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離析的陣營：抗戰中的國民政府1937- 1945

自序

我童年親歷了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全程，雖然年幼，可是每日都感到心弦激盪。在青少年歲月裡，先父齊振興先生以他本人對中國地方和中央政治的敏銳觀察，經常鼓勵我對抗戰和國民政府之間複雜微妙關係去進行更深入了解。已故的劉博昆伯父也給了我極大啟示。他為人正直，對革命奉獻和對民族熱愛，對政治道德和個人操守堅守原則，都激勵我去研究中國人民所經歷的那場政治軍事災難。因此我早年曾經以英文撰寫一書，取材於當時能夠得到的史料。1 原本以為對抗戰研究就此告一段落。1990年代從美國的大學教職（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辦理提前退休，到香港與一群從不相識的華裔學者共同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也為此而擱置了當時一系列研究寫作計劃逾十年之久。退休後重新獲得研究機會，把學習中美外交關係的心得先後出版了三本書。2 意想不到的是在閱讀外交史料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接觸到大量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內政檔案，因而激發了在這些新史料基礎上的重新思考。其結果是我決定重新設計研究架構，把過去數十年出現的史料從新角度去進行分析。作者希望本書能夠清楚地把新研究的心得呈獻給讀者群。
毋容置疑地，軍事在20世紀中國政治與社會舞臺中扮演了重要無比的角色。從民國初年開始，軍閥們占據著全國各地政治舞臺的中心，他們不僅壟斷行政統治權力，還影響廣大民眾的經濟生活，激起社會動盪，加速農村蕭條，以及刺激知識分子全面而劇烈的轉向，這些都是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興起的重要原因。
到了抗戰時期，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關係變為愈加密切。幾十年來，對於國民政府和抗日戰爭曾經出版過不少中外文著作，或是敘述戰史，或是剖析內政。但是軍事與政治間微妙複雜關係甚少被深入探討。事實上，戰事和戰局必然影響內政，而內政品質和效率又必然影響戰爭。本書重點即在強調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且試圖把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後方黨政軍的狀態和前線的戰事納入一個整體性的分析架構之內。
本書第一章將概述北伐前後國民政府的軍事統一策略，並且說明它是如何為此後中央與地方實力派之間敵對及妥協關係埋下了種子。1927-1936年間，國民政府的施政逐漸偏離過去承諾的革命理念。它專注於軍事權力，而其政治軍事化的趨勢也日漸明顯，也引發了長達十年的內戰。但在這個過程中，它抵抗日本的目標也明確化，並且做出相當程度的成績。
第二章介紹八年抗戰的過程，不是個別戰役的細述，而是把其中具有轉捩效果的幾個戰役予以重點標出，同時分析它們在戰場外所產生的後遺症。其中特別強調的是國民政府唯一的重要政權支持來源—嫡系中央軍—如何在日軍強力攻勢下遭受巨創。
第三、四兩章試圖說明前述的幾場大戰役徹底地改變了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大格局。國民政府軍力的潰敗造成它的政權日益受到來自地方實力派的挑戰。該兩章提供大量史料去描述這個新格局，幫助讀者對當時脆弱的抗日陣營獲得新認識。
史料說明蔣介石早在淞滬戰爭失敗後就設想一個分工制度，由他本人負責軍事，而把政府和黨務工作交由他人管理。本書第五，六兩章分別討論了中國政府戰時在建軍和整軍兩方面的努力和與英美盟邦合作的經驗。它們同時指出這些整建工作在新格局下遭遇的重重困難。
抗戰如何影響國民政府與民眾之間關係？本書第七、八兩章討論新格局對政治的影響。它們指出蔣介石在政治方面最可以被詬病的失誤就是把政府體系托付給不值信賴而又無才無德的人選，完全無法在新格局限制下開闢出一條治國之道。至於蔣介石本人在此時被視為「獨裁者」則更是一個外強中乾的假象。作為原本就不善長群眾動員的政權，這個關係從一開始便非常脆弱。但是國民政府在戰場上的敗績，加上地方政權領袖強硬不合作態度，則進一步擴大了戰爭的殺傷力。國民政府在戰時兩個重要政策上的嚴重失誤—徵糧和徵兵—最終耗盡了僅存的民眾支持。
第九章討論國民黨，並且試圖說明該黨在抗戰時期其實已經淪為一塊點綴性招牌而已。即使在南京時期，國民黨就不曾建成一個嚴密的革命組織，而到了抗戰時期它變為愈形僵化，完全喪失扭轉中國政治格局的歷史功能。本章的分析重點是黨領袖、黨員和黨組織。
