差異，許多情況下，人與人的所思所想卻差距不大，所以我現在讀史的一些心得會傾向認為：「與其只用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道德觀去剖析過去，不如找尋現在與過去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反而更有機會還原當時人的處境以及想法。」那什麼是現在與過去都會面對的問題？我想其中之一，那就是「錢」吧。

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國富論》曾提到：「我們不能藉著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的善行而獲得晚餐，而是源於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看重。」簡單來說，人的行為，絕大多數的動機在於維持自己生存以及獲得利益，所以我們工作乃至政府施策的目的，可以簡單粗暴地歸納為：賺錢養活自己。

正因經濟是人從古至今的共同需求及行為，許多歷史上的大事件都可以從經濟去切入，而且往往會發現當時人物的決策相當合理（但結果卻不一定正確，正如「投資風險有賺有賠」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也與遙遠的古人產生一種近在咫尺的連結。

所以近幾年來，我個人對經濟史產生不少興趣。但很遺憾的是，對我這純學歷史的人來說，經濟學問實在非常複雜（複雜到現在銀行打來的投資推薦我是一律拒絕，因為我實在搞不懂他們在說啥），更遑論我要去接觸歷史上的經濟活動，那還需要克服對古代字句的解釋。因此，聽到出版社可以讓我觀看一本關於中國經濟史的書籍，我自然是相當振奮，而書中則以經濟行為中最明顯的載體──錢，來釐清不同時代下的社會演變。

比如在漢字中，很多與錢財相關的字都帶有「貝」字邊，像是：財、貨、寶、買、賣。這是因為最初的「錢」，就是使用貝類，其原因是：大小均勻可按枚計數、堅固耐久又便於保存、攜帶運輸方便。以至於貝少就成為地位低下的「賤」，與貝殼分離就變成窮困的「貧」字。不過既然我們現在叫「錢」，非常明顯的，就是因為人類改用金屬來鑄幣，這一方面象徵人類鍛造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也是當時經濟還比較原始，需要有貴重物品來做為保證。

而等到經濟行為更加進步，還有商業範圍開始擴大時，沉重的金屬幣逐漸跟不上商業的活絡，於是「紙鈔」這個劃時代的發明開始出現。不過紙鈔在最初其實也備受考驗，像是馬可．波羅從中國的元朝返回義大利威尼斯時，向當地總督展示價值二百兩白銀的紙鈔，結果總督一把火燒掉，還冷冷地回覆：「怎麼會有人把錢打造的如此脆弱？」甚至中國政府把紙鈔收歸國家發行後，屢屢玩出惡性通膨的招數，導致人民壓根兒就不想用紙鈔，明朝的官員寧願倒退回領物資，都不願意領取紙鈔。

總之，透過「錢」本身，我們可以看到朝代興衰、技術革新、社會變革……這些極為龐大的資訊，如今卻形成手中理所當然的交易媒介，相信對於有志於研究歷史的讀者，將會有啟發性的收穫，同時也對當今會有更多了解，我想這會是一種莫大的樂趣。

