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余英時文集06）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從《日記》看胡適的一生
聯經出版公司重新編校的《胡適日記全集》是一部最完整、也最合用的新版本。最完整，因為它以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為底本，又增加了一些以前未收的新資料；最合用，因為《胡適日記全集》四百萬字，翻檢不易，聯經本附加一冊人名索引，為使用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最近一、二十年來，晚清到民國時期許多重要人物的日記都已相繼出版，為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增添了很豐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價值而言，《胡適日記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遠非同類作品所能比肩。理由很簡單，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因此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更難得的是，他在日記中保存了大量反對他、批判他、甚至詆毀他的原始文件，這尤其不是一般日記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記所折射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個時代的一個縮影。讀完這部四百萬字的日記，便好像重溫了一遍中國現代史，不過具體而微罷了。
聯經出版公司毅然決定出版這樣一部龐大的日記，其原動力只能來自一種純淨的文化理想。因此劉國瑞、林載爵兩先生提議我為本書寫一篇序文時，我在「義不容辭」的直感下便一口答應了。現在開始著手寫序，我卻不免頗為躊躇，因為我不能決定採用什麼方式把《胡適日記全集》的史料價值充分而又系統地呈現出來。21年前我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聯經，1983）寫序時，除了《胡適留學日記》之外，其餘部分尚未刊行。所以我只能從思想方面著眼，寫成了一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但其中很少談到他個人的事跡。自1990年《胡適日記》影印本（台北：遠流）問世以來，它便成為我經常瀏覽和翻檢的一部史料。在一切涉及20世紀文化、思想、政治動向之類的論著中，我往往先參考《日記》，一方面尋求整體背景的了解，一方面覓取具體證據。日積月累之餘，《日記全集》逐漸引導我進入了胡適的世界，我在20年前的一片空白今天總算勉強填補起來了。反覆考慮之後，我最後決定根據《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把胡適的一生分成幾個階段，並分別點出其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但在每一階段，胡適個人的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現在由於《日記全集》的出現，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我自然不能在這篇序文中討論所有的疑點，因此下面僅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我相信這也許是使讀者認識《日記全集》的價值與意義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
一、留學時期（1910-1917）
《胡適留學日記》刊布最早，流行也最廣，所以不須多說。我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中，已詳引《留學日記》，說明留美七年是他的「精神準備」時期。1917年6月他啟程回國則象徵了「準備」時期的終結，因為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已發表在《新青年》1月號，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在這七年之內，中國學術思想界正處在低潮時期，不少人都在重新探索出路。陳獨秀的《青年雜誌》（後改為《新青年》）和章士釗的《甲寅雜誌》都代表了這種探索的努力。胡適個人的「精神準備」和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發生在同一時期，這才造成了他「閉門造車」而竟能「出門合轍」的巧遇。
在這一階段中，胡適生命史上有兩個相關的疑點必須予以澄清：第一是博士學位問題，第二是他的哲學造詣問題。
關於博士學位的問題早在1919年便已出現了。朱經農1919年9月7日給胡適的信中說：
今有一件無味的事體不得不告訴你。近來一班與足下素不相識的留美學生聽了一位與足下「昔為好友，今為讎仇」的先生的胡說，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神氣，說「老胡冒充博士」，說「老胡口試沒有pass」，「老胡這樣那樣」。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沒有關係，只是「冒充」兩字決不能承受的。我本不應該把這無聊的話傳給你聽，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種謠言甚為可惡，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應設法「自衛」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無人相信這種說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現在「口眾我寡」，辯不勝辯，只有請你把論文趕緊印出，謠言就沒有傳布的方法了。
