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明極盛之世？：明清社會史論集

序言一 / 陳支平

徐泓先生的又一部大作《明清社會史論文集》在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這令我十分地高興和敬佩！
在當今台灣學界研究明清史的學人中，能夠在大陸和台灣兩岸同行中同時產生重大學術影響力的，徐泓先生大概可以首屈一指了。就台灣的情景而言，現在任職於台灣各重要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優秀中青年明清史學者，大部分出自徐泓先生的門下，明清史研究蔚然成風，以致引起某些心存高遠的人士，格外地不服氣，指責徐泓先生為「學閥」。
「學閥」一詞，據我猜測，可能是源於漢唐時期的門閥制度吧？故而又有更加嚇人的名稱：「軍閥」。大概就是因為中國近代以來的「軍閥」過於嚇人，一九四九年之後，大陸的各界人士，不時地要狠狠地批判「軍閥」一番，「軍閥」的名聲臭不可聞。連累之下，「學閥」一詞，也就很難吃香，流行不起來。替代之法，啟用了「權威」或「學術權威」的雅稱。
「權威」一詞，是頗為符合中國國情與馬克思主義原理相結合的原則的。在先秦的典籍中，「權威」即已出現，如《呂氏春秋》云：「萬邪並起，權威分移」；西方洋人恩格斯亦云：「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不管它是怎樣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必須的。」有了這雙重的保障，即使是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年代大陸「紅衛兵」造反之時，革命小將們也不敢造次，擅自消滅「權威」二字，只是在前面多加了兩個字，成為「反動學術權威」。至於偉大領袖毛主席，自然就成了「絕對權威」或「至高無上的權威」。由於有這樣的辭源關係，徐泓先生在大陸明清史學界中，沒有人稱他為「學閥」，倒是不時有同行稱之為「明清史學術權威」。顧頡剛先生是橫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人物，學問精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已經被戴上了「學閥」的帽子，但到了六○年代以來，換了一頂帽子，即「學術權威」或「反動學術權威」。
如此說來，徐泓先生在台灣被指責為「學閥」，在大陸被同行尊稱為「明清史權威」，倒也不是不可以欣然接受。無論是「學閥」、「軍閥」，還是「學術權威」，都不是任何人心存高遠、想當就能當得上的事情。比如歐洲中世紀的勇士唐﹒吉訶德，很有拯救世道的雄心壯志，但是沒有聽說人們稱他為「軍閥」。再如我們古代的吳人孫山先生，「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榮登榜末，我們總不好稱他為「學閥」吧？就說眼前的事吧，我和我所認識的許多同行，在歷史學界謀飯碗也有三、四十年了，也都很希望有人稱我等為「學閥」，但是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沒有！
無論是「學閥」也好，「學術權威」也罷，人們對這兩個詞的解讀可能有許多的不同，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這就是「學閥」和「學術權威」，是必須經過自身艱辛地學習、勞動、探索，從而形成足以影響同行學人以至後世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流派。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徐泓先生被譏責為「學閥」，還是美譽為「學術權威」，都是實至名歸、受之無愧。從二十世紀六○年代開始，徐泓先生在明清鹽業史研究、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研究、明代家庭、婚姻及人口研究、明清歷史地理與城市史研究、明清史源學與《明史紀事本末》的校證，以及學術史的研究回顧與史料編纂等等領域，都做出了卓有創見的研究成果。尤為難得的是，他於古稀之年，尚能密切注視國際上明清史研究的最新動向，向國內同行及時介紹國際上明清史研究的熱點問題，如關於「新清史」問題的討論，何炳棣先生研究成果的引進等等，在大陸明清史學界產生了熱烈的反響。如此看來，徐泓先生「學閥」和「學術權威」的帽子，還得繼續戴下去。
