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想像：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

序一（節錄）／如此一九八○年代——序陳筱筠《跨界想像：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

熊志琴

一九八○年代的香港和香港文學，處處風景。筱筠書中擷取的五份香港期刊—《八方》（一九七九—一九九○）、《香港文學》（一九八五—）、《大拇指》（一九七五—一九八七）與《素葉文學》（一九八○—二○○○）、《博益月刊》（一九八七—一九八九），正是其中亮眼所在。而筱筠不只著眼於這五份期刊的內容，還由此去審視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牽涉文學史面向的探討，理想與野心可謂不小。

 

期刊的出現、生成，講究天時、地利、人和。書中率先登場的是《八方》。《八方》出刊共十二輯，組織了卞之琳、沈從文、九葉詩人等中國現代作家專輯，也刊登了楊牧〈悲歌為林義雄作〉、陳映真的〈永恆的大地〉、〈某一個日午〉。兩岸三地之中，當時相信只有香港能容納這些專輯和作品出現，可見香港不只在地域上而更在文化上，擔當起中介角色。經歷火紅年代之後，一九八○年代的香港社會漸趨穩定，九七回歸的議題固然為社會帶來沖擊，而「繁榮安定」正是中英談判中經常出現的關鍵詞。「適逢」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推行開放改革政策。台灣實施超過三十年的戒嚴令，解除在即。各方面似乎形勢大好，但這些穩定、開放、鬆弛在當時恐怕還只是目標，要邁向這些目標，還得一步一步投石問路。《八方》同人把握時機創辦文藝期刊，文藝期刊也成為文化人探索前路、拓墾未來的門徑。

 

一九七九年第一輯《八方》的編委和顧問包括：黃繼持、鄭臻、林年同、金炳興、梁濃剛、古蒼梧、聶華苓、葉維廉、鄭愁予、劉大任、張北海、羅安達、李黎、胡菊人、戴天，盡是知名作家、學者、文化人—但背景各異，例如有些與「綠背文化」、台灣文化界關係密切，有些在火紅年代中擁抱時代而左傾。在風起雲湧的時代，彼此道路不同，但文化認同與民族情懷本就同出一轍，於是運動落潮反倒成為他們重新會合的契機。編委和顧問名單在刊物刊行十一年間有所更迭，唯始終以戴天、鄭臻、黃繼持、古蒼梧等香港文化人為核心。尤其值得記取的是，從《八方》中國現代文學專題的組織、兩岸三地以至東歐作品的刊登、各種文藝問題的深刻探討，可見刊物同人有意識地利用此時此地的條件展開超越一時一地的探索，這種自覺意識具體表現了香港文化人的思考行跡。《八方》無疑是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重要收穫，從期刊研究角度觀之，收穫更大。

 

進一步言，在期刊的世界裡，天時、地利、人和指涉的是當下，也是未來。西西初刊於一九七五年的《我城》以「告別」作開始，告別過去，同時也象徵著迎接新的希望。書中人物各司其職，工作或許卑微，生活中種種困難也未容漠視，但始終不改其樂，帶著對未來的期許，踏實生活。我常以為這是《大拇指》同人的寫照。

 

《大拇指》及《素葉文學》主要編輯許迪鏘在一九九五年〈在流行與不流行之間抉擇—由《大拇指》到素葉〉中說：

 

如果說《大拇指》是同人刊物，我敢說，它是近二十年來最多人參與的同人刊物，總數至少在五十人以上，也跟許多人想當然的不一樣，他們不盡是文學和文化工作者，而更多的是文員、技工、工程師、護理人員，他們作出了異乎常人的選擇，參與毫無名利回報的工作。〔……〕由我們來做（出版期刊），也不是抱著甚麼宏大的理想，我們只是喜愛文學，就自己力所能及，做自己愛做的事。〔……〕我們也自得其樂，從未抱怨。我們有充分的自知，我們的作品不會流行，從某一方面說，也抗拒流行。

 

《大拇指》和《素葉文學》刊登大量香港本地作品，以各種手法寫出生活中的各種觀察與感受、反省與質疑。作家對生活細嚼慢嚥，刊物同人何嘗不然？《大拇指》一九七五年創刊時為周刊，一九七七年改為半月刊，一九八四年改為月刊，至一九八七年停刊。《素葉文學》一九八○年創刊，一九八四年休刊，一九九一年復刊，至二○○○年停刊。步履乍行乍止，可見道路艱難，但刊物同人始終想方設法謀求生存，期許未來並非出於天真。許迪鏘在同一篇文章中借西西寫於一九八六年的〈肥土鎮灰闌記〉說：「我們冀求自決自主，這個願望，如今是否已變得渺茫？可這並不應窒礙我們提出理想。」

