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文字學史

增訂本前言
《漢語文字學史》書稿完成於1989年5月，1990年底出版。初版時雷射排版剛引進出版社不久，對古文字和生僻字的處理還沒有太好的辦法。我和請來幫忙的朋友，在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照排室裏，摹寫字形、校對和挖補膠片，忙碌了一個令人難忘的暑假。但是，初版的校對和印刷質量依然很差。不過，也許這本書的出版正好可應一時之需，同行們沒有計較這些技術問題，卻對它給予了我們未曾預期的評價。1994年韓國河永三先生來函聯繫，要將它翻譯介紹給韓國讀者，使我們有機會做了一次校訂工作。十餘年來，出版社也幾次加印，以滿足讀者要求。但是，隨著雷射排版技術的進步和印刷裝幀水平的不斷提高，再看到這本校對和印刷粗劣的小書時，總是於心不安。尤其是拿到2000年韓國東文選出版社出版的印刷精美的韓文版時，更是覺得初版不宜再印了。
爲適應讀者需要並反映文字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安徽教育出版社決定出版此書的增訂本；同時，安徽教育出版社還與臺灣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商定將繁體和簡體字版在海峽兩岸分別出版。這樣，不僅使我們有機會將初版中的一些錯誤逐一進行校改，而且能對本書出版以來文字學研究的新進展有所補充。十餘年來，文字學各個領域的研究全面展開，當初我們在撰寫本書時處於良好發展態勢的戰國文字研究，今天已蔚爲大觀；當時尚較爲薄弱的俗字研究，近年來取得突出成果；而現代漢字學的形成和現代漢字研究的進步更是引人注目。凡此等等，都需要及時予以總結和反映。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增寫一章，對近年來的研究進展作一個簡要的介紹和初步的評價。除此之外，我們還對初版做了少量必要的文字調整和技術處理。但是，凡涉及內容的則不作大的改動，目的是保持原版的學術真實。儘管隨著著者研究的深入和本領域研究的進步，過去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今天會有所變化。書後所附漢語文字學主要參考書目，既是漢語文字學不同歷史時期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學習和研究漢語文字學的重要參考書。這次我們對參考書目做了較大調整，增補了近十餘年來新發佈的資料和新出版的較爲重要的論著。
初版時對本書寫作的背景和一些考慮未做詳細交代。韓文版出版時，應譯者之約我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對讀者閱讀本書也許是有意義的，故將該文全文次列於後，供讀者參考。
學術史的研究在世紀之交頗爲熱鬧，這是我們撰寫此書時所未曾料想到的。以我等的積累和學識，當時敢寫這樣一本書，真是有一股“初生牛犢”的莽撞。雖然今天看來這本書還顯得非常粗淺，但就個人治學而言，這又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曆練。這項工作使我深切感到，只有瞭解、尊重前人時賢的學術勞動和貢獻，我們才會做到學術的誠實並在已有的研究基礎上取得進步，既不自欺欺人，亦不欺於人。本書的增訂再版，如果對讀者和作者還有些許意義的話，那大概也更在於此吧！[HT]
[HTK][JY,5]黃德寬
[JY,2]2005年8月于安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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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8][JZ][HT3S3]韓文版序[HT5F]
《漢語文字學史》韓文版的出版是一件令我們十分高興的事情。拙著自中文版問世以來，得到了國內外許多研究者的關注，現在河永三先生又將它翻譯介紹給韓國的讀者，希望它的出版對熱愛中國文化和漢字的韓國讀者能有所裨益。

中國漢字有著很悠久的歷史，對中國漢字的研究同樣源遠流長，可是比較全面地總結漢字學歷史的著作卻很少見。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學讀中國文字學研究生，開始了對中國文字學史的思考。遺憾的是，當時能讀到的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只有本世紀30年代胡朴安所著《中國文字學史》一種。這部書是第一部總結文字學史的專著，它的價值毋庸置疑，它的不足也十分明顯。我深感應該有一部新的文字學史，能從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上揭示中國文字學的發生與發展，能根據文字學的內在體系及其形成演進反映這門學科的歷史進程，能以現代科學的眼光評判中國文字學史上的重要現象和成果，尤其是自30年代到80年代近五十年的文字學研究更需要進行全面的總結和反思。撰寫這部《漢語文字學史》的願望，就這樣萌發了。由於中國文字學歷史跨度長，著作宏富，學者如雲，獨自一人擔此重任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通過幾年的資料準備，形成總體構思並開始寫作一段時間之後，我的學術上的朋友陳秉新先生應我之邀參與了這一工作。經過一年多的合作，《漢語文字學史》中文版終於刊行。
