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與構想──中國小說史論釋

自序

　　我研究小說由雜至專，近年集中精神於《水滸傳》，自己也記不清楚在《水滸》範圍之外究竟寫過甚麼了。一經統計，便發覺自二十多年前結集出版《中國小說史集稿》以後，《水滸》以外的題目，自唐人傳奇至近代的武俠小說，林林總總的課題確實討論過不少，質量均足再次合集。

　　組織仍與前書差不多。「專研」部分所收各文，用注與否，以及所用注釋的多寡均取決於題目的性質和原刊的體製，現在並沒有強求劃一的必要。另外，近十年寫的較長文章一般都分節，每節各立標題。若較前所成諸文現亦因圖統一而分節，行文勢必得作無謂更動。這種徒添額外工作而不帶來實際成效之舉是不用考慮的。

　　然而確有兩事要統一。這二十餘年寫出的文章有前後截分之別。引用書籍時，前期諸文多不注明出版地和出版社，後期各文則早照料了此等數據。現在要添上前未記下的資料卻非易事。研究環境不同、消息來源更易，使悉數填補這些空隙幾屬絕不可能，唯有勉力試為之而已。此其一。前期所寫的文章很少提供重要人物的生卒年，後期之作則採為常規。兹重新整理，按文章排次的先後，在人物姓名首見處（或雖非首見，卻較起眼處）附列生卒年。倘某人屬稿時尚在世，而今已作古，亦生卒年並列，以求資料完整。見於引文的人物，原文均不注生卒年，現同樣按此原則補入此等資料。此其二。

　　除了這些體例的調整外，收入「專研」之文一般即使需要多說幾句話，在文末附加「後記」，或「補記」（如原先發表時已有「後記」）就夠了（詳後）。需特別在此說明的僅兩篇。

　　該組的〈香港《星島日報》「俗文學」副刊全目〉原先計劃續寫為一系列。三四十年代北平、上海、香港等地多家報紙以出版研究通俗文學的副刊為特色。雖然知道這類副刊收了很多名家之作，但因這些報紙早成了奇罕之物，當年也沒有幾人特意保存那些副刊，現在要知道這幾份副刊究竟刊登過甚麼文章自然難比登天。那些副刊主要的幾種我有幸複印得相當齊。編目固然是很值得做的工作，但僅列出題目未必足顯示內容，況且不少文章後來另見別處，提供互見的消息方可使後學省不少腳步。集齊了香港《星島日報》、上海《中央日報》、北平《華北日報》的「俗文學」副刊，和上海《大晚報》的「通俗文學」副刊後（最近還另得了《大晚報》性質相同的「火炬通俗文學」副刊），原擬各給它們備一份附解題的全目。全目編來不難，解題則因固執所引刊物必須核對原件的守則，不肯偷工減料地來個「天下文章一大抄」，而能複查之物又受環境所局限，弄起來十分費勁。當時一鼓作氣地去幹，就僅清理了戴望舒（1905-1950）主編的《星島日報》「俗文學」副刊。慚愧，其他的至今仍說不出還要再拖多少時間。或者祇有期待別的有心人去完成這些工作了，那麼就容我用講那份《星島日報》副刊的一篇來充作示範吧。

