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典藏套書】：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

前言（節錄）/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
中國共產黨將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稱作「解放」。看到這個詞，人們通常會聯想到興高采烈的群眾湧上街頭慶祝重獲自由的情景。然而，在中國，「解放」和「革命」的故事卻與和平、自由及正義無關，而是充滿了精心策劃的恐怖和有組織的暴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本已傷亡慘重，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又造成大批士兵和數十萬平民喪生。為了從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共產黨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用饑荒迫使人們屈服。例如：一九四八年，共產黨包圍長春城即長達五個月之久。當時指揮共產黨軍隊的是林彪，他下令要把長春變成一座「死城」。長春城外，每五十公尺就設有一個解放軍的崗哨，以阻止饑民出城逃荒，這令城內的糧食供應更加雪上加霜。為了活命，人們不得不吃草根、昆蟲和樹皮，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在日夜不停的槍炮聲中，至少有十六萬人在圍城期間死於饑餓與疾病。
幾個月後，人民解放軍向北京進軍，其間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其他城市也大都和平解放，因為沒有人願意再經歷一次像長春那樣漫長的圍城，有些地方的群眾慶幸戰爭即將結束，甚至自發組織起來歡迎共產黨。人們懷著惶恐、期待和聽天由命的複雜心情，終於迎來了解放。
解放之後，共產黨在農村發動了土地改革。政府將土地分給農民，條件是他們必須推翻過去的鄉村領袖。這一過程充斥著暴力，是一場由多數人參與、針對少數人發動的精心策劃的殺戮。上級給工作組分配了指標，由他們選擇鬥爭對象，組織大規模的群眾大會，煽動仇恨情緒，鼓動大家對所謂的「地主」肆意辱罵和毆打，不僅剝奪其財產，甚至消滅其肉體。透過這種方式，黨和窮人之間完成了一項血腥的交易，導致近兩百萬「地主」遭到清算──事實上，很多所謂的「地主」不過是生活條件比別人稍微好了一點而已。劉少奇從河北報告說，當地有地主遭到捆綁和肢解，有些被槍斃或掐死，有些甚至被活埋，還有兒童被當作「小地主」遭到殺害。
解放後不到一年，就出現了鎮壓反革命的恐怖運動，其目的是要消滅所有黨的敵人。毛澤東將殺人的指標設定為千分之一，但在許多地方，遇害者的人數是這一指標的兩到三倍，而且殺人的理由通常都微不足道。許多村莊被夷為平地，甚至有年僅六歲的小學生也被當作間諜死於酷刑。有時候，為了完成殺人的指標，幹部們只是隨機挑選槍斃的對象。至一九五一年底，有近兩百萬人遇害。他們有些是在公審大會上被槍斃的，有些則是在偏僻的地方（如樹林、山谷或河邊等）或單獨或成群地遭到殺害，此外，更多的人則死於遍布全國、大大小小的監獄裡。
用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描述法國大革命的話來說：革命就是暴力。但暴力不是常態，只有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才能顯示其威力。與暴力相比，在革命中運用得更廣泛的則是恐懼和恫嚇。新政權試圖將所有人都改造成「共產主義新人」。從機關、工廠到學校，人人都必須讀書看報，接受「再教育」，記住各種正確的答案、思想和口號。建國後幾年，暴力有所減緩，但思想改造卻從未放鬆，人們被迫反覆檢討錯誤的觀念，壓制住一切資產階級思想的苗頭，絕對服從社會主義的規範。大家不得不參加沒完沒了的群眾大會和學習班，並接受嚴密的監視。為了證明自己政治上的忠誠，許多人不得不一遍遍寫悔過書，揭發朋友，或者為自己過去的行為辯護，寫好後還得接受群眾的質問。有一名受害者稱之為「一座精心設計的奧許維茲思想集中營」。
當然，新政權的建立並不僅僅靠的是暴力和恐嚇，共產黨還對中國人民許下了各種美好的承諾，但又一次次違背了自己的承諾。在奪取政權之前，就像當年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一樣，毛也向不同的群體許下了不同的承諾，以爭取各界民眾的支持。他向農民許諾給予他們土地，向少數民族許諾民族獨立，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商人許諾保護私有財產，向工人許諾提高生活條件。中國共產黨還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大旗，承諾除了極少數最頑固的敵人外，它將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對象。在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就連各民主黨派也被結合進了新政權──前提是大家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然而，所有這些承諾，一個都沒兌現。毛是一個大戰略家，他主張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結果，反對者被他一個個消滅，許多人被毛利用卻毫無知覺，而一旦敵人被消滅之後，他們自己可能就成了毛的下一個目標。例如：一九五一年對地主進行了血腥鎮壓之後，新政權開始清算前國民黨政府的工作人員。剛解放時，共產黨曾要求他們留任，如今新政權再也不需要這些人了，結果有一百多萬人遭到撤職和逮捕。
一九五二年，共產黨開始向商人發動進攻，企業家們被迫參加群眾大會，接受職工的當面批判──不管是真的還是裝出來的，工人對他們似乎充滿了仇恨。僅上海一地，兩個月內就有六百多名企業家、商人和小店主自殺，受到衝擊的人更是數不勝數。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緩衝地帶不復存在，原有的法律和司法機構全部廢除，政府模仿蘇聯建立了一套新的司法制度，剝奪了人們的言論自由，獨立的法庭被人民法院取代，自治的商會被政府控制的中華工商業聯合會取代。一九五六年，不管是小商店還是大企業，所有私營企業全被政府沒收，雖然說起來叫「贖買」，其實既沒有「贖」也沒有「買」。
在農村，雖然集體化遭到強烈抵制並造成了巨大災難，但到了一九五六年，農民最終還是失去了自己的工具、土地和牲畜，同時也失去了遷徙的自由，被迫將所有糧食賣給國家，價格則由政府決定。農民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得不唯幹部的命令是從。早在一九五四年，政府就已承認，與解放前相比，農民的口糧減少了三分之一，致使農村中幾乎人人都在忍饑挨餓。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將矛頭轉向知識分子，把五十萬人關進了集中營。在此之前，少數民族、宗教團體、農民、藝術家、企業家、工商業主、教師、學者，以及對各項政策提出質疑的黨員，一個個都成了黨要消滅的敵人，如今這一運動又被推向新的高潮。結果，共產黨政權建立還不到十年，已經沒有人敢反對毛主席了。