基於我們對中國文字學的一些思考，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們力求在以下方面有所嘗試：首先，我們試圖從中國文字學發生、發展的文化背景來認識其歷史。作爲一種文化學術現象，我們認爲文字學的産生和發展，總是與一定時代的歷史、文化和學術思想變遷緊密相關的。文字學在漢代創立、魏晉後消沈、清代振興及近代開拓發展，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動因，對此我們在書中做了初步的揭示。
其次，在取材方面我們從文字學的基本構架出發，選取最能代表文字學發展的有關內容展示其歷史。比如，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之後，文字學的研究成果總是以“字書”編纂的形式反映出來，這是傳統文字學的一個明顯的特點。然而“字書”的概念及其內涵又不僅僅是“文字學”的，因此，本書比較重視傳統字書的沿革發展，並從中尋找足以反映其時代文字學研究水平的內容予以討論，恰切評判“字書”編纂與文字學發展歷史的關係，而避免將文字學史寫成“字典史”。對漢字的觀念及相關政策，也是文字學不可忽視的內容，本書對“書同文”、“漢字改革”的討論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的。這本書所涉及的材料和領域，實際代表了我們對文字學基本構成的意見。
其三，在文字學的歷史分期方面，我們注重學術發展內在的關係。分期是撰寫學術史所面臨的最重要的艱巨的任務之一。本書所劃分的四個大的歷史時期，側重於學術思想、學術成就以及文字學總體格局的發展，試圖將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字學史作一初步的勾勒，而不是按照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簡單化地描述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學。因此，在本書中沒有採用通常所說的“周秦文字學、兩漢文字學、魏晉南北朝文字學、唐宋文字學”之類的分期，而是按文字學的“創立—消沈—振興—拓展”這一演進軌迹來描述其歷史面目。這有利於將文字學自身發展的脈絡及各種學術流派的因沿更替，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時也便於更準確地揭示文字學發展變化的歷史文化原因及其規律性，爲當代文字學研究和漢字學習提供借鑒。這種思想也貫穿於我們對不同時期文字學研究具體問題的評價之中。[JP2]
第四，作爲一部文字學通史性質的著作，既要有宏觀的把握，做到若網在綱、條理燦然，又要有細緻的分析，深入堂奧、探玉尋珠，這是一種比較難以達到的境界。本書雖不敢說能達到這樣的境界，但卻盡了我們自己的努力。因此，在全書寫作和結構方面，我們希望在展示文字學發展的總體面貌的同時，能深入地、有重點地介紹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和成果，對那些長期被忽視或誤解的重要成果，我們更是不惜筆墨。[JP]
上述有關內容，在本書中文版問世時沒有提及，利用這個機會作一介紹，或許對韓國的讀者和朋友閱讀本書會有所幫助。現在看來，本書尚有許多不足。例如，對消沈時期的文字學狀況介紹得比較簡略，對清代以來的碑別字、俗字研究以及當代《說文》學和現代漢字研究的有關方面（如漢字的資訊處理）尚沒能予以足夠重視。此外，由於資料所限，對海外研究漢字的成果介紹得也不夠全面。所有這些，希望讀者能有所注意。
河永三先生不僅將這部書譯介給韓國讀者，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對全書還做了認真仔細的校訂，是正頗多，謹在此致以深切感謝！[HT]
[JY,5][HTK]黃德寬
[JY,2]1994年10月識於中國合肥
[HT5”SS]附記：《漢語文字學史》韓文版於2000年2月由韓國東文選出版社出版。[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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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9][JZ][HT3S3]序[HT]
[JZ][HT5K]姚孝遂[HT][HS)][HTF]
〓〓從事任何學科的研究，都必須瞭解其整個的發展過程。只有在繼承和總結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礎上，積累經驗，吸取教訓，擷取精華，剔除糟粕，才有可能認識問題的癥結所在，不斷地有所創新，促進本學科的發展。
關於漢語史的研究，文字學史的研究應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戴東原曾經深刻地指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我們研究古代漢語，是通過歷代的有關文字記載來進行的。離開了文字形體的研究，就不可能從事古代語言的研究。尤其是漢字形體結構的複雜性，及其發展變化的複雜性，更加使得漢語文字學在整個漢語語言學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從歷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傳統的中國文字學是以研究文字形體的發生、發展、演化爲主導，而同時又非常緊密地聯繫到音韻學、訓詁學、詞彙學等各個方面，形成一個完整的漢語語言學研究體系。然而，在目前的漢語史研究工作中，漢語文字學史的研究，卻成爲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這種狀況，應該加以改變。
