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一：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

自序

1980 年代有一位印尼出生的華人歌手文章，唱紅一首臺灣街頭巷尾都聽得到的歌：〈古月照今塵〉，歌由小軒作曲，譚健常作詞：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淚
成敗難長久　興亡在轉瞬間
總在茶餘後　供予後人說
多少辛酸話因果
百戰舊河山　古來功難全
江山幾局殘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寫不盡　幽幽滄桑史
悲歡歲月盡無情
長江長千里　黃河水不停
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塵
莫負古聖賢　效歷朝英雄
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和唐土
這首歌陪伴了我太半的研究生涯，餘音繞梁，久久不去。我特別喜歡「文章寫不盡幽幽滄桑史」、「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塵」這幾句，一度決定將自己過去發表的論文輯為《古月集》，退休前後這些年來新寫的輯為《今塵集》。不意《古月集》牽連太多，猶待整編，《今塵集》卻先面世了。
《今塵集》所輯為 2011 年以後這八、九年來所寫的論文，這些論文有不少是我過去研究的延續，但也有些是具方向性的新嘗試，所謂方向性是指材料、方法和課題三方面：在材料上，我試圖在過去不甚搭界的傳世、出土和圖像材料之間建立橋梁；在方法上，試圖揉合上述三類材料，用我稟持的論說方式，說服今天以研究傳世和出土文獻為主流的古史學界也能用另一隻眼看圖像，我相信圖像如同文字，一樣能對今人吐露心聲。
在課題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主題：
1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和〈從《太平經》論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動的方向〉這四篇，都是在探討一個本屬社會上層統治菁英擁有的文字能力和思想如何流播到平民百姓的世界裡去。我必須承認社會底層的某些文化因素是否也曾向上流播，同樣應該注意，可惜我尚無力及此。〈再論「中原製造」〉則是利用出土文物，指出秦漢中國和域外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這是幾年前所出《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三民書局、三聯書店，2014）一書的延續。
2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這部分有正式的論文，也有讀簡札記，共十餘篇，隨讀成文，不成系統。有些是據新出的材料補證過去曾論證過的問題，例如文書正副本和簽署、有期刑和乘車乘馬吏，有些則是閱讀嶽麓書院、里耶秦簡、懸泉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和郴州晉簡等新材料的札記。近十餘年來秦漢簡牘帛書不斷出土和刊布，數量之多，頗感接應不暇，而相關研究又多如牛毛，不能不興「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這部分所論必多不足和不妥，只能期待後浪再接再厲了。
3 簡牘、畫像和傳世文獻互證。這部分收有論文七篇，這七篇的共同點都在以不同性質的材料互證，試圖打破傳統專業或學科的界線。有些發表在藝術史的期刊，有些發表在古文字學的刊物，有些出現於學報或祝壽論文集，有些改寫自演講，讀者群頗有不同。如今收錄在一起，希望方便更廣泛的讀者，能有機會在我的論文裡看到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的問題和方面，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以上論文刊出後，不斷有師友和同學指正，我自己也陸續發現了不少須改正或增刪之處。這次收錄都作了或多或少的刪補，雖然基本看法大多維持。