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戰史（二）：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1938.11-1945.08

前言

武漢會戰後，抗戰進入第二期，中日雙方戰略轉變，抗戰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改變之前的軍事急進為戰略相持，戰略與政略並進，企圖以政治手段解決中國問題。
此時，國際情勢亦有巨大的變化。1939 年9 月1 日，德國入侵波蘭，法國、英國、及大英國協成員隨即向德國宣戰，歐戰爆發。9 月17 日，蘇聯從東面侵入波蘭，德蘇瓜分波蘭。1940 年開始，德國迅速席捲西歐，先是占領丹麥、挪威，接著入侵荷蘭、比利時、法國。1940 年6 月，法國向德國投降，英國岌岌可危。美國雖透過租借法案支援英國，但官方仍保持中立立場。
日本趁火打劫，想趁英、法、荷這些國家無暇東顧之時，占領他們位在亞洲的殖民地，企圖取得東南亞的天然資源，同時建立一個延伸至太平洋中線的大型防衛圈。日本這個大企圖，必須避開美國，以免美國參戰。然而，事與願違，二戰的轉捩點發生在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突襲美國珍珠港海軍基地，美國對日宣戰，德國與義大利亦向美國宣戰，二戰進入同盟國陣營與軸心國陣營全面戰爭的時期。
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成為同盟國一員，蔣介石期盼多年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相結合」的局面，終於出現了；抗戰也因此進入第三期，中國戰場成為太平洋戰區的一部分，中國的抗戰也受到歐亞戰局變化的影響，兩次滇緬戰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此外，抗戰後期，日軍在1944 年傾舉國之力發動「一號作戰」（國軍稱為「豫湘桂戰役」），企圖打通中國大陸，直達南亞，國軍匆促應戰，節節敗退。此戰幅員廣大、死傷慘重，不僅關乎抗戰的成敗，也直接影響了戰後國共之命運。
還有幾個重要議題，但過去未深入探討，或眾說紛紜、撲朔迷離。例如，日本陷在中國戰場，已感吃力，為何還要冒天下大不韙發動太平洋戰爭，為自己敲響喪鐘？其決策過程究竟為何？又如，日軍要速戰速決，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拿下四川，但日軍為何始終未能攻進重慶？本書第二卷將深入研究這些議題，希望能說清楚、講明白。

中日戰略調整及其實踐
岩谷將（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副院長）
傅應川（前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局長）　　　
洪小夏（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教授）
1938年10月21日，廣州陷落；4天後（25日）武漢失守，武漢會戰結束。中國半壁江山、也是最精華的地區，落入日軍囊中。然而，中國沒有屈服，蔣介石把國民政府遷至重慶，並發表宣言繼續抗戰。從此，日軍控制了中國主要的大都會與工業地帶，而且封鎖了中國的海岸線，截斷了國民政府直接對外交通。國民政府則退居西南，以重慶為陪都，進行長期抗戰。
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也就是武漢會戰之後、至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亦稱為抗戰中期。在這之前是為抗戰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珍珠港事變爆發後，則稱為抗戰後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
進入抗戰中期，中日雙方不僅在軍事上必須調整部署以因應後續戰爭；政略上，戰爭是否持續的和戰問題，也是一大考量。

一、日軍戰略調整：從軍事急進到政治謀略
對日軍而言，武漢會戰是其侵華戰爭的重大轉折；日軍本來希望速戰速決，盡快解決「中國事變」，但武漢會戰後徹底明白無法達到這個目標，不得已，只能從「速戰速決」轉向「長期方案」。面對著看不到盡頭的持久戰，如何兼顧占領區的穩定和前方大軍的作戰持續力，是個極為棘手的考驗；而處理占領區的政治、經濟及治安，亦成為侵華日軍的頭疼問題。
此時，日軍在華動員兵力近百萬，發動大規模戰役已十分困難。因此，一向堅持通過軍事行動結束侵華戰爭的陸軍，在武漢會戰之後也不得不以政治手段為中心，作戰略上的轉變。