漢語文字的歷史，我們可以上溯到六千年前的半坡文化時期。然而作爲一種完整的文字體系，或者說，一種能完全勝任記錄語言的文字符號系統，根據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還只能是三千多年前小屯文化的甲骨文字。應該承認，像小屯殷墟甲骨文字這樣成熟而完整的文字體系，不可能是突然地在一夕之間自天而降的。它必然經歷了一段長期發展變化過程。雖然目前我們已發現在小屯文化之前的一些零星的所謂“古陶文”資料，以及商代晚期青銅器上的所謂“圖形文字”，但這些都只是孤立的文字符號，還不能具有完全勝任記錄語言的功能，尚處於文字前期的不成熟階段。
從殷商的甲骨文直至今天的通行漢字，其形體結構始終處於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之中。與此同時，人們爲了閱讀古代典籍文獻的需要，也一直在對這些發展變化的文字形體進行辨識和釋讀的研究工作。歷代的史官，就是職掌這項研究工作的專職人員。
傳說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史籀篇》，書已亡佚，難以稽考。這和黃帝之史倉頡始作書契一樣，只能是一種傳說。春秋時期楚國的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代典籍。孔子整理“六經”，也應該是在精通文字的基礎上進行的。
能夠辨識、釋讀古代典籍中的古代文字形體，需要對這些文字形體進行研究和掌握，僅僅這樣，還不能稱之爲文字學。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應該是對其研究的物件，有一個完整而系統的規律性認識，形成其自身的理論體系。漢語文字學的理論體系究竟在什麽時候具備的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問題。
《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六藝”之一有“六書”。根據鄭衆的解釋，“六書”即“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這種解釋缺乏根據，是值得懷疑的。任何理論體系的建立，都只能是在全面、深入地研究客觀實際，並總結對這些客觀實際內在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僅是西周，即使是春秋、戰國時期，沒有任何迹象表明，在當時曾經對文字形體進行過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因而也就沒有形成有關理論體系的可能。
西漢初年，革秦之弊，廢藏書之禁，民間藏書得重見天日。尤其是孔子壁中書的被發現，極大地豐富了可供研究的資料。加上當時推崇學術，廣立博士之官，有力地促進了有關研究工作的開展。孔安國、張敞、揚雄、司馬相如等著名學者，都應該是這項研究工作的積極參加者和推動者。值得特別加以提到的是：劉向、劉歆父子，校中秘藏書，花費了畢生的精力。他們在各個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廣泛而精深的成就。可惜的是，流傳到現在的，僅有《別錄》和《七略》可以算是專門的學術著作。但是，大量的先秦典籍是經過他們的整理和校訂，才得以保存和流傳的。在他們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的工作過程中，必然曾經對不同時期的文字形體的發展變化過程，做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否則，他們將無法整理和校訂如此大量的古代典籍。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推論。可是我個人深信，這種推論是合理的，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從班固和賈逵等都與劉歆有著非常密切的學術淵源這一點，可以得到比較充分的證明。
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有關“六書”的具體名稱，是班固《漢書·藝文志》所羅列的“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這和上面所提到的鄭衆所注《周禮》大同小異。班固《漢書·藝文志》本之于劉歆的《七略》，而鄭衆的父親鄭興乃是劉歆的弟子。這些現象絕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
再進一步來看，許慎是賈逵的弟子，而賈逵的父親賈徽也是劉歆的弟子。古代學術講究師承，均有其淵源關係，這樣問題就非常清楚，所有關於“六書”的說法，都是一個來源，都可以上溯到劉歆。
現在我們所能見到最早的、利用“六書”理論全面系統地分析文字形體的專門著作是許慎的《說文解字》。這部書博采通人，保存了大量的前期有關文字的研究成果。由於有了《說文解字》這部書，使我們得以瞭解早期文字學的系統而完整的科學體系。我們必須承認，許慎的《說文解字》在漢語文字學史上具有無比的權威性，在將近兩千年的時間裏，一直被奉爲經典，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