元鈔：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紙幣
紙幣雖然是中國古人最早發明使用的。但是，最早發現中國古代紙幣的卻是一位名叫科茲洛夫的俄國人。他所發現的元代紙幣，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因為印證了《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關元代紙幣的記載而轟動了歐洲。
下面結合元鈔被發現的過程，向大家介紹元朝完備的紙幣制度及其對人類歷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元鈔的發現
最早發現元鈔的是俄國人科茲洛夫。他是一位著名的中亞探險家，一九○八年初受俄國地理學會派遣第五次來中國探險時，在內蒙古阿拉善一座被廢棄的古城——哈拉浩特，發現了元代的「寶鈔」。他發現元鈔的過程頗有點傳奇，彷彿被深埋了五個多世紀的元鈔就專門等著他去發現似的。因為，科茲洛夫費盡艱辛第一次進入哈拉浩特古城挖掘時，只找到了一些古文書、佛像、紡織品、陶瓷以及古錢幣等。就在準備離開古城的時候，才偶然在一堆沙子下挖掘出厚厚一疊灰紙。因為每一張上面都蓋有紅色的官府印章，科茲洛夫因此認為這是中國的紙幣，就把它們裝進箱子，向青海進發了。他此行的計畫是經青海湖進入黃河上游考察，但是他心中總是惦記著哈拉浩特古城，似乎有什麼在召喚著他。於是，他又折返阿拉善，再次挖掘哈拉浩特古城。這次他選擇的是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打開佛塔後發現了堆積如山的經卷、圖書，以及各種材料製成的佛像。足足忙碌了四個多星期，才將挑選出來的三百多件佛像和兩千多冊書籍打包裝箱並運回了俄國。
這批文物的價值不可估量，其中有兩點最引人注意：一是有大量的西夏文圖書。西夏文是西夏仿照漢字的造字法則另外創造的一種文字，西夏政權覆滅之後，西夏文就隨之消失了。元朝以後，就已經完全沒人認識了。科茲洛夫發現的大量西夏書籍，對於了解西夏的歷史和文化自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其中還有幾部西夏─漢文字典，這對釋讀西夏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俄國因此成了世界上西夏學的研究中心。另一點就是蓋有官府紅印的古代紙幣。這些紙幣經過俄國學者的辨認，被確定為是元朝的紙幣。雖然《元史》中記述了元代的紙幣，但是，在此以前根本沒有人見過元鈔實物，不知道元代的紙幣到底是什麼樣子。當年秋天，俄國就將其中的一部分在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展出。因為這是保留下來的最早的古代紙幣實物，立刻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轟動。
當時正好有日本學者在歐洲考察，途經聖彼得堡時，就將展出的元鈔拍了照片帶回日本，送給了在日本的中國學者羅振玉和王國維。羅振玉隨即把它們收進了他正在編輯的《四朝鈔幣圖錄》中。儘管這些照片都是隔著玻璃拍的，模糊而且沒有比例，但是，這卻是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元代紙幣的實物照片。
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元代紙幣的實物是在新疆。那是一九○九年正月，就在科茲洛夫到達哈拉浩特前後，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的托克遜縣，有一位農民進山砍柴，意外地撿到一個包袱交給了官府，裡面發現一張「中統元寶交鈔」紙幣，於是又上交給了正在主持編纂《新疆圖志》的新疆布政司王樹柟。王樹柟雖然在新疆做官，卻是當時著名的學者，知識非常廣泛，對經學、歷史、地理、金石、文字甚至對俄國、希臘都有研究。他仔細檢閱之後，就將這張元鈔收進了他正在編纂的《新疆訪古錄》中，還附了一張他臨摹的圖。王樹柟比照實物親手描繪的「中統元寶交鈔」紙幣摹本，面值為二貫，並題寫「收藏家所僅見也」，意思是說以往的收藏家從來沒有見過這類東西。因為王樹柟的這本書印數很少，流傳不廣，所以這張很重要的紙幣始終也沒有被人重視。此前世上已發現的「中統元寶交鈔」全是一貫面值的，面值二貫的只有王樹柟描摹的這一張。可惜的是，這張二貫文的元鈔實物，在王樹柟描摹過之後，就下落不明了。
上面介紹的兩次發現都發生在清末。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元鈔又有四次重要的發現。
第一次是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在西藏進行文物普查時，在西藏的薩迦寺發現了兩張元朝的紙幣，一張是「中統元寶交鈔」，面值一貫；另一張是「至元通行寶鈔」，面值二貫。
第二次是一九六○年，在江蘇無錫一座元代夫婦合葬墓中，出土三十三張紙幣，全部是「至元通行寶鈔」，面值有五百文和二百文兩種。
第三次是一九八二年，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重修白塔時，發現一張「中統元寶交鈔」，面值為十文。
第四次是一九八五年八月，在湖南沅陵江邊的雙橋鎮施工取土時挖出一口棺材，在隨葬的衣物中發現一個小錦包，裡面是一疊紙幣，全部是「至元通行寶鈔」，共有七張，每一張一個面值，分別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其中，三十文面值的，是中國國內發現的元鈔中唯一的一張。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清末兩次，新中國成立後四次，總共六次發現元鈔的地域分布很廣，並且元鈔的面值也都很小。這說明元代紙幣已經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貨幣，流通全國，暢行無阻。這需要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來做保證。

