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序文集（余英時文集24）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從傳統到現代的見證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中國時報》在宜蘭的棲蘭山莊舉辦了一次研討會，主題是「近代中國的變遷與發展——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探討」。主要的目的是：「對百餘年來的中國歷史作一反省，從社會結構與文化的變遷中汲取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進而為我國未來的發展尋找生路。」這個討論會的倡議來自多位關心社會的知識分子，但原動力則是剛剛離開了我們的余紀忠先生。他在艱苦的情況下創辦《中國時報》，其基本宗旨便是「為我國未來的發展尋找出路」。當時正值陶百川先生八十壽期，大家十分欽敬陶先生數十年來不斷為民主法治呼號，特以這個討論會作為祝賀。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太多錯誤，紀忠先生和我們這一群與會的知識人其實都有一個共識：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從傳統的社會、文化結構中蛻變出來，建立起一個開放、民主、自由的現代結構。用當時流行的語言說，即如何從「傳統」轉化為「現代」。二十年前我們雖然仍在所謂「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餘波蕩漾之下，但早已脫出了「五四」以來「反傳統」的激情。我們並未將「傳統」與「現代」看成兩個互不相容的對立概念，我們毋寧以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的關係，換言之，即似相反而實相成的。作為社會學、政治學或史學的概念，「傳統」與「現代化」當然都是普世的，然而落實到經驗層面，「現代化」為相對於某一特定的「傳統」而成立。西方社會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統，但並不足以構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模式。中國怎樣才能從「傳統」向「現代」轉化，首先便離不開它本身的歷史經驗。當時研究非西方社會（如印度）的專家，已指示了一個可能性，即每一特定「傳統」中都涵有它的特定「現代」因素，從「傳統」到「現代」，關鍵不在「破舊立新」，而在「推陳出新」，這裡有一個微妙的「弔詭」（paradox），越想掃盡「傳統」以追求「現代化」，「現代化」反而越遙不可及。這個可能性在最近二十年來的學術發展中得到更多的印證，而不是否定。出身印度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阿瑪提亞．森（AmartyaSen）最近一連串的論述便是一個具體的例證，他在印度十六世紀的歷史中發現，伊斯蘭教義中早已包含了「宗教容忍」的成分，不過由於種種客觀因素，未能持續成長而已。就我個人的直覺而言，我當時已感到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特定地區，台灣和香港都是經濟、社會方面「現代化」比較有成就的地方，其所以為此，恐怕與這兩個地區所保存和發展的「中國傳統」不無重要關係。這兩個地方恰恰都躲過了二十世紀「革命暴力」的摧殘，因此我當時深信台灣從「傳統」轉化為「現代」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如果撇開實際狀況不論，僅從結構方面著眼，二十年後的台灣確已大大接近了開放社會的境界。這部論文集，由於種種顧慮，不能在討論會結束後立即出版，而今天問世或已引不起強烈的社會反響，這一事實本身便十分說明了「結構」的重大變遷。至於今天台灣的政治和社會中所面臨的種種新困境，那是屬於完全不同範疇的問題，這裡不必，也不可能做任何討論了。
在結束這篇短序之前，我不能不去回憶一下當時開會的景況。棲蘭山莊是一個非常優美的所在，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討論會上無數熱烈爭論的內容早已模糊了，但是我們對於台灣未來發展所懷抱的一種深切期待卻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我尤其不能忘懷的是開會期間的颱風。一九八三年七月三十日我乘摩托車下山回台北的一幕，也已成為個人記憶中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寫到這裡我又不禁想起了八月一日在台北師大的一場演講，這也是由《中國時報》主辦的，為了把我們的討論傳達給更多的社會大眾。我還清晰地記得演講中一個有趣的插曲。我大概在口頭隨意發揮中提到毛澤東，說他是個「中共的最高領袖」。有一位穿著綠描金龍衣衫的聽講者，誤將「共」字聽作了「國」字，曾對我提出了十分嚴重的抗議。這一抗議把會場的熱度頓時提高到沸點，當時台北的思想氛圍由此可見一斑。我不知道這位龍衣人現作何狀。依我所了解的二十年前「人心的變化」而言，即使我說的真是「國」字而不是「共」字，他今天大概也不會提出抗議了吧！

二○○二年七月三日於台北
（原載《中國時報》，二○○二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