毋庸置疑，許慎的《說文解字》在漢語文字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迄今爲止，還沒有任何一部著作可以與之相比擬。但是，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永遠不會停留在已有的水平上。任何一門學科，都會繼續不斷地向前發展，永遠不會終結。否則，這門學科將失去其應有的生命力。
長期以來，許慎的《說文解字》在漢語文字學的研究工作中，一直被奉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其所有的見解和結論，全都作爲進行有關論證的依據和出發點。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然而卻普遍地被認爲理所當然。直至目前爲止，這種狀況並沒有在根本上得到改變。
任何事物總不會是那麽完全一致的，任何人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也是如此。在漢語文字學史的發展過程中，曾經有人對“六書”的理論和某些文字的解釋提出了與許慎不同的見解。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唐代的李陽冰，他曾經對《說文解字》中有關文字形體的解釋提出過很多疑義。他的許多見解保存在徐鍇的《說文系傳》的《GD0A0妄篇》中。李陽冰的最大特點在於：從文字形體的客觀實際出發，敢於向傳統的權威結論提出挑戰。現在看起來，其中有很多疑義是有根據的，有很多新義是值得肯定的。宋代鄭樵在“六書”理論方面有所突破，提出了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力圖超越傳統思想的樊籬。其早期的著作《象類》現已不可得見。可以肯定的是，《象類》的內容已包括在《通志·六書略》之中。鄭樵的文字學理論，現在看起來不免有些幼稚，然而卻是新穎而獨到的。任何新生的事物，在其發生的階段，都不可避免地顯得有些幼稚，這是情理之常，絲毫不足爲怪。令人遺憾的是，鄭樵所需要研究和整理的範圍過於廣博，他沒有能夠在文字學方面作進一步的探討，從而使他的文字學理論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和完善。尤其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鄭樵關於文字形體結構的一些具有啓發性的見解，一直未能得到足夠的重?
櫻餳仁淺て諞嶽創乘枷朧康慕峁彩鞘ヒ桓鐾黃拼乘枷氪蠛昧薊腦頡＊?
宋代金石學的興起，爲人們提供了大量有關文字學的新資料，同時也爲人們突破傳統思想的束縛提供了一個機會和可能。但是，由於人們對這些新的資料研究得不夠深入和系統，因而成就非常有限。
元代戴侗作《六書故》，周伯琦作《說文字原》、《六書正訛》，都曾利用新的文字資料，糾正了許多傳統的錯誤見解。然而他們卻因此受到了非議，被認爲是離經叛道，遭到排斥。同時，他們也未能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新的理論體系。
清代漢學復興，考據之學盛極一時。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錢大昕等以其廣博的學識和堅實的基礎，將文字、聲韻、訓詁之學推向一個新的頂峰，而其基礎和先導就是文字學。可惜的是，這些學者都沒有能夠利用新的文字資料，甚至都對新的文字資料抱著漠視以至懷疑的態度。這樣就不僅使他們的成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同時也使得他們陷入傳統思想的窠臼而不能自拔。他們只不過是對傳統的認識加以維護和豐富，而未能加以突破和發展。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乾嘉以後的學者如王筠和徐灝等，能夠利用一些新的文字資料，具有獨到的見解，富有新意，給人以啓迪。任何學科的發展，都需要有新資料的補充，並開拓新的領域。漢語文字學也不能例外。地下文字資料的不斷大量出土，這些都是許慎所未及能見的。這些資料不僅豐富了人們的認識，而且也不能不對舊有的說解提出挑戰。自李陽冰、鄭樵開始，就曾經利用了這些新的資料，儘管是十分有限的。到了清代末葉，吳大G9DAF、孫詒讓等，更是對新的文字資料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殷墟甲骨文字的出土，爲漢語文字學的發展，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前景。
在新的事物面前，人們往往抱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採取積極的態度，給予足夠的重視，認真地加以研究和探索；另一種則是採取漠視和懷疑的消極態度，加以拒絕和排斥。
例如，在語言、文字方面有著卓越成就和巨大貢獻的學者章太炎和黃季剛，就對《說文解字》所未載的商周文字抱著懷疑的輕蔑的態度，斷然否認其真實性而加以摒斥。這樣就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他們的成就。如果說，乾嘉時期的那些大師們未能認識到這一點還情有可原，到了20世紀仍然如此固執，則只能是一種偏見了。章太炎到了晚年，開始意識到自己在這方面認識上的錯誤，但已悔之晚矣。