 

是的，提出理想。筱筠書中聚焦的香港文藝期刊，除了《八方》、《大拇指》、《素葉文學》，還有《香港文學》、《博益月刊》。前者原擬命名《華文文學》，封面「香港文學」四字乃臺靜農墨寶；後者由商業機構出資，而由來自文化界的黃子程、李國威主編。刊物設想的作用呼之欲出。或善用香港中介位置溝通兩岸三地，或以文學作品再現生活現實，或與香港以外的華文文學連結，或探索流行文化與城市生活，何嘗不是在提出理想？文藝期刊的前瞻意義乃在於此。一九八○年代香港文學的多元路徑如此一步一步走出來，追跡原心，既涉事理，更關人情。因此期刊研究有利進入文學歷史的細節，但也因此最難駕馭，考驗的是研究者對資料的掌握和判斷，一不小心，那些海量零散的材料也就只是一地雞毛。一九八○年代於今已成歷史，但立足當下而同時帶著期望形塑未來的香港和香港文學，不應只令人懷念，更應讓人期待。

序二（節錄）／跨界號上的斷想

陳智德

報刊研究向來是香港文學研究當中的重要方向，現代文學本就與報刊文化生態密不可分，加以文化刊物在香港，面對商業社會、通俗訴求和文藝自主生存空間的夾縫壓力，使問題更形複雜。香港報刊的生存空間、性格及與其所載作品之關係，歷來已衍生許多不同討論；進而言之，不同年代的編輯、作者以至讀者，都無可避免地遊走在商業、通俗與文藝的各種縫隙之間，深知當中局限，卻仍勉力探索各種可能，造就文化刊物的獨特個性，那種夾縫間的文化韌性以及隨之催生的新想像，是文化刊物之所以凸顯香港性位置的關鍵所在。

 

在此文化刊物的生存夾縫中，香港的文藝刊物尤其別樹一幟，不論是純文藝刊物中的《文藝新潮》、《人人文學》、《當代文藝》、《香港文藝》、《八方》、《素葉文學》、《香港文學》、《詩風》、《羅盤》、《新穗》、《秋螢》，或是青年文化刊物中的《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時代青年》、《年青人週報》，又或時論為主而兼包文藝的《盤古》、《明報月刊》、《南北極》、《九十年代》，以至綜合文化刊物《突破》、《象牙塔外》、《博益月刊》、《越界》，當中有些出版了二三十年，有些僅數年而止，回看它們面對的文化環境，在眾聲紛雜的香港文化生態當中，總是懷著熱誠而帶點苦澀地，勉力維繫本身的刊物性格以至最基本的生存空間，同時渴求自主、鮮活的藝文視野，它們的一頁一圖、一行一語，盡如跌宕人生中的生命汁液，點點滴滴皆得之不易。

 

刊物在基本上，原是提供作品發表的園地，但不同時代的文化人編輯，基於參與香港文學建構的熱誠意志，因而各自延伸出多元藝術的議題、涉事入世的關注點，回頭豐富了香港文學的內核；由是，我們探討香港文學，是無法不談論文藝刊物之起跌得失。

 

陳筱筠的香港文學研究專書《跨界想像：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從文藝刊物的意念為焦點，思考不同刊物在「建構香港文學」的發展進程中，提供怎樣的一種參與方式、思維和路徑。陳筱筠特別提出「跨界」的面向：「跨界的路徑主要開展出三個面向：歷史經驗的交錯與參照、關係的思考，以及不同媒介與文類的跨越」。由此「跨界的路徑」切入，陳筱筠不只留意刊物的興辦意圖，更包括它們在參與建構香港文學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本不單純地以「香港文學」的在地性或本土讀者為單一對象，而是更具有「跨界」的觀念和意圖。

 

這觀察十分重要，陳筱筠在本書透過研究《八方文藝叢刊》、《香港文學》、《大拇指》、《素葉文學》、《博益月刊》這五份刊物，標示它們各自的文化性格：「當時不論是嘗試打造理想文化中國的《八方》；以香港為中介，連結各地華文文學的《香港文學》；提供香港本地作家發表園地並重思本土意義與現實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或是並置嚴肅與通俗文學，形塑香港城市與視聽文化想像的《博益月刊》，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建構香港文學」，再一一分析它們的不同面向。