　　特別抽出這篇文章在這講還另有一重意義要藉此來說明。中國古典通俗文學的研究紮根於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可喜成績雖接踵出現，卻旋即為文革所阻，發展遂續由大陸以外的學者來繼承。直至最近二十年，因為大陸開放，加上信息傳遞科技的突飛猛進，海內外才有配合的研究行動（大陸學者看境外研究作品至今仍遠不及境外學者參據大陸書刊之便），但四十年代對任何人來說始終是一段失落的時光。四十年代是大動蕩時期，抗戰和內戰大大減少發表研究成果的機會，更使出版媒體長期陷入不正常運作的困境。這可是陳汝衡（1900-1989）、吳曉鈴（1914-1995）、葉德均（1911-1956）、杜穎陶（1908-1963）、關德棟（1920-2005）那輩俗文學研究者風華英發，勤於著述的時代。受環境所限，那些「俗文學」副刊就成了他們發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場所。可惜那些報紙早奇罕得連鳳毛麟角也不足以形容（臺灣就沒有圖書館藏有那時代的有關報紙任何一天）。登在那些副刊的文章若非以後另刊別處，就連紀錄也難存，更不要說找來看了。因此說這是一個失落的時代。要把那些遺珠重新納入大家用得到的資料庫需要兩方面的有心人的鼎力合作，一為實力足的出版社肯擔起這項賺錢機會不高的工程，二為藏有那些副刊者肯拿出來。據我所知，庋藏者都願意公開（其實這批副刊全部集齊者祇有我和關家錚[關德棟哲嗣]二人），祇要有出版社肯承擔便一拍即合。就讓我在此呼籲。這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文化大業。

　　另一篇得加的補充資料並不適合列為「後記」，還是在這裏交代較妥。我為學雜得很，所喜者南轅北轍，性質和涉及的時代經常截然不同，資料遂鮮能共用，治學因而極之費力，也格外覺得這樣讀書方真夠味道。年富力強時，野心祇嫌不足。到年紀大了，力不從心，就得調整。厚逾六百頁的《水滸二論》（聯經，2005年）就是我研究《水滸》的壓軸戲。這本《實事與構想》同樣可以作為我論釋《水滸》以外小說的工作到了差不多可以結束的里程碑。退休以後，環境和活動自然與前不同，會多放時間在雖早有興趣，卻長久無瑕兼顧的中西交通史和本草學，花在海軍史的時間也祇會增加。《水滸》以及其他小說得退居一旁，也就無可避免。究竟我治中西交通史和本草學的功力如何？這兩套學問有可能和小說配搭起來研究嗎？那篇絕非一般小說探討文章，寫來也夠稱心快意的〈《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西洋番國志》〉正好回答這些問題。

　　「說林雜志」收的是劄記式短章，筆調雖可以輕鬆得有如閒談，所談的始終保持我的一貫作風，貨真價實。收入此組的諸文有三篇首次在此發表（即文末不注明原刊何處的幾篇）。

　　附錄收了兩篇序文。第一篇看似是應酬文章，其實不然。這篇為梅節、馬力（1952-　）兩位的1988年港版《紅學耦耕集》所寫的序文很值得保留。我從未正式加入紅學行列，但對紅學的情況則不無可分享的觀察；那些觀察所涉之事又絕非紅學所獨有，而實為常見於古典小說研究的現象。因為梅馬兩位這本書於2000年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在北京重排再版時沒有了這篇序文，採之入本集可免其變成遺珠。

第二篇是應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水滸論衡》、《水滸人物之最》、《水滸二論》簡體字本時所要求而寫，並冠三書的總序，內總括報告了我專研《水滸》二十餘年的成績，也說明了我打算在退休後如何定出研究項目的次第和如何分配可用的時間。收此總序入附錄，向關心我的朋友交代計劃中的動向，當是較簡單的法子。

　　合集不當祇是重印一堆未經修訂的舊文，起碼有關課題在文章刊出至今行頭內有何討論是要交代的。刊出愈早，這需要就愈明顯。本集所收諸文屬稿時間早晚相去達二十多年，所談的事更涉連很廣的範圍。問題在好些課題在文章脫稿後再沒有保持興趣了，時間一久，修訂就僅能做到補入漏列資料和改善文句的層次而已。要是對文章涉及的課題曾續留意，修訂便採二法來進行：（一）增強原先的論據的新資料，直接添入文內和注內。（二）得與原先發表的文字劃清界線時，新資料就用「後記」或「補記」的方式附於文末。