20世紀興起的中國古文字學，實際上就是漢語文字學的深入和發展。由於古文字學跨越了語言學的領域，與歷史學、考古學等緊密地發生了聯繫，形成了一門獨立的邊緣學科，由此似乎導致了一種不應有的傾向：漢語文字學輕易地放棄了殷商兩周古文字這一領域，不能深入加以涉及。甚至許多有關文字學的著作，還是以《說文解字》爲依據，來談論文字的本形、本音和本義。
漢語文字學的研究物件，應該是全部已經掌握的漢字形體。商周古文字不應該是古文字學的禁臠。不同的學科可以在研究的手段、方法、方向、重點上有所不同，但是，這並不能排斥不同的學科有著共同的研究物件。我個人認爲，漢語文字學不應滿足于簡單地利用一點點古文字資料，而必須像對待其他文字形體一樣，廣泛而深入地探討所有古文字形體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規律，從而在理論性的認識上有一個新的突破。
本書著者多年來在文字學和古文字學方面潛心鑽研，並且經過嚴格而系統的鍛煉，其所論述，多有創獲。《漢語文字學史》一書，系統地總結了我國歷代文字學的研究發展過程，並表達了著者在這方面的獨到見解。這對於當前和今後漢語文字學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將是有所裨益的。在《漢語文字學史》行將出版之際，不揣鄙陋，略陳管見，就正方家。[HT]
[JY,2][HTK]1988年除夕識于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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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8][JZ][HT3S3]引〓言[HT5F]
漢語文字學萌芽于周秦，創立於兩漢，經歷代的發展、完善，逐漸成爲中國傳統語文學和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分支。作爲中國傳統語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漢語文字學，其歷史悠久，著作宏富，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相當顯著的地位，是一份十分寶貴的遺産；作爲現代語言學一個重要分支的漢語文字學，它今天仍有其生命力，並面臨著科學技術現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的全新課題。因而，反省漢語文字學的歷史，總結這門學科發展的規律，對繼承文化傳統，推進文字學研究，是一件頗有意義的工作。
我們認爲漢語文字學的發展歷史，可以劃分爲四個大的時期：創立時期（周秦—兩漢）、消沈時期（魏晉—元明）、振興時期（清代）、拓展時期（近代以來）。
文字學的創立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孕育過程，周秦典籍中存留的漢字分析、《周禮》所說的“六書”以及“倉頡作書”的傳說和“書同文”的記載，都是漢語文字學萌芽時期的産物，《史籀篇》、《倉頡篇》等早期字書出現，更能顯示這棵幼芽的破土欲出之勢。漢代文化的復興和經學的興起，則爲漢語文字學的創立提供了豐厚的文化土壤，文字訓詁之學隨著文化經典的整理和經學今古文的論爭，獲得了一個充分發展的時機。在這種背景下，産生了《說文解字》（簡稱《說文》）這部文字學史上影響深遠的巨著。它的出現表明漢語文字學的正式創立。魏晉至元明的文字學，主要是因沿兩漢學者開闢的研究途徑緩慢推進。這一時期編纂出的各類不同的字書，受到《說文》的明顯啓發，甚至直接模仿《說文》。字書的發展及其反映的水準代表了這一時期文字學研究和發展的水平，是文字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除承襲《說文》出現了李陽冰、徐鉉、徐鍇等《說文》學者外，唐代的字樣之學、宋代的金石學和宋元的“六書”研究，也給這一時期的文字學帶來某些突破，但是，從總體上看，並未能根本改變文字學研究的消沈局面。清代是文字學的振興時期，《說文》學經長期的發展到清代盛極一時，産生了以段、桂、王、朱
等四大家爲代表的一大批《說文》學者，以《說文》爲主體的傳統文字學發展到巔峰。宋代開創的金石學，經元明的消沈，到清代也得以復興。晚清孫詒讓、吳大G9DAF等人的金文研究，突破了《說文》學的藩籬，使古文字學最終從金石學中分立出來，成爲文字學的分支。近代漢語文字學跨入拓展時期，19世紀末甲骨文的發現，爲古文字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20世紀各種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開拓了古文字學研究的領域，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及秦系文字的研究相繼興起，形成古文字學研究的幾個重要分支。古文字學的進展是近代以來漢語文字學最重要的成就。西方學術文化的影響，推動了近代漢語文字學理論的探索和體系的建構。清末以來規模盛大、歷時漫長的漢字改革運動，是文字學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對現行漢字體系的整理和研究，是漢字改革運動帶來的文字學研究的重大轉變。近代以來的漢語文字學研究領域得到了很大的開拓，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它獲得了多方面的進展。