政略與戰略並進
首先是軍事方面。1938年11月，日本大本營對武漢戰後的情勢作出判斷：日軍取得武漢、廣州，但國軍仍不屈服，正退居西南，整訓部隊，並在法屬中南半島建設新補給線，準備進行堅強的持久抗戰。面對此情勢，「若以武力窮追不捨，不如保持戰力，從事『新中國』的建設。」因此，陸軍省在1938年12月初完成〈中國問題處理方針〉，作為今後對華政略與戰略方針。〈方針〉規定：「以攻陷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之分界線，今後將自主地指導『新中國』的建設，……。當前以恢復治安為首要，其他各項措施均以此為依歸。」
根據這個方針，日軍把在中國的占領區分為「治安地區」及「作戰地區」兩塊。治安地區指的是「華北重要地區及上海、南京等華中地區為治安地區，固定配置充分兵力，並永久駐留。」「作戰地區」則為武漢及廣州周圍地區，任務是：「消滅抗日勢力」，但不隨便擴大戰爭。顯然，對華作戰在大方針上出現了重大調整，從最初的「作戰第一主義」調整為包括謀略在內的政治手段為主的策略。
政治方面，早在南京大屠殺後，1937年12月底閣議決定的《事變對處要綱（甲）》已提到，如和議不成，則應表明進行持久戰的決心。1938年1月11日御前會議決定的《支那事變處理根本方針》即規定，如無法實現和平，則「應幫助成立新興支那政權，並與其商談建立外交關係，協助更生新支那建設。」根據這個決議，近衛內閣隨即在1938年1月16日發表「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之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的聲明，此為「第一次近衛聲明」。
這個聲明確立了在華作戰的新政略：扶植親日政權，並通過與其達成和談從而終結戰爭。東京也開始尋求與中國政軍領導合作，扶植親日的中華民國新政府。
然而，東京內部對如何和平解決戰爭有不同意見，內閣以及部分軍方人士認為，解決中國問題不能繞過蔣介石，因為蔣有實力；陸軍則主張，蔣介石太難搞，不如另外扶植新政權與蔣介石對抗，逼蔣垮台。
1938年5月，東京重新檢討對華政策，調整方針為：針對蔣政權積極作戰、並通過謀略誘使其投降，蔣政府投降後，則令其併入中國的新政府。另外還有兩項重大的決定：年內集中國力結束日中戰爭，同時接受第三國斡旋。
日軍一方面準備扶植新的政權與重慶政府對抗，同時推動軍事作戰逼迫蔣介石投降或議和。為此，東京以武漢會戰作為節點，如果武漢會戰後蔣政權依舊拒絕投降或議和，那麼，日方將統合已有的親日政權成立一個新的政權。但是，東京一直缺乏這個新政權的適當人選，後來，陸軍推舉在國民黨內頗具地位的汪兆銘（精衛）作為新政權的「有力人選」，此事才積極提上議程。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底，日本對華策略在軍事、政治、扶植親日政權等方面，都不如預期，尤其是軍事上，在華用兵已達最大極限，導致武漢會戰後，政治謀略愈加受到重視，參謀本部的情報部權責愈來愈大，從作戰課中的戰爭指導班（在戰略面指導作戰的部門）獨立出來，直接由參謀次長督導。同樣的，陸軍省負責政務的軍務課的角色也愈來愈重要，以至於一直是作戰指導核心的參謀本部作戰部的領導地位多少受到削弱。武漢會戰後，情報系統及政務部門的地位突出，這個變化不但無益於統一作戰，反而加大了軍方的分歧與權力競爭。