改變較大的是例如對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祝圖」性質的認識。過去我在論文中曾贊同太一祝圖的說法，現在認為不如稱它為社神圖更妥當。關鍵在於我和其他學者一樣，過去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帛畫上書寫「榜題」和「題記」，這兩種形式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也沒整體地考慮這些帛畫存放位置以及和喪禮過程的關係，並錯誤地以為古代畫作有所謂的「總題記」。是否如此，敬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教。
臺灣出版環境十分不易，學術性書籍銷路尤其有限。不意不久前，聯經主動求稿，令我感覺意外和感謝。為答雅意，特別徵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鄧小南院長同意，將去年秋天在該院的一場演講整理成稿，納入聯經版，分享讀者。又中西書局簡體版（2019）出版後，陸續發現一些錯誤，又看到不少同行的論文和新材料，有了新想法，這回出繁體版，或增補修改，或保留原樣而註明自己的失誤。我現在的想法當以聯經版為準。
末了，我要感謝這些年來無數支持和鼓勵我的師友和同學，感謝家人維紅和本寧、本元的容忍和耐心。研究太忙常是藉口，失職的丈夫和爸爸則是真實。這本書獻給家人。

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史料解讀篇之一
古代希臘、羅馬社會的識字率或讀寫能力（literacy）一直是西方古典研究學界一個熱門的話題。尤其自從 1989 年威廉．哈理斯（William V. Harris）在其大作《古代讀寫能力》中指出，古代希臘和羅馬世界在任何時期的識字率都不曾超過人口的 5%至 10%以後，激起極大的回響，贊成和反對者都有。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關中國古代識字程度和相關的初級教育問題，近年也引起了若干學者的關注和討論，但熱烈的程度遠遠不如西方的古典研究學界。
就古代中國和古代地中海世界而言，探究識字率或讀寫能力，有幾個頗為類似的基本困難：
一是何謂「識字」或「讀寫能力」？識字或讀寫到什麼程度才算識字或能夠讀寫？如果考慮人際溝通，讀寫和口耳說聽、肢體表達等其他方式的溝通的關係如何？在古代有多少情況是依賴口傳或口授和代讀、代寫達到溝通的目的？
二是如何去估計識字率或讀寫能力？如果談識字率，必然涉及人口數。我們應以什麼樣的人口基數去作估算？人口有老、小、男、女。秦漢時被列入「小」或僅五、六歲的兒童，基本上幾乎不參與家以外的社會活動。將他們列入計算的基數，有何意義？又因為古代社會性別角色的差異，不計性別差異的識字率估計，是否合適？
三是如何評估不同性質的書寫或銘刻材料（例如陶片 ostraka、莎草紙 papyri、鉛牘 lead tablet、牆壁題書 graffiti、木牘 wooden tablet、帛、骨、牙、植物葉片、銅器、漆器、陶器銘文、壁畫、石刻題記……）在不同的使用脈絡下，所能反映使用者讀寫能力的程度？例如陶片上刻或寫的名字、銅、陶、漆器上的銘刻和莎草紙或簡帛上出現的公私文書，它們所反映的書寫者的身分和讀寫能力，恐怕很難等同視之。同樣不容易評估的是：如何去拿揑文獻中偶然留下的隻字片語或故事，由此分析它們和識字或讀寫普及程度的關係？
面對上述的困難，和中國古代相關的研究又多不足，目前恐怕沒有人能為中國古代識字率或讀寫能力的問題下一個不起爭議的結論。因此，本文並不打算去推估一個中國古代的識字率，僅僅嘗試重新評估一下若干曾經以及可能被學者用來討論秦漢識字率或讀寫能力的傳世和出土材料。
這些材料或可粗分為出土材料和傳世文獻兩大類，出土材料又可再分為以下三類：（一）私人簡、帛書信、（二）具有公文書性質的簡牘契券或公文書、（三）工匠在金、銀、銅、玉、漆、陶器、磚、石、骨等上面的題刻文字以及墓壁文字題榜等等。過去當然已有極多學者注意到這些材料，但就（一）、（二）類而言，一般較注意這些公私文書的形成、內容、樣式和流通，極少考慮這些文書的書寫者是誰？是親書或代筆？能反映多少當時人們的讀寫能力？第（三）類也有極多的著錄和研究，但一般簡單地將它們看成是由工匠題或刻，很少從讀寫能力的角度，考慮不同器物生產的過程以及題刻內容的作用、意義和執行題刻者之間的關係，並分析誰才是真正的內容作者？誰又是題刻書寫者？能反映誰的讀寫能力？以下將約略依以上分類，各舉若干例子，做些分析和討論。
