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台灣新文學史：方法與視野

緒論：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視野（節錄）

在歷史脈絡裡觀察文學史書寫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從來都是與海島的歷史發展緊密結合。從日治時期開始，很早就有太多的知識分子嘗試去書寫。就古典詩的發展而言，連雅堂完成了《台灣詩乘》（一九二一），1書中劃分宦遊詩與台灣詩的歷史分野。依照連雅堂的史觀，他以林爽文之變，作為台灣古典詩的一個重要轉折，這是他在書中所呈現的重要史觀。依照他的解釋，民變之前，清朝的北京政府對台灣只強調武功，而疏於文教發展的經略。為了更進一步使台灣書生更向北京政權認同，在民變之後，大量在島上設立書院與孔廟。在此之前，發展出來的宦遊詩，大多是由中國來台的官吏寫出的作品。他們對這塊土地畢竟沒有深刻的認同，他們如果不是三年一任，就是五年一換。從官吏的眼光來看，台灣這塊土地只是他們的流寓。因此他們所寫出的作品，往往無法表達對海島土地的關懷。確切一點來說，宦遊詩大部分是在表達官員個人鬱悶的心情。

林爽文之變後，書院的設立，終於培養出本地的書生弟子。他們所書寫出來的古典詩，逐漸帶有濃厚的土地感情，這種風格正好與宦遊詩的內容大異其趣。這是連雅堂銳利的文學之眼，能夠鮮明區別宦遊詩與台灣詩之間的差異。這種銳利之眼，其實就是透視歷史的能力，同時也是透視文學藝術的能力。具備這樣的能力，等於建立了他個人的史觀，從而為台灣寫下一部頗具深度的文學史。縱然《台灣詩乘》的最初設計，是附屬於他所撰寫的《台灣通史》，這部作品卻足以為後人尋找到台灣的文學源流。如果說，這是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源頭，應該也是可以成立。

在戰爭時期，黃得時曾經在《台灣文學》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2便是在連雅堂的《台灣詩乘》基礎之上，以日文的形式重新建構台灣文學發展史。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黃得時在撰寫之際，其實有他的微言大義。一九四一年，日本作家島田謹二在《文藝台灣》發表一篇〈臺灣の文學的過現未〉。3在這篇文章，島田謹二以「外地文學」一詞來概括殖民地台灣的文學發展。但是，他所強調的是殖民地社會裡的日本作家，完全沒有包括台灣社會的本地作家。具體而言，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人從來不會把台灣本地作家納入文學史的範疇。這是一種非常粗暴的文學史觀，也是非常傲慢的文化霸權。

相對於島田謹二的文學解釋，黃得時特別強調另外一種文學史的書寫。對島田謹二而言，台灣只是帝國日本的延長線。島上的任何文化活動，都屬於帝國文化的其中一環。台灣本地作家，原來無法歸入帝國文化的一環。因此，黃得時所寫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其實是具有強烈的針對性。當他寫出屬於台灣本地的文學史時，正好與島田謹二的史觀劃清界線。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其實是一種文學帝國論。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觀，則在於強調文學一島論，把台灣內部所發展出來的本地文學，劃在帝國範圍之外。這個歷史訊息，為後人傳達了極為鮮明的文化立場。具體而言，文學史書寫不再是靜態的鋪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屬於動態的文化抵抗。從後殖民的觀點來回顧，文學史的書寫，其實挾帶著豐富的政治批判在裡面。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一方面是繼承了連雅堂的《台灣詩乘》，一方面則又延續寫了一篇〈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4，顯然有其微言大義。他不僅在區隔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論，另一方面也在強調台灣文學史的繼承與銜接。具體而言，黃得時用心良苦地彰顯了外地文學的斷裂性，同時也在彰顯台灣文學的延續性。他刻意把古典文學與當代文學連接在一起，自然而然就使台灣文學的在地性格鮮明表現出來。這是了不起的文學史工程，縱然他在當時留下未完的工程，卻為後來的文學史家開啟了無窮的想像。