我和徐泓先生相識已有三十餘年，我們既是同鄉，又是同行。為了避免「親親相護」的嫌疑，我就不好對本書中的大作高論妄加評說了；再說，金聲玉振，文心雕龍，又何須我來饒舌！徐泓先生徵序於我，我就藉此機會，聊些跟徐泓先生似乎有些關連的「學閥」、「學術權威」的事情，以供徐泓先生及我們的同行們一笑。不妥之處，還望各位見諒！

序言二 / 讀徐泓先生《明清社會史論文集》感言 / 常建華

二○一○年我主編《中國社會文化史叢書》，設想以出版台灣社會史學者的著作為主，首先想到的就是著名明清史專家徐泓先生。徐先生慨然允諾出版一本明清社會史論集，不過由於先生是一位教學研究繁重、社會活動眾多而且做事非常認真的學者，一直未能撥冗成書。今天終於看到徐先生精選的社會史文集，我十分感謝與高興，在此表示祝賀！
徐先生是前輩學者，書成囑我作序。晚學如我，深感惶恐，想到徐先生的大作我以往都拜讀過，還是恭敬不如從命，就談談自己的學習感受吧。
在我看來，徐先生所選論文都是精品力作，屬重磅宏文。有關明代社會風氣的論文，事關明代社會變遷與性質，學術價值重大。雖然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傅衣凌兩位先生首先提出這一問題，但均未展開並進一步證實，徐先生則利用豐富的地方誌等資料，分江浙、華北、華南全面深入考察，證實這一明中葉之後社會風氣變化的普遍性與深刻性，證實商品經濟發展作為深層原因的作用。特別是有關華北社會風氣的研究以往最為薄弱，徐先生的研究實有開創意義。不僅如此，先生還重點考察福建地區，並延伸至清代，使人進一步加深了對社會風氣變化不平衡性與層次性的認識。閱讀徐先生研究社會風氣的論文，我們可以從大量豐富的文獻中，進一步開展不同地區、不同社會風氣事項的探討。徐先生的論文，也發揮了開學術風氣的作用。雖然後來有關明代社會風氣的論文如雨後春筍，但是論文的學術功力與底蘊多不及先生，徐先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仍屬學術標竿。
婚姻家庭是社會史的核心問題，二十世紀八○年代海峽兩岸興起社會史研究，都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一改之前明清時期婚姻家庭問題幾乎無人問津的局面。就明代而言，徐先生實是明代婚姻家庭，特別是家庭研究的開拓者。徐先生受社會學的影響，同時首先從制度入手，勾畫出明代的婚姻家庭制度與基本內容，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人口問題是理解社會的基本要素，明朝初年政府組織過大規模的移民，影響深遠。及至今日，華北地區多數人自稱是明初，特別是洪武時期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遷徙到現住地的，可見弄清楚明初人口狀況，特別是移民問題，對於理解社會、認識生活的重要性。徐先生採取計量方法，以《明實錄》為基本資料，分別就洪武時期、永樂時期移民進行了全面細緻地分析綜合，歸納出明初移民歷史的過程、規模及基本情形，不僅成為了解民初移民整體歷史，而且研究地方人口來源時重要的參考文獻。徐先生關於明初移民的論文，屬奠基性的研究。
社會史研究離不開探討各種社會群體，徐先生深入研究了明代灶戶，有助於我們認識明代的社會結構。徐先生圍繞鹽業生產型態的變化討論灶戶的階級分化，從灶戶的生產、生活狀態，呈現了明代社會下層的面相。徐先生早年以研究明清鹽業生產成名，而對灶戶的研究，顯示出經濟史與社會史結合的特色與風範。
長期以來明清社會不是被認為停滯不前，就是被看作缺乏活力。旅美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利用科舉考試文獻，探討了明清時期的社會流動問題，認為當時社會流動比較活躍，提出明清時期普通家庭通過科舉變為官員向上流動的比例在下降，即使如此三代無功名或只有過生員的家庭仍占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觀點，引起學界的高度關注。也有人懷疑這一觀點，徐先生不僅致力於將何先生的巨著《明清社會史論》譯成中文，還利用新出的科舉文獻，多出何先生當年分析樣本的二﹒五倍，重新計算，得出與何先生近似的結論。對於徐先生這一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行為，令我極為嘆服！想到當年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的物理發現，由於物理學家吳健雄的驗證才得以公認，徐先生的後續研究，為華人世界的學術研究再添佳話。
如上所述，徐先生對於明清社會史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事實上先生還有與社會史密切相關的其他研究。如徐先生在明清城市史方面也有開創性的探索，希望先生另外早日結集出版，嘉惠學林。