二、元鈔的使用
蒙古人使用紙幣，完全是受金朝的影響。因為給蒙古人創制立法、度支理財的大臣，多半都是金國的漢人。他們在金朝紙幣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進，給蒙古人制定了以紙幣為主的貨幣制度。早在忽必烈稱帝之前，蒙古就曾經在華北地區發行過三次紙幣。第一次是太宗窩闊臺時期，第二次是憲宗蒙哥時期，第三次是忽必烈稱帝之前在自己的封地發行的交鈔。這三次持續的時間都很短，流通的地域不廣，影響也不大。但是，第二次發行的紙幣，因為被一二五三年奉命出使蒙古的法國傳教士魯布魯克記載在他寫給教皇的出使報告《魯布魯克東行記》裡了，而成為歐洲人最早見得到記載的紙幣。魯布魯克是這樣描述蒙哥紙幣的：「契丹通行的錢是一種棉紙，長寬為一巴掌，上面印有幾行字，像蒙哥印璽上的一樣。」這是歐洲有關中國使用紙幣的最早報導。但是，因為《魯布魯克東行記》是寫給教皇看的，知道的人不多。因此，在社會上的影響反而不如後來的《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大。
據文獻記載，中統元年（一二六○）忽必烈即位之初，原來計畫是像南宋一樣，銅錢和紙鈔並用。後來因為聽從了劉秉忠的陰陽術數之說，認為蒙古人不適宜使用銅錢，而專行紙幣的。實際上，這僅僅是一種說辭，忽必烈決定選擇使用紙幣是由當時華北地區的現實條件決定的。
因為自金代以來，華北地區的銅錢以及銅料便嚴重不足，鑄錢的成本巨大，這是財力空虛且正與阿里不哥爭位的忽必烈所難以承受的。另外，作為稱量貨幣的白銀，主要用於上層的賞賜，底層的民眾很難有機會接觸到，加之白銀價值高，使用時又需要稱重驗色，完全不適合百姓的日常小額交易。印造紙幣的成本低廉，便於操作，而且民眾也已經普遍接受；同時也便於收兌華北地區各個割據勢力所發行的紙幣，實現貨幣的統一。因此，忽必烈在稱帝的當年，便頒旨開始印造紙幣。在此後不及一百年的歷史中，元朝曾經先後發行過四種紙幣，它們分別是：忽必烈即位後發行的「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鈔」）和「至元通行寶鈔」（簡稱「至元鈔」）；武宗時期發行的「至大銀鈔」，時間非常短暫；最後一次是順帝時期發行的「至正通行寶鈔」（簡稱「至正鈔」）。
其中，最初由王文統主持發行的中統鈔最重要。王文統是一位精明能幹的政治家，很受忽必烈賞識，登基後就被任命為中書平章政事，實際負責政務。王文統認真總結了金朝發行紙幣的經驗教訓，提出了發行中統鈔應該遵循的原則，大致有五條：一是中統鈔沒有時間和地域限制，可以在境內各處長期使用；二是各路原來發行的舊鈔，限期盡數收換，不再流通；三是各種賦稅，都收中統鈔；四是以銀作鈔本，可以隨時兌換白銀；五是印鈔只限於流通，不許挪作他用。上述措施，保證了中統鈔的信用。另外，元朝政府還在各路設立交鈔庫（或稱行用庫）作為兌換機關，同時下發新鈔和相應數目的鈔本銀，也就是準備金。百姓持紙鈔來兌換白銀、用白銀來兌換紙鈔，或是用舊鈔兌換新鈔，都依數支發，每兩收取手工費三分，收兌的白銀就作為準備金儲存在鈔庫。
應該說中統鈔發行之初，管理制度完善，購買力一直都比較穩定。但是，從平定南宋前後開始，元朝政府將加印紙幣作為彌補財政虧空的手段，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紙幣就開始了不斷的貶值。一變於武宗的「至大銀鈔」，再變於順帝的「至正鈔」。兩次變更鈔法，都違背了忽必烈當初專行紙幣的政策，試圖錢鈔並行，最終陷入了南宋及金朝曾一再出現的錢重鈔輕的通貨膨脹之中，終至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說元朝最後的滅亡與紙幣制度的破產有密切的關係。