「昔為好友，今為讎仇」即指梅光迪。這是當年「謠言」的起源，但朱經農顯然知道關鍵全在胡適的博士論文沒有印出來。1920年8月9日朱經農在致胡適函中附註又說：
又，你的博士論文應當設法刊布，此間對於這件事，鬧的謠言不少，我真聽厭了，請你早早刊布罷。
胡適的論文終於在1922年刊出（見後），我想這也是一個原因。現在讓我們根據《日記》，重考這一疑案。《留學日記》1917年5月27日追記〈博士考試〉條說：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中略）此次為口試，計二時半。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此記明言「考過」，本無可疑。胡頌平《年譜長編》在此條之後的「編者按」引唐德剛《胡適雜憶》說：
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讀了兩年（1915-1917）。兩年時間連博士學位研讀過程中的「規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談不到通過一層層的考試了。……所以胡適以兩年時間讀完是不可能的。
《年譜長編》的「編者按」接著說：
照《胡適雜憶》的話，似哥大不應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學位乃是事實，若非唐君推斷有錯誤，則是哥大辦理博士學位授予的人有錯誤（第一冊，頁285）。
胡頌平先生為胡適辯護，自在情理之中，但唐德剛先生的懷疑是否有根據呢？胡適晚年在《口述自傳》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在1915年9月註冊進哥大哲學系研究部。其後一共讀了兩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過了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初試及格，我就可以寫論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學博士]學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過我論文最後口試。所以兩年的時間——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爾研究院就讀的兩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了。
這和前引《留學日記》一條先後一致。《日記》說他在1915年11月——即入哥大兩個月後——便考過「初試」，這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今據《口述自傳》，則知他在康乃爾最後兩年已修了足夠的哲學史和哲學課程，所以他讀博士學位的時間一共是四學年，並不自哥大始。但是胡適在康大畢業是1914年，為什麼他說在康大讀了兩年研究院的課程呢？1914年2月17日〈記本校畢業式〉條解答了這個疑團：
余雖於去年（按：1913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八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留學日記》卷四）。
原來他每年都上暑期學校，到1913年夏天已修足了畢業學分，只因限於校章的規定，延遲到1914年2月才正式取得學位。他最後兩年多修研究院的哲學課程，是無可置疑的；《留學日記》中有很多條劄記可以證明這一事實，讀者不妨自行檢閱。
康乃爾哲學系當時以德國唯心論獨步美國，胡適所師事的克雷敦（James Edwin Creighton）、漢門（W.A. Hammond）、狄理（Frank Thilly）、阿爾貝（Ernst Albee）等人都是望重一時的名家。胡適在康大的哲學訓練已奠定了他在哥大攻讀博士學位的基礎。由於他的思維方式自始便與黑格爾一派的路數不合，他早在1914年1月便露出了接近杜威一派的明顯傾向（見《留學日記》，卷三，第三二、三四兩條劄記）；第二年5月他已成為「實效主義」（pragmatism）的信徒（同上，卷九，第五二條）。所以他「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留學日記‧自序》）。有了這樣充分的準備，胡適兩年內在哥大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便絲毫不必詫異了。