二○○一年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主辦「歷史上的中國人口行為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提交了一篇關係明代溺嬰問題的論文，徐先生應邀不克出席會議，但答應評論拙文，寄來認真寫就的評論意見，實事求是，指出拙文不足，使我獲得教益。此後與徐先生交往增多，越來越感受到先生為人熱情誠懇，對學術事業十分執著，成為我心目中敬畏的師長。今天我參與先生文集的出版事宜，再續文字之緣，將自己學習先生大作的體會談出，願與讀者一起分享。

代序（節錄）

一九六一年泓考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本科讀書。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創立於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前後，一批由大陸來的史學家至本系任教，他們多來自北大、清華和中央大學，老一輩有沈剛伯、劉崇鋐、夏德儀、張貴永、李宗侗、勞榦、姚從吾、方豪、楊雲萍，青壯年老師有傅樂成、杜維運、許倬雲、吳相湘、余又蓀、李定一、林瑞翰、李守孔、孫同勛、張忠棟、王德毅等，名師雲集，是當代中國史學界一時之選。
泓於大學本科一年級時，上夏德儀老師的「中國通史」課。夏老師個頭高，穿著一襲中式長衫，說一口江北揚州話，聽起來格外有中國的感覺。他講課條理清晰，板書字跡方整，清瘦蒼勁有力，常指點我們進一步閱讀課外讀物，激起我們全班同學讀史興趣。二年級時，夏老師講授明清史，我們都去選課，用的教科書是他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孟森先生寫的《明清史講義》；《明史講義》是台灣書店出版的，《清史講義》是正中書局出版的。由於《明史講義》排版校對不善，錯字甚多，於是夏老師引導我們讀《明史》與《明史講義》相對校，當我們校出錯字來就很興奮，頗有成就感，後來知道夏老師以此教我們學陳垣先生宣導的史源學。三年級時，泓又選修了夏老師的「史部要籍解讀」，熟悉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典籍。講到明清史書時，他就指導我們讀史語所出版的《明清史料》，先從句讀開始，讀沒有斷句標點的明清檔案。在閱讀明清史原典的過程中，更親切地感受明清時代人與事的震撼，因而決定跟隨夏老師攻讀明清史。
當時，國民政府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五十週年，以《清史稿》為基礎，修訂出版《清史》，定為繼二代序：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
十四史之後的又一部「正史」。但《清史》匆促成書，相當不理想，連標點句讀的錯誤都到處可見。於是，夏老師指導泓以「清代地理沿革考」為題，撰寫學士論文，主要用《清實錄》校對《清史．地理志》。在這過程中，泓翻讀了《清實錄》《東華錄》和清代地方誌，除找到相關史事記載外，也常看到一些過去完
全不知道的清代史事記載，同時對清代各地地名有較多的認識，收穫很大。這就正式開啟了泓的明清史研究歷程。
臺大歷史學系本科畢業後，泓先後考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繼續在夏老師指導之下，以明清鹽業為主要對象，研讀明清歷史。
由明清鹽業史研究出發
泓選擇明清鹽業史研究，其實是受到一些現實因素影響。那個時候，泓常聽諸如計程車司機等人講到：裕隆汽車是國民黨培植的產業，壟斷台灣的汽車工業，車子品質不好又貴。泓頗有同感，對這種壟斷有些痛恨。讀碩士時，在夏德儀老師帶領下做了許多明史論文摘要，看到何維凝先生講明代的鹽戶和何炳棣先生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感覺明清鹽業壟斷的情況和現代如出一轍。
何維凝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從事鹽政工作，一生蒐集鹽政史料。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何先生擔任台南鹽廠廠長，將這批資料帶到台灣，並出版《中國鹽書目錄》。何先生去世後，何夫人何龍澧芬女士將其畢生的文章集結為《中國鹽政史》。泓後來讀到這本書，才對鹽政史料的情況有初步的認識。從該書序言中，泓得知何維凝的何斯美堂藏書全數捐給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立刻前往確認圖書典藏情況。