然而，雖然所有承諾都未兌現，共產黨還是不斷在壯大。在新黨員中，許多人是理想主義者，也有機會主義者，還有些則是流氓。這些人大都對黨無限忠誠，甚至充滿了幻想，就算被黨的機器吞噬也在所不惜。那些在一九五七年遭到整肅的黨內知識分子，許多自願前往北大荒參加勞動。那裡有許多犯人，被迫在沼澤遍布、蚊蟲肆虐的環境裡開荒，可是這些右派知識分子卻將勞動視作自我救贖的機會，希望由此獲得新生，重新為黨工作。
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十多年後，瓦倫丁．朱（Valentin Chu）出版了一本轟動一時的書：《共產中國的內幕》（The Insid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他在書中問道：「共產黨在中國做過什麼好事嗎？」他的回答是：如果不看全貌只看局部，可能有些個別的事情是好的，比如建了些有用的堤壩，有些托兒所將小孩照顧得很好，有些監獄對犯人予以人道的對待，農村中消滅文盲的努力也頗見成效，但是縱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的整個歷史，這些個案並不能證明共產黨兌現了當初許諾給人民的平等、公正和自由。
本書的主角就是受到這場巨大災難影響的普通人。他們的故事大都被歷史所淹沒，因為官方的宣傳報導中只充斥著大量領導人的談話，而這些宣傳只是描述了一個他們想要建成的社會，最多只能算是設計藍圖，並不能反映社會現實，而且通常只提到工人和農民中的模範人物，找不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但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被虛假的宣傳報導所迷惑，對這個政權精心塑造的形象深信不疑。有些人將解放後的年代稱為「黃金時代」或「蜜月期」，以此來與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做對比，而更多的人則堅信中國革命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特別是當俄國的史達林、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北韓的金日成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一個個名譽掃地後，中國革命就顯得更加偉大了。可是，本書卻表明，一九四九年後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十年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獨裁統治時期之一，它造成了至少五十萬平民的死亡，並給無數人帶來悲慘的命運。
書中使用的大量證據都來自中國的檔案館，許多資料在過去幾年中才予以公開。在我蒐集的數百份從未解密的文件中，包括祕密警察的報告、未經篡改的高級領導人的演講、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的悔過書、對農村反抗事件的調查報告、鎮反運動的詳細統計資料、工人工作條件的調查、普通人的上訪信件等內容。其他資料還包括各種回憶錄、信件和日記，以及親身經歷者的記述。那些早期的見證者留下的證詞，通常被同情共產黨政權的學者所忽視，但他們的描述如今恰可與檔案資料互相參證，對研究歷史的真相幫助很大。總的來說，這些資料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機會，得以透過宣傳的表象，來講述那些革命的主要參與者和受害者的真實故事。
《解放的悲劇》是《人民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年代上它描述了《毛澤東的大饑荒》之前所發生的事情──那本書記述的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的人為大饑荒。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部也將隨後出版，其內容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關於這三本書所使用的檔案證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毛澤東的大饑荒》的資料來源，可供讀者參考。

前言（節錄）/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試圖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毛認為，只要充分利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全速前進，超越其競爭對手。他決定拋棄單純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動員無數農民參與運動，推動農業和工業的雙重轉型，從而一舉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使工農業產量同時大幅增加，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了建成這樣的烏托邦，所有資源都必須實行集體化，第一步就是把農民集中到一起，組成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結果，無數農民被剝奪了工作、住房、土地和財產，食物也少得可憐，而且只能由公共食堂根據每個人勞動能力的大小進行分配，迫使大家不得不服從黨的指令。與此同時，近半數的農民還得沒日沒夜地幹活，參與修建各類水利工程。許多人為此背井離鄉，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近代人類歷史上，如波爾布特、希特勒和史達林等獨裁者都曾製造過類似的人為災難。但「大躍進」的獨特之處在於，人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真實情況至今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檔案長期不予公開，只有少數受黨絕對信任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不過，中國最近新頒布了一部檔案法，向歷史學家開放了大批檔案，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時代的方法。本書的研究，就是基於筆者在數年內從幾十個中共檔案館所查閱的一千多件檔案材料。