本書前九章是在史料基礎上對戰時國民政府提供的分析，而第十章則是作者本人對抗戰史料閱讀後的心得和反思，選擇就衛國、建國和國際生存三方面表達一己之見。
由於退休多年隅居小鎮，本書寫作計劃沒有向任何單位提請研究或出版資助，各階段的思考與稿件也不曾有機會向學者專家出示和請益，因此一切文責自當由作者自負。但是在史料收集過程中，曾經先後得到張力、吳淑鳳、蘇聖雄和李期耀諸位學者的指點和提供實品，謹此致謝。

第一章 抗戰前國民政府特色
本書的中心課題是討論抗戰時期（1937-1945）在國民政府旗幟下的內政，包括黨政軍各方面的發展。由於戰時內政發展和各部門應付抗戰的舉措無疑受到戰前內政遺留下來的影響，因此本章的目的不在於做深度而具有原創性的分析，而是簡略地勾畫出戰前南京時代（1928-1936）中國內政的若干特色，為本書此後各章的論述提供一些「由來有自」的線索。
在一般情況下，革命理論都會強調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和必要性，為它反抗當前政權提供道德基礎。某些革命理論甚至會對暴力運作的策略和執行手段提供詳盡指導。但是縱觀國民黨革命理論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淡化武裝鬥爭的作用。在孫中山一生大量著作中，對軍事事務很少發表意見。其中一部分原因固然是他本人不熟悉軍事，但更深層原因則是他對武力和暴力具有強烈抵觸感，而對西方民主憲政具有高度認同感。因此在1911年中華民國肇建時，他就期望以高速度將國民黨融入議會體制，遵循民主規則去從事政治運作。
相對而言，孫中山革命理論卻對社會經濟發展、心理和政治重建等工作提供了一系列指導原則。孫中山決定組建黨軍，只是由於民國初年軍閥不斷地排斥革命才被迫為之。即便如此，他對建軍的關注度並不高。在他生命最後幾年裡，仍將大部分精力投注在完善自己的建國理論，而不是軍務。而集孫中山理論之大成者很可能是《建國大綱》。在這份包含25個條款的文件裡，他簡潔地說明了對革命有序漸進的理論。如世人所周知，孫中山將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軍政、訓政、憲政。革命終極目標是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多黨民主憲政，而國民黨的歷史使命就是在革命最初兩個階段扮演主導角色，加速政治制度轉型。即使就這兩個前期階段而言，他最著力闡述的不是軍政，而是訓政。在近代其他許多革命理論中，有的強調一個特定階級或團體的長期專政，也有的期望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地實現民主共和體制。但是孫中山革命理論則嵌進了一個緩衝階段，稱之為「訓政時期」。在此時期內，革命黨的任務是去教育和訓練人民群眾，去提升他們治理自己事務的能力。
從《建國大綱》的篇幅可以清楚看出，它對於軍政時期只簡略地論述了兩條（第6至7條），對於憲政時期論述占七條（第19至25條），然而關於訓政時期的討論卻有十一條（第8至18條）之多。依據孫中山理念，革命黨在訓政時期的責任是教化和訓練國民如何去行使自治權，為未來的憲政打下鞏固基礎，這也充分體現出他個人的價值觀。換言之，孫中山所設想的國民黨歷史任務只是在前兩個階段中扮演引導革命轉型的角色，最後「還政於民」，自身成為多黨體制下的一個政黨而已。
更具體地說，孫中山學說賦予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動員人民投入政治生活並且學習使用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等權力去掌握管理自己事務的能力。與此同時，黨還應該輔導和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去獲得財政自主能力，而其手段則包括開展工商業、開發天然資源、發展交通、進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民生經濟的重建工作。革命黨也應協助地方政府促進社會公義與社會福利，其中包括土地徵稅、土地產權改革、推廣教育和醫療、濟貧救災、育幼養老。因此在孫中山看來，國民黨作為革命政黨角色，猶如是促進憲政的助產士或「催生婆」。儘管孫中山也認可使用革命暴力，但是革命政黨運用暴力的正當性的前提，必須是能夠有效地承擔起訓政時期的諸項責任，維持革命邁步前進的動力，同時要堅定不移地追求革命理想。在這個大架構下，孫中山還明確地指出，國家重建過程首要是改善民生（民生主義），緊接著依次是提升國民政治權利（民權主義），和實現民族平等獨立（民族主義）。上述這些目標的順序及主從關係決定了革命的正軌。