日軍戰略部署
1938年12月2日，大本營依據《陸軍作戰指導要綱》向各軍指派任務，重點是：華北地區維持現有占領區的穩定，華中地區維持廬州—蕪湖—杭州一線以東地區穩定，同時粉碎武漢和九江附近敵人的抗戰企圖。這個命令強調鞏固占領區、恢復治安；唯有以武漢為根據地的第11軍獲許進行一定規模的作戰，以防止受創的國軍主力恢復實力，但它的軍事行動範圍被限制在安慶—信陽—岳州—南昌一線以內，而且還需要分出精力去支援政治謀略。
第11軍的主要任務是削弱國軍主力、消磨中國的抗戰意志，為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進行戰略性進攻，同時配合這些方策，建立並強化新的中央政權、實施宣傳和謀略、杜絕第三國對華援助。此外，在治安肅清作戰這方面，擾亂治安的游擊隊是在占領區外的中國正規軍支持下進行的，因此，必須殲滅支持游擊隊的國軍。第11軍認為，要達到上述目的，必須積極發動作戰，如有必要，甚至不惜發動和武漢會戰同等規模的作戰。11軍因此向大本營提出作戰意見，並請求增加軍備。
然而，大本營有不同的考量。大本營早就考慮到，若在中國陷入持久戰，就得在應付中國戰場的同時著手擴充軍備，以應對和蘇聯開戰的可能情況。但是，武漢會戰等大規模作戰已經消耗了巨額經費，陸軍若要擴充軍備，就得自行籌集經費。
事實上，負責預算的陸軍省軍事課思考的不是增加在華兵力，而是削減在華兵力，要把節省下來的經費用於防蘇。軍事課規劃在1939年年底把在華兵力從當時的85萬人削減到70萬，1940年底進一步削減到50萬人。特別是1939年6月諾門罕戰役後，日軍更關注防蘇的重要性，加緊削減在華兵力以擴充軍備。
因此，大本營沒有接受11軍的作戰意見，11軍不得不在基本作戰範圍內防止國軍戰力恢復，並執行治安肅清任務。可以說，全面轉向守勢的日本陸軍在1939年這一年，幾乎無力發動任何具有戰略意義的大規模作戰，只能寄希望於通過謀略結束這場戰爭。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日本政府宣布不介入歐洲戰事，同時集中精力解決中日戰爭以確保行動自由。日本陸軍鑒於蘇德簽署互不侵犯條約，認為比起發動日蘇決戰，應該優先緩和日蘇關係，備戰持久化的日中戰爭。
因此，為了早日結束在華戰事，陸軍更加著力於推動汪精衛政權建立計畫。同時，陸軍為有效統轄中國的政略及戰略工作，在1939年9月把原本各自為戰的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與華中派遣軍（中支那派遣軍）統合起來，在南京成立「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支那派遣軍），管轄中國境內所有的陸軍。西尾壽造大將出任總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將擔任總參謀長。大本營並明定中國派遣軍的基本任務：「迅速處理中日戰爭，為此，應竭力摧毀敵之續戰企圖，並應強化對第三國之戰備，以能迅速因應情勢之變化。」
參謀本部把在中國的兵力重新部署為4個軍，配置在兩個作戰區的是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駐在武漢及九江，任務是確保武漢附近的日軍陣地，消滅這個區域的國軍。第21軍（司令官安藤利吉）駐在廣州，主要任務是切斷國民政府在南方的外援。另外兩個軍則部署在治安區：第13軍（司令官藤田進）駐上海，負責長江下游地區的穩定；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駐北平，負責河北、山東、晉北、及蒙古的治安。
雖然有兩個作戰區，但只有第11軍是真正擔任作戰任務的「純野戰部隊」（日文稱「作戰軍」）；廣州方面雖名為作戰區，其實是由守備部隊駐守。
實力最強的第11軍，下轄7個師團（第3、第6、第13、第33、第34、第101、第106師團）、外加獨立第14混成旅團，總數超過15萬人，戰鬥力強，是日軍在華規模最大的作戰部隊。司令官岡村寧次中將可說是抗戰史上最著名的日籍將領之一，他在1941年晉升大將，先是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後來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統轄日軍在華百萬大軍。
此時岡村寧次的主要任務是與海軍協同作戰，對「蝟集之國軍適時加以打擊」，並牽制湖江地區（指長江、鄱陽湖、洞庭湖）的國軍。
綜上所述，日軍的戰略部署表現出對華戰略明顯的變化：

(1) 日軍對華作戰已趨消極，轉攻為守，暫以統治占領地為滿足，將以政略、外交等和平攻勢來解決戰爭。
(2) 對華作戰的要旨在摧毀中國抗戰意志，但其目標並非泛指中國所有抗日部隊，而是「以蔣委員長為中心、黃埔軍校年輕軍官為主體之中央軍系」。
(3) 第11軍作戰目的是「確保岳州至長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漢三鎮及九江為根據地，並以粉碎敵軍抗戰意圖」。作戰範圍，限於安慶、信陽、岳州、南昌之間。可見日軍從此軍事作戰將更趨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