當時這批資料尚未編目，幸好圖書館館員們破例幫助讓泓先看，泓得以利用其中關於兩淮的一百二十種資料撰寫研究論文。後來知道主持道光年間淮鹽改革的陶澍的文集在傅斯年圖書館，可惜有目無書，幸好不久這部文集就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掌握了這些寶貴的關鍵史料，泓的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當時，台灣不少學者受到韋伯學說影響，認同中國經濟發展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理性的說法，泓也以為這可以用來解釋明清鹽業發展無法近代化的問題。中國鹽商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但中國鹽商資本卻沒有向資本主義轉化，應是由於鹽業資本的壟斷性格，使商人不需改良產銷就可以獲暴利。過去有段時期，台灣學界研究氛圍不容許談資本主義萌芽，但泓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紅包、模擬士人生活藉以提高社會地位等非經濟因素，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造成道光以後鹽商消乏，鹽業中落。第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華人學者是何炳棣，他的論文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已成為鹽業史的經典。泓也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展開論證，但泓把重點擺在鹽業生產方面，討論鹽場的生產組織、生產型態與鹽場社會的階級分化。
鹽業史研究的困難，在於鹽務制度極為複雜。唯有將鹽務程式搞清楚，才能真正釐清相關問題。泓展開對鹽業與鹽務的研究，先從全國最重要且史料最豐富的清代兩淮鹽區入手，再研究明代全國的鹽業與鹽務。
通過進一步研究，泓發現，在中國，從古至今，許多資本家與政治權勢結合，巧取豪奪，生活奢華，完全不符合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倫理，但這些資本家不但未衰落，其事業反而越加興盛，這使泓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鹽商衰落的原因。過去認為的奢靡說、捐輸宗族說、為善說、窖藏說等，似乎不能解釋其衰落的關鍵。因為這些鹽商衰落的因素，在鹽商興盛時就存在，不是衰落時的現象。於是，泓寫了一篇論文〈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發表於《徽學》第七期〔二○一二〕，頁一○—三二），修正自己過去的說法。泓認為導致鹽商衰落的關鍵原因是銀錢比價，而不是過去所談的奢靡說等說法。鹽商賣鹽得的是銅錢，支付鹽價、鹽稅和捐輸用的是白銀，清初銀錢比價在一兩銀比銅錢八百文左右，光此一項就賺得兩成利潤，乾隆末期以後，銀錢比價大為變動，漲到一兩白銀比銅錢一千三百文至一千四百五十文，遂使鹽商在銀錢比價上要虧損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間，銀錢比價的趨勢達一兩銀子比一千五、六百文錢，甚至高達兩千文以上，鹽商光是銀錢比價上的虧損就高達五、六成以上，甚至達到百分之百，運銷官鹽已經毫無利潤可言。正如魏源所說：「本高價重鹽不銷，減價敵私商失算。曩時銀賤尚支持，銀價日高銷折半。」銀錢比價的虧損過大，不是其他營運利潤，或政府恤商政策所能彌補。這從比較乾隆中期與末期兩淮鹽商營運的成本及利潤，其盛衰關鍵就很明顯了。

前言

作為晚期傳統中國社會的明清時代是中國社會進入近代的前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渡期。因此，社會性質非常複雜，社會發展不平衡，新舊雜陳，發展與守舊並生，繁榮與貧困共存。以縱向時間論，明清社會一方面有其不同於前代的發展，呈現出變的新顏；一方面又有與前代沒什麼不同的堅持，維持著不變的舊貌。以橫向空間論，在同一時間內，不同的空間有不同的情況。全國有些地區，突破前代而有新發展，有些地區卻仍停滯而無進展。有些地區，城鄉社會繁榮，風氣奢靡；有些地區連城市社會都仍貧窮，風氣淳樸，遑論鄉村了。因此，要評價明清社會的歷史地位，相當困難。有的史家偏在負面評價明清社會，認為明清是近代中國衰落的源頭，是中西歷史消長的關鍵。有的史家則正面評價明清社會，認為明清社會具備早期近代社會發展的因素，比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來得進步和繁榮。