筆者曾到訪過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館，也去過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和廣東的省級檔案館，還有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縣級檔案館雖然規模較小，但收藏的資料同樣寶貴。本書運用的檔案資料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記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對人口大規模死亡負有責任的地方領導人的認罪書、大躍進後期各地工作小組對饑荒情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民抵抗集體化的情況彙報、祕密的民意調查、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為數眾多、種類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們對大躍進的認知。例如，關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如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進行推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至三千二百萬。然而，當時由公安部門匯總的數字以及在大躍進的最後幾個月由各地黨委編寫的祕密報告卻表明，這些推測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人們常用「饑荒」或「大饑荒」來描述那四五年的情況，但這些詞並不能反映在那場極端的集體化運動中人們死亡的各種方式，而且還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人口的死亡是由於基層政府對中央的經濟政策執行不力而無意造成的後果——這種說法事實上流傳甚廣。許多人並未將「大躍進」與大規模的殺戮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與柬埔寨和蘇聯的大饑荒相提並論。經此比較，中國的問題反而顯得不那麼嚴重了。然而，本書有新的證據表明，強迫、恐懼和有組織的暴力才是「大躍進」得以實施的基礎。由於共產黨有嚴格的報告制度，我們得以從這些黨內部的報告中發現，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百分之六至八的受害者（總數至少達到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折磨至死或被草率處死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被故意剝奪口糧而餓死。此外，更多的人因為年老、體弱或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結果無法掙得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資。事實證明，無數受害者是出於種種原因被選擇性地殺害的：有的人因為有錢被殺害，有的人因為勞動偷懶被殺害，有的人因為敢於直言被殺害，有些則僅僅因為公共食堂的打飯師傅看他們不順眼而被殺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另外，還有不計其數者因為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照顧而間接地死於饑荒——事實上，迫於完成上級任務的壓力，地方幹部只重視產量的統計數字，根本無視活生生的個體生命。
「大躍進」本是為了追求物質的富足，結果卻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戮之一，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工業和運輸業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因為將鋼鐵視為社會進步的一項關鍵指標，各地紛紛把鍋碗瓢盆和金屬製品扔進小高爐裡煉鋼。農村大規模修建豬圈，計畫向每家每戶供應豬肉，結果卻是大批牲畜死於疾病和饑餓，或被屠宰後出口，根本未分到老百姓的碗裡。對原料的集中分配和對產量的盲目追求，反而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每個人都想抄捷徑，一味追求提高產量，結果卻生產出大量次品，堆積在鐵道兩旁。腐敗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醬油，大到水壩，產品的品質普遍堪憂。運輸系統負荷過重，幾近癱瘓，總值過億的產品積壓在餐廳、宿舍甚至馬路上，任其腐爛生鏽卻無人問津。農民們天天吃草嚥土，田裡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還有比這個更低效、更浪費的經濟體制嗎？
本書還展示了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努力如何導致人類歷史上對私人財產最大規模的剝奪——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二戰中任何一次大轟炸造成的破壞。為了給更美好的未來讓路，或者僅僅為了懲罰房屋的主人，百分之四十的私人住宅被夷為平地。大片土地被徵用來興建化肥廠、公共食堂，或者修建道路、重新安置村民。大自然也在劫難逃。到底有多少森林在「大躍進」中被毀，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如此長期而密集地對自然環境的侵害，導致有些省分的林木損失過半。河流和水道也因此遭殃。全國各地動員了數億農民，耗費無數人力物力興修水壩和運河，結果許多地方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出現山體滑坡、河道淤積、土地鹽鹼化、甚至洪水氾濫。
由此可見，本書的重點並非局限於饑荒本身。基於大量驚人的細節，本書描繪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社會經濟體系，而毛澤東曾對這一體系寄予厚望。當災難發生時，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一尊地位，毛對持批評意見者予以無情的打擊。而當饑荒結束時，黨內出現了強烈反對毛的聲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毛不得不發動文革，將整個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因此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就是「大躍進」。任何人想要理解共產中國的歷史，首先必須將「大躍進」視為毛時代最為核心的事件來看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當現代世界掙扎於自由和控制之間時，「大躍進」的悲劇提醒人們，期待以國家計畫來解決社會失範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前言（節錄）/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