本章今後篇幅將會追蹤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權後十年的發展軌跡，並且指出在此期間內，蔣介石屬下國民黨領袖們把軍事活動當成是主要的，乃至是唯一的關心之事。這個現象與孫中山原本的革命設計顯然大相徑庭。蔣介石全神貫注於軍事建設和鬥爭自然有其當時特定的時空因素，但是卻無可避免地偏離了國民黨之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等領域中所抱持的期許。由於篇幅限制，本章在對北伐過程作一簡單描述後，將把著重點放在敘述南京政府新建現代化軍隊的嘗試，以及這一政策導向如何激發了1930年代南京政府與當時遍布全國各省的軍事力量的競爭模式。
一、北伐後遺症
孫中山一旦選擇以廣州做為革命運動根據地，就註定南方革命勢力終將伺機北伐，打倒軍閥與反革命分子。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國內局勢發生一連串變化：舊軍閥勢力在華北開始衰落，吳佩孚出兵侵犯湖南，革命陣營內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逐漸破裂，加上在省港（廣州，香港）大罷工時期英國向革命政府不斷施加壓力等事件，都加強國民黨領袖們的信念，認為北伐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倉促行動將使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在此後數年中付出巨大代價。
北洋軍閥作為國民黨的對立面，無論在兵員和武器兩方面都擁有壓倒性優勢，而它們之間的懸殊差距也必然嚴重地限制了國民黨的戰略選擇。結果是：北伐軍幾乎從一開始的整體指導方針就是儘量減少敵人，以便逐個擊破。具體而言，國民黨採取了兩大作戰方針。
第一，國民黨決定採用不同方式對待華南和華北兩個地區的軍閥。對前者予以包容和爭取，對後者加以消滅。因此，北伐伊始，國民黨便派出諸多使節與南方軍閥談判，開出各種條件促其歸順。典型做法是，國民黨承認這些地方軍閥（實力派）的現有地位，保證不侵犯他們的地盤與稅收權，不干涉其內部事務。交換條件則是，軍閥們接受國民黨政府的官職委任，宣布效忠革命政府。從這意義上講，北伐對南方省份原有的軍政權力結構而言，其影響可謂微乎其微。
第二，在北方，國民黨（1926年）成功地與兩個軍事團體—馮玉祥與閻錫山—結盟。馮閻二人在意識形態上原本就和國民黨較為接近。國民黨在安撫了這兩大勢力後，對其他北方軍閥就更能夠採取先孤立而後逐個擊破的策略。其結果是，到1928年底，皖系和直系軍隊大部分被擊潰，而奉系軍隊則敗退回到東北。
概而言之，北伐結束了北洋背景軍人主導中國政治的局面，然而並未能根除軍閥殘餘勢力。不論是在華北或是華南，地方軍隊割據局面依然遍地存在。
北伐過程中另一個發展是，當國共合作關係依舊維持之時，國民黨領袖仍願意借群眾力量去推動革命活動，並將群眾運動和軍事行動視為同等重要。他們也認為地方上的農會能轉變鄉村的社會面貌，而工會則能挑戰各大埠口的帝國主義勢力。因此，他們把群眾運動看成是建立新民主秩序必不可少的一環，而且將在地方和省級代表大會中扮演關鍵角色。也正是因為這種號召，所以國民黨吸引了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有為青年加入國民黨或是參加革命軍。
但是隨著軍事進展，革命軍將領們卻希望減少打硬仗，寧可用拉攏手段去軟化和招納敵人歸順。其結果是：那些新近被招納的舊式軍人與大城市商人，開始感受到群眾運動威脅到他們原有的勢力範圍而提出抗議；甚至國民黨內一些較保守的軍官和文職領袖也開始擔心無法控制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這些因素終於導致國民黨明令暫停這類運動。到了1927年，國民黨左派將領鄧演達已經開始抱怨道，北伐過程使得軍隊勢力超越了黨、政與其他一切的發展，因此黨和整個革命未來將面臨嚴重危機。
國民黨為了貪圖儘快獲得軍事成功而在戰略上採取了傳統拉攏手段去進行上層結盟，其代價是放棄了通過社會革命由下層發動群眾，它同時敞開大門讓大量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部隊（特別是南方省份）混進革命陣營。這種謀略不但沒有解決民族主義與地方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妨礙了國民黨實現民族統一的目標，而軍隊編遣工作所遭遇的困難正成為最有力證明。這個緊張關係，使得革命原本要推動政治與經濟建設的宏圖大略難以啟動，也將使國民黨政權陷於長期內戰，從而嚴重削弱了國家抵禦外侮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