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塵集：秦漢時代的簡牘、畫像與文化流播──卷二：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

自序

1980 年代有一位印尼出生的華人歌手文章，唱紅一首臺灣街頭巷尾都聽得到的歌：〈古月照今塵〉，歌由小軒作曲，譚健常作詞：
一部春秋史　千年孤臣淚
成敗難長久　興亡在轉瞬間
總在茶餘後　供予後人說
多少辛酸話因果
百戰舊河山　古來功難全
江山幾局殘　荒城重拾何年
文章寫不盡　幽幽滄桑史
悲歡歲月盡無情
長江長千里　黃河水不停
江山依舊人事已非　只剩古月照今塵
莫負古聖賢　效歷朝英雄
再造一個輝煌的漢疆和唐土
這首歌陪伴了我太半的研究生涯，餘音繞梁，久久不去。我特別喜歡「文章寫不盡幽幽滄桑史」、「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塵」這幾句，一度決定將自己過去發表的論文輯為《古月集》，退休前後這些年來新寫的輯為《今塵集》。不意《古月集》牽連太多，猶待整編，《今塵集》卻先面世了。
《今塵集》所輯為 2011 年以後這八、九年來所寫的論文，這些論文有不少是我過去研究的延續，但也有些是具方向性的新嘗試，所謂方向性是指材料、方法和課題三方面：在材料上，我試圖在過去不甚搭界的傳世、出土和圖像材料之間建立橋梁；在方法上，試圖揉合上述三類材料，用我稟持的論說方式，說服今天以研究傳世和出土文獻為主流的古史學界也能用另一隻眼看圖像，我相信圖像如同文字，一樣能對今人吐露心聲。
在課題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主題：
1 古代文化的上下及中外流播。〈秦漢平民的讀寫能力〉、〈漢代邊塞隧長的文書能力與教育〉、〈秦漢基層員吏的精神素養與教育〉和〈從《太平經》論生死看古代思想文化流動的方向〉這四篇，都是在探討一個本屬社會上層統治菁英擁有的文字能力和思想如何流播到平民百姓的世界裡去。我必須承認社會底層的某些文化因素是否也曾向上流播，同樣應該注意，可惜我尚無力及此。〈再論「中原製造」〉則是利用出土文物，指出秦漢中國和域外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這是幾年前所出《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三民書局、三聯書店，2014）一書的延續。
2 秦至晉代的簡牘文書。這部分有正式的論文，也有讀簡札記，共十餘篇，隨讀成文，不成系統。有些是據新出的材料補證過去曾論證過的問題，例如文書正副本和簽署、有期刑和乘車乘馬吏，有些則是閱讀嶽麓書院、里耶秦簡、懸泉漢簡、走馬樓三國吳簡和郴州晉簡等新材料的札記。近十餘年來秦漢簡牘帛書不斷出土和刊布，數量之多，頗感接應不暇，而相關研究又多如牛毛，不能不興「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之嘆。這部分所論必多不足和不妥，只能期待後浪再接再厲了。
3 簡牘、畫像和傳世文獻互證。這部分收有論文七篇，這七篇的共同點都在以不同性質的材料互證，試圖打破傳統專業或學科的界線。有些發表在藝術史的期刊，有些發表在古文字學的刊物，有些出現於學報或祝壽論文集，有些改寫自演講，讀者群頗有不同。如今收錄在一起，希望方便更廣泛的讀者，能有機會在我的論文裡看到在其他固守傳統研究領域和方法的論文裡被忽略的問題和方面，為認識古代中國社會、思想和文化找到新的可能。
以上論文刊出後，不斷有師友和同學指正，我自己也陸續發現了不少須改正或增刪之處。這次收錄都作了或多或少的刪補，雖然基本看法大多維持。改變較大的是例如對馬王堆漢墓帛畫「太一祝圖」性質的認識。過去我在論文中曾贊同太一祝圖的說法，現在認為不如稱它為社神圖更妥當。關鍵在於我和其他學者一樣，過去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帛畫上書寫「榜題」和「題記」，這兩種形式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也沒整體地考慮這些帛畫存放位置以及和喪禮過程的關係，並錯誤地以為古代畫作有所謂的「總題記」。是否如此，敬待讀者的批評和指教。