1963年8月，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一批非洲游擊戰士，地點在中南海核心區裡的國際會議廳，是一處鑲有木質壁板的氣派場館。在那群年輕的訪客中，有一名來自南羅德西亞（Southern Rhodesia，當時為英屬殖民地，現在是辛巴威共和國）的魁梧男子問了一個問題。他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經殞落了，曾經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卻賣武器給他們的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他說：「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空的紅星，是否會殞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毛澤東陷入沉思，抽了幾口菸。「我明白你的憂慮，」他回答道：「問題在於蘇聯已經改走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方法，讓中國不會變得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
三年後，在1966年6月1日那天，《人民日報》刊出一篇煽動性的社論，呼籲讀者「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篇社論強力要求各地人民告發那些意圖「以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鞏固他們的反動政權」的資產階級代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有甚者，四名共產黨最高階領導人被捕的消息不久後也曝了光，他們被控圖謀反叛毛主席。被捕的四人之一是北京市長，他被指控意圖明目張膽地把首都變成修正主義的大本營。到處都有反革命分子滲入黨、政、軍單位，想要把國家帶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人民受到鼓動，起而清算所有企圖將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人，中國就此展開一場新革命。

▌三部曲之一：《解放的悲劇》
二○○六年初夏的長春，工人們在挖掘下水管道時，竟然從土裡挖出了大量人骨。骸骨多達數千具，緊緊地排在一起，埋在地下一公尺左右的地方，有些已經因發霉而變黑。工人們繼續往下挖，結果發現了更多層的屍骨，就像柴火一樣堆在一起。發掘現場圍滿了震驚的群眾，有人認為這些人死於二次大戰日本侵略者之手，只有一個老人心裡清楚，這些其實都是國共內戰中的死難者。
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軍包圍長春城長達五個月之久，駐守城內的國民黨軍隊陷入彈盡糧絕的境地。解放軍最終取得了勝利，但這次圍城至少造成十六萬平民餓死。解放之後，共產黨軍隊將許多屍體集中掩埋，既沒有墓碑，也沒有名牌，甚至連簡單的標記都沒有。此後的數十年裡，官方一直宣傳中國是和平解放的，那些死於國共權力之爭的平民便慢慢被歷史遺忘了。
長春位於東北平原的中部，在一八九八年修築鐵路之前，只是一個小鎮。後來，由於日本人管理的南滿鐵路和俄國人經營的中東鐵路在此匯合，它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一九三二年，長春成為滿洲國的首都，日本人將它建設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城市，開闢了寬敞的大道，種植了樹木，興建了各種公共設施，米黃色的帝國辦公大廈高大雄偉，建在開闊的公園旁邊，而日本的顧問和與日本政府合作的滿族人則住在一棟棟漂亮的別墅裡。
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聯軍隊占領了這座城市，拆毀了無數的建築與機器，並將這些戰利品用火車全部運回了蘇聯，各種工業設備遭到拆卸，許多漂亮的房子被夷為平地。蘇聯人在滿洲一直待到一九四六年四月，直到國民黨軍隊占領長春才開始撤離。兩個月後，內戰爆發了，滿洲再次成為戰場。戰爭伊始，共產黨軍隊占有先機，他們從北方南下，截斷了連接長春與滿洲南部的鐵路。
一九四八年四月，共產黨軍隊逼近長春，指揮這支軍隊的正是林彪。林彪看上去又瘦又憔悴，他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是一名傑出的戰略家，指揮作戰的才能得到大家的公認。但他是個無情的人，當他得知防守長春城的國民黨軍官鄭洞國不願投降時，便下令包圍長春城，直到守軍投降為止。一九四八年五月三十日，他下達命令：「要使長春成為死城。」
長春城內的平民超過五十萬人，許多人都是逃避戰亂的難民，他們原打算逃亡北京，但由於鐵路被阻斷，所以困在了長春城內。圍城開始後，國民黨軍隊立即實行了宵禁，所有人從晚上八點到淩晨五點都不得外出，全體壯年男子都必須參與挖戰壕，所有人一律不得出城，拒絕接受搜查者可以當場擊斃。最初的幾個星期裡，大家對形勢仍感到樂觀，因為國民政府向城內空投了許多緊急物資，當地的一些頭面人物也成立了長春動員委員會，出售糖果和香菸，安撫傷患，並設立了茶攤，為老百姓提供服務。
但形勢很快便開始惡化，長春變成了一座孤島。二十萬解放軍士兵在城外挖掘戰壕，切斷了供應給城內的地下水，並動用數十門高射機槍和重炮日夜不停地開火，集中火力炮轟政府機構。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城四周修築了許多碉堡，與解放軍形成對峙。兩軍之間則是大片的無人地帶，很快便被土匪所占據。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蔣介石電令長春守軍，取消了禁止城內居民出城的禁令。其實，就算沒有敵人的炮火，國民黨的飛機也無法空投足夠的物資滿足全城居民的需求，更何況在共產黨的防空炮火下，飛機不得不爬升到三千公尺的高度，因此許多物資都落在了國民黨控制區外。為了避免出現饑荒，國民黨軍隊開始鼓勵群眾往城外逃，但一旦出城就不准返回，因為城裡已經無糧可吃。每一個出城的難民都要經過嚴格的搜查，所有金屬物件（如鐵鍋、茶壺、金銀器具等）一律不准帶出城，甚至連鹽也不行。出城後，難民們要經過一個無人地帶，這裡光線昏暗，而且有土匪出沒，攔路搶劫過往行人。這些土匪大都是逃兵，他們騎著馬挎著槍，有的還使用暗語。有一些聰明的難民出城時想方設法在身上藏了些珠寶、手錶或自來水筆，但是只要被土匪發現任何值錢的東西，哪怕是縫在衣服裡的一只耳環或手鐲，就有可能被當場槍斃。有時候，土匪還會把難民的衣服扒光，但還是有少數人成功保住了最值錢的財物，他們將這些東西放在麻袋的最下面，上面則堆滿了破衣爛衫，甚至滿是尿漬的嬰兒衣物，希望用難聞的味道逃過土匪的搜查。