 

要具體了解以上五份刊物的文化性格，各自對應什麼問題、回應怎樣的時代呼聲，需要把它們放回歷史現場，若能進而探究當中的文化位置與文學建構策略，有助於思考香港文學的建構，而這，正是陳筱筠這本香港文學研究專書《跨界想像：1980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的另一焦點，她提出「重返一九八○年代的香港」，貫串於五份刊物的分析，準確地說不是重返一九八○年代的香港本身，而是重返一九八○年代的建構香港文學的歷史現場，重點在於五份刊物的不同性格，藉以提出「建構香港文學」的多重省思，從而突破既有論述的各自內容。

 

由此跨界的報刊研究角度下的香港文學討論，以至「重返一九八○年代的香港」的觀點，使我不單作為一個受邀寫序的香港文學研究者，更被陳筱筠的筆鋒和視野所吸引，書中各篇章貫串其間的「跨界」、「重返」都教我神往，我很願意，搭乘陳筱筠所駕駛的「跨界號」急行列車，沿途經過第三章談論的《八方文藝叢刊》、第四章談論的《香港文學》、第五章談論的《大拇指》與《素葉文學》、以及第六章談論的《博益月刊》這四個月台，我懷著希冀與懷想，一行一行地、一頁一頁地，重返一九八○年代香港的文學現場；在這途上，我將一邊細讀陳筱筠的論點，一邊懷想與我的成長路連結的五份刊物，看看我能夠拾取什麼。

 

在陳筱筠集中觀察的五份刊物當中，《八方文藝叢刊》是最厚重的一本，每期都超過三百頁，實際上是以「bookazine」的形質出版，故稱《八方文藝叢刊》而不是《八方》雜誌，它的開度和頁數，接近於臺灣的《思想》、海外的《今天》。陳筱筠指出《八方文藝叢刊》的中介位置，以至更核心的有關「文化中國與理想的追尋」，她的觀察很敏銳，事實上一九七九年創刊的《八方文藝叢刊》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年，幾位滿懷文化抱負的香港以至臺灣和海外的知識份子：參與創辦或擔任編輯委員的鄭樹森、戴天、古蒼梧、黃繼持、林年同、盧瑋鑾、金炳興、文樓、鍾玲、李黎，應有感於當時中國和臺灣仍分別存有許多知識界的「禁區」，《八方文藝叢刊》的編輯們渴求自由、對話、開放的新現代，希望藉由一向具備文化窗口位置的香港，促進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對話，達致藝文觀念的自由流動，這心念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華人社會間，迴盪著一種近乎時代呼喚的和應。

 

具體內容上，《八方文藝叢刊》以專題方式引介西方理論作為參照、借鏡，又回顧三四十年代現代文學，包括九葉詩人專輯、鷗外鷗專輯、沈從文專輯，在文藝創作的刊登方面，強調臺、港文藝的對話，同時不忘香港青年作家作品的推介。由此多元求新同時具歷史視野的編輯策略，成功營造一種交流對話的氣氛，呼應其時整體文化環境，例如一九八一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九葉集》、一九八四年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其續編《八葉集》，引發「九葉詩人」的討論熱潮，而在這之前，一九八○年九月出版的《八方文藝叢刊》第三輯，已率先推出「九葉專輯」，為日後的討論作準備。一九八八年沈從文逝世，《八方文藝叢刊》在同年九月的第十輯與一九八九年二月的第十一輯連續兩期推出「紀念沈從文」專輯，刊出巴金、汪曾祺等人的專文，而在此之前，一九八二年香港三聯書店已出版了十二卷本的《沈從文文集》，香港文化界早就熱心於沈從文作品的推介閱讀，《八方文藝叢刊》的沈從文專輯不只是出於一位作家的離世，更藉著紀念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長期被忽視以至噤聲的沈從文，標示自由、對話、開放的訴求。我捧著連續兩期刊載「紀念沈從文」專輯的《八方文藝叢刊》，仍能感到藉由《八方》編者傳遞過來的熾熱呼聲、仍可憶起當年初次閱讀時難言的觸動。

 

