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

序章／什麼是故宮？什麼是文物？

故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博物館。
兩個名稱一模一樣的博物館，同時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兩個地方，雙方如果向對方提出商標權訴訟，也非新奇之事。然而「兩個故宮」互不否定彼此的存在，也沒有誰高喊「我才是正宗」。雙方默默地使用相同的名號，展示著雷同的中華文明文物，同樣肩負著代表「國家」的觀光景點名號，不斷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
故宮是收藏與展示中華文明的藝術品、裝飾品及圖書文獻博物館。
依據2011年五月所蒐集的資料可以知道，北京「故宮博物院」（以下稱北京故宮）的收藏計有一百八十萬件，包括書畫、陶瓷器及圖書文獻等，其中八十五%是清朝留下的文物。
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稱台北故宮）收藏品比北京故宮少，只有六十八萬件，其中清朝留下的文物超過九成。
兩岸故宮基本上收藏品的形態相當類似。原來1925年故宮成立之初就是一個博物館，這是理所當然之事。1949年故宮的文物運到台灣而造成「兩個故宮」的狀態，即使過了六十年，兩個故宮仍都固守原本的收藏原則，未曾改變。
一言以蔽之，這個收藏原則就是「集合中華文明的精華」。
那麼，北京故宮和台北故宮，究竟哪個比較好呢？
這個有趣的話題經常在中國文物專家及愛好者之間論戰不休。從收藏品的數量和多樣性來看，北京故宮勝出，但從質的角度來看，台北故宮略勝一籌。這是一般普遍的看法。
就博物館的建築而言，北京故宮的展示場所是明朝、清朝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築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遺產。台北故宮就是一般的博物館建築，與北京不能相提並論。紫禁城也是北京故宮的展示品之一，從整體的優越性來看，北京故宮自然是當仁不讓。支持台北故宮的論者也會毒舌批評：「北京故宮不過是個空殼子」，但這麼說似乎也有些言過其實。近幾年的收藏逐漸蓬勃發展，加上考古上的新發現，北京故宮的收藏品也充實提升了不少。
我撰寫本書的目的，並非要論述故宮的藝術價值，也不會深入探討收藏品的優越性等問題。我的專才不在於文化、藝術，而在於政治、外交。透過採訪的經驗，我看到某件瓷器可以想到大概是什麼年代或哪個窯廠出品的，不過到底還是門外漢。本書將以專業記者的角度與眼光，探討「兩個故宮」存在的原因及各自的發展。
中國和日本是東亞近代史的主角，「兩個故宮」可說是這部近代史的產物。日本引發的戰爭衍生出後續中國內戰的結果，因此產生了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台灣的「中華民國」兩個思維不同的國家，這個分裂造就了「兩個故宮」。
本書最大的目的在於試圖追溯錯綜複雜的過程，探究現在仍千變萬化的故宮背後，究竟串聯了什麼樣的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領袖的思維判斷。我想透過故宮，描繪出政治權力與文化之深層共犯結構的樣貌。
有關故宮的歷史，在中國、台灣及日本等地已有諸多故宮元老及學者寫過專書或論文，記述了1925年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過程，相關人士的口述歷史及史料，大致也已挖掘得差不多了。
另一方面，對於1965年台北故宮在台復館的過程、台灣民進黨政權對於故宮的改革嘗試、中國近年大量搜尋追回文物的熱潮，和2008年台灣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故宮的密切交流等等，不僅是日本，在中國和台灣幾乎仍未有系統的介紹，這些將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然而故宮議題的魅力根源，來自於數次奇蹟似的歷史轉折，我也將在本書藉由史料、相關人士的證詞、親身採訪等，用一定篇幅來介紹說明。

《朝日新聞》及《讀賣新聞》書評委員推薦「2011年最好看的書」！

〈反映中國史的流離失所文物〉（《朝日新聞》書評，2011-8-21，作家‧楊逸）
〈中台史活生生的證人〉 （《讀賣新聞》書評，2011-8-22，詩人‧蜂飼耳）
〈極緻中華世界未來的指標〉 （《產經新聞》書評，2011-11-5，古美術鑑賞家‧中島誠之助）

精實採訪力所凝結成的內容，讓我充分瞭解北京故宮、台灣故宮怎麼設立，藝術如何被政治所利用。──日本讀者hwconsa1219
透過故宮博物院，生動描寫了近現代中國和台灣關係史。──日本讀者nonki