其實，明清學者評價自己所處的時代，也有類似的不同論述。例如明清之際，宋應星就說：「幸生於聖明極盛之世」，而黃宗羲卻說這是個「天崩地解」的時代。這本論文集就是從1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變遷；2婚姻與家庭；3移民與人口變遷；4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這幾個角度來試圖論述明清社會的複雜性。借用宋應星「聖明極盛之世」的論斷，討論明代是否可稱為「聖明極盛之世」。明代的歷史地位，學界一直有不同的評價，泓願讀者讀完本書後，自作評價。因此，在「聖明極盛之世」後加一問號，書名訂為《聖明極盛之世？：明清社會史論集》。

第一章 幸生聖明極盛之世——十六、七世紀中國的社會與經濟
前言
比較中西歷史，人們常說關鍵時刻在十四—十七世紀。西方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知識革命、商業革命而興起。中國卻逢明朝，皇帝昏庸，宦官亂政，特務橫行，土地集中於少數皇室、貴族、豪紳、地主之手，民不聊生，變亂迭起。其間雖有鄭和下西洋早於地理大發現六十年，顯示中國航海科技之發達，卻不能繼續而夭折；似乎這段歷史是一片黑暗。人們津津樂道的，常是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控制廠衛特務，專權跋扈，正德之荒唐，嘉靖與萬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嘉靖」者「家家皆淨」也。社會上則盡如《金瓶梅》所敘述那樣窮奢極欲、貪汙腐化。乏善可陳。
六十年前，一些歷史學家為找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史料，在過去很少人注意的地方誌、筆記、小說、文集中，看到這一時代的另一種圖像：農業商品化，家庭手工業，城鎮手工業發達，國內商業與海外貿易繁榮，都市化的程度較同期的西歐為高。明末著名科技著作《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就說：這是「聖明極盛之世」，交通發達，物產流通，「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遊薊北」；遂使「為方萬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見見聞聞？」正是一片繁榮的景象。
一、江南工商業與城鎮的繁榮
當時最繁榮的地區是江南、大運河兩岸、長江流域與東南沿海。江南地區，以蘇州最為進步，市場繁榮，「聚貨招商」，不但城內「望如錦繡」，而且城外從閶門至楓橋「列市二十里」，商店一間接一間。各種商品集中在某些市場販賣，如楓橋是米豆市場，南濠是漁鹽、藥材市場，東西會是木簰市場，貨品豐富有如「雲委山積」，商業發展的結果，不但府城縣城，而且連城郊村市也被帶動起來。由於絲織業的發展，吳江縣城外的震澤鎮，在成化年間，也就是十五世紀中葉，人口不過三、四百家，到了嘉靖年間，也就是十六世紀中葉，成為一個「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絲織業市鎮。盛澤市原是個小農村，十六世紀中葉，「居民百家，以錦綾為市」。到十六世紀末，據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的描述：由於「遠近村坊織成紬疋，俱到此上市」，「市上兩岸紬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成為一個「居民稠庶」的市鎮，這類現象在江南甚為普遍。例如嘉定縣的棉紡織業非常發達，產品販運全國各地，近的地方如杭州、徽州、臨清、濟南，遠的地方如河北、遼東、山西、陝西等地，都是嘉定棉織品的市場，為販運大量棉織品，不是縣城可以獨立應付，城郊許多市鎮如新涇鎮、高橋鎮等，遂成「物力之所贏，舟車之所輳，遠近賴焉」的市鎮；因此到十六世紀末，嘉定縣境內市鎮星羅棋布。嘉興縣濮院鎮，明代中葉，約十六世紀時，「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負貲雲集」。
南京在十六世紀，也是一個「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的大都市，城內商業發達，市場呈專業集中化，如果子行在三山街西，為「諸果聚處」；竹木行在武定橋西，為「竹木所聚」；川廣雜貨與米豆行，「俱在上新河」。商業越來越發達，外地富商也越來越多，例如典當鋪在十六世紀初都是南京本地人開的，十六世紀後期，和紬緞鋪、鹽店一樣，都是外地富商所開。市區繁榮，店鋪增加，「生齒漸蕃，居民日密」，地價上漲；因此出現侵占官道搭建的違章建築店鋪。現在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就是描繪當時南京繁榮情景的「清明上河圖」式的繪畫。