與躲避土匪的搶劫相比，能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人則少之又少。林彪下令挖了深達四公尺的戰壕，並拉起鐵絲網，而且每隔五十公尺就設一個崗哨，找不到漏洞可鑽。他向毛澤東報告說：「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越來越嚴重，饑民便不分晝夜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在描述那些渴望通過解放軍封鎖線的難民時，林彪說：
饑民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下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我們也只是遵從上級命令」。更有將難民偷放過去的。經糾正後，又發現了另一種傾向，即士兵打罵捆綁以至開槍射擊難民，引起部分死亡（尚無死傷數字）。
當時圍城的士兵裡，有一個人叫王俊如，他十五歲時被共產黨拉去參加民兵，在圍城期間，他和其他士兵一起奉命將饑民們趕了回去。半個世紀後，他回憶說：「上級告訴我們，這些人都是敵人，他們必須死。」
到了六月底，在國共兩軍對峙的中間地帶聚集了三萬多人，解放軍不放他們通過，國民黨軍隊也不准其回城，每天都有數百人死亡。兩個月後，滯留在這片死亡地帶的平民超過十五萬人，他們只能靠吃草和樹葉維生，最終大都活活餓死，在烈日的灼晒下，遍地屍體一個個肚皮鼓脹。有一名倖存者回憶說，空氣裡到處彌漫著一股屍臭。
城裡的情形也好不到哪裡去，除了空投物資給軍隊，每天還需要三百三十噸的糧食供應給平民，但四、五架飛機每天最多只能輸送八十四噸糧食，而且通常少於這個數量。為了保衛長春，所有物資都已被軍隊徵用。八月，蔣介石甚至下令嚴禁私人交易，並威脅說違者一律槍斃。很快地，國民黨士兵開始持槍搶奪老百姓的食物。所有的軍馬、狗、貓和鳥都被殺光，普通人只能吃發霉的高粱和玉米，再往後只有吃樹皮，還有人吃蟲子和皮帶。甚至有少數人吃人肉，在黑市裡，人肉一磅賣到一點二美元。
自殺者無以計數，有些家庭甚至舉家自殺來逃避苦難。道路兩旁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張英華的哥哥、姊姊和大多數鄰居都死於那場饑荒，她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我們就躺在床上等死，連爬的力氣都沒有。」另一名倖存者宋占林回憶說，她曾路過一間小房子，門開了一條縫，「我進去一看，只見屋裡躺著十幾具屍體，床上、地上都是。床上的屍體中，有一個人枕著枕頭，有一個姑娘抱著一個嬰兒，他們看上去就像睡著了一樣，牆上的鐘還在不停地走著。」
到了秋天，氣溫開始下降，活著的人都拚命地想辦法取暖。為了尋找燃料，他們拆掉地板和屋頂，有時拆毀整棟房子，樹全被砍光，就連招牌也被劈了當柴燒，馬路上的柏油也被扒掉了。整座城市就這樣，從郊區直到市中心，一點一點地遭到毀壞，最終全市有百分之四十的房子化成了灰燼。解放軍的密集轟炸更令這一幕雪上加霜，老百姓只能搭起臨時的窩棚棲身，周圍一片廢墟，到處是腐爛的屍體，而國民黨的高官們則躲在中央銀行堅固的大樓裡。
在圍城期間，不斷有國民黨士兵逃跑。與難民的遭遇不同，這些逃兵得到解放軍的優待，並獲得充足的食物。共產黨的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話，鼓動國民黨士兵逃跑：「你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嗎？你是被繩子綁著抓去的……到我們這邊來吧！長春現在已經無路可逃……」夏天過後，國民黨軍隊的口糧減少到每天只有三百克大米和麵粉，逃兵的人數開始迅速飆升。
圍城持續了一百五十天。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蔣介石終於命令鄭洞國往南邊的瀋陽撤退。蔣問鄭：「如果長春陷落，你認為北平會安全嗎？」鄭歎了一口氣說：「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鄭洞國當時指揮著兩支軍隊，一支是六十軍，士兵大都來自雲南；另一支是新七軍，主要是由受過美國訓練的老兵組成，他們曾遠征緬甸前線，戰鬥力很強。新七軍奉命突圍，但未能成功。六十軍拒絕出城，因為士兵太過虛弱，根本無法行軍至瀋陽。結果，六十軍將槍頭轉向新七軍，向林彪投降，交出了長春城。
共產黨的歷史書聲稱，解放軍在東北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長春的陷落卻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解放軍的圍困之下，大約有十六萬平民餓死。一名解放軍的部隊作家張正隆在其書中寫道：「長春和廣島，死亡人數大致相等。廣島用九秒鐘。長春是五個月。」

▌三部曲之二：《毛澤東的大饑荒》
29 婦女
集體化的目標之一是把女性從父權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卻把女性置於更惡劣的境地。在」大躍進「之前，儘管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盡一致，但總體來說，北方大部分地區的女性很少下地幹活，而南方也只有窮人家的婦女才會和男人一起參加戶外勞動。除了承擔家務外，女性（有時包括兒童）通常還從事副業生產（如製作手工藝品等），以補貼家用。有時候，全村的婦女都會為當地市場生產某種特定產品，如紙傘、布鞋、絲帽、籐椅、籃子和柳條袋等等，生產場所就在家裡，所以很安全。即使在較偏僻的村莊，婦女們傳統上也會在家裡織布、紡紗和刺繡，做出的東西既可以給家人用，也可以拿出去賣錢。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這些從未耕過田的婦女被組織起來，每天在軍號聲中起床，然後排著隊下田，從事犁地、播種、翻土和除草等體力勞動。然而，無論她們如何辛勤勞作，工資總是掙得比男人低，因為在當時實行的工分制度下，只有強壯的男人才能達到最高標準，女性則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不僅如此，婦女在參加體力勞動的同時，還不得不照顧家庭，無論是縫補衣服還是撫養小孩，國家都幫不上忙，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些新成立的幼兒園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因此早在饑荒開始前，農村的女性就已被繁重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而當越來越多的男人進城務工後，許多婦女更要肩負起照料老人和小孩的雙重責任。