　　我最近出版的書都安排封面和封底的設計與書的內容配合。這次也不例外。用來設計封面的包公像出自咸豐八年丹桂堂本《萬花樓楊包狄演義》，提供給部署封底的嚴嵩像得自道光二年萬卷樓本《海公大紅袍》。這安排既給集內的幾篇文章配上圖解，復助彰顯實事與構想這兩大因素如何串連集中諸文，更還藉著封面封底的象徵意義帶出正邪對立的本質來。

　　本集的書名當然也得說明。以史證文，以文述史，是我治學的法門，而中國古典小說雖喜借用史事，甚至用擬構之事充作實事，實則所講者經常以幻設和虛構為核心。集中各文所涉實事與構想雖程度不一，總離不開這兩基本因素相互關係的闡釋，以此定書名還算順理成章吧。

這書的呈獻同樣需要說明。今年適逢業師饒宗頤教授九秩華誕，用這本蕪雜之書來賀壽原難表敬意，惟念這是解釋我治學手法來源的最好機會，遂敢厚顏獻上此書。

固庵師資質天廩，博古通今，縱橫學海與藝林，處處創新，闊度之宏，深度之徹，配上產量的龐大，既前無古人，後亦難有來者。成就如此，天資、毅力、環境缺一不可，然具備此等條件者頗不乏人，成績卻難以相較。究其原因，關鍵當在研究的態度和研治之法。這些都很易歸納言之：資料不管一手，還是二手，悉圖盡數網羅；論析雖不刻意求新，卻能達到破立兼顧的境界。道理固然簡單，實踐則殊不易，光是突破地域和語言局限去配齊資料就沒有幾人能辦得到。固庵師譽滿寰宇，可以從這角度去理解。

我雖然是個行頭不少的雜家，但除中西交通外，與固庵師並無共同興趣。敢說學到了的就是治學態度和方法。找起資料來，上窮碧落下黃泉（花二十多年去配齊《水滸》罕本便是一例。尋覓海軍資料所達到的透徹程度更較此高出數倍），立論懂得破立的道理，而不以趨時尚為滿足。這些都師承有自。這樣一說，拿出來的成績就希望老師會說合格了。

　　退休在即，公私兩忙，每件事都要爭取時間去做。這本集子準備起來就由研究《水滸》志同道合，大小事情幫過我不少忙的香港城市大學研究生黃海星和長期助我處理各種稿件，甚至私人書信的系秘書李穎芝小姐分別代勞；前者掃描已有印件的舊文，後者打出剛完成的新稿。做完補充新資料和校對的程序後，再由穎芝統一整理。沒有兩位給予第一時間的幫忙，這份書稿絕無可能這樣快就準備好。

史實與構想的邂逅──包公與文彥博

雖然通俗文學裏的包公和歷史上的包拯（999-1062），關係不大，要理解各種包公俗文學作品，對歷史上的包拯仍是需要有相當認識的。直接有關包拯的傳統史料，如《包孝肅公奏議》、《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數量有限，即使善為利用，對於包拯的行實，還是有許多無法交代的地方。比方說，我從來就沒有把包拯和北宋名臣文彥博（1006-1097，其書法見本集插圖一）連在一起。

包拯和文彥博是同時代人，都是京官，自然有認識的可能，祇是從前接觸過的史料，並沒有顯示他們有甚麼特別來往。在俗文學裏則不然，他們有過一次涉及國家安危的拍檔，那就是平定貝州王則之變。

仁宗慶曆七年（1047），王則起事，歷時僅六十六日，卻是北宋中朝轟動一時的大事，還涉及彌勒教在中國之傳播等宗教問題。當日負責平王則的，便是文彥博。明人小說《平妖傳》所敘述的，正是此事。包公在長篇章回小說中第一次出現，也是在《平妖傳》。