臺、港文藝對話方面，除了好幾期刊登過王禎和的小說和劇本、陳若曦的幾篇小說，以及第三輯刊出楊牧當時無法在臺灣刊出的詩作〈悲歌為林義雄作〉，還有一九八七年的第七輯刊出陳映真來港演說的講稿〈四十年來的臺灣文藝思潮〉以及第八輯刊出古蒼梧、黃繼持、陳清僑對陳映真來港演說的回應，而在這之前，一九七二年小草出版社已出版了劉紹銘編的《陳映真選集》和《臺灣本地作家短篇小說選》二書，可見，《八方》所追求的自由、對話、開放的新現代，並不孤立或自創，而是在七、八○年代的香港文化氣氛中，回應進一步整體呼喚的渴求。

 

我還記一九八七至八八年間，在旺角的二樓書店買到新出版的《八方文藝叢刊》第五輯，剛好遇上它的復刊時期，好像一種隱秘的發現，該期的「重讀鷗外鷗」專輯，正好與我書架上的一九八五年廣州花城版《鷗外鷗之詩》互相引證，其後每期的《八方文藝叢刊》我都懷著敬意地買回家，直至一九九○年出版的最後一期即第十二輯。其後也在那幾年間，我分別在不同的舊書店，找到復刊以前的，一九七九年的第一輯至八一年出版的第四輯，如此把整套十二輯都集齊了，許多年後，更得到若干「複本」，在一再搬遷的命途，平添一些不成段落的故事。

導論：如何理解香港文學

一、文學的邊界與對話關係

 

一九九七年第一所在大學教育體制內設立的臺灣文學系，在淡水工商管理學院誕生，當時校方表示，臺灣文學系未來將有五大發展方向，分別是「以臺灣文化傳統作為臺灣文學發展的基礎」、「重視原住民的歷史文化」、「研究鄉土文學的內涵」、「加強現代文學的知識」，以及「培養文學鑑賞與批評能力」（林積萍，一九九八：一九六）。如今邁入臺灣文學體制化二十多年，臺灣文學除了已經累積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之外，隨著各式新興議題與理論概念的開展，臺灣文學的研究趨向與未來發展也隨之產生更多挑戰與討論方式。在這二十多年來臺灣文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人文學科，出現多次關於這個學門在方法學、定位和發展方向的檢討以及回顧與展望。不管是文藝雜誌中的專題、研討會或論壇，雖然討論的內容不盡相同，但是探討的核心之一皆是圍繞在有關於臺灣文學學科／知識邊界的再思考。臺灣文學研究在史料的不斷出土、新興研究範疇的拓展、新的研究方法論與詮釋框架的調整之下，黃美娥認為臺灣文學史的邊界也在持續擴大，在這樣的趨勢與發展過程中，她強調我們必須思索臺灣與世界的關係性，以及臺灣文學與東亞、全球化研究的對話（黃美娥，二○一一：四）。同樣主張將臺灣放在世界中看待的，還有史書美提出以臺灣作為世界的能動者，凸顯其在歷史中的形成是世界上不同歷史動力互動的結果。史書美以加勒比海思想家Édouard Glissant所提出的複雜性（complexity）起先發生於小國與群島，然後在大陸及大國產生共鳴這個想法為例，指出臺灣其實可以作為一個複雜性的模式，以其不斷變化的文化過程，進而思索其與世界的關連與影響（史書美，二○一一：七）。

 

臺灣文學史的邊界擴大，除了臺灣與世界性的對話之外，臺灣文學的比較視野、跨領域與跨區域的橫向連結，亦是落實這門學科與知識邊界拓展的重要路徑。在這樣的思考基礎下，香港與臺灣之間的連結，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切入視角。臺灣文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各種不同文化的碰撞與對話，其中，香港之於臺灣文學的發展，也帶來了豐富的文學參照。

 

一九八○年代，不管是解嚴後的臺灣抑或九七回歸之前的香港，同樣都迎接並開啟了新的歷史時代，正是因為處於這樣的歷史轉折點上，臺港兩地的文學發展在迎接全球化與自身內部政治、社會環境的改變下，都發展出對於歷史新的想像。當然，臺灣和香港所面臨的處境不盡相同，兩地的歷史與文學發展亦有其各自生成的語境與脈絡，但不可否認的是，自一九八○年代以來，臺港兩地的政治、文化轉型，皆促使歷史想像與文學建構走向多元。一九八○年代隨著香港主權即將回歸中國的事實確定，香港文學研究在臺灣有了一個比較初步的探討與介紹。近年，不管是面對政治經濟層面上的中國崛起，社會變遷過程中臺灣和香港所出現的類似經驗，抑或是在學界領域有關華文文學、跨區域批判、東亞想像等議題的開展，皆促使臺灣對於香港的探討需要有更進一步的討論與關注。

