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路漫漫：五四世代．波希米亞人

內容選摘

導論／從一張照片說起

一、歧途與分手
故事，得要從一張照片說起。
在這張照片之中的四個人，從左到右分別是：陳西瀅（一八九六—一九七〇）、凌叔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丁玲（一九〇四—一九八六）以及沈從文（一九〇二—一九八八），按照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定義，他們四人都是出生在清末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之間的五四世代中的「學生一代」。
在五四世代成長之際，中國長達千年的科舉制度已經劃下了句點，取而代之的則是西方的現代學校，他們不必再像父祖輩的傳統文人一般研習八股，終生窮經皓首，而是改為閱讀大量的西方現代文學、社會科學以及新思潮，因此深受啟蒙和影響。他們也多在年紀輕輕的時候，就為了一圓大學的美夢而離開了故鄉，前往陌生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求學或是工作。
這張照片之中的四個人可以說是五四世代的代表人物。在四人之中以陳西瀅的年紀最長，學經歷也最為豐富。他十六歲就到英國讀書，二十六歲回國以後順利進入北大外文系任教，和當時主流的英美派文人如胡適、徐志摩等一起成立「新月社」，又在二十八歲時創辦《現代評論》雜誌，提拔了不少文壇的後起之秀，包括當時還是沒沒無名的沈從文，以及仍然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凌叔華在內。
凌叔華和陳西瀅一樣都是系出名門，父親凌福彭是進士出身，在清末擔任直隸布政使，與康有為、辜鴻銘等大儒交情深厚，彼此之間經常以詩畫酬唱往來，故凌叔華從小耳濡目染，又備受父親的疼愛和栽培，既能書、能畫也能文。一九二六年，她和陳西瀅結婚，不久因為張作霖所掌控的北洋政府大行白色恐怖，又強行將九所大學合併為京師大學校，北京大學被迫關閉，陳西瀅於是帶著新婚的妻子輾轉到武漢，出任武漢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又隨國民政府去到四川。
一九四三年，陳西瀅被國民政府派駐倫敦，出任中英文化協會會長，從此以後夫妻兩人幾乎都留在西方世界，成了永遠的異鄉人，卻也因此幸運地躲過國共內戰，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針對知識分子發動的一連串殘忍批鬥。西方良好的藝術環境，讓凌叔華在下半生得以從容地讀書和寫作，不但五〇年代出版英文的自傳小說《古韻》，在歐美暢銷一時，還舉辦過多次成功的個人畫展，是西方人眼中典型的東方貴族文人。
相形之下，照片中的另外兩人：沈從文和丁玲的人生卻沒有如此的順遂了；其實從出身背景開始，他們就和陳西瀅、凌叔華夫婦有著天壤之別。沈從文生在湘西鳳凰，從小幾乎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只是一個隨著軍隊在湖南邊境四處開拔的小兵；至於丁玲則是生在湖北一個沒落的仕紳之家，父親早死，由寡母一手撫養長大。他們都在一九二〇年代懷抱一個大學的美夢，從湖南千里迢迢來到北京，卻因為身上沒有錢也沒學歷，不得大學的窄門而入，只好蝸居在北大附近的學生出租公寓。
就在胡也頻——另一個也同樣懷抱大學夢而北漂的青年介紹下，沈從文認識了丁玲，三人進一步成為患難之交，從此同吃同住，也一同埋頭寫稿。然而當時的他們只是無名小卒，投出去的稿子大半石沉大海，經常窮到三餐不繼，只能把冬天的大衣拿去典當才能換來一點食物。
如此捉襟見肘的日子持續了三年之久，直到陳西瀅主編的《現代評論》開始採用沈從文和胡也頻的稿子，而且稿費遠比其他的刊物來得優渥，他們的經濟情況才總算稍微有了一點起色。在照片之中的四個人，應屬丁玲的成名最晚，要遲到一九二八年才因為一篇〈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大膽情慾書寫，在中國的文壇上一炮而紅。但更讓社會輿論為之譁然的，卻是一九三一年年初她的丈夫胡也頻因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聯盟，不幸和柔石、殷夫等幾位年輕作家一起遭到國民黨逮捕，不久後槍決身亡，而成了著名的「左聯五烈士」之一，死時年僅二十八歲，丁玲也才不過二十七歲而已。剛當上年輕的媽媽，而幾個月大的兒子尚在襁褓中，卻已經淪為政治受難者的孤雛。
上海白色恐怖氣氛瀰漫，處處風聲鶴唳，丁玲獨自一人心力交瘁，只能在好友沈從文的陪同下把兒子送回湖南老家，交給母親代為撫養。托孤之後，他們又從湖南一路返回上海，途中經過武漢，特別去拜訪了陳西瀅和凌叔華夫婦，才因此留下了這一張珍貴的合照。
他們四人在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因為文學而結緣，一九三一年的此刻又在武漢重逢，前後才不過短短的六年時間，彼此之間的生命旅程竟已出現了許多戲劇性的轉折。三十五歲的陳西瀅如今已貴為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和凌叔華也才剛有了幾個月大的女兒，取了一個相當可愛的名字：陳小瀅，在照片之中正幸福地被母親抱在懷裡。然而一旁的丁玲雖是滿臉笑容，卻難掩陰影，那是亡夫胡也頻死在國民黨槍下揮之不去的幽靈，以及她那和凌叔華的女兒年齡相仿，卻不幸被孤伶伶留在老家的兒子，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母子兩人才能再度重逢？
至於沈從文，在這張照片之中則是站得大老遠，幾乎要飄出相框之外，彷彿是在暗示他日後在左、右兩派的政治鬥爭之中，永遠都會選擇站在一個邊緣的位置，或是所謂的不左、不右的「第三種人」。這時的他也不再是一個昔日的無名小卒了，而是在胡適和陳西瀅的提拔下，搖身一變成為國立大學的教授，並在接下來一九三四年的「京派」和「海派」文學之爭中，儼然成了「京派」文人領銜論戰的代表，果真實現了他當年脫離軍隊、離鄉入京之時，將自己的名字從「岳煥」改成了「從文」時所許下的願望——「棄武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