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
2007年至2010年，我在台灣擔任報社的特派員，我想從位於台灣的台北故宮開始說起。
首次造訪台北故宮是1980年代末期的事情。
當時我還是大學生，參加台灣方面舉辦的國際青年交流活動，在兩週內走訪了台灣各地。當時蔣經國總統已經臥病在床，我在歡迎宴會上曾與副總統李登輝握了手，猶記得第一印象是「李登輝是個個子很高的人」。受邀參加活動的人多半是來自與台灣有邦交的中南美洲、非洲、南太平洋等國家，我與這些鮮少有機會認識的各國年輕人結為朋友。活動行程中聽到了不少台灣的政治宣傳，那一趟旅程整體來說收穫不大。
在那趟不是很有收穫的旅程中，我也去了故宮，當時對故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結果事隔二十年，採訪故宮成為驅動我好奇心的發源地，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台北故宮和市中心有點距離，位於山丘與平野交錯的「外雙溪」。博物館背後靠著山，展館是中國宮殿式的建築造型，穿過漫長的入口階梯，進入博物館建築內，第一個感覺是大廳燈光昏暗令人吃驚。展覽室的天花板偏低，有種莫名的壓迫感。導覽員穿著的制服就像政府機關的公務員，表情動作透露著意興闌珊。相較於傳說中世界極品的展示品，我對於導覽員毫無活力的態度反而覺得有趣。
還記得導覽員所說的一段話：「蔣介石前總統考慮到故宮文物的安全，因此在山裡面蓋了故宮。山挖空了做成倉庫，就算中共的砲彈打下來，也不會傷到文物。」
他大致是這麼說的。當下心裡有個疑問，擁有這麼棒的展示品，為什麼不能好好地陳列出來讓參觀者一飽眼福呢？現在的故宮在2007年重新整修後已煥然一新，入口處改為透明屋頂採光建築，整體變得明亮通透，展覽室的氣氛和職員的應對態度也大幅改善了。
第一次到故宮，所知當然有限，後來因為採訪而瞭解到一個重要的事實。我先在這裡陳述，那就是設立台北故宮的目的，並非像一般博物館想要提供給參觀者啟蒙、教育，而是為了保管文物而建。或者可以這麼說，與其說是博物館，台北故宮更像一座倉庫。台北故宮不像其他世界級的博物館，過去並不重視陳列的美觀及參觀者的需求。現在想起來，這正是第一次到故宮時感到疑惑的原因吧。
重視收藏勝於展示的博物館，這也是故宮不可思議之處。

