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

台灣中文版序

致各地通過本書而有幸得以結識的諸位：
當各位聽到「日本兵」一詞，不知道腦海中會浮現出何種意象？就像亞洲各地人們共有的印象一般，他們是一群盛氣凌人、既殘忍又好色的人？
我並不打算否認，也不會說事實並非如此。只要是人，多少就會帶有威權跋扈、殘忍、好色的層面。日本兵也是人，他們自然也會帶有這些側面。而且把人們放到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的結構下，會更強烈地觸發人性中的這些層面。我個人認為，這種事情，與所謂的「民族」、「人種」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不過，斷定人類的時候，光靠這個層面，似乎有欠公允，也稱不上是正確的認知。在戰場上雖然是殘忍的士兵，但在家鄉卻可能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單看任何一個表面，都無法正確理解一個人。
因此，為了正確理解人類，只看戰爭時期，資訊絕對不夠充分。對於日本，或者日本人，也是同樣的道理。他們前往各種戰場之前，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思考些什麼事情？如何離開故鄉，來到戰場？而戰爭結束回到日本後，他們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如果不包含各種層面來看，就無法進行正確的理解。
我這本書中撰寫的是出生於1925年、我的父親的生活史。戰爭之前，他在小商店工作，接受徵兵後被送往滿洲，之後遭蘇聯拘留於戰俘營，在西伯利亞度過三年遭強制勞動的日子。回到日本後，在不斷更換工作之間，還染上了結核病，一直過著在底層掙扎的生活。在此之後，他開了一家小商店，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所寫的，就是極其平凡、一介小人物的生活。
而藉由這本書，我希望讀者們可以從中讀到兩件事情。
其一，希望不要把我父親想成一位特殊的人。他在人生晚期，曾與滿洲朝鮮族的舊日本兵共同對日本政府發起了訴訟。聽到這段故事時，有些人會說，「像這種有良心的人，真的是非常特別的人吧」。可是，因為我是他的兒子，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父親並非一位聖人。
人類的社會，不可能由一小部份「好人」與大多數「壞人」組成。只要是人，無論是誰，都有好的一面與壞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把便對方當聖人來對待，或者只看壞的一面就把對方當壞人來對待，其結果是一樣的，都算不上正確的認知。
我父親所採取的行動，潛在性地，是所有人都可能採取的行動。比起讚揚一個人的行動，更重要的是把這種可能性擴散到更多人身上。如果把我父親當成一個特殊的人物，因而把他與其他大部分的人們區分開來，便會妨礙這種可能性的擴散。
另一點希望讀者能夠注意到的，便是對社會背景的分析。這本書與其他的傳記不同，針對當時的經濟、社會狀況、法律與政策、外交關係等等，對父親的人生軌跡造成了何等影響，皆有進行分析。畢竟我是一位歷史學者，也是社會學者，因此即便是撰寫自己父親的傳記，也一樣留心以公平的態度進行分析。
為什麼必須進行這樣的分析？先前我說過，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一般而言，當人們處於戰爭或殖民地統治等壞的情況下時，也就容易引出人性醜惡的一面。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才能維持人性美好的一面，個人的努力將會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如何才能創出一個讓更多人都能發揚人性善良面的情境。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免除戰爭或殖民地統治，消解貧困與不平等的狀況，因此，分析是絕對必要的。
這本書，並非只是單純記錄下我父親體驗過的「戰爭」與「生活」。所謂的「戰爭」與「生活」，是由政策、外交、制度、物價、所得、社會狀況等要素，集結構成的結果。為了刻劃這些情況，在父親不同的人生時期，國家施行了什麼樣的政策與制度，又對人民生活與經濟造成了何種影響，其結果是否帶來苦難、貧困與相互不信任等苦果，在書中都帶著分析的角度來撰寫。接著，在各種情況下，父親如何努力改進自己人生，可能受惠於哪些政策或制度，也都進行了側寫分析。在這些側面上，本書不僅只是說明過去的歷史，相信也能給當下社會帶來一定省思。
最後，我想稍微說明自己尊敬父親的哪一點。此書的撰寫，是透過對父親進行長期訪談作業後，以訪談為基礎而寫成的。在聽過父親的大量說明後，我覺得最佩服的，是他對他者抱持的想像力，是他冷靜觀察後仍帶有的同理心。