本書以這四個大的歷史時期爲經，分爲四編，勾畫出漢語文字學兩千餘年發展演進的總體脈絡。在每編之始，先簡略介紹這一時期的歷史文化背景，再以文字學史上的重要問題爲緯，展現不同時代漢語文字學的具體面貌。近代以來的漢語文字學則是我們闡述的重點。
漢語文字學與音韻學、訓詁學有著密切關係。漢字是一種自源的文字體系，與漢語的關係密不可分。在傳統小學中，文字學與音韻學、訓詁學既鼎足而立，又相互滲透，便是這種密切關係的反映。文字學研究，離不開音韻、訓詁，王念孫爲《說文解字注》作序時曾說：“《說文》之爲書，以文字而兼聲音、訓詁者也。”歷代治文字學者莫不兼治音韻、訓詁之學。音韻學、訓詁學的發展推動了文字學研究的不斷深入，文字學研究的深入又促進音韻學、訓詁學的不斷發展。清代學者在小學方面之所以成就卓著，就在於研究過程中能將三者密切結合起來。由於漢字與漢語的這種密切關係，傳統文字學與語言學的界限分得並非十分清楚。近代以後的文字學者在提倡形、音、義綜合研究時，仍存在將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三門兼收並蓄的現象。
漢語文字學是一門富有突出的民族特色的學科。漢字體系是世界上來源最古老的文字體系之一，幾千年來延續不斷，未有發生根本的改變。漢語文字學以漢字爲研究物件，深植於民族語言文字的沃土之中，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專門學科。地下出土和傳世的歷代文字資料，異常豐富生動地展現出漢字不同時代的形態風貌，爲漢語文字學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漢語文字學基本理論、方法的形成，是歷代語言文字學者長期摸索和積累的結果，是前人留下的寶貴財富，是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
漢語文字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學科。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和經學的沿革發展，與文字學的發展始終休戚相關。傳統文字學依附經學，“明經致用”，注重文字個體形、音、義的闡釋，致力於本字本義的推求，都與講求實用有一定關係。直到近代以後，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變，真正進入到開拓研究領域、進行理論體系建設的新時期。即便如此，理論的研究仍是文字學的薄弱環節。當代的漢語文字學既要發揚其講求實用的優良傳統，以適應社會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又要加強基本理論的研究，以便在前人的基礎上將這門歷史悠久的學科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

第一編 文字學的創立時期(周秦——兩漢)

漢語文字學的創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周秦時代，是漢語文字學的萌芽時期。《周禮》「六書」和先秦典籍保存的有關漢字結構的零星分析，隱約透露出當時對漢字結構的初步的理性認識。「倉頡作書」的傳說和漢字起源的猜想，也蘊涵著若干合理的因素。
西周中晚期的漢字顯得非常規整劃一，當有過一次全面的整理工作。而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史籀篇》，作爲文字學史上第一部字書，正産生於這個時代，它很可能就是這次文字整理活動的産物。春秋以降，七國紛爭，諸侯力政。學術上百家爭鳴，語言文字也得到高度發展；政治上的地域分歧，導致了語言文字的地域性變異，出現了「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局面。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統一度量衡的同時，實行「書同文字」。李斯等爲配合這一規範文字的活動，編《倉頡篇》等字書，確立了小篆的正統地位。這是漢字發展史上有文字記載的一次大規模的整理活動。《倉頡篇》以《史籀篇》爲本，對文字書的編纂有所發展，對後世字書的編輯有啓迪作用，也反映了當時文字學的水平。考察先秦時期有限的資料，我們完全可以肯定，西周中晚期以後，漢語文字學即已萌芽。
秦始皇實行「書同文字」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但是，他「焚書坑儒」，對中國文化的發展也産生了消極的影響。漢朝代興，重整文化。惠帝廢挾書之律，文景開獻書之路，武帝推崇儒家學說，經學遂極一時之盛。學術文化的振興和繁榮，促進了語言文字學的發展。西漢末年經學今古文學派的形成和論爭，又直接刺激了文字學的創立。漢字經秦篆而統一，結束了古文字時期。隸書地位的確定，開始了現代漢字的新階段。文字形制的變更，也使文字學的創立顯得必要。兩漢的歷史文化背景，爲漢語文字學的最終創立，提供了優越的條件。經周秦長期的萌芽和漢代衆多學者的努力研究，漢語文字學到東漢已完全建立起來了，許慎《說文解字》的問世，就是漢語文字學創立的標誌。漢代文字學的成就，在於進一步深化了周秦萌芽時期所涉及的文字學有關問題的認識，確立了文字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對漢字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系統的研究，並確定了漢語文字學的基本格局，這些在《說文》中都得到了集中的體現。

第一章 文字學的萌芽

