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余英時文集21）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閱，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了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年，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大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台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盡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採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 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一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敏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識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想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祖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所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搜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通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史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值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只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通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而同樣在學術上做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其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畫。3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布而已，並不是通常含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
呂先生這部長編，無論就「整輯排比」（「史纂」）或「參互搜討」（「史考」）來說，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借用章學誠的名詞，即已將「方以智」型的史學發展到了最上乘的境地。在這一認識之下，呂先生的長編和錢先生的《國史大綱》分屬兩種不同型的史學範疇便昭然若揭：後者無疑是「圓而神」型史學的高度體現。復由於目的與功能互異，兩書的學術價值則各有千秋，難分軒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