但唐德剛在上引《口述自傳》一段文字的註釋中卻又提出了另一相關的疑問，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的結果是「大修通過」（“pass with major revision”），而且必須「補考」，因此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大，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我們都知道，哥大過去有一項規定，頒授博士學位必須在論文出版並繳呈一百本之後。因此在一般的理解中，這是胡適的學位比論文完成遲了十年的唯一原因。但唐先生的疑問也自有他的根據，他認為如果不是「大修通過」，「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離華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親返紐約始拿學位呢？」所以他推測這是因為杜威在華兩年，親見胡適在「學術界的聲勢」，回到哥大後，運用他的「地位」，把「大修通過」改為「小修通過」（“pass with minor revision”）。這是一個「大膽的假設」，然而沒有經過「小心的求證」。因此他感慨地說：「如果杜威遺札尚存，哥大紀錄猶在，『胡適學位問題』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可見他並沒有在「哥大紀錄」或「杜威遺札」中發現任何硬證（hard evidence），可以支持他的「假設」。唐先生似未見前引朱經農的信，但他的懷疑卻與梅光迪不謀而合，甚為有趣。現在《胡適日記》出版了，我們可以試著解答他的疑問了。
胡適1917年回國後立即捲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學革命」，緊接著又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動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我們只要一查1919-1920〈日程與日記〉殘本（《全編》本，第三冊，頁12-222）。便可見其一斑。這一段時期內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論文、拿學位證書的念頭。那麼他為什麼終於在1922年出版了這篇論文呢？除了與上引朱經農的信有關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動念，願意應哥大之聘，去教一兩年中國思想史和文學史。〈日程與日記〉1920年9月4日條記：
Greene（按：即顧臨，Roger Greene）來信，托我為Columbia大學覓一中國文學教授，我實在想不出人來，遂決計薦舉我自己。我實在想休息兩年了。今天去吃飯，我把此意告他，他原函本問我能去否，故極贊成我的去意。我去有幾種益處：（1）可以整頓一番，（2）可以自己著書，（3）可以作英譯哲學史，（4）可以替我的文學史打一個稿子，（5）可以替中國及北大做點鼓吹。
可知哥大原來託顧臨探詢他的意向，如果他不能去，則請他另推薦替人。他這時之所以有此想法，是因為三年來太忙了，自覺治學成績下降，有改換環境的必要。他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記》中說：
去年我病中曾有〈三年了〉詩，只成前幾節，第一節云：
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麼事體？
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幾歲年紀！
我想我這兩年的成績，遠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慚愧！
明白了這個背景，我們便不會奇怪他何以忽動遠遊之念了。一年半以後，哥大的聘書果然來了。《日記》1922年2月23日條：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Nicholas Murray Butler正式寫信來，聘我去大學教授兩科，一為中國哲學，一為中國文學。年俸美金四千元。此事頗費躊躇。我已決定明年不教書，以全年著書。若去美國，《哲學史》中下卷必不能成，至多能作一部英文的古代哲學史罷了。擬辭不去。
這時他的心情改變，又猶豫不決了。但成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這應該是他決定將論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學位的最後手續，另一方面也可用為講授中國哲學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還有赴美參加教育會議的機會（見《日記》1923年6月4日條）。所以論文不遲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決不是偶然的。後來這兩個遠行計畫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年才有歐、美之行。
1926年12月26日《日記》上有一句話：
發電給亞東，請他們寄《名學史》一百冊到Dewey處。
這當然是為了取得學位之故，所以這一百冊論文直接寄給杜威。但《日記》中涉及博士學位的僅此一條，唐德剛先生認為「杜威遺札」可以解決胡適學位的問題，《日記》中恰好保存了杜威在1926年9月30日答胡適的一封長信（《日記》1926年10月9日條）。此信主要是答覆胡適所提出的關於「比較哲學」的問題，其次則是一些互相問候的話，沒有半個字提到胡適學位的事。如果真如唐先生所推測，杜威用了大力量使哥大鬆動它的「嚴格校規」，把胡適的論文從「大修」改為「小修」，那麼這封信上至少會有一兩句交代的話。彼此信中全不及此事，恐怕只能表示胡、杜兩人心中根本就沒有「學位」的問題。博士論文「口試」是「最容易的一道關」，這是唐先生也承認的（頁98）。除非「哥大紀錄」中有關於胡適從「大修」改「小修」的明確記載，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考官中有誰故意和杜威過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導的論文。更使人難解的是，哥大富路德教授（Luther C. Goodrich）是1927年的目擊證人，他既出面說明胡適得學位遲了十年完全是由於「論文緩繳」之故，唐先生為什麼不予採信呢？下面是唐先生的話：