例如，當我訪談他最痛苦的時期，也就是西伯利亞戰俘營的體驗時，當時在飢寒交迫下，他的朋友不斷死亡，他也一度處於瀕死的狀態。但當他說明這些經歷時，我父親卻未曾出口罵俄國人，說出他們宛如惡魔一般之類的話語。相反的，他卻談起當時蘇聯社會處於如何貧困的狀態，既缺乏民主化，又到處充滿著不義的狀況。父親說，正是因為這些前提，所以才影響到了他們這些戰俘的境遇。對我父親而言，俄國人與自己一樣，都只不過是惡劣制度與政策下的受害者罷了。
我的父親並沒有顯赫的學歷。不過即便擁有學歷或具備知識的人，也不見得能有如我父親般的見解。有知識的人，可能就會誇耀自己的偉大，或者使用知識只是為了責罵他人愚蠢，指摘他人是惡魔。父親當時對俄國人會有如上的看法，靠的便是他特有的，對他者的想像力。父親擁有這種想像力，這份能對他人將心比心的特點，是我非常尊敬的部份。
而這種同理心的想像力，正是當下這個世界最需要的。當下的世界，因為國家不同、文化或宗教不同、出身地不同、學歷不同、經濟狀態不同等等因素，人們被不斷地切割區隔。如果我們想要突破這些區隔，想要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需要的便是這種對他者的想像力。接著為了拓展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更重要的就是必須讓知識與分析派上用場。我透過本書想傳達的事情之一，就是希望透過描述類似父親這樣的人物，向讀者展示這種想像力的可能性。
我們都是人類。即便國籍不同、言語不同、階級不同，但同樣都是人。如果能喚起大家注意這個理所當然的前提，而讓本書對大家有所助益，那筆者將深感榮幸。

後記

本書根據生於一九二五年，體驗過西伯利亞戰俘經驗者的訪談而寫成。本書有兩個特點，可以與至今為止的「戰爭體驗記」有所區隔。
其一，不僅止於戰爭經驗，本書還描繪了從二戰前到戰後的生活史。大部分的「戰爭體驗記」都欠缺戰前與戰後的記述，因此無法得知主人公是「從什麼樣的生活境遇中前往參與戰爭」，以及「從戰場返回後又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與此相對，本書描繪了戰前與戰後的生活史，串接起了戰爭體驗。通過這樣的書寫，可以討論「戰爭如何改變人們的生活」以及「戰後的和平意識是如何形成的」等問題。
其二，是導入了社會科學的觀點。關注同時期的經濟、政策、法制等狀況，透過講述一個人物的故事，描繪出當時的階級移動、學歷取得、職業選擇以及產業結構等狀況。本書不僅是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同時也融入了法制史與經濟史，也就是所謂「活生生的二十世紀歷史」。
此外，本書描寫的對象屬於都市下層的經商者，並非容易留下更多記錄的高學歷中產階級。因此，才能記錄到與「從學徒兵到上班族」這種一般戰爭體驗紀不同的軌跡。這部分加上社會科學的觀點後，應該能對日本現代史研究做出一些獨特的貢獻。
近年來，人們不僅關注戰爭的時代，也開始關心起戰後史以及經濟高度成長期。如果我們考量到社會的中流砥柱已經轉移到經濟高度成長期後出生的世代，這似乎是必然的趨勢。此外，伴隨貧富差距問題的加劇與經濟高度成長的結束，昭和年代的經濟成長和產業結構變化，帶給民眾何種影響，又對社會秩序產生何種變化，這些也都成為大眾所關切的問題。
本書嘗試串接起這種對現代的關心，以及對過去戰爭體驗的歷史關懷。即便是描繪戰爭體驗，若能透過單一人物的生命軌跡串連起戰前史與戰後史，應該能夠獲得較過往更多的關注。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本書既是口述歷史，也是民眾史與社會史。從社會性的角度來看，本書在處理「戰爭記憶」的同時，也回答了對社會結構變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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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描繪的我父親的經歷，稱得上當時「日本人」的平均人生經歷嗎？這也牽涉到本書的學術性意義，但確實相當難以回答。暫且不提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戰後的賠償訴訟中與原朝鮮人日本兵列為共同原告的事例，大概沒有第二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有人會評價說「這並非普通人的生活」。
但所謂的「普通人」究竟是什麼？在日本的話，或許是所謂的「上班族」吧。可是，從統計性的意義來看，這個族群在日本歷史上從未成為最多數的一群。即便如此，「上班族」仍是一般平均的人生形象，這樣的錯覺流布於整個戰後時代。