《平妖傳》有兩種分別很大的本子——二十卷本和四十卷本。二十卷本相傳出自羅貫中手，現僅存兩本，一在北京大學，一在日本天理大學。四十卷本是馮夢龍（1574-1646）改編的，善本尚易見。有關包公的章節，兩種版本都差不多。最大的分別，在馮本的第三十五回說包公推薦文彥博去征剿王則，二十卷本（第十七回）則讓別人去荐介。文彥博位居中樞，是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何用開封府尹去舉賢？自是小說家言——當然小說家也有自圓其說之法，謂包公升了樞密使，文則為西京留守——故始終沒有想到這種虛構竟也有幾分史實背景。

1973年4月至8月間安徽合肥清整包氏家族墓群，發掘了包拯及其妻董氏在南宋初年改葬的合墓，和幾座直系親屬的墓穴，包括長子包繶與長媳崔氏的合墓，次子包綬（又名綖）和次媳文氏的合墓，以及長孫包永年（繶繼子）的墓，另無名墓六座。發掘所得，計有包拯諸人墓誌銘六方（均有墓誌蓋），陪葬物若干，還有包拯的頭蓋骨及四肢骨碎片。

這批新出土文物當中，自然以那六方墓誌銘最為重要，全部銘文最近已發表，見《文物資料叢刊》，3期（1980年5月）（其實今年初夏始出版）。另外，參加整理工作的程如峰（1926- ）也有幾篇報告登在《書法》，1980年3期（1980年5月），和《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79年3期（1979年9月）（署名茹風），及1980年2期（1980年6月）。綜合這些新資料及其他文獻，既可增補以前對包拯家族各人所知的不足（如生卒年和行實等），還可以糾正不少以前文字紀錄譌奪之處，復可得知好一些包拯和文彥博間之事。

這六方墓誌銘以前均不見紀錄，而且因為時代有先後之別，撰人及書寫者頗有異同。其中包拯一方，撰人為諫議大夫吳奎（1010-1067）。據包夫人董氏墓誌銘所說，那是包夫人所委託的，加上吳奎是包拯當御史的老同事，述事應可靠。

包拯墓誌銘末尾說︰「（一女適？）國子監主簿文效。以公之薨，朝命效為保信軍節度推官，俾護喪歸。即以（仁宗）嘉祐癸卯（1063）八月癸酉日，葬公於合肥縣公城鄉公城里。」何以歸葬大事由女婿承擔？原來包拯長子繶早卒，去世時不過二十出頭，惟包拯於喪子時已五十五歲（包終年六十四）。後來包拯在五十九歲，遣已懷孕的侍姬（當時的名稱為媵）孫氏返娘家，旋生一子。繶妻崔氏密撫其母子二人，繼以繶已卒，遂接幼子回家撫養，這就包拯之次子包綬（初名綖）。包拯謝世時，次子不過五歲，歸葬事遂由女婿文效負責。

朝廷對歸葬事的關切，可自文效的調職為保信軍節度使推官看出來。保信軍節度在廬州府治，調職顯是為了治喪之便（官階則沒有陞遷）。

上面所說包拯二子，包繶和包綖，均見《宋史》〈包拯傳〉，但後人根據片段的記載，多不知包綖即包綬，遂指綬為繶子。這樣一錯，包拯的次子竟變成了他的孫兒。

包拯生前確是有孫兒的。原來包繶有一子，名包文輔，五歲早夭。這裏涉及一件頗為費解的事。包拯在嘉祐二年（1057）逐出懷孕侍姬孫氏時，行年五十九，獨子已卒，唯一的孫兒說不定也已死去，為何不為血脈著想？包繶卒於仁宗皇祐五年（1053），與崔氏結婚才兩年。換言之，包文輔最早生於1052年，最晚（以遺腹子計）亦不過生於1054年。以前者算，包拯出媵時，孫兒已死去一年；即以後者計，孫兒亦僅四歲左右。香火之繼，包拯總不能全不著意，難道有家庭糾紛牽涉其間？通俗文學的包公長於斷案，歷史上的包拯則不一定有善處自己家庭中事的本領。