先秦時代漢字稱作「文」、「名」、「書」或「書契」。《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莊王說，「夫文，止戈爲武」。西晉杜預注：「文，字。」《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東漢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韓非子·五蠹》：「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書契」也都指的是漢字。「文字」連稱，始于秦代，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琅邪台秦石刻有「同書文字」之語(始皇二十八年，西元前219年)。秦以後「文、名、書、書契」等名使用漸少，「文字」一詞流行並沿用至今。東漢許慎對「文字」做了這樣的解釋：「倉頡之初作書也，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按許慎的說法，「文」指獨體象形字，「字」指形聲相益的合體字，「文字」連稱則指全部漢字。
「文字學」漢代叫「小學」。「小學」本指貴族子弟學習的學宮。《漢書‧藝文志》載：「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因文字爲小學必修課程，所以後來又用「小學」指「文字學」。漢代劉歆《七略》「六藝略」中有「小學類」。班固作《漢書‧藝文志》沿用之，於「小學」之下，列文字學書目「十家四十五篇」。唐代顔師古注《漢書》說：「小學，謂文字之學也。」 「小學」之名，漢代以降，沿用至清，直到近代章太炎等人，才正式倡導「語言文字之學」這一名稱 。儘管「小學」之稱始於漢代，「文字學」一名至近代才正式確定，然而漢語文字學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先秦。
漢字經歷了長時期的發生、發展，到西周已經成爲相當完善的文字體系。隨著文字用途的日漸擴大，使用範圍越來越廣，使用者自發産生了認識它、控制它、調節它的要求，以更好地發揮文字的職能。漢語文字學正是在這種狀況下萌發了，這個時間大致始於西周晚期。文字學萌芽時期的典籍材料大多亡佚，有關記載也語焉不詳，殘章零簡，雖然不能反映先秦時期文字學的全貌，但足以展現漢語文字學悠久的歷史源頭。

一 周秦的漢字分析與《周禮》「六書」

剖析字形結構以解說文字的音、義，是漢語文字學的一大特色。這種分析方法周秦已經出現。上舉「止戈爲武」、「自環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就是析形說義，《左傳》中還有如下例子：

《宣公十五年》伯宗曰：「故文，反正爲乏。」
《昭西元年》醫和曰：「于文，皿蟲爲蠱。」

這些零星的材料，保存了周秦時代人們對漢字認識的蛛絲馬迹。從它們出現的語言環境看，這種分析只是一種修辭手段，隨文說義以爲言論的證明，未必就是該字結構的本義。即便如此，仍然透露出當時人們分析漢字的某些資訊。從「武、私、公、乏、蠱」等字的解說，可以看出當時已能對漢字的結構作合理的解剖。「武、蠱」皆爲會意結構，由兩個基本單位組成，前者「從戈從止」，後者「從蟲從皿」；「私」字戰國文字作 、 、 」等形，均爲自環狀；「公」則作「 」，上兩筆與「八」形同，下與「私」形近同，「八」從語源上講有「背」的意思，所以韓非說「背私謂之公」，將「公」、「私」作爲相對的觀念，這種解釋也頗合理；至於「乏」字篆文正作「正」字的反寫之形。由此可見，《左傳》等書保存的漢字分析材料，雖然是一種修辭手段，就其分析字形結構的準確性和說解的合理性而言，則表明周秦時代對漢字結構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許慎著《說文解字》全部吸收了這些分析，充分反映出這種方法對漢字結構分析的深遠影響。另一方面，就析形說字者而言，楚莊王爲楚國之主，伯宗爲 晉大夫，和爲秦之醫，韓非則爲戰國韓著名學者，他們國別不一，身份不同，都能於言談之中信口析字，這也使我們有理由推測，春秋戰國期間，對漢字結構的分析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雖然他們的解釋還有不甚切當之處，但這些分析，使我們看到了一種學術胚胎的萌動，足以顯示其在文字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漢語文字學傳統理論的核心「六書」，也出現於先秦。《周禮·地官·保氏》載：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六書」作爲「六藝」之一，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漢代鄭玄注引鄭衆說：「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班固《漢書·藝文志》也說：「《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許慎《說文解字·敘》(簡稱《說文·敘》)說：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三家說「六書」，只是具體名目和順序小異，實質無別，許慎還做了進一步的界定。漢代以後談「六書」者，基本不出三家軌範，均推《周禮》爲言「六書」之始。對於《周禮》「六書」之名，是否即漢人所說，雖有人表示過疑惑，但也提不出否定的論據。比較《周禮》「六藝」內容，「六書」無疑屬語言文字方面的知識。這樣看來，周代已能將零散的漢字結構的分析系統化、理論化，概括出基本原則和條例了。上述推測是建立在對《周禮》記載充分信賴的基礎上的，《周禮》成書不遲於東周惠王時代(前676-前652) ，這樣，「六書」至遲在東周早期已經形成。