三、元鈔對周邊國家的影響
元代的貨幣制度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而元朝又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王朝。因此，隨著蒙古的對外擴張以及征服，元代的紙幣制度對周邊國家以及地區的貨幣流通、亞歐大陸間的貿易關係，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經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一是大量的白銀被輸入中亞、西亞乃至歐洲，開啟了歐亞大陸貨幣一體化的進程。
元朝政府推行紙幣，禁止金銀流通。閒置出來的大量銀錠，被稱為「斡脫」的與蒙古貴族關係密切的西域商人借貸後，運往當時苦於白銀不足的中亞、西亞出售，牟取暴利。這些白銀後來又隨貿易流入歐洲。據日本黑田明伸的研究，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中期，亞歐大陸上白銀的使用較之以往顯著增加，顏色也變白了。這批突然新增加且顏色較白的銀子，顯然來自中國。這是因為中國所產白銀含有較多的銻，呈白色的緣故。這種推測有一定的道理，特別是考慮到十四世紀後半期，亞歐大陸兩端的貨幣流通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互動變化，即隨著元朝末年紙幣制度的崩潰，社會上重新恢復使用銀錢交易這種幣制上的變化後，中亞、西亞以及歐洲流通的白銀也明顯地開始減少，且變得愈來愈稀缺。換言之，元朝紙幣體系的崩潰是與歐亞大陸白銀供給的減少相繼發生的。亞歐大陸東西兩地，同一時間段上貨幣流通發生如此緊密的互動變化，更印證了上述推測的合理性。
中亞地區的商務契約，以前一直使用布或銅錢，蒙古統治時期則一變而為銀錠，並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開始使用一種叫索莫（somo）的銀塊進行交易。這種被稱為索莫的銀塊顯然就是來自中國的銀錠，在傳入中亞、西亞的過程中，蒙古語稱之為sukes（斧頭），回鶻語則稱為yastuk（枕頭）。實際都是對束腰形的元代銀錠的形象稱呼。在亞歐大陸的許多地方，參照中國的白銀稱量單位「兩」，確立了一個重約三十七克（相當於一兩）的標準貨幣單位，稱為騰格（tenge，或譯為天罡），用於長途支付和納稅，直到近代都在使用。在白銀從中國流入中亞、西亞的同時，由西方輸入中國最重要的貨物是鈷，它是製作元代著名的青花瓷的必備原料。
二是銅錢大量向東流入日本，使得日本在長達六百多年的時間裡不鑄錢，專用中國銅錢。
元代在至大（一三○八—一三一一）以前，為推行鈔法，禁止使用銅錢，民間所藏舊錢大多被銷毀或賣與商人，透過對外貿易而販運至國外。元朝限制銅錢流通的政策，恰逢日本大量需求銅錢之時。因此，銅錢主要是流向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元史‧日本傳》記載，「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除用黃金交換銅錢外，日本更多的是透過貿易大量進口中國銅錢。如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日本將軍足利直義派兩艘商船來中國貿易，要求回去繳納銅錢五千貫，用以建造天龍寺。據說以後年年派遣，稱之為天龍寺船。一九七八年韓國在位於全羅南道的海底打撈出一艘元代的沉船，船上發現中國古錢四百七十箱，重兩萬六千七百七十五公斤，主要為宋錢，沉船是當時與中國進行貿易的日本貨船。