二、華北工商業與城鎮的繁榮
十六、七世紀的繁榮，不但江南如此，即使經濟比較落後的華北地區，也不遑多讓。以紡織業論，山西潞安生產的「潞紬」，「織作純麗」，銷售全國。僅潞安府城從事織紬的就不只數千家，紡織機約九千多張，如果合長治、高平、潞州衛三處計算，共有紬機一萬三千餘張。以棉業而論，華北為棉花主要產地，尤其山東、河南的棉花常順著運河，泛舟而賣到南方，而南方生產的棉布則利用同樣的河道，泛舟而賣到華北。以礦冶鑄造業論，民間礦冶中心在陝西華州柳子鎮，當地爐場數百，「嘯聚千萬人作事」，光鐵匠便有三千家，「作刀劍剪斧之用」，「聞於四方」。河南魯山縣有鐵礦，爐一百一十餘座，「鑄各色器皿」出賣。手工業發達，商品不僅在地方市場銷售，也運到遠方市場販賣，位於商品集散或轉賣的城鎮因此而繁榮。
十六世紀後期，張瀚曾以其「宦遊四方，得習聞商賈盈縮」的心得，寫成〈商賈紀〉一文，報導明代後期市場、都市與商業網路。根據他的敘述，位於「往來通衢」的城鎮，「商賈多出其途」；因此商業繁盛，城市繁榮。如河北的河間府，當地商販來自全國各地：販賣高級絲織品的來自南京、蘇州、臨清，販賣糧食的來自河南與天津，販賣鐵器的，來自臨清與交河，販鹽的來自滄州、天津，販木材的來自真定，販賣瓷器、漆器的來自景德鎮和徽州；商業繁榮，「富豪勢室，鱗次櫛比」。河南的開封府，「當天下之中」，交通四通八達，「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城內商業區有三街六市。據《如夢錄》所載，其市面繁華，不減於宋代，店鋪字號，接連不斷，其中緞店最多。商品也是來自全國各地，有鄭州、輝縣、光州、固始運來的各色大米，有四川來的黃楊，有遠自福建來的荔枝、松根、夏布，也有臨清生產的首帕。
至於北京則因為是全國政治中心，貴族、官員、士人聚居的地方，人口在百萬以上。生活用品均依賴外地供應，張瀚說：「四方之貨，不產於燕，而畢聚於燕。」城南的前門、宣武、崇文三門之外，商業最盛，「百貨充溢，寶藏豐富，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其中尤以東南方來的手工業品最受歡迎，價格最高；因此「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於趨赴」，北京市場上的商品，「半產於東南」。市面的繁榮，明人記載不少，甚至也有〈清明上河圖〉式的都市風貌寫真傳世，今存於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皇都積勝圖〉就是最好的代表。
三、海外貿易的興盛與城鎮的繁榮
十六、七世紀，除國內商業外，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也很興盛。雖然明朝實行海禁政策，把「通番下海」懸為厲禁。但事實上貿易並未完全中斷。尤其嘉靖年間，也就是十六世紀中期，東南沿海商人與日本海盜勾結，組成所謂「倭寇」的武裝走私海盜集團，從事與日本人及西方人間的貿易。此時，正是地理大發現後，西班牙、荷蘭、葡萄牙等西歐國家的殖民統治者紛紛東來，占領殖民據地，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西班牙人占領菲律賓﹙呂宋﹚、荷蘭人占領台灣、葡萄牙人侵占澳門，作為貿易據點，與中國貿易絲、瓷、棉布與糖品、果品。尤其絲與絲織品最受歡迎，因為蠶絲是中國特產，他們的地方都不生產，「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或買到「中國綾、羅、雜」，「服之以為華好」；利潤最高，往往可獲利二倍到數倍。當時西班牙人已占領中、南美洲，並開採銀礦，攜來大量白銀，作為交易媒介。因此明末傅元初說：「若販﹙西班牙人占領的﹚呂宋，則單得銀錢。」當時中國人不知其銀子來自美洲，以為「其國有銀山，有夷人鑄作，銀錢獨盛」；萬曆皇帝派宦官到全國各地徵收「礦稅」時，還因這個傳聞派人到呂宋去調查銀山之事。海外貿易發達的結果，不但因為貿易順差而流入大量白銀，而且也使東南沿海富裕起來，並刺激手工製造業因大量出口需求而興盛。舉福建海澄縣的月港為例，月港在十五世紀只是一個「結茅而居」、「捕魚緯蕭」的漁村，自十六世紀初從事海外貿易後，「富家以貲，貧者以傭，輸中華之產，騁彼遠國」，「博利可十倍」。雖有朝廷海禁之令，也要「奮當車之臂」，「競鶩爭馳」。據《崇禎澄海縣志》說：當地的月港因此成為「繁華地界」，「寶貨塞途，家家歌舞賽神，鐘鼓管弦，連飆響答」；被人稱為「小蘇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