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中國史

後記（節錄）

拙作《重寫晚明史》五卷本，中華書局陸續推出，現已出齊。幾年時間內從不間斷，每天不是忙於搜集資料，就是在電腦前伏案寫作，完成兩百多萬字的大書，勞累程度可想而知。現在大功告成，照理可以停下來優哉游哉，聽聽一向喜歡的上海老歌，欣賞薩克斯風演奏的輕音樂，沏一杯碧螺春抑或茉莉花茶，品茗看報，徹底休閒。連續忙了多年，應該休息放鬆了。
出乎朋友們的預料，也突破自己的打算，竟然馬不停蹄寫了這本小書──《圖文中國史》，不是為自己增光添彩，而是為了還願，回應讀者們的願望。這些年來，在不同場合開講歷史，多次聽到中老年讀者的呼聲：是否可以寫一本簡單的歷史普及讀物？他們或許是為小輩請求的，或許是自己的內心願望，態度誠懇，令我感動。現在拼搏於第一線的學者們，都在忙於重大課題的研究，還有職稱晉升的壓力，無暇顧及歷史普及讀物的寫作。對於退休多年的我來說，則責無旁貸，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隨著讀者文化水準不斷提高，普及讀物也水漲船高，所以我們做的是，提高的普及，普及的提高。
坦率地說，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光輝燦爛，美不勝收，企圖用十萬字把它寫清楚，簡直太困難了。很可能流於平庸：只有骨架，沒有血肉；只有乾枯的枝條，沒有綠葉和紅花；只有事件的流水帳，沒有生動的活劇；只有宏觀的掃描鏡頭，沒有細微的特寫鏡頭。面對豐富的內容，如何取捨，很傷腦筋，如果追求面面俱到，結果恰恰相反。
目前各位看到的，是反覆推敲後確定的框架和結構，要點是兼顧點、線、面，在朝代系統的架構下，選擇若干專題重點書寫，盡量用最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內容，力求深入淺出。我的目標是簡明而不膚淺，專精而不枯燥，寫一本社會大眾看得懂又喜歡看的歷史讀物，希望各位可以放在案頭床邊隨時翻閱，愛不釋手。
我在大學工作，給本科生講了幾十年中國通史課程，先後寫過兩本有關的書：一本是教材《國史概要》（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講稿《國史十六講》（中華書局出版）。也就是說，《圖文中國史》的寫作是有前期積累的，並非急就章。現在所花的功夫，除了概括和提煉，更重要的是增加新內容，開拓新視角，提供新啟示。
巧妙地引用前輩學者的真知灼見，為我的敘述增添思想和文采。
寫到傳說時代，引用前輩史家張蔭麟的美文：楚人的生活充滿了優游閒適的空氣，和北人的嚴肅緊張的態度成為對照。這種差異從他們的神話可以看出。楚國全族的始祖不是胼手胝足的農神，而是飛揚縹緲的火神；楚人想像中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工程師，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神話裡沒有人面虎爪、遍身白毛、手執斧鉞的蓐收（上帝的刑神），而是披著荷衣，繫著蕙帶，張著孔雀蓋和翡翠鉞的司命（主持命運的神）。適宜於楚國的神，不是牛羊犬豕的膻腥，而是蕙肴蘭藉和桂酒椒漿的芳烈；不是蒼然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才華橫溢的張蔭麟，寫了半部《中國史綱》，英年早逝，才情未盡。
寫到西周的禮樂文明時，引用前輩史家楊向奎的妙論：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此所以孔子要夢見周公，稱讚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樣深邃的歷史眼光，令人佩服之至。
寫到宋朝的科學技術時，引用李約瑟的高見：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到宋朝，已呈現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已經超越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準。如此果斷而大膽的結論，出於英國科技史權威之口，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寫到宋朝的商業革命時，引用費正清的觀點：宋代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中國的商業革命早於歐洲，是西方學者共識，由費正清表達出來，更具說服力。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它們點燃了本書的亮點，支撐起本書的高度，我對前輩們表示深深的敬意，並把這種敬意傳達給更多的讀者。
200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國史十六講》，是本人在復旦大學開講中國通史的講稿。《國史十六講》出版以後，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歡迎。
2006年8月2日，《中華讀書報》以將近全版的篇幅發表書評：〈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為暢銷書〉，並且配發我的大幅照片，頗為引人注目。該報編輯部在標題上面加了引語，感嘆道：「沒有出版社的刻意宣傳，更沒有媒體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視《百家講壇》精心打造的『學術明星』，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問世，迅即成為了暢銷書，在出版後的數月裡始終位居學術類圖書銷售排行榜的前列，這其中的奧祕何在？」
