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雜文集(余英時文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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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11-24
作者:余英時
裝訂:平裝
EAN:9789570865783
系列:余英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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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憶亡友是情感上最承受不起的負擔,寫紀念的短文不禁觸緒萬端
余英時先生從緬想故人到文化關懷
以廣闊的胸襟去開拓一個無限的精神世界

《余英時雜文集》分為「學林憶往」、「文字因緣」兩輯。輯一收羅余先生過往曾在報章雜誌刊登過悼念同儕朋友們的追思文,那些相處的回憶對他而言彌足珍貴,每位友人的處世之道之於余先生都像是不同人生階段的老師,他懷念那些以文會友的歡愉時光,牽記一起共事的溫馨歲月。時間不曾為任何人停留,那些離去的故人們在余先生筆下意趣形象躍然於紙上,雋永深刻。

輯二則是存錄余先生為各大刊物創刊、刊慶的祝賀詞。「文化有傳統,也有變化因此保守和創新缺一不可。」「文化永遠是推陳出新而不是無中生有的。」余先生以文字復刻了輝煌時期的繁盛,與出版人因字結緣,留下他寫作史上難忘的暢酣經歷。

══ 書系總目 ══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貨號: 9789570865783 分類: , ,
作者:余英時

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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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輯一 學林憶往
論學者之宗主與門戶──余英時校友由美上書錢院長
有感於「悼唐」風波
血淚凝成真精神
追憶牟宗三先生
追憶費景漢先生
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
追記與唐長孺先生的一次會談
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悼念邢慕寰教授
一座沒有爆發的火山──悼亡友張光直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劉賓雁追思會上的發言
儒家傳統 新亞精神──敬悼孫國棟兄
追憶揭露文革真相的澳大利亞漢學家李克曼
懷念趙復三
悼念老友劉述先兄
悼念中文拼音之父周有光
悼念志天表哥

輯二 文字因緣
對《當代》的期待
「議林」釋義
談歷史知識及其普及化的問題
欣聞《九十年代》發行台灣版──為《九十年代》台灣版寫幾句話
《當代中國研究》出版祝詞
更新文化而不失故我──為《文化中國》創刊而作
堅持一天是一天
「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
晚節與風格
容忍與自由──《觀察》發刊祝詞
報運與國步──為《聯合報》創刊四十周年作
惕老,中國報業史上的巨人
「誰與斯人慷慨同!」
感受和回憶──紀念聯經出版公司四十周年
時報文化基金會成立祝詞
政府和社會的諍友──《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獻詞
無徵不信,立言不朽──《中國時報》五十周年獻辭
舊聞與新聞──壽宗老紀忠先生九十
一位尊人愛國的偉大書生
方聞的藝術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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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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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淚凝成真精神
徐復觀先生一生的成就,最可以用一部書作象徵——即他早期的著作《學術與政治之間》。
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他的工作偏重於政治,三十八年以後,工作重心轉移,對於學術研究,投注相當多的心力。但是在這兩者之間,我們平心以觀,徐先生的生涯是政治中有學術,用學術來指導政治生活,因此他正式拜熊十力為師,乃是中年從政的時代。當時他希望以政治工作挽救中國的危機,三十八年以後,他體認到政治工作的解決,必須有更深刻的學術思想體系作根本,因此由政治轉移到學術,這便是他晚年教書、治學、寫文章的緣由。
在晚年學術研究的工作上,徐先生經常反映出早年的政治經驗,中國近年來政治方面的發展,深深影響著他對文學、思想以及歷史的判斷。他自己常說,他的古典研究,深受時代的啟發,如果不是時代提出許多問題,他不會在古典作品中,發現那麼許多有意義的題目。
徐先生的一生,與學術、政治二者,都有著關係。近代的知識分子也有不少是如此的,但不同的是,很少人能夠像徐先生一樣深入到政治與學術之中,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徘徊在政治與學術的邊緣,對兩者都沒有深刻的了解,不如徐先生在這兩方面的突出。也許我們不一定都同意徐先生對學術課題所下的結論,但是我們都應該尊重他追求結論的那股真實的精神。
就現在的學派來說,徐先生是熊十力以來,中國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在海外這三十多年來,新儒家的影響力量,主要是三位學者建立起來的,一位是已經過世的唐君毅先生,他是以文化、哲學為主要的工作範圍。另一位是牟宗三先生,他是以儒家的形而上學為中心。此外,便是徐復觀先生了,徐先生以實際政治工作的經驗,反映了對歷史更深刻的認識。三位新儒家中,只有徐先生是以歷史的經驗,發掘思想的問題,這並不是說徐先生的工作比唐、牟兩先生重要,而是他把握歷史的關鍵,對一般讀者能有更深刻的啟發。
徐先生治中國思想史,分從歷史與思想兩條線索同時進行,最後幾年,尤重於兩漢思想方面,我看過他有關這方面的專著,至少有四種。去年他告訴我,一部漢代經學的歷史很快就要出版了,就以著作的總量來看,徐先生的成就亦是十分驚人。
我想在現代學術史上,徐先生扮演的是一個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的學術經驗和政治經驗一樣,可以說都不是正統的,但是其價值正在這種地方,他在價值上並不追攀主流或當權派,學術上也表示出偉大的異端的精神。
他的追求的方向,基本上是一個「真」字,但是這種真理的「真」,是有血有淚的,不是枯燥的理性或沒有內容的空洞型式。
我自從一九七三年到香港,和徐先生認識相交,十年來一直受到他的鼓勵,雖然我們在思想、學術上存在著一些細微的差別,但我對徐先生關懷後輩,提倡學術的苦心,始終十分感謝。
(原載《中國時報》,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