台灣版後記
對日本來說，中華文明有著特殊意義的存在。日本歷史上，文化面受到中華世界的影響相當大。繪畫、書法、陶瓷器等代表日本的傳統文化，基本上是以中國為基礎及範本，加上日本人獨到的特色發展而成的。
在現代社會中，這樣的中華文化最令人感到親切的地點是哪裡呢？
當然就是故宮博物院。到台北或北京觀光，首選造訪的地方就是故宮，曾經去過故宮的日本人可不少。
然而觀光客可以慢慢欣賞故宮文物的時間或是空閒並不多，因此在日本得以好整以暇欣賞故宮珍品的「故宮展」，是個體驗中國文化的絕佳機會。光是「故宮展」這個名稱，就讓展覽魅力倍增。
過去日本的朝日新聞和日本經濟新聞都曾強烈希望主辦台北故宮的赴日展覽，這在書中提過。2011年六月時，日本新潮社出版日文版後，故宮赴日展覽此事在日本社會引發討論，故宮問題正持續發酵中。
在台灣版後記中，我想說明2011年六月以後故宮赴日展覽的最新動態，也要談談故宮問題在台灣的後續發展。
在日本的藝文界有個不成文的習慣，每當舉行大型藝展時，一定是由美術館或博物館與報社或電視台共同擔任主辦單位。有關選擇展品、製作目錄、安排會場展示，及與藝術相關的專業工作等，都由博物館或美術館方負責。而跟保險、運費、入場券收入等財務事項及宣傳有關，就由媒體方負責。
博物館、美術館把不擅長的「經營」、「涉外」部分交給媒體，專注於辦理專業的大型藝文展覽。另一方面，對媒體而言，如果展覽成功不僅有收入進帳，同時可向社會大眾宣傳、展現熱心文化事業的形象。
2011年五月朝日新聞晉訪馬英九總統，我因為也是採訪團隊之一，從東京飛來台北，手上握著一封信和一份中文翻譯。這是朝日新聞社社長寫給馬總統的信，希望台灣方面將台北故宮的赴日展覽交給朝日新聞社主辦。
2008年馬總統執政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一改過去中國和台灣的冷卻情況，兩岸故宮一同到日本舉辦展覽的可能性大增。基於這樣的期望，由日本著名畫家平山郁夫、朝日新聞、NHK、電通公司等為主體，著手企畫兩岸故宮展。雖然如此，我一開始對於兩岸故宮展實現的可能性就抱持懷疑的態度，原因是對於中國來說，與台灣故宮一起聯展或多或少有利於統戰工作，但是對於台灣而言，在日本聯展只是與中國並列，並不能達到台灣方面期望的「提高日本社會對台灣的關心」。
在日本，一般而言低估了兩岸關係的複雜度。兩岸故宮展的計畫雖與我的工作沒有直接相關，但現在事後來看，日本的確對於台灣故宮問題的重要性，缺乏一定的敏感度。
如我所預期的，台灣方面對於兩岸故宮聯展不感興趣，計畫受挫，改為台北故宮單獨辦展的方向處理。為了要在日本舉辦台北故宮展，日本各家媒體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向台灣方面遊說，希望能獲選為主辦單位。
馬總統在接受專訪時也提到故宮問題，他說：「故宮博物院文物到日本展覽，如果一切順利，故宮方面認為2013年應該是一個適合的時機。文物蘊含歷史文化的意義，有助於雙方深度瞭解。如果日本博物館的文物也可以同時來台灣辦展的話，效果會更好。這是我個人熱切希望達成的。」專訪順利結束後，我就把社長的信親手交給馬總統。
台灣方面對於故宮展的時間及辦理的形式，當時還沒做決定，甚至連決策的架構都還沒形成。不過有趣的是，我們獨家專訪馬英九總統後，刺激了其他媒體。就在朝日新聞晉訪後，日本經濟新聞社的會長、讀賣新聞社的最高顧問都接連訪問台灣，晉見馬總統，形成了「朝日新聞V.S.日經+讀賣」的態勢。不僅如此，向來與台灣關係深厚的產經新聞也表達強烈的意願，加上東京中日新聞、每日新聞等數家媒體，都開始關切台北故宮赴日展覽的事情，呈現「台北故宮爭奪戰」的態勢。
2011年時台灣駐日代表馮寄台成為日本媒體鎖定的對象。馮代表是馬總統身邊的人，2008年總統選戰時擔任國際事務的顧問，2008年奉派到日本，馮代表也強烈希望促成故宮赴日展覽，曾交給我一篇投稿的文章，題為〈在日舉辦故宮展，必須通過免除假扣押法案是必要的〉，後來刊載在《朝日新聞》的意見版專欄「我的觀點」。
當時日本國會遲遲未審議海外文化財免除假扣押的法案，馮寄台也期盼盡早通過。在這篇投稿中，馮代表提到：「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無法實現在鄰國日本舉辦故宮展覽。台灣和日本雙方並非不期盼舉辦故宮展，反而是熱切期待的。馬英九總統在兩年前就任後不久，就提出希望在日本舉辦故宮展覽。目前實現故宮展覽的唯一障礙，就是免除假扣押的法律問題。」其後，終於在2011年春天，日本國會通過了延宕多時的免除假扣押法案。
依據內部消息，台北故宮將在2014年六月至八月間赴日展覽，地點就在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此外，也計畫在日本的九州國立博物館、東北地方的仙台等地巡迴展出，其中也帶有鼓舞東日本大地震受災災民之意。媒體間的競爭更為激烈，但我個人希望所有媒體一起組成「All Japan」，共同擔任主辦單位，作為最適切的解決方案，不知道是否可行？