無論如何，包拯出媵，以及長媳暗撫小叔，則是當日傳誦一時之事。待包拯死後六年（1068），夫人董氏繼卒，享年六十八歲，包綬猶十歲孩童，乃由嫂崔氏延師教導成人。崔氏之於包門，可謂鞠躬盡瘁，遂因是於哲宗元祐四年（1089）受封為永嘉郡君（此事除崔氏墓誌銘外，《宋會要》，「儀制」十，以及《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39，亦有記載）。

崔氏原來是另一北宋名臣呂蒙正（946-1011）的外孫女，而蒙正投窰在通俗文學的領域裏是流傳相當廣遠的故事。通俗文學諸傳統之間，經常在史實和構想上有互相交織、互相增益的情形（如楊家將傳統與狄青傳統的關係密切）。包拯的賢媳出於呂蒙正家，固然是歷史實事，多少也有點兩個傳統交相互用的意味。

話說回來，要明白包拯和文彥博的交情，關鍵倒在包綬及其繼室身上。包綬活到徽宗崇寧四年底（1105），上距生於嘉祐三年（1058），享壽四十八歲，官職由大理評事做到潭州通判，清苦守節，崇奉道教，本乏可陳，但其婚姻反映出包家的世誼。包綬初娶張田女。張田為包拯門生，歷任蘄州、湖州、廬州（包家老鄉）、廣州知州等職。包拯的遺集《包孝肅公奏議》就是他編輯的，包夫人董氏的墓誌銘也是他撰寫的，並嘗為崔氏立傳，他和包家交情的深厚，不用細考而明。惜張氏早卒，包綬續娶汾州文氏為繼室，即文彥博的季女。

包夫人董氏逝時，包綬僅十一歲，文氏自無奉事舅姑的可能。崔氏卒於哲宗紹聖元年（1094），年六十二，時包綬已三十七歲，下距其歿不過十一、二年，文氏則早包綬四年卒（徽宗崇寧元年正月，1102），年三十餘，入門後育子三人，女一或二人，故崔氏當及見包綬之續娶。以文氏的生育情形計算，其入包門諒在元祐中年間（並見後論）。文彥博逝於元祐七年，或尚及見，婚事由他建議也說不定。但從年紀推算，文氏在包拯去世後才誕生。

據文氏墓誌銘所說，包拯和文彥博的訂交，早在二人準備參加進士考試的時候，未幾同登仁宗天聖年甲科。以後文彥博歷任將相首輔之職，包拯以直言敢諫，名滿天下，兩家仍往還不絕。崔氏墓誌銘的抄寫人就是文彥博的第六子文及甫（又單名及）。兩家終結秦晉之好，自是順理成章。包、文兩家的世誼，當時必傳為佳話，可惜文獻乏錄，日久遂湮沒無聞。

明白了這一點以後，最近逐批影印流通的文淵閣鈔本《四庫全書》中有文彥博的《潞公文集》善本，當然沒有不查之理。一檢之下，果然發現不少新資料。

包拯早期的傳記，如在《東都事略》、《隆平集》、《宋史》等處的，都告訴我們包拯字希仁，此外就不見他有別的名子。後世通俗文學給他添了「號文正」或「號文拯」（還有包侍制、包龍圖一類官名帶姓的名稱），那是另一回事。在《潞公文集》，卷三，有詩題曰︰〈寄友人包兼濟拯〉，原來包拯還有兼濟之名，大概是別號吧。

包拯的詩，今尚未見，時人詠包拯的詩，以前也無所聞。文彥博此詩，可謂甚罕，不妨錄出︰

締文何止號如龍 發篋疇年緯帳同
方領聚游多雅致 幅巾嘉論有清風
名高闕里二三子 學繼臺城百六公
別後愈知崑氣大 可能持久在江東
每策事，則生之條疏常多。生意詩有「枕戈待旦」之句。

文彥博對包拯的觀感，包、文二人早歲同窗之雅，詩中均有說明，與新出土資料，可相互發明。另外，末句的自注指出包拯雖然不是以詩名世，也是能詩的，未必像我們想像中的木訥寡趣。