臺灣出版環境十分不易，學術性書籍銷路尤其有限。不意不久前，聯經主動求稿，令我感覺意外和感謝。為答雅意，特別徵得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鄧小南院長同意，將去年秋天在該院的一場演講整理成稿，納入聯經版，分享讀者。又中西書局簡體版（2019）出版後，陸續發現一些錯誤，又看到不少同行的論文和新材料，有了新想法，這回出繁體版，或增補修改，或保留原樣而註明自己的失誤。我現在的想法當以聯經版為準。
末了，我要感謝這些年來無數支持和鼓勵我的師友和同學，感謝家人維紅和本寧、本元的容忍和耐心。研究太忙常是藉口，失職的丈夫和爸爸則是真實。這本書獻給家人。

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論衡．別通》
秦漢公文書的文書格式、起草、定稿、抄寫、簽署、副署、封印、存檔、查核、保密、傳送以及正、副本或草稿性質等等問題，受到不少中外學者關注。過去十餘年，我曾作了少許分析，但總覺得還有太多的地方難以捉摸。近年來新材料不斷出土，舊材料也時有較好的圖版刊布，使我們有機會作進一步的探討。本文打算談談其中較令人困擾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
這是一個目前還無法全面解決，卻不能不面對的基本問題。敦煌和居延出土簡牘成千上萬，它們原本絕大部分是漢代邊塞行政裡的公文書和簿籍。就行政作業而言，它們不是正本、底本、副本就是草稿。不適度掌握正、副本和草稿等的特徵以及它們在行政流程中所居的位置，即不易重建當時行政作業的面貌，也就難以深一層認識秦漢官僚行政最基本和最日常的一面。
自王國維開始，早期的研究者已注意到簡牘形制和檢署之制。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允為開山之作。其後勞榦、陳夢家諸氏續有考察，唯較少措意於簿籍文書的作業程序以及文書正副本或草稿這一類的問題。日本的森鹿三、藤枝晃和永田英正教授大概是最早主張從「古文書學」（diplomatic）的角度去整理和分析居延漢簡原本文書性質的學者。他們加上曾參加森教授研究班的魯惟一（Michael Loewe）、大庭脩以及後來從永田學習的角谷常子等致力於研究漢簡公文書的構成和收發，成為簡牘文書學研究的先驅。1967年魯惟一首先指出公文副本（duplicate copy）的存在。1981年藤枝晃指出以草書所寫的應是草稿。永田英正受其啟發，在分析破城子、地灣和博羅松治出土的送達文書格式後，曾總結性地說既有簿籍送達文書的正式文書，「也就會有其抄本，又有不得不視為正式文書的副本或草稿的東西。」這等於宣告上述遺址，在他看來存在著行政作業上屬於不同性質的簿籍和文書。永田覺得判別公文書的性質，有時很難把握，但限於當時的材料，他基本上接受了藤枝晃的看法，將某些簡牘文書視為底本或草稿。大庭脩則相當全面地考察過漢簡文書裡官吏的署名和副署，並指出正式文書應由發出文書的首長親自簽署。他的看法代表一種對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特徵的重要認識。
大庭提出此說，主要是他注意到若干簡牘文書在抄寫時，於日期和應由首長簽署之處留空，也有日期和簽名出現不同筆跡的情形。他認為正式發出的文書是由負責的長官親自簽署，由屬吏副署，又文書須填上日期後才生效。至於文書副本的特徵，他指出：
文書本身與署名筆跡一致，意味著全文均由書記官書寫，可以認為是文書副本。
他關注的焦點在上級長官的簽署和下級官員的副署，由此推想出正、副本的關鍵性差異。正本經首長親署，副本則不論文書本身和簽署全由書吏代勞。從正、副本的差異，他進而以甲渠候官為例，指出正、副本文書和遺址性質的關係：
甲渠候的發文若是在甲渠候官發現，則有必要考慮這些是文書副本或草稿，而非正式向對方發出的文書。因此在原甲渠候官的遺址中發現甲渠候的正式發文，恐怕是困難的。
如果我理解無誤，大庭這麼說應是假設由甲渠候官發出的正式文書或正本，應在甲渠候官以外的遺址出土，而甲渠候官出土的多半應是留下的副本或草稿，因而他認為恐怕不容易在甲渠候官遺址發現發文的正本。
1996 年角谷常子考察居延新出土的寇恩爰書冊的書寫形式，覺察到公文書副本有可能用「札」書寫，而正本則使用「兩行」。所謂的「札」是指寬 1 公分，長 22.5-23 公分，單行書寫的簡，所謂的「兩行」是指同長度，寬 2 公分，書寫兩行字的簡。她全面考察居延新舊簡之後，2003 年進一步確認簡的形制和文書的性質應該有關。此外，她又討論了公文製作的程序、正副本之間以及草稿和副本之間的關係，指出草稿使用兩行，也使用札，但用札的情況較多，端視文書是否需要修訂。如此，我們對文書的性質和作業程序的認識又大大推前了一步。
