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曹操，曹操到

曹操為何被誤讀（文摘）

目前最早，較為全面記載曹操的史書，是西晉人陳壽所編撰的《三國志》。從史書編撰體例上講，《三國志》是一本紀傳體斷代史，體例決定了《三國志》是以人物為中心來敘述歷史。但是，史書的敘述有它的局限性，不可能纖細入毫地去反映傳主的生平。就拿曹操來說，《三國志‧武帝紀》是曹操的本紀，整篇文字按時間線索一路走下來，最後以陳壽的評語做結。除了對少年曹操有過色彩化的描述──「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事連著事，眾多的人物、地點紛至沓來，流水帳般地翻篇而過。從現代傳播學的角度看，這樣的敘述沒有主題，缺少細節，傳主形象太過虛化，使得處於陌生時空中的後代讀者要想了解一個血肉豐滿的曹操，基本上很困難。

到了後來，《三國志》中簡約化的曹操逐漸被色彩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在於有了新資料。陳壽《三國志》本文傳世大約百餘年後，出現了南朝宋人裴松之的《三國志注》（以下簡稱裴注）。依照裴松之自己的話說，他的目的是為了彌補陳壽記史簡略的缺憾。從記載上看，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是受詔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這就意味著，在那時，官方要從《三國志》中獲取治世的經驗和教訓，已經感到不怎麼方便了。而裴松之完成任務後，上呈御覽，當時的皇帝給予了贊許，認為裴注可以「不朽」。「不朽」當是很高的評價，這是對裴松之復原歷史形態的認可。也就是從裴注誕生之日起，它已經與陳壽的本文珠聯璧合，離開了裴注，《三國志》的魅力是要打折扣的。

通過裴松之的工作，出現在後世讀者眼前的曹操，形象豐滿起來，從單一的《三國志‧武帝紀》中的簡約化的曹操，一下子擴大到裴注所引述的眾多資料中的曹操。這些被裴松之引用的資料，除去專作訓詁的以外，用來補充史實的大致在三十種左右。而這三十種左右的資料，多的是史書，少的是史料。我們知道，史料是編修史書的基礎，是史實的源頭。在史料匱乏的條件下，判別史書敘事的真偽，極可能陷入到孤證難立的境地。依賴裴注流傳下來的眾多史書，無論是漢魏人作為當代人撰寫的當代史，還是兩晉人編撰的前朝史，相比陳壽《三國志》而言，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多情節化的敘事。這也構成了後世描述曹操時出現言不盡意情況的源頭。

有情節的敘事可以營造歷史的情境，但是人物一旦進入情節，就不可避免地被色彩化、感情化。以曹操殺呂伯奢家人來說，這一節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可是，《三國志‧武帝紀》未載此事。陳壽編撰《三國志》所依據的王沈《魏書》，則講殺人動機是因呂伯奢之子和賓客起了歹意，要搶曹操財物，曹操屬於正當防衛；西晉人郭頒在《世語》中則認為曹操疑神疑鬼而殺人；到了東晉，孫盛則讓曹操開口說話了，「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後世對此事的判別，一是殺人成立；二是王沈是魏臣，要為老主遮醜，且王沈《魏書》就是為時諱的書，價值不大。其實，這種判別依然是存有問題的。疑神疑鬼是想當然爾，負人負我之話是否有據可查？無人追尋。難道距離歷史現場越遠，真實就會再現？──簡單化地對待資料，孤證可立的傾向，正是後世讀者受色彩化影響的一種表現。

陳壽走的是簡約之路，簡約化的曹操很難讓我們與陳壽在〈武帝紀〉最後評語中出現的「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做一個對號入座；裴注相對豐富了，但是所引資料又多史書、少史料，可能使後人受色彩化的敘述影響。可以說，對歷史真實的逼近，就是一個不斷比較、考證與思考的過程。

後世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有兩種取向。一種是在史書所提供的多樣資料面前，戴上有色眼鏡，先入為主地評價歷史人物，要麼一棍子把他打死，要麼把他奉為神靈捧上天。畢竟多樣的資料，可能為他們做出的任何一種決定提供佐證。可是，這樣做了，只會與歷史越走越遠。另一種是本著去偽存真的態度，把歷史人物，尤其是那些曾被濃墨重彩過的大人物，還原到一個普通人的層面，去追尋他的足跡，盡可能地在他所處的歷史時空中探尋他的真實。這樣做了，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世俗視野之外的歷史風景，有望觸摸到真正的歷史。

梁啟超曾言：「語曰：蓋棺論定。吾見有蓋棺後數十年數百年，而論猶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論人者將烏從而鑒之。」論人向來就非易事，種種假象與干擾，都可能誘使人們隨俗從流，做出輕鬆卻武斷的結論，或使古人蒙羞，或為古人遮羞。也正為此，後世讀者面對史冊，尤需秉持公心，獨立思考，如此才有望能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未雨綢繆

大家不便去曹操那裡問個清楚，荀彧則要寬慰一下曹公，誰讓自己是曹操的左膀右臂呢！荀彧見了曹操，問這是怎麼檔子事呢？曹操就把袁紹的信拿給荀彧看，說：我想打他，可打不了，沒這力量啊！怎麼辦？