在一個必須以體力勞動換取食物的社會裡，婦女總是處於弱勢地位，經常受到饑餓的威脅。無論是在大煉鋼鐵的熔爐邊、還是田間地頭或工廠車間，唯一的目標就是追求更高的產量，而婦女的月經妨礙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因此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生理缺陷。一夜之間，中國人對月經的傳統禁忌似乎一掃而光，即使經期的婦女也必須參加勞動，否則就會受到扣除工分的懲罰，一些男性幹部還趁機羞辱女性。例如，湖南成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徐英傑規定，來月經請假必須脫下褲子接受檢查，不願忍受羞辱的婦女只有堅持工作，許多人不得不忍受劇烈的疼痛，有些還患上婦科疾病，甚至有幾人因此死亡。孕婦也不得不工作，而且一直要堅持到臨產之前，許多人還受到種種懲罰。在四川的一個地區，有二十四名孕婦在被迫下田勞動後流產。一位名叫陳遠明的婦女據理力爭，其襠部遭到幹部猛踢，落下終身殘疾。
一旦遇上心狠手辣的幹部，女性的下場會更悲慘。在湖南城東人民公社，未參加勞動的孕婦被迫脫掉衣服，在寒冷的冬天到戶外砸冰。同樣是在冬天，廣東清遠有數百名沒有棉衣的農民被逼著上工，孕婦和帶著小孩的婦女也不例外，有人膽敢抗議就分不到食物。在廣州郊外的番禺，懷有七個月身孕的杜金好因為無力幹活，被幹部揪著頭髮壓倒在地。幹部衝著她大喊大叫，直到她昏死過去。杜金好的丈夫在一旁除了痛哭，無能為力。待到意識恢復後，她踉踉蹌蹌地回到家中，神情茫然。突然間，她癱倒在地，停止了呼吸。有些婦女則寧死不屈，一名叫梁霞女的孕婦被幹部強迫在冬天上工，她最終跳入冰冷的河中自盡。
在勞累和饑餓的雙重壓迫下，婦女的身體無比虛弱，有些甚至提前停經。這種情況在各地都很普遍，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城裡的婦女可以找醫生開藥吃。北京城南的一家冶金廠有一半女工患有月經不調、陰道炎或子宮下垂等疾症。全廠女工共用一間盥洗室，有些人幾個月都不洗澡，而且工人們長期處於通風不良的環境中，即使是像袁變花這樣的政治積極分子也累得吐血，有時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婦聯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情況。例如，北京電子管廠的六千六百名女工中，有一半患有婦科疾病。二十五歲的吳玉芳一九五六年進入工廠時身體健壯，但一九六一年卻出現頭痛乏力、月經不調、失眠、精神不振等症狀，結婚五年後一直沒有受孕。經過體檢才發現，她和其她許多工人一樣得了慢性汞中毒。
農村婦女的體質下降到極點，許多人患上子宮脫垂，即原本被肌肉和韌帶固定在骨盆內的子宮脫離正常位置，下降到陰道內。這種病通常由於身體虛弱導致，當女性經歷難產或雌性激素流失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其症狀有輕有重，輕者只是子宮頸下垂，重者子宮完全滑出陰道外。大饑荒中的婦女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足夠的食物和營養，所以許多人的症狀都很嚴重。據醫療部門的不完全統計，患有嚴重子宮脫落者，在上海附近的農村地區占到婦女總數的百分之三至四，在湖南則多達五分之一。真實的情況肯定更糟，因為許多婦女羞於報告病情，幹部通常也會隱瞞，而且農村裡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太少，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這種病是怎麼回事。
子宮脫垂很難治癒，因為饑荒期間根本無法解決食物匱乏和過度疲勞的問題。農村的醫院很少，即使患病的婦女有錢支付醫療費用，她們也沒有時間拋下孩子和工作長途跋涉去醫院看病。而且許多人害怕別人知道自己生病，所以只好求助於民間偏方。在湖北，民間醫生用各種藥方（有些是代代相傳的）來治療婦科病。她們把藥粉加熱後塗抹在陰道壁上，並把各種藥材混合在一起治療月經不調。在鐘祥縣的一個村子裡，向王阿姨求助的婦女多達數百人。她家常年有四至五名病人接受治療，她的丈夫則負責從樹林裡採集各種草藥。但這種傳統的治療方法在集體化後經常遭到官方禁止。大多數婦女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護理，只能堅持帶病勞動。
除了疾病，婦女還要忍受其它方面的傷害。在這個男性主導的社會裡，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經常成為性侵害的對象。地方幹部的權力極大，而且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已被饑荒侵蝕。不僅如此，許多家庭中的男性外出逃荒、參軍或務工，留在家中的女性得不到任何保護，根本無力抗拒當地惡霸的侵害。
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僅舉幾例就可見一斑。一九六○年，在廣州以北的翁城，兩名公社的黨支部書記性侵了三十四名婦女。在河北衡水，有三名黨委書記和一名副縣長被查出經常性侵婦女，其中一人與幾十名婦女發生過性關係。在衡水以北的賈家莊村，黨委書記強姦了二十七名婦女。調查顯示，他幾乎對村裡所有的未婚女性都「為所欲為」。曲陌縣黨委書記李登民強姦了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兩人未成年。在湖南耒陽，有些受到性侵的女孩年僅十一二歲。湘潭有一名幹部把十個女孩編入「專業隊」，由他任意侵害。
未受強姦的女性也會遭遇其它形式的性羞辱。在集體化的衝擊下，傳統社會對性的克制和禁忌被打破。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大革命，顛覆了世代相傳的道德規範，導致許多一九四九年前無法想像的變態行為發生。在湖南武岡縣的一家工廠，幹部竟強迫全體女工裸體工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裸體工作的女工多達三百多人，拒絕脫衣的則被捆綁起來。工廠甚至讓女工比賽，看誰的衣服脫得最快，獲勝者最高可以獲得五十元的現金獎勵，差不多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對此規定雖然有人積極回應，但大多數女工當然很反感，但無人敢公開反對。湖南的冬天很陰冷，有女工因此感冒生病，個別人決定寫匿名信向毛澤東反應廠裡的問題。毛是否看了這些信不得而知，但後來有位中央的高官給長沙省委打電話，要求調查此事。工廠的領導辯稱，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鼓勵」婦女以「競爭的精神」「打破封建禁忌」。似乎只要打著解放的幌子，任何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同樣粗野的羞辱方式還有逼迫婦女（偶爾也有男性）裸体示眾，這種情況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在浙江遂昌縣，被控犯有盜竊罪的男女被剝光衣服遊街。為首的周莫英已經六十歲，也被迫脫光衣服，還得敲鑼開道，鄉親們為她求情，但幹部完全置之不理。二十四歲的朱任皎因小偷小摸，被幹部勒令剥光衣服在本村遊行，她「事後覺得無臉見人」，要求換到另一個村子遊街，但遭到拒絕，事後她選擇了自殺。廣東的一個村子裡，民兵剝光兩名女孩的衣服，把她們綁在樹上，用電筒對著其中一個女孩的私處照，並在另一個女孩的身上畫了一隻象徵男性生殖器的大烏龜。兩名女孩最終雙雙自殺。