魯惟一、藤枝晃、永田英正、大庭脩和角谷常子以上的看法，對認識漢代簡牘文書的性質和公文行政程序貢獻很大。近年中國學者也開始重視正副本等問題，除了下文將提到的李均明、劉軍、汪桂海等先生，去年又有初世賓、呂靜和鄔文玲加入了討論。小文是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針對漢代邊塞出土公文書的製作、發送和署簽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觀察。這裡要先稱明：以下在一般行文中所說的正、副本是據今天一般的概念和習語，也就是以送出的為正本，留底的為副本，這和漢代用法有異；如提及漢代所謂的正、副本，將會特別說明，以免混亂。
一　正本文書基本上由屬吏代為署名
首先，關於簽署。在行政文書使用紙張的時代，例如唐朝，不論傳世文獻或出土的文書實物都可以證明，單位長官和幕僚確實需要在文件上署名或副署。在使用簡牘的時代，是否也是如此？如果有，如何簽署？是在什麼性質的文書上簽署？簽署有無一定的規範？這些問題，現在因為有了出土的新材料，已可能進一步討論。
第一，漢代文件題署和簽署應是依據「式」的規範。在已刊布的敦煌懸泉簡中有如下兩條：
1.皇帝陛下。始昌以私印行丞事，上政言變事書，署不如式，有言而誤
2.六十 公車令奉親劾南廣守長堂琅、右尉平第上女子徐意言變事書一封，平第不為意，稱妾而為稱臣，有言而誤
這兩支簡所屬的簡冊明顯應還有前後文。因為懸泉簡至今尚未完全刊布，是否存在相關的同冊之簡，不可知；目前只知簡 1 應和代行丞事的始昌轉呈一位名為政的人上變事書，其變事書發生了「署不如式，有言而誤」的情況有關。從簡 2 看來，所謂「有言而誤」，似乎是指女子徐意上書應稱「妾」，南廣縣的右尉在抄呈時，將她的身分誤寫為「臣」。那麼什麼是「署不如式」呢？從這兩簡看不出來。
「署不如式」的「署」意義廣泛，此處當指用語、題署或簽署，其形式須「如式」；如不符合格式要求，會遭糾舉或懲罰。近年新刊布的長沙尚德街東漢簡即有「上書言變事，不如式為不敬」的話，不敬乃可至國除爵廢的重罪。可見文書的格式、用語和題署等等是否「如式」是如何重要。漢代官吏應如何題署封檢，如何在文書上簽署職銜、爵、里和姓名等等，應都曾有格式上明文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和簽署發生類似作用的印璽，其書體在秦漢也是八或六體中的一體，被稱為「摹印」或「繆篆」。張家山《二年律令．史律》簡已經證實漢初和秦代確有所謂的八體，如此作為八體之一的「署書」有可能也源於秦，其內涵還不清楚，但應和所謂的「署」有關，也就是說署很可能也有自成一格的書體，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其次，我原本贊同正式文書或文書正本須由長官親自簽署這一說法，但在對居延簡再作較全面的考察以後，覺悟長官親署供發送用的正本一說恐屬不然，屬吏代為署名可能才是常態。然而，在說明看法為何轉變之前，我仍願意站在大庭提出親自簽署說的立場，盡可能多找一些支持其說的證據。《後漢書．黨錮傳》李膺條似有一旁證。漢桓帝延熹九年，黨錮事件發生，桓帝下詔收考李膺等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不肯平署。」「案」是指詔書案，汪桂海以為即詔書正本；如果汪說正確，則可以證明正本文書需要簽署。我曾贊同汪先生的意見，作為支持大庭說的證據。但現在傾向於相信將「案」視為存檔用的底本或定稿或許較為妥當，和真（正）本是否完全為同一事，還有些不明。「案」經層層起草、核訂和簽署確認後，才抄成供發送使用的詔書。「案經三府」是說詔書定稿或底本要先由三公簽署確認。其後據以抄成供發送的詔書上會有三公署名，唯並非三公親署。試想兩漢郡國以百數，中央下達詔書或公文，如果涉及各郡國（例如居延出土的元康五年改火詔書），理論上一件須抄百份以上，如果都須三公親署，三公可能親署上百份嗎？僅此一點，即可推知親署供發送用的正本詔書，不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