哦！原來如此。曹操終於受不了了。我可以忍你袁紹一時，但絕不能忍你一世。我想立君為民，你想自己做皇帝，咱倆不是一道上的人了。你不義，你就是國賊。

荀彧說：明白了。這好辦。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有智慧，有才能，雖弱必強；否則，一時強大，最終也會變得弱小。當年劉邦、項羽的事例，就是明證。現在能和您爭天下的，就是袁紹，這一判斷沒有問題。您有四個方面勝出。哪四個方面呢？

一、您境界高，會用人；袁紹表面上很寬容，實際上嫉賢妒能。這叫度勝。做大事，就要有氣度。

二、您在大事上不糊塗，能隨機應變；袁紹疑心重，做事情猶猶豫豫。俗話說，當斷不斷，留為後患。這是謀勝。做大事，是要講智慧的。

三、您治軍嚴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少，但他們都是不怕犧牲的勇士；袁紹治軍無方，法令不明，士卒雖多，其實難用。這是武勝。做大事，是要靠真實力的。

四、您寬以待人，嚴於律己，和手下推心置腹，對有功人員慷慨大方，天下忠誠之士，有真才實學的人，都願意為您所用；袁紹憑藉自己的出身，為了自己的名譽，玩花活，不實幹，他身邊多的是耍嘴皮子的、沒有多大能耐的人。這是德勝。做大事，要務求實際。

有這四勝，度、謀、武、德，加上您現在輔佐天子，天子就是要用在最關鍵的地方，「扶義征伐，誰敢不從」？

曹操高興了，情緒正常了。荀彧的話真是解人憂患的靈丹妙藥。不過，荀彧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曹操還要再徵詢一個人的意見，此人就是郭嘉，郭奉孝。這是位奇才，是一位不願受條條框框規範的人，可能也是一個佻易之人。他也曾打算投奔袁紹，後來見了真人後，很失望，認為袁紹成不了事，就離開了。荀彧向曹操推薦了他，兩人一見如故，大有相見恨晚之意。曹操說，能幫我成大業的人，就是郭嘉了。郭嘉說，真吾主也。曹操是我的領導，我跟定他了。
曹操見了郭嘉，直接就問：「我要打袁紹，他地盤大，人馬多，我怎麼辦？」

郭嘉比起荀彧，更能總結，荀彧總結了四點，郭嘉則說曹操有十勝：
第一，道勝。曹公不受條條框框限制，這叫體任自然，我們佻易的人有道；袁紹講繁文縟節，繁瑣得很。就這一點，也能累死他。

第二，義勝。這點是誰都比不了的優勢，天下獨一份，咱有天子撐腰。凡是跟咱作對的，就是跟天子作對，是不義。

第三，治勝。漢末的亂，就是太不講規則，太無視法度了，袁紹還不知改悔；您不一樣，以法治國，對症下藥，英明啊！

郭嘉接下來講的第四度勝、第五謀勝、第六德勝，還有第十點武勝，與荀彧的意見基本一致。
第七，仁勝。袁紹是個小事簍子，沒有大局觀，只有婦人之仁；曹公不一樣，抓大放小，放眼四海，做事周到細緻，您是一個有大關懷的人。

第八，明勝。曹公明察秋毫，御下有道；袁紹那兒，亂哄哄的，彼此傾軋，烏煙瘴氣。
第九，文勝。袁紹那兒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曹公一是一，二是二，對就對，錯就錯。對了，以禮相待；錯了，正之以法。

曹操笑了，開心地笑了。真像奉孝講的這樣，我得是個什麼樣的人啊！

笑歸笑。荀彧、郭嘉高屋建瓴地這通誇曹公，貶袁紹，曹操有信心了，有鬥志了，不怕袁紹了。但坐而論道容易，到底要怎麼打呢？

郭嘉說：「袁紹現在忙著對付公孫瓚，一時半會兒還顧不上咱們，趁這個時候，咱們把呂布收拾了。否則，一旦和袁紹開戰，呂布為患，那可就是大麻煩。」此深害也。這禍害沒辦法形容了，深了去了。

對於這個「深害」，荀彧也沒異議：「不先取呂布，打袁紹還要慎重！」

曹操說：「然。」說得對。但思路還要放開些，我認為，呂布是「深害」沒錯，但還要考慮到袁紹可能的擴張，一旦他的勢力進入關中，涼州和巴蜀就可能為他所有。到那時候，壓力更大，後果會更嚴重。

走一步看兩步，荀彧說曹公是一個有境界的人，郭嘉說曹公是一個有大關懷的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曹公不一般。他要打贏袁紹，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須建立穩固的大後方。對大後方構成主要威脅的，一是呂布，二是關中軍閥。對待他們，要一戰一和。戰的是徐州呂布；和的是關中軍閥。

一個有境界的人，一個有大關懷的人，一個要立君為民的人，他要懂得交流，要聽得進去各種意見，要有決斷力。曹操表現得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