還一種在檔案或訪談中較少提及的現象，但在任何時代的饑荒中都會存在，那就是性交易。為了獲得食物和更好的工作，有些女人選擇用性來交換，與那些能為其提供安全感的男人保持不合法的性關係。這種行為大多是偷偷進行的，但地下性交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成都的一個教養所即關押了一百多名妓女和不良少女，其中有十幾人是重操舊業——她們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從事此類工作，四九年後妓院被政府取締，妓女們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再教育」，但這些人拒絕自我改造，綽號「老媽媽」的王慶芝還介紹其她女性入行。一些新入行的女性會與男性小偷結成團夥，到全國各地遊蕩，足跡遍及西安、北京和天津。個別人独來獨往，甚至把掙來的錢交給父母，而父母對其收入來源則故意視而不見。
上文提到，有些農村婦女逃荒到城裡後，也會以身體來換取食物，這種做法很自然會導致重婚的發生。為了嫁給城裡的男人，許多女人會謊報年齡或隱瞞婚史。有些女孩只有十五六歲，遠低於法定結婚年齡，還有些人已經結婚，但為了生存選擇重婚。有人為了重婚打算拋棄自己的孩子，有人則結婚沒幾天又返回農村的家裡。
在農村更為普遍的現象是以婚姻為幌子進行交易。一九六○大饑荒最嚴重時，河北有個村莊婚禮的數量翻了七倍。新娘大多來自赤貧地區，有些年僅十六歲。她們結婚時要求男方為其家人和親戚購買衣服、食物和其它物品，有些人婚後不久便離家出走，還有六、七個將娘家的其她女性成員介紹給丈夫，導致其重婚。
販賣婦女的案件也很多。例如，來自內蒙古的人販子分散在全國各地，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會內蒙，其中大多數來自災情嚴重的甘肅，也有些來自山東，有些是已婚婦女，有些是寡婦，有些則是未成年的孩子。受害者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包括學生、教師，甚至幹部，絕大多數是被強迫的，有些人甚至被轉手多次。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僅在內蒙的六個村莊就發現了四十五名被拐賣的婦女。
婦女總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許多人受盡羞辱，身心疲憊，還常常被男人拋棄，而最讓她們痛心的時刻，莫過於不得不決定如何分配微薄的口糧。在大饑荒剛開始的時候，家裡的糧食首先要滿足男人的需要，這不僅緣於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還因為在集體化的制度下，婦女掙的工分比男人少，即使沒有饑荒，女性分得的糧食也少於男性。饑荒到來後，似乎整個家庭的生存最終取決於男性外出覓食的能力，因此男性的生存更加被置於女性之上。但隨著災情的加重，許多男人選擇外出務工，女人在家不得不獨自面對嗷嗷待哺的孩子。許多人無法忍受孩子的哭鬧，更難以決定如何分配稀缺的食物。一位叫劉溪流的母親與自己的孩子相依為命，她因生病無法上工，被公社扣了六天的口糧。最終，她實在饑餓難當，便把孩子的口糧吃了，孩子很快就餓得痛哭流涕，劉溪流無法忍受這樣的煎熬，吞下燒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饑荒中的女性，不得不忍受情感上的苦惱和肉體上的痛苦，以及心理上的自卑和羞辱，這種巨大的折磨大多緣於性別歧視。不過，歷史研究表明，在許多貧窮的父權制社會中，婦女的死亡率並不比男性高多少，而在孟加拉的大饑荒中，男性的死亡率甚至超過了女性，以致歷史學家麥卡爾平（Michelle Burge McAlpin）提出「女性耐受饑餓的能力可能超過男性」。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提到，當生存面臨困難時，女性通常更擅長尋找辦法，要麼到野外覓食，要麼尋找替代食品，或到黑市上交易，因此女性並非是饑荒中最脆弱的群體。與她們相比，受傷害更深的是孩子和老人。

▌三部曲之三：《文化大革命》
認清誰才是敵人！叛徒已經潛伏在無產階級的專政隊伍裡了！
劉少奇全力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說這是一個很尖銳的階級鬥爭，對我們黨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他想要證明自己是堅定不移的革命分子，也有資格擔任毛主席的接班人，行事作風甚至比毛澤東本人還要偏左。到了1963年底，劉少奇把自己的妻子王光美派到農村去領導一個工作組，矢言「把權力從階級敵人手上奪回來」。她的調查結論是所有幹部，「不論大小」都有問題，一個都不能信任。
毛主席開始疏遠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黨內展現出愈來愈強的威信，毛對此深感懷疑。11月底，毛澤東引誘他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過了幾週，他開始談論「走資派領導」。在12月26日那天，毛澤東為了慶祝自己的71歲生日，把一群黨內領導召到人民大會堂，設宴款待他們。席間他指責中央有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
劉少奇派出了自己的妻子去調查基層，並要求其他人追隨她的領導，加入全國各地的大型工作組。毛澤東不喜歡這種由上而下的方式，他中意的是由下而上，讓人民將調查焦點聚集在帶領那些工作組的領導身上。1965年1月，毛澤東修改了運動的綱領，其中一個要點就是「糾正黨內位居要職的走資派」。就在一年多以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紅衛兵把這段文字奉為圭臬，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終成了文革的前奏曲。
1966年2月，北京市長彭真和他率領的五人小組前去尋求毛澤東的指引，五人小組的成員康生在匯報時指責《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但彭真堅持將整起事件視為一場學術辯論。毛澤東裝作不知情，不理會這場衝突。毛澤東給了彭真一種安全的錯覺。陷阱在一個月後爆開，毛澤東指責這位北京市長「搞獨立王國」，北京市委包庇壞分子且反革命，應該解散。周恩來順應自己的政治本能，全力支持毛主席。在一場黨內大老的最高會議上，周恩來與鄧小平使出了致命的一擊，譴責他們昔日的同志「違反毛澤東思想」以及「反毛主席」。毛澤東堅持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四人都屬於一個「反黨集團」，而這個集團一直在謀劃一場邪惡的流血政變。