夏（志清）、富（路德）二教授認為……別無他因，只是「論文緩繳了」就是了。富老先生在1927年已（是）哥大的中日文系主任。是年胡適自英來美便是他籌款請來的——公開講演六次。胡是三月份正式取得學位，六月初的畢業典禮上，胡公接受「加帶」（hood）和領取文憑時的「儐相」（escort這是那時的制度），便是富先生。據說當胡氏披著無帶道袍應召向前接受加帶時，他1917年的老同學，斯時已是哥大哲學系的資深教授的施納德（Herbert Schneider），曾鼓掌戲弄他，弄得胡博士哭笑不得。
據富氏所知，1927年胡氏並沒有「補考」。（頁99）
這一段描述中有生動的細節，最容易使人感到胡適的學位問題確有不可告人的內幕。胡頌平先生指出胡適在這一年的6月已回到上海，不可能參加哥大的「加帶典禮」，當然是一個無法反駁的事實。但他對於老同學「鼓掌戲弄」一事卻難以應付，只好說是唐先生的「幻想」。這都是因為當時《胡適日記》尚未出版，別無資料可以比勘的緣故。事實上，唐先生此說確是得之於富路德，不過他聽錯了故事，誤將胡適1939年6月在哥大得榮譽法學博士的經過搬移到1927年來了。《日記》1939年6月6日條記：
下午Columbia畢業典禮，我得一個法學博士學位。此為我做大使後得的第一個名譽學位。（今年有五個大學要給我學位，因醫生的訓誡，我只能出門接受兩個。）Prof. Goodrich做我的Escort。
普通得博士學位決無由一位教授作「儐相」之理，唐先生所謂「這是那時的制度」，完全是「想當然耳」。在獲得榮譽博士的場合，老同學「鼓掌戲弄」當然出於善意，這最後一點疑團便渙然冰釋了。
總之，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已在胡適研究的領域中發生了影響。曹伯言、季維龍編著的《胡適年譜》1917年5月22日條（安徽教育出版社，頁119-120）說：
日記中，未說明此次口試是否通過。
這是受唐說影響的明證。我在上面的討論僅僅是澄清事實，以彰顯《胡適日記》的史料作用，並沒有為他「辨冤白謗」的意思。
與此相關的另一問題是胡適與哲學的關係。自從金岳霖說過「西洋哲學與名學又非胡先生之所長」這句話以來，中國讀者大致都接受了這一評論。即使胡適本人也從未自稱「哲學家」。他的思想走不上形而上學的路數（所謂“metaphysical turn of mind”），也沒有接觸過羅素以來的數理邏輯，所以金先生的評語是很中肯的。但是他先後修過康大克雷敦和哥大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 Woodbridge）兩大名家的哲學史課程，更因為特別受到杜威講各派邏輯的啟發而決定以「先秦名學史」為論文題目。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胡適回國後事實上已放棄了西方哲學，轉向中國哲學史、文學史研究的道路，他不能算是專業哲學家，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低估他的哲學知識，他在美國最後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學訓練已達到了當時的一般水準，足夠他研究中國哲學史之用了。這裡我要介紹一下《日記》中所保存的一篇羅素書評。1923年羅素為美國著名的雜誌 Nation 寫了《先秦名學史》的評論，開始便說：
對於想掌握中國思想的歐洲讀者而言，這本書完全是一個新的開端。歐洲人很難同時是第一流的漢學家，又是合格的（competent）哲學家，這是不足驚異的。……一個人不通中文而想知道中國哲學，面對著這一情況簡直只好絕望。好了，現在我們終於有了胡適博士，他對西方哲學的精熟好像是一個歐洲人，英文寫作之佳則和多數美國的教授沒有分別，至於翻譯古代中國文本的精確可靠，我想任何外國人都很難趕得上。具有這樣獨特的條件，他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引人入勝的，正符合我們的期待。聽說這本書不過是他已出版的一部更大的中文著述的一個綱要，據讀過的人說，原著（按：指《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比本書還要好，這就更使人嚮往了。
可見在羅素眼中，胡適的西方哲學至少是「合格的」。讀了這篇英文書評，我們更難想像他在論文口試中會得到「大修」的結果。
胡適生前從來沒有向任何人提起過羅素的書評。如果不是他把這篇文字附收在《日記》中，這件事便將根本埋沒了。他在論文的最後一篇中專論「進化論與名學」。羅素在書評中對此持疑，認為從胡適所引的文字看，似乎尚不足成為定論（“inconclusive”）。這個批評對胡適發生了影響，他在1958年所寫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台北版自記》中說：
此書第九篇第一章論「莊子時代的生物進化論」，是全書裡最脆弱的一章……。我在當時竟說：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此十一個字竟是一篇「物種由來」。
這真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真是侮辱了《物種由來》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遠流本，頁2-3）
胡適在北大編寫《中國哲學大綱》講義時，「莊子進化論」不但是他的得意之筆，而且舊派學人也有深信不疑的。馬敘倫著《莊子札記》便全襲其說，並因此遭到傅斯年的嚴厲批評。胡適晚年為什麼轉而痛斥自己「年輕人的謬妄議論」呢？我相信這是由於羅素的批評使他重新檢討了原文，終於放棄了早年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