署名方曉的書評指出，一般來說，一部書要能夠暢銷，既要「好看」──寫法吸引人，也要讓人感到「值得看」，即有價值和有意義。《國史十六講》一書就做到了這兩點。書評分析了這兩點：一是「視野開闊，推陳出新」；二是「學術熱點話題引人注目」。結論是：《國史十六講》既給初學者以知識，也能給治史者以啟迪，好看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賞的佳作。這位書評人看得十分仔細，做了這樣的統計：書中引用中國內地學者18人23次，海外學者43人74次。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各位，這篇書評的作者，我和她素不相識；幾個月以後才知道她是一位女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方曉是她的筆名。在此再一次向她表示由衷的謝意！
《國史十六講》的暢銷引起了海外出版社的注意，2006年10月，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了繁體字版；2007年2月，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繁體字版，書名改為《歷史長河：中國歷史十六講》；2009年10月，韓國出版了此書的韓文版，居然厚達571頁。
現在貢獻給各位的新書《圖文中國史》，延續了《國史概要》和《國史十六講》的風格，用最精簡的篇幅，圖文並茂地把五千年中華文明史，講得清楚明白、通俗易懂。本書把前兩書的精華，用新的眼光加以提升。
──關於古人類的起源。目前世界上流行「非洲起源論」和「多區起源論」，「非洲起源論」似有成為定論的趨勢。美國《新聞週刊》2007年8月號刊登專題文章──〈揭示人類進化的新證據〉，向公眾普及「非洲起源論」，畫出了遠古人類「走出非洲」的路線圖。看起來很科學，其實想像多於實證。我傾向於中國古人類學家的觀點，中國大地上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現代人類）的化石表明，他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連續進化，東亞的蒙古人種是從當地的古人類發展起來的，並非來自非洲。2002年發現的柳江人化石，距今七萬至十三萬年就生活在華南地區，用有力的證據反駁了中國現代人類是距今六萬年前由非洲遷移而來的觀點。2007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名列榜首的是許昌人頭蓋骨化石，距今八萬至十萬年的許昌人，再一次反駁了上述觀點。2008年1月24日，《東方早報》的通欄標題是「『許昌人』早於山頂洞人，破『非洲起源說』」。2019年5月1日，《自然》雜誌線上刊登，中國科學家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發現古人類下頷骨化石，被證明屬於丹尼索瓦人，改變了學術界對古人類起源問題的既有認知。「非洲起源論」與「多區起源論」究竟孰是孰非？似乎將繼續爭論下去。
──關於農業革命。古人類從食物的採集者，一躍而成為食物的生產者，這一轉變，學者們稱為農業革命，與後來的商業革命、工業革命相對應。西方學者推測，農業出現的時間距今大約一萬年至一萬二千年之間，地點在西亞的兩河流域，而後傳入中國。1960年代末，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何炳棣的著作《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用大量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推翻了上述論斷，明確指出，中國農業的起源，具有自己的區域性和獨立性，並不是從兩河流域傳入的。他的結論一再被此後許多考古發現所證實。
──關於封建的本意。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封建」這個詞彙已經被說濫了。西周時代的封建，本意是「封邦建國」、「封建親戚」。1926年，顧頡剛寫信給傅斯年，問道：「用唯物史觀來看孔子的學說，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秦漢以下不是封建社會了，何以他的學說竟會支配得這樣長久？」傅斯年回答道：「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所以封建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封建之為一種社會組織，是在戰國廢的，不是在秦廢的」。黃仁宇也說：「很多現代中國的作者，稱之為『封建社會』，並且以此將它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相比擬，其結果總是尷尬。」近些年來，侯建新《「封建主義」概念辨析》、馮天瑜《封建考論》先後對長期流行的觀點提出質疑。最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李峰的專著《西周的滅亡》和《西周的政體》，進一步挑戰封建論。他說：「如果說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所講的feudalism是一個錯誤的建構（這一點已很清楚），那麼由它發展出一種概括社會形態的模式（即所謂『封建社會』），再把這一模式套用在古代中國社會之上，這就成了一個錯誤的連鎖反應。」作為一個學術問題，似乎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關於大航海時代中國在全球化貿易中的地位。