唯有毛主席路線才是正確路線，但是看不清主席要帶大家上哪兒去
如果大權在握的首都領導人都能垮台，其他人也許很快就會步其後塵。黨員開始在研習毛主席話語的大會上互相審視。少數人開始相信唯一安全的決定就是不相信任何人，只信任毛主席本人：「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麼人都要攻。」
毛澤東採取行動，解散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都是毛澤東的親信。這個小組很快就會主導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進程，成了最重要的政治機構，所有最高決策都出自這裡。小組的組長是陳伯達，他在大饑荒時為主子辯護，宣稱數百萬人的死亡是「我們向前邁進時不可避免的現象」。其他成員包括江青、康生、姚文元和張春橋。1966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那天，文化革命小組投下了第一顆震撼彈。《人民日報》裡一篇由陳伯達撰寫的煽動性社論號召讀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啟動了文化大革命。此刻的中國深陷在一場針對反革命陰謀的激進運動中，參與運動的人認為到處都存在著這樣的陰謀。
然而，讀者在推擠爭看圍觀大字報之際，也納悶著應該如何看待這件事。1956年，共產黨號召所有人暢所欲言，卻在一年後指責那些開口批判的人。一名任職於外文局的圍觀者自問：「這次寫這些大字報的人，是不是紀律嚴明、獻身革命的黨員？還是自私自利、找麻煩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一些犬儒的人提出，那些人只是黨派出來的代表，慫恿大眾做出冒險的大膽舉動，引誘他們自投羅網。領導階層也同樣不知所措。毛澤東說：「政治給其他人去忙。」接著離開了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只能自行籌謀，決定沿用黨一直以來固定的慣例行事，也就是派出工作組來領導文化大革命。不過他們仍然飛到了杭州，徵求毛主席的首肯。毛澤東依然含糊其辭，不肯把話說死。劉和鄧離開後，毛對他的醫生說道：「運動裡的問題讓他們自己解決。」然後，主席便冷眼旁觀整個國家陷入混亂中。
工作組鼓勵學生批鬥「牛鬼蛇神」。受到工作組鼓勵的學生首先猛烈抨擊那些過去羞辱過他們的教職員。很快地，教師開始互相做出嚴厲指控以求自保，引發了大字報戰爭。毆打事件很快就出現了。畢竟這是階級鬥爭，而和敵人的鬥爭是至死方休的。隨著激進的學生彼此慫恿、競相表現出對革命的熱情，暴力傷人的情況也愈見惡化。但是，每個地方的學校和大學中，工作組都把大部分的砲火轉向被視為「黑五類」的師生，把他們拿來當代罪羔羊，或者犧牲幾個地方幹部以保護重要官員。至於毛澤東心心念念的那些「黨內走資派高層」、那些「潛伏在我們身邊」的敵人，此時並沒有受到什麼攻擊。
1966年7月16日那天，毛澤東泳渡長江，用這個舉動全國人民宣示他要出面了。他派出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去暗中打擊工作組。江青返回北京途中於南京暫留，警告當地領導階層說，支持工作組和支持毛主席是不一樣的。7月24日，毛澤東身穿白色睡衣，在住處接見數名黨內領導，責備他們「害怕群眾」以及「鎮壓學生」，並要求解散工作組。各地的工作組皆在道歉後撤出。劉少奇與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場萬人集會上被迫公開自我批評，為他們於毛主席不在時組織工作組一事負起責任，毛澤東坐在舞台簾幕後方凝神靜聽。劉少奇承認自己還不清楚要如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對此嗤之以鼻：「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吧。」
8月初，毛澤東事件定調，指控劉少奇趁他不在北京時搞「專政」和「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但是，仍然有很多黨內元老沒有熱烈力挺毛澤東，使他更加憤怒，指責他們有些人就是「牛鬼蛇神」。中央委員會祕密投票，選出十一名大權在握的新成員，林彪取代了劉少奇，成為第二把交椅暨接班人。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死了人，那就算了
1966年8月8日，電台廣播出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也指出大學生、專校生、中學生和小學生一律不受整肅。毛澤東直接面向學生，把這些年輕人視為他最可靠的盟友。他們天真無知、容易操弄，而且很好鬥。最重要的是，他們渴望冒險與行動。8月1日，他發了一張私人便簽給清華大學附中的一群紅衛兵，表達支持之意：「造反有理！」紅衛兵自視為毛澤東忠心的戰士，然而並非每個人都能加入紅衛兵。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只有家世最純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紅衛兵，他們是資深革命分子的子女，只有他們才具備領導文化大革命所必要的階級背景。紅衛兵一聽到毛澤東「造反有理」的戰鬥口號，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7月28日，江青在北京大學告訴群眾：「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一陣暴力的浪潮吞噬了北京。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被打死，教務主任上吊自殺。在另一所位於北京師範大學附近的中學，校長被命令站在烈日下，紅衛兵拿沸水往他身上澆。還有一所附屬於北京師範學院的中學出現了更恐怖的手段，一名生物老師被推倒在地上毆打，並被人拉著雙腳拖行過學校大門、拖下樓梯，頭部不停碰撞水泥地，遭受數小時的折磨後死去，接下來，其他被抓起來批為牛鬼蛇神的老師則被迫輪流毆打她的屍體。在小學裡，學生的年紀都不超過十三歲，卻有老師被迫吃下指甲和糞便，也有些老師被剃頭並被逼互相掌摑。
最嚴重的殺人行為發生在北京市郊。大興縣地方幹部下令消滅所有地主和其他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孫。幾個人民公社謹慎協調，發動了一夜大屠殺。黨的激進分子與地方民兵聯手將受害者關起來逐一殺掉，有的被棍棒打死，有的被鐮刀戳刺而死，或者被電線勒死。有幾個人是被電死的。孩童被倒吊起來鞭打。一個八歲女孩和她的祖母則遭到活埋。一共超過三百人被殺。屍體多數被丟進廢棄的水井和亂葬崗。其中一處的屍臭味強到令人無法忍受，村民只好把屍體挖出來，改丟進水塘裡。一名人民解放軍軍官致電北京，通報大興的屠殺事件，立刻便有一份報告送到了文化革命小組，但沒有人出面制止屠殺。一週前，公安部長謝富治已經指示過一批警官要支持紅衛兵，如果他們一怒之下打死了人，那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