日本直至明朝萬曆年間，在長達六百多年的時間裡，完全依賴從中國輸入貨幣來滿足國內流通需要。據日本學者對馬等四十八個地方所出土古錢幣的統計分析，除了無法辨別的不計外，在總數五十五萬多枚出土錢幣中，中國錢幣占百分之九十九‧八，其中宋錢占到百分之八十二‧四。中國古代銅錢與古代日本關係之密切、對其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三是紙幣制度被傳入中亞、南亞以及西亞的伊朗，並進而傳播了中國古代的印刷術。
元代的紙幣制度對周邊國家及地區曾產生重要的影響。文獻記載，日本在十三世紀末的足利將軍時代也曾用過紙幣，直至延祐六年（一三一九）才停止發行，據說一部分流通到十五世紀。印度的杜格拉克王朝據說在至順初年（一三三○—一三三一）也曾試用過紙幣。越南、朝鮮、伊朗等國更是仿照元朝使用過紙幣，其中以蒙古西征後建立的伊利汗國統治時期的伊朗，為解決財政困難而仿效元朝發行紙鈔的影響最大。據多桑《蒙古史》記載，一二九四年，伊朗在出使伊利汗的元朝丞相孛羅的指導下，於都城帖必力思?發行紙幣，完全是仿照中統元寶交鈔，並蓋有漢文專用印章。紙鈔雖然在強制實行兩個多月後便被迫廢除，但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卻留下了一筆。
一方面使當時的波斯、阿拉伯人最早認識了中國的紙幣制度，並進而傳入了歐洲。紙雖然在十世紀中葉就已傳入歐洲，但是，歐洲根本想不到能用它作為交易媒介進行商品買賣。直到《馬可‧波羅遊記》問世後，才聽說「中國人用棉紙製成通用貨幣進行商業貿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換最貴重的東西」，但被視為天方夜譚，難以置信。在這種背景下，伊朗仿效元朝實行紙幣制度，使當時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因此而認識了世界上最早實行的中國紙幣制度，並進而傳入歐洲，不僅使之大開眼界，學會了使用紙幣，同時更為其後來進行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帶來了便利。波斯語中至今仍將紙幣稱作「鈔」（Chao），影響之深可以想見。
另一方面是推動了中國古代雕版印刷技術的西傳。早在八世紀初，唐朝已開始使用雕版印刷技術大量印刷佛經、書籍傳播知識了，而同時期的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基督教的寺院裡，還停留在手抄古代傳本的古老方式上，有可能接觸書籍的僅限於宗教人士及貴族。在這種背景下，一二九四年伊朗仿照元朝「鈔印用木為版」的技術印刷紙幣，是雕版印刷技術西傳的最早紀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打破了教會對知識的壟斷，擴大了受教育的範圍，為文化知識的傳播和普及發揮了重要作用。
元朝是世界上最早實行純紙幣制度的國家，貴金屬金銀以及銅錢都不許流通，替代金屬貨幣流通的是國家強力推行的紙幣。這種紙幣統一由戶部發行，流通使用，不限年月，不分地域，是一種具有無限法償能力的不兌換紙幣，與之配套的還有計畫周詳並富有創意的管理措施。如：國內專用紙幣、禁用金屬貨幣、集中金銀並禁止出口、設置紙幣發行準備金、平準鈔價、統制物價等。
這種近代社會才通行的紙幣政策，在七百多年前元代的鈔法中大致上都已經具備。因此，我們可以說元代的紙幣基本上已經具備了近代紙幣的雛形。對於元代極富創新精神的紙幣制度，我們應該給予充分的重視，不能因為元朝財政上的失敗而否定它貨幣制度上的創新性及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