 

伴隨著一九七○年代末期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學界逐步展開對於臺灣與香港文學的研究，在這樣的語境下，從一九八○年代以來有關臺港文學、臺港澳文學相關論述的興起，以及後續海外華文文學以及世界華文文學等名稱的陸續出現，這個過程再現了一種全球中國（global China）的想像，亦即中國召喚在海外各地離散的社群。這樣的召喚與中國鼓勵海外華人資本進軍大陸市場，形成世界華人經濟體的商業形態又有實質的內在連結，中國借之與資本主義的運轉模式接軌，從而轉化內部的經濟體質與文化成分，同時也向外擴大了其文化影響力的想像基礎（王智明，二○○五：一二○）。這個過程也意味著在全球化時代下，中國崛起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跨國中國（transnational China）或全球中國都表達了中國企圖超越地理疆界，將各地華文文學整合進一個中國想像的大論述底下（Chiu, 2008: 595）。

 

一九九一年杜維明在一篇刊登於Daedalus上的文章〈文化中國：邊緣作為中心〉（“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試圖以文化的概念取代地緣政治上的中國中心主義，文中指出，文化中國是一個新的、被建構的文化空間，它包含並且超越了種族、疆界、語言以及宗教的限制（Tu, 1991: 3），此處所謂的文化中國，是用來抵抗地理疆界中國所帶來的霸權。從一個新穎的觀點上來說，杜維明打破了過往典型傳統定義下的中國（比方生在中國、屬於漢族、說北京話等），文化中國的概念確實提升且擴大了中國性（Chineseness）的全球象徵，藉由灌輸這個符碼一些創新與現代化的意義以便提升它的重要性。然而，中國性在杜維明的定義之下雖然呈現了流動並且富彈性的樣貌，但在挑戰中國性此一層面上仍有諸多可待發展的空間。洪美恩（Ien Ang）認為文化中國的概念雖然表面上看似以一種邊緣的姿態迎戰中心，但實際上卻是以文化上的中心主義取代了地緣政治上的中心主義（Ang, 1998: 228-230）。換言之，文化中國在根本上並沒有削弱反而可能是增強了中國性。從地理疆界的中心轉移至文化中心，也許是另一個中國霸權的產生，看似開放的表面，實際上卻可能同質化了不同人在不同地方所擁有的在地經驗與認同。在這樣的認知與警惕之下，洪美恩除了嘗試打破中國中心之外，她也認為我們不該只去質疑，在不同的地方脈絡下會產生不同意義的中國性，更要去質疑中國性作為一種認同的複雜象徵與正當性，而這其實正帶出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即是我們難道只能以中國性來取代所有認同感嗎？除了中國性之外我們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以往當我們談到香港的時候，經常聽到的兩種說法是，香港由一個小漁村逐漸轉變成一個大城市；或者香港是一個中西混雜的地方。這樣的描述看似沒有什麼問題，但實際上前者預設了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進步與文明，後者則二元化了香港的特殊性。這些說法不僅很容易把香港本身簡化，亦抹除了各種不同政治、文化的力量如何在香港這個地方產生對話與影響。過去一些學者在討論香港的文學與文化時，曾針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探討。周蕾（Rey Chow）提出一個超越尋根與混雜的方式，試圖為香港建構一個另類想像的可能。她認為香港不會以延續的純民族文化為傲，亦不應忘卻批判英國的殖民主義，亦即周蕾嘗試為香港的文化與文學空間提出一個新的框架，在此框架下，香港應該超越民族及本土主義的界限與範圍，但又不會像後現代混種模式，忘卻殖民歷史的事實（周蕾，一九九五：九一─一一七）；也斯則提到，香港並非只是簡單地意味著中西混雜的二元綜合體，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並置並不就是等於香港，必須注視其中的矛盾，種種矛盾的素質並不是融匯無間地存在，它們之間的關係，也絕對受制於政治權力與文化偏見（也斯，一九九六：一三四）。在這些思考中，他們皆試圖將香港本身問題化，而將香港問題化所直接涉及的，便是有關於我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