15世紀末、16世紀初開始的大航海時代，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隨著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先後來到中國沿海，中國迅速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澳門—麻六甲—果阿—里斯本航線，連通中國和歐洲的印度洋—大西洋絲綢之路。另一條是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航線，連通中國和美洲的太平洋絲綢之路。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以及鄰國日本，和中國的貿易都處在逆差之中。正如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所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根據他的研究，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透過貿易管道流入中國的白銀貨幣，約占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16世紀以來的三個世紀，全世界白銀的一半透過貿易管道流入了中國。前輩歷史學家全漢昇說得好：「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諸如此類的焦點，不可能一一列舉，讀者諸君不妨靜下心來，細細品味，必有會心的啟迪。
書名定為《圖文中國史》，意圖非常明確，圖片與文字同等重要，相互映襯，相得益彰。我們希望達到真正圖文並茂的水準，在海量出版物中獨樹一幟，引人注目。至於效果如何，有待讀者的評定，我們也將拭目以待，靜候佳音。
歷史給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給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去審視過去、現在、將來，而不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第九章　「直把杭州作汴州」
四、經濟重心南移的最終完成
經濟重心南移的論點，是前輩學者張家駒首先提出的。大多數學者贊成張家駒的說法。1980年代以後，經濟重心南移再次成為熱門課題，大多是用翔實的史料證實張家駒的觀點。1990年代以後，學者們又從人口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角度，深化經濟重心南移的研究，使之成為定論。
江南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東漢以來長江流域的社會經濟已經呈現上升的趨勢。隋唐時期繼承南朝的發展趨勢，到了唐朝後期，當時人說：「軍國大計，仰於江淮。」五代十國的割據局面，刺激了區域經濟的開發，江南的吳越尤其突出，太湖流域的農業生產得到顯著的發展。北宋時，「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已成定局。到了南宋，江南農業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顯著標誌便是「蘇湖熟，天下足」格局的形成。
關於「蘇湖熟，天下足」，幾乎是南宋時期人們的普遍共識，人們異口同聲地肯定這一社會經濟現象。
范成大《吳郡志》說：民間諺語曰：「蘇湖熟，天下足。」
陸游《渭南文集》說：「而吳中又為東南根柢，語曰：『蘇湖熟，天下足。』」
高斯得《恥堂存稿》說得更加清楚而深刻：兩浙一帶稻米高產地區，「上田一畝，收五六石，故諺曰：『蘇湖熟，天下足。』雖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盡也」。
顯然這與人口增加，集約化程度提高有著密切關係。美國經濟學家珀金寫的《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結論之一是：人類農業史是一個從粗放走向集約的過程，從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種農業發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經濟，便是一個因人口因素而集約化的例子。
宋金對峙時期，北方人民大量南下，他們與南方人民一起，共同促進了經濟重心南移的最終完成。靖康之亂後，北方人口南遷，是繼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兩次南遷高潮之後的第三次高潮。靖康之亂對黃河中下游地區造成了慘重的破壞，北方人民自發地向秦嶺—淮水以南的南方地區遷移。南宋政府也多次號召北方人民南下，給予恰當的安置。根據葛劍雄等人的研究，靖康之亂後出現的第三次人口南遷高潮，僅兩浙路、江西路、江東路，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已有移民及其後裔約581.2萬，估計在紹興和議簽訂前，即1141年前，大約有500萬北方移民遷入並定居南方。如此大量的北方移民遷入南方，對南方經濟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南方開發進入新階段，經濟發展較前加快，與北方因戰爭破壞，人口減少，經濟倒退，形成強烈的反差。