二 倉頡作書——漢字起源的傳說和猜想

先秦時代有「倉頡作書」的傳說，《世本》、《荀子·解蔽》、《韓非子‧五蠹》、《呂氏春秋‧君守》等都保存著相同的記載，這是當時對漢字起源的流行看法。《漢書‧古今人表》：「倉頡，黃帝史。」《尚書正義》雲：「倉頡，說者不同，故《世本》雲：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雲：倉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雲：古之王也；徐整雲：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雲：在炎帝之世；衛氏雲：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雲：在庖犧之前；張揖雲：倉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 可見，對倉頡其人自古有不同說法。玩味後起諸說，或托之GB790遠，或神異其人，皆不可信。《荀子·解蔽》雲：「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按荀子的看法，倉頡只是衆多文字創造者中的一員，由於他專心致志，才能獨佔傳播文字之功，也許這個說法更近於史實。將某種發明歸功於一人，是古代傳說的共同特徵，如《呂氏春秋‧君守》載：「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後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透過歷史傳說的種種霧障，我們可以從中發掘出若干合理的成分。「 倉頡作書」的傳說，至少可以說明：
(1)倉頡與文字的構造或整理傳播有一定關係，在漢字發展史上曾起過重要作用。
(2)他是以「史官」身份來整理文字的。據《周禮·春官·大史》載：「大(太)史掌建邦之六典。」甲骨、金文等早期的文字記錄也都與「史官」密切相關，太史之職掌管國家典冊檔案一直延續到後世，漢字的發展有著「史官」的功績。
(3)倉頡爲黃帝史，其作書也在黃帝時代。黃帝爲傳說中中華民族的始祖，不僅文字的製造歸於黃帝之時，舟車、弓矢、桑蠶、干支、樂器等發明，也都歸到黃帝時代。近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已獲得了有關漢字起源的大量新的資料，西安半坡仰紹文化遺址(約前5000-前4500)發現的，具有文字性質的刻畫符號，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的象形文字符號等，證明漢字有六千多年的歷史 。這樣，文字的創造在黃帝時代的傳說，就其歷史的悠久性而言，則有著相對正確的一面。有的學者就曾推論，仰紹文化當是黃帝族的文化 。
先秦對漢字起源的猜想，還朦朧地與「八卦」、「結繩」聯繫在一起。《易‧系辭下》記載：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又載：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這些記載並未將文字的起源直接歸於「八卦」和「結繩」，不過《系辭》對「八卦」來源的解說，與象形文字的構形來源確實相通。「八卦」作爲古人的一種迷信工具，乃是從原始記事符號中抽象出來的。而「結繩」記事則盛行於世界很多原始部落，《周易正義》引鄭玄說，「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大抵可信。「八卦」、「結繩」不能直接作爲文字發生的近源，但是，先秦人們已隱約感覺到，就其「記事」性質而言，二者與文字有著某種一致性，文字體現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階段，是人類記事手段高度發展的結果。從「八卦」、「結繩」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正是人類記事方法演進的一個過程。這種看法，在許慎的《說文‧敘》中得到更爲明確的闡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這段文字顯然取於《易‧系辭》，只是將作「八卦」、「結繩」和「造書契」聯繫起來，使先秦對漢字起源的朦朧猜想變得更加明晰。所謂「庖犧氏」、「神農氏」等遠古傳說，今天雖已無法稽考，但先秦對漢字起源的猜想，同樣蘊涵了若干合理因素。如將文字歸爲「八卦」、「結繩」等原始記事手段不適宜社會需要之後新産生的記事工具，就很有道理；認爲文字産生後「百官以乂，萬品以察」，對文字的社會功用評價並不過分；把原始記事手段作爲文字産生的前奏，對我們今天研究漢字的起源也很有啓發作用。
先秦對漢字起源的看法有若干合理成分，但總體看來，還屬於傳說和猜想式的，是含混的、模糊的。漢代以後一方面傳承了先秦關於文字起源的某些說法，如「倉頡作書」，另一方面又加進了許多想象成分，神異其說，越發難以令人置信，如《淮南子‧本經訓》「古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之類即是。漢代讖緯之學盛行，甚至還編出了「河圖洛書」的神話，皆無足徵引。對漢字起源的認識，直到近代接受世界文明的影響和新中國一系列考古發現後，才有了較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