《潞公文集》，卷40，有題名〈舉包綬〉的奏章。文彥博因覺得「故樞密副使包拯身備忠孝，秉節清勁，直道立朝，中外嚴憚。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為輔臣，未盡其才，不久薨謝」，而其子包綬「能世其家，恬靜自守，不苟求進……包拯之後，惟綬一身，孤立不倚」，宜特獎擢，故有是懇奏。除了照顧老朋友之後外，文彥博對包綬的好感，亦可得見。奏章的日期是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因為奏章的目的是在薦荐包綬，文氏之歸包門，必在此事之後，否則文彥博地位再高，聲威再隆，也免不了假公濟私之譏。

如此說來，包、文二人的關係主要還是在私交上，公事上大概不會有太大的關連。私交方面，可以歸納為三點︰同窗、同年，和文彥博晚年（包拯已死多年）所締結的兒女姻親。

但是上面所說的包拯婿文效，是否也是文彥博本家的人？這點可從正反兩面來說。文效娶的是包拯次女，所以另外還有大女婿硤石縣主簿王向。王、文兩人既均為主簿，何以朝廷捨大女婿而命二女婿主喪事？假如是文彥博子，這樣的選擇自然容易明白。問題是我們無法證明或否定這一點。《宋史》〈文彥博傳〉謂文有八子，但僅列出一人之名，另外加上在《潞公文集》所出現的名字，我們僅知四人之名︰貽慶、恭祖、居中、及甫，既尚有四人名字不詳，各子的命名又沒有明顯的系統，故文效為文彥博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過，文效雖並見於包拯及董氏的墓誌銘，兩處都不提文彥博，以包、文兩人的交情以及文本人的名震遐邇，如文效為文彥博子，實不該如此處理。試看在包綬及文氏兩墓誌銘內，即大書特書文彥博如何如何，亦可作為文效非出於文彥博本家之證。事實如何，祇有待以後再考定。

在新出土的文物紀錄中尚有一人姓文。包拯、董氏，和崔氏三人的墓誌蓋都是文勛篆寫的（文勛所寫包拯墓誌蓋見本集插圖二）。三者前後相隔三十多年，在包拯墓誌銘內，文勛自稱「甥」，在董氏墓誌銘內則以「外生」自稱，意義均同。對證明文勛和包家關係的密切，以及他為包拯的晚輩親戚，這些都很有用。但究竟文勛是包家的甚麼親戚？他和文彥博有無關係？實不易解答。

文勛是北宋中期頗有名的書畫家，尤以篆書著稱於時，蘇軾、黃庭堅、李之儀等均給他的書法很高的評價。他的傳記資料卻少得很，連籍貫也不得而知（文效也一樣）。替包拯寫墓誌蓋時，他是溫州瑞安縣令；到董氏逝世時，他是海州懷仁縣令；至書崔氏墓誌蓋時，他的職位是福建路轉運判官。根據這些資料去查有關的縣志、府志，和通志，都得不到進一步的消息。原因大概是因為一般明清方志記明以前職官任期等多甚殘缺。

文彥博是汾州府介休縣人，嘉慶《介休縣志》中並無文勛和文效的紀錄。文效非負時名（董氏棄世時，彼不過是一個區區常州團練判官），方志不收，何以說得過去。但文勛頗有聲望，縣志應有所載，故文勛諒非介休人，亦即非文彥博本家。

儘管文效和文勛不一定和文彥博本家有關，包拯和文彥博兩家的關係，就我們確知的，已是相當不尋常。通家之好的兩種不同意義，世交與姻親，都具備了。祇是因為這些不過是兩家之間的私事，不載於習見的文獻，時間一久，便無從知曉。明人作《平妖傳》，述貝州王則事。王則為文彥博所平定，史有明文，包拯和文彥博為同時人，並為京官，遂把包公也拉進小說裏去湊湊熱鬧，不料竟和失傳的史事偶合。史實和構想的邂逅，有時確是不可思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