在討論之前，必須先聲明本文所謂的「平民」，基本上是指秦漢時代在鄉里中一般以農牧工商等為業的成年男女，不論財富多寡，也不論爵級高低。他們構成秦漢人口的絕大多數。秦漢社會雖有「吏」、「民」身分的區分，有時卻非絕對。鄉里的成年男女可因種種原因（例如因徭役或僅因家貧償債），承擔地方雜役，即所謂「給事」或「給縣官事」。男子在地方服役為正卒，番上京師為衛卒或遠赴邊塞而成戍卒、隧卒或田卒，有時因貧困，在地方為亭長，稍具讀寫能力的則可為「小史」。他們原是平民，但在某些方面又在某些時刻可以說擔任著「吏」的工作。秦漢文獻常連言「吏民」，泛指天子治下所有的吏和百姓，有時指的又僅僅是齊民百姓。文獻中還有所謂「吏比者」，如淳說：「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按：「官」字衍），謂三老、北邊騎士也」。這些人的身分即在吏與非吏之間。本文所說的平民包括一般的工、農、商百姓、鄉里中「給事縣官」、「給吏」或「比為吏」的人，不包括在縣及縣以上有機會世襲為「史」的吏以及更高身分的官吏。大致上說，也就是排除《漢書．百官公卿表》所列舉的官和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西漢末地方和中央「自佐史至丞相」有官吏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他們毫無疑問是秦漢社會具有最高等級讀寫能力的一群。他們不但能閱讀和書寫，更經訓練，能夠處理從中央到地方複雜的文書行政。其複雜和系統化的程度，恐怕是西元前後四百年內，世界之最。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讀寫能力的學者特別將這樣的能力名之為「官員的或行政的讀寫能力」（officials’ or administrative literacy），而和一般的「工匠讀寫」（artisans’ literacy）、「姓名讀寫」（name literacy）、「名單讀寫」（list literacy）、「理財讀寫」（banking literacy）、「商務讀寫」（commercial literacy）等等區分開來。如果僅估算具有最高等級讀寫能力的人數（除了前述十二萬餘在職員額內的官吏，應另外加上員額外、已致仕和正培養中的吏，後幾類惜無法估計），對照當時的人口五千九百餘萬（《漢書．地理志》平帝時人口數：59,594,978），西漢晚期較嚴格定義下的男性識字率應約不低於總人口的 0.2％，男性人口的 0.4％。由於西漢末期的郡國人口數和官吏人數相當具體可靠，這個識字率較易得出，較可信，當然也明顯偏低。因為，可想而知秦漢時代還有很多以農牧工商等為業的平民以及鄉里中的吏比者或吏，他們也有不同程度或某些特定方面的讀寫能力。他們到底有多少人？程度如何？才是真正的問題。本文即試圖以他們為對象作些探討。
一　私人書信—以秦「黑夫」家書和漢「元致子方」帛書為例
在迄今出土的秦漢簡帛中有不少私人書信，有些書信透露出通信者的身分並不高，因此常被用來當作平民識字的一項證據。本節僅分析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出土的兩件寫在木牘上的書信，和一件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帛書書信。它們基本上都比較清晰完整，可作為代表。
1975 至 1976 年湖北省博物館在湖北雲夢睡虎地發掘清理了大小和形制十分相似的小型土坑秦墓十二座。其中十一號墓出土千餘件包括秦律、日書在內的竹簡。其北不遠的四號墓則出土了寫在木牘兩面有「黑夫」和「驚」二人之名的家信兩封。這是迄今所知為時最早的私人信件，長期受到學者關注。最近有學者認為這兩封信「確證了普通秦代士兵的讀寫能力」，並進一步推斷「很有可能這些信件不只是零星案例，普通人已經具備了與遠方親友寫信溝通信息的能力。」這位學者是在討論戰國秦漢的「卒」，也就是士兵的讀寫能力時，舉出這兩封信為證據。黑夫和驚在信中提到他們參加了可能是西元前 224 年秦對楚的戰爭。或許因為如此，才判斷他們是普通的士兵吧。
黑夫和驚是卒或普通士兵僅是一種推測，他們也有可能是軍官或是吏。書信內容其實並沒有提到寫信者和收信者的身分或頭銜，現在恐怕誰也不能肯定他們真正的身分。以下不過是再作一次分析，試探不同解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