另一方面，日本在2012年一至二月間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北京故宮的展覽。過去日本也曾辦過幾次北京故宮的展覽，例如1985年時，在東京的西武美術館舉辦過「故宮博物院展──紫禁城的宮廷藝術」。
但是這次的「北京故宮博物院200選」和過去的北京故宮展有些不同。
主要是展示文物的水準特別高。這次從北京故宮挑選書畫、陶瓷器、青銅器、漆器、琺瑯、染織等兩百件文物，其中有一半是中國的「國家一級文物」。皇帝的收藏蓄積了中國悠久歷史，當然是相當讓人賞心悅目的展覽。尤其是中國書畫的黃金時期宋代（960─1279）至元代（1271─1368）間的四十一件書畫來到日本展覽，依據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館方的說明，中國對於這兩個時代的作品到海外展覽，有著嚴格的限制，這次算是「大手筆」破例出展。
其背後是有原因的。由於中國政府的戰略，北京故宮在這幾年積極與世界各國的重要美術館結盟，透過「故宮」這塊國際品牌向國際社會強調中華文化。
北京故宮副院長陳麗華2011年十一月到日本舉行記者會時，她是這麼說的：「這次的展覽是空前的，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元及宋的文化對日本影響很大，透過展覽宣揚中國文化，促進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對於歷經大地震後的日本，也別具意義。」
陳副院長的這段談話，特別強調故宮的「對日文化外交」。
進一步說中國方面也意識到，台北故宮將在2014年赴日展覽之事幾乎已成定局。未來台北故宮赴日展覽難免會被拿來和這次的北京故宮展覽一較高下，因此這次北京方面卯足全力將珍品送展，以免日後輸給台北故宮。
另一方面，故宮在台灣仍是熱門話題，2008年啟動的兩岸交流，從2009年舉辦的「雍正大展」起，2010年將分隔兩岸的「富春山居圖」合璧展覽。此外，同一年，兩岸故宮相關人員循著故宮文物在中國顛沛流離的歷史，實現了故宮文物之旅。在兩岸文化交流範疇中，兩岸故宮的交流可說是最為順利的一項。
此外，民進黨政權留給馬英九國民黨政權的「負面遺產」──故宮南院問題，至今仍呈現不明狀態。本來應該在2008年完工的南院，馬英九總統在2008年就任時曾表明「2012年正式開幕」，但是因為「八八風災」等因素延宕工期，周功鑫在2012年三月下旬公開表示，將以「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之名，正式於2015年十二月開館。這比原訂計畫晚了七年之久。
2015年開館能否實現，仍有不少懷疑的聲音。「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是否會冠上「故宮」的名稱，目前尚難判斷。依據目前故宮方面的規畫，將在南院設置四個主題公園。事實上，南院未來是以「觀光」還是「文化」為重點，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2015年完工的時點，正好是馬英九總統第二任任期當中。台北故宮和馬英九總統究竟會將多少台北故宮的貴重文物運往嘉義，或是如何定位台北故宮的「分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課題。
最後，此次出版台灣版，我想向協助採訪及調查的台灣各界人士表達最高的謝意。一個國語說得很不標準的外國人，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題，如果沒有親切的台灣朋友耐心回答，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尤其是台北故宮的歷任院長：杜正勝、林曼麗、周功鑫三位院長瞭解我想撰寫故宮問題的心情，願意多次接受我的專訪，提供莫大的協助。對於媒體的採訪，能有如此開闊心胸接待的國民，我想不出來還能在哪裡遇到。透過歷史，接受各種異國文化而形成台灣人的寬大與包容力，這是台灣最值得驕傲的無形資產。
本書提到多位政治人物及諸多的政治問題，但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個人寫文章對於台灣問題的切入點，完全沒有任何的政治立場，而是站在一個記者的第三者角度來觀察。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要說我有立場，那就是「為了台灣好」。我的解讀和說明的方式，必然有人持不同的看法，當然這本書也會受到批評或批判。如果內容錯誤或有不正確之處，全都是因為我的能力有限。
本書是我擔任朝日新聞駐台北分局長任內，從2007年至2010年間累積採訪所完成的，我想向當時在台北分局工作的助理陳素玲、林巧姿、陳冠敏、葉雅婷等夥伴致謝。一般的新聞採訪是不需要把採訪錄音全文做成逐字稿的，由於當時心想將來有可能出故宮主題的書，因此拜託她們詳實記錄，增加了比平常更多的工作負擔。由於他們的辛勤努力，我才得以寫出故宮問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