偏安江南的南宋，為了維持與北方金朝對峙的局面，必須致力於農業資源的開發，以及農業技術的提高，因此勸農政策便成為當務之急，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於是乎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刊印農書與勸農文的熱潮。當時重印了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和唐朝韓鄂的《四時纂要》，同時編寫了反映當時農業生產新水準的農書，其中《陳旉農書》和《耕織圖詩》至今仍有流傳；曾安止《禾譜》、曾之謹《農器譜》等都已失傳，僅在《王禎農書》中保留了一小部分。與農書大量刊印相配合的是地方官頒發的勸農文，這是官方以宣傳農業技術為宗旨的傳單，用通俗的語言告訴農民精耕細作的要領。例如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年）為南康軍所寫的勸農文，宣傳秋收後應該犁田翻土，越冬後再犁耙平細，還提到稻秧長高後必須耘草、拷田（排水晒田）的重要性。又如黃震在咸淳九年（1273年）為撫州寫的勸農文，介紹水稻高產區的經驗：田須秋耕春耙，勤於灌溉排水，要求撫州農民改變「耙輕無力」、「一切靠天」的舊習俗。顯而易見，農書與勸農文的頒發，促進了精耕細作與集約化經營，對南宋農業經濟長足進步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由於北方淪陷，對外交往必須通過海路，因此泉州、廣州、明州（寧波）迅速發展，成為三大對外貿易港口。南宋政府在這些港口設立市舶司，稅收超過北宋最高額的一倍。由此可見對外貿易的繁盛已經超越了北宋，形成溝通日本、高麗、東南亞、印度、波斯、阿拉伯的海上絲綢之路。南宋政府為了防止錢幣外流，明令以絹帛、錦綺、瓷器等商品交換外國舶來品，絲綢實際上就相當於一般等價物。據《諸蕃志》記載，由海路運往占城（越南中部）、真臘（柬埔寨）、三佛齊（蘇門答臘）、細蘭國（斯里蘭卡）、故臨國（印度奎隆）、層拔國（桑吉巴）的絲綢有絹扇、絹傘、生絲、錦綾、五色絹、絲帛等。海上絲綢之路的興旺發達，使偏安於半壁江山的南宋依然與世界各國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

五、杭州──世界之冠的大都市
南宋的首都臨安──杭州，是當時位居世界之冠的大都市，西方學者把它看作9世紀至13世紀發生在中國的商業革命、都市革命的一個標誌。日本學者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推定南宋的杭州城有人口150萬，其中城內90萬，城外60萬。具體為：城內有皇族、官戶、吏戶、僧道戶、軍戶、紳矜、工商業經營者等74萬人，工商業及雜業勞動者16萬；城外有軍戶、農戶、官戶、吏戶、僧道戶48萬人，以及職業人口（包括工匠、商業與運輸業勞動者、蔬菜專業農戶）12萬人。
杭州作為首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但與眾不同的是，濃厚的商業色彩使得政治色彩暗淡無光。這從它的城市結構便可看出。它沒有一般首都皇城坐北朝南的架勢，堂堂皇宮僻處城市最南端的鳳凰山東麓。從皇宮的北門──和寧門往北，有一條通向市區的御街，南北向的御街與東西向的薦橋街、三橋街相交，與後市街平行，東面又有貫穿全城的市河（小河）、鹽橋運河（大河）。因此，御街毫無疑問成為全城最繁華的商業街，它兩側的街面全是商店以及稱為「行」、「市」的商業機構。正如《夢粱錄》所說：「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
御街中段──從朝天門到壽安坊（俗稱官巷），是商業鬧市。《都城紀勝》描寫道：「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官巷口、棚心、眾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攘。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商業活動通宵達旦，晝夜不絕。
擁有150萬人口的都城杭州，服務性行業空前繁榮，酒樓、茶坊、瓦子鱗次櫛比，林林總總。
酒樓大多數是私營的，如武林園、嘉慶樓、聚景樓、花月樓、雙鳳樓、賞心樓、月新樓等。大酒樓門前有彩繪歡門、紅綠杈子，還有緋綠簾幕、描金紅紗燈籠。夜市尤為熱鬧，燈火輝煌，人聲鼎沸。
茶坊充滿雅氣，四壁張掛字畫，安設花架。供應的香茗四季不同，冬天有七寶擂茶、蔥茶、鹽豉湯；夏天有雪泡梅花酒、縮啤飲、暑藥冰水。這裡不僅可飲茶品茗，而且是社會交際的公共場所。另有一種「花茶坊」，帶有歌館（妓館）性質，周密《武林舊事》說，這些花茶坊「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
瓦子，又叫做瓦肆、瓦舍，是娛樂場所。杭州城內外有瓦子二十三處，城內有五處，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欄（百戲演出場所）十三座，分別演出戲劇、相撲、傀儡戲（有杖頭傀儡、懸絲傀儡、水鬼傀儡等）、說唱、說渾話、學鄉談、皮影戲、棍棒、教飛禽等，晝夜不息，為皇帝的「行在」──臨時安定之所，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暫時忘卻曾經亡國的怨恨。
杭城西南的西湖風景區，迷人的湖光山色，使它博得了人間天堂的美譽，繁華程度超越了昔日東京開封。林升〈題臨安邸〉寫道：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詩人的憤激與譏刺令人敬仰，但是他遮蔽了這樣一個事實：南宋的「偏安」延續了一百五十多年，造就了另一種輝煌，絕非醉生夢死可以解釋。13世紀末，馬可．波羅來到杭州，輝煌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依然為它的宏大與富庶所折服，驚嘆道：他的故鄉──堪稱歐洲城市之冠的威尼斯，在杭州的映襯下相形見絀，「不過是一個破舊的村莊」。人們是不是要對南宋刮目相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