■ 晚節與風格
《明報月刊》三十五周年紀念對我來說是一個引起溫暖記憶的日子。一九六六年我在美國,未能在香港恭逢創刊盛舉。但是我還記得我在一九六二、六三年間給香港友人所寫的幾封信,曾在《明報月刊》上刊載過。題目也是朋友代為擬定的,大概是「論海外中華」。因為我從未將這些信收進文集裡,手頭也早已無存稿,所以記憶不免模糊了。「海外中華」是我當時一種空想,大致認為中國文化在本土一時沒有機會發展,只能在海外由中國知識人承擔起這個任務。這篇文字在美國也曾引起反響,我記得有人把它節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的一家留美同學辦的刊物中發表了。但我現在連這個刊物名稱都忘記了。以後有機會,我也許會找出《明報月刊》的原文來重讀一遍。
在六十年代,我和許多留美學人一樣,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迷。所以一九七一年我第一次回到香港時,便請人介紹和查良鏞先生交談過一次。這是我認識《明報月刊》創建人的開始。但是我當時在美國工作,很少有機會寫中文,所以我正式成為《明報月刊》的投稿人要等到一九七三年回新亞服務以後。從一九七三年起,我許多關於文化思想以及《紅樓夢》的文章都是先在《明報月刊》上刊出的。一九七五年回美國之後,這一讀者而兼作者的關係不但沒有斷,反而更加強了。我的老朋友如胡菊人先生、董橋先生,都是維繫我與《明報月刊》之間的關係的原動力。這一點使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一生投過稿的報刊不計其數,但我始終覺得《明報月刊》最令我有親切之感。自由、獨立、中國情味大概是我對《明報月刊》最欣賞的幾點特色。《明報月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的境地。這裡沒有任何預設的意識形態;我所謂的「中國情味」也不含狹隘的民族意識。這裡也沒有權力的威脅或誘惑;作者可以稱心而讀,讀者也可以隨意閱讀—沒有人會想到與權勢或財富發生任何關聯。
現在我自己已進入老年,用圍棋術語說,我是處在收官子的階段,只想關起門來,在專業領域內做一點與世無爭的研究工作;因此我大概不大可能再在《明報月刊》上發表長篇大論了;但是我對《明報月刊》的感情是不會改變的。
文化社會事業與個人不同,無所謂生、老、病、死,所以《明報月刊》可以日新月異,而且也一直與世俱新。但是我希望它的基本風格不會改變,此之謂萬變不離其宗。中國人從來最怕「晚節不保」,這是從個人立場上說的。所謂「晚節」,今天當然已超越了傳統政治概念。這是指一個人平生所一貫信奉的基本價值,由於臨老不能守孔子「在得」之戒,竟假借種種冠冕堂皇的說辭,棄之不顧。《明報月刊》自然不存在「晚節」問題,然而我對它的一貫「風格」卻愈來愈珍惜。二十一世紀真正開始了,我願意與《明報月刊》作一個莊嚴的約定:我努力保自己的「晚節」,《明報月刊》努力保自己的「風格」,如何?
(原載《明報月刊》三十六卷一期,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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