這個未完的工程，在戰後的戒嚴體制下又帶來全新的靈感。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時，陳少廷撰寫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5便是在黃得時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了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從出版的時間來看，陳少廷顯然要為當時的鄉土文學運動加持，為的是要證明台灣文學事實上有其歷史縱深的背景。這部文學史也許失諸粗疏，但是對於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卻具有強烈的暗示。換言之，文學史的出現，絕對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在對於當時的文化霸權帶著強烈的批判與抵抗。尤其在戒嚴體制的壟罩下，台灣文學或本土文學，一直是當權者眼中的假想敵。「台灣」或「台灣文學史」的字眼出現時，自然而然就帶著旺盛的抵抗精神。

也是在同一個時期，葉石濤已經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如果不致太健忘的話，我們都應該還記得，葉石濤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的《文星》月刊，發表他戰後的第一篇文字〈台灣的鄉土文學〉。現在回顧時，不能不使後人感佩他的膽識。因為在那篇短文裡，他已經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在有生之年，他要寫出一部台灣鄉土文學史。在鄉土文學論戰臻於高峰之際，他又寫了那篇導論，恰好可以窺見他的心願並未消失。當論戰的煙火平息之後，葉石濤默默守住自己的書齋，孤獨地進行文學史的書寫。一九八七年二月，戒嚴體制還未解除之前，他正式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6距離他最初的發願，二十二年已經過去。他的決心與毅力，帶給後輩過於強烈的暗示。這部史綱，是戒嚴時期本土文學論者的典型產物。即使受到權力的干涉，他從未放棄；而不放棄的這個行動，便是後殖民論述的最佳典範。

《台灣文學史綱》也是從古典詩的發展寫起，遙遙承接著連雅堂《台灣詩乘》的歷史敘述，同時也繼承了黃得時的〈輓近の台灣文學運動史〉。這種雙重的繼承，代表著殖民地台灣擁有了不滅的文學靈魂。葉石濤所寫的《史綱》，最動人之處，莫過於在歷史敘述過程中挾帶著左翼立場。所謂左翼立場，指的是他站在社會弱者的這一邊，使被壓迫者的深層感覺獲得能見度。有些本土論者始終忽略了葉石濤的左翼史觀，對他們而言，似乎「左」就等同於共產黨，而共產黨就等同於中共。這種簡單的思考方式，正好暴露了台灣本土論者的缺陷。如果對殖民地歷史稍有涉略的話，左派思考具備了最旺盛的文化批判力。曾經讀過左派書籍的葉石濤，在一九五○年代曾經受到思想檢查，而且還被判刑坐牢三年。他在一九八○年代曾經寫過兩本書，一是《台灣男子簡阿淘》7，一是《一位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8。這兩本書，其實就為了糾正國民黨統治者的歷史錯誤，同時也是為自己受過的冤屈，提出他的雄辯與證詞。如果了解他的生命軌跡，就可明白《台灣文學史綱》的左翼觀點並不值得訝異。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台灣知識分子從未放棄過文學史的建構。無論是日治時期的連雅堂與黃得時，分別為古典詩與當代文學運動留下了可貴的歷史記憶。他們的史觀全然不同於日本的權力在握者，戰後的陳少廷與葉石濤也分別的繼承了他們的書寫策略。無論是帝國時代或黨國時代，文學史的書寫不只在於強調抵抗精神而已，同時也是在強調這個海島所生產的文學，也有其文化主體性的意義。只有回到他們的時代，才能夠理解文學生產的困難。在日本人眼中，在國民黨眼中，「台灣」一詞蘊藏了太過富饒的政治意義。生產文學的台灣作家永遠都活在鷹犬的監視之下，甚至有太多時候要為自己的作品付出慘重代價。有些作品被查禁，甚至遭到逮捕，更嚴重者還被判死刑。這足以證明，戰前帝國是屬於殖民時期，戰後黨國則是屬於再殖民時期。透過作家的命運來檢驗，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獲得解放過。在如此嚴酷的歷史環境裡，文學史的意義就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