舉一個例子，一九六三年出版、之後並改拍成電影，由山口瞳撰寫的小說《江分利滿氏的幽雅生活》。男主角與我父親一樣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年齡設定與昭和年數一致（昭和幾年就是幾歲）。主角的名字取「最普通的一般人」之意，所以叫作「江分利滿」。
而小說內容描述的卻是住在大型電機公司的員工住宅，過著大企業正式員工生活的人。如本書提及的，能過這種生活的人，占當時勞動人口的一成不到。將這種生活想像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恐怕是因為購讀該書的人多屬都會中產階級，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是「大學畢業後成為上班族」的人，理由或許就這麼簡單。
另一方面，與都市中產階層相對照，還存在另一種印象，也就是位於地方的農民才是真正的「庶民」階層。但自一九五○年代開始，農民在統計數字上也不再是最多數的族群。此外，如果單純把居住於農村的人都稱作農民，那我父親在戰後的某一時期也曾經居住於農村。
如本書內容所闡明的一般，父親所走過的足跡，即便他本人未曾意識到，但大致都沿著同時代的日本社會邁進。即便如此，父親也屢屢做出與同時代多數人不同的行動。如此說來，父親的行跡，與「多數人」或「平均」有著什麼樣的相對關係？
對此，我如此思考。人的一生，在所有的場合中都屬於「多數人」的人，並不存在。社會學上稱脫離「多數人」的行為為「異常行為」（deviance）。但是，一輩子從未做出異常行為的人，恐怕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了。
人們大體上都過著不顯眼、可稱之為「平凡」的生活。但生涯之中總會經歷幾次危機，而採取英雄式的行動。只是同時從大範圍來看，仍受到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所規制。
而這樣的情況，才是所謂平均的多數人。從這個意義來看，本書中刻畫的父親軌跡，屬於非常平均的一群。
換個說法，也可以如此形容。若只是抽出危機性的經驗，或者英雄性的瞬間來看，不論描繪的對象是個人還是集團，都無法描繪出時代整體的樣態。當然，只描繪日常性的生活，也無法刻畫時代整體狀況。只有透過綜合性的掌握全體，在同時代的社會性脈絡中找出定位，才可能達到立體性歷史描述。
如前所述，本書描述的人物，並非擁有高學歷的都市中產階層。從此點看來，本書便屬於「不被記錄的多數人」的生活史。但同時本書內容也沒有僅注重戰爭與訴訟等戲劇性部分，而是將其當作整體的一部分，做出綜合性的記述，這也是本書值得一讀之處。人類的行為往往包含了部分的動搖與偏差，但同時又受到全體結構的規制。本書中我所描寫的，正是父親個人體驗過的動搖，以及規制他行為的東亞歷史。這裡所指的東亞不僅是日本，也包含了蘇聯、中國、韓國與台灣。即便在日本之中，也與許多地方、各種階層、諸般政策有所關聯。本書的意圖，即在嘗試透過單一人物的細部描寫，藉以窺見整體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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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在二○○三年也曾經對父親做過訪談。但當時只請教了西伯利亞拘留的經過。對於戰前與戰後的生活，當時還不感關心。此外雖然問起西伯利亞拘留經驗，但仍缺乏詢問戰俘營經營、蘇聯方面社會背景的觀點。這部分雖然也是父親的經歷，但卻非當時的我所能提引出來的回憶。
所謂的記憶，會在敘述者與聽者間產生相互作用。如果聽眾沒有提問的能力，便無法引導出敘述者的回憶。如前所述，本書受益於優秀的敘述者，因此才得以成立。不過另一方面，作為提問者的我，因為擁有比十年前更充裕的知識與更廣泛的關心，大概也起到相當的互補作用吧。
要說理所當然，也確實如此，透過本書的訪談，更加拉近了父親與我的關係。彼此間共通的話題增加，也更容易理解父親言行背後的意義。而且透過講述過往的事情，那段時間父親的表情又閃耀起了當年上班時期的光輝，對我而言這也是一種單純的喜悅。大概對父親來說，能夠有人熱心傾聽自己的經驗，他也感到相當開心吧。
不過這種情況，缺乏聽者的努力也無法產生。這不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皆然，許多人的經驗與記憶，都在缺發傾聽者的情形下就這麼消失了。不管是自己的親戚，或者近鄰、工作場所，光是願意側耳傾聽這些回憶，就具有相當的意義。
而且對聽者而言，可以獲得比敘述者更多的收穫。因為人類存在的證據，就在於與他者、與過去的相互作用之間，透過彼此互動才能取得。
對人類來說，不明白自己為何生存於此，便會產生不安。市場上雖然提供了各種形式的商品來撫慰這種不安，但透過與周圍的互動、對話，建構人際關係，比起被動的瞬間性購買行為，後者能夠提供更多收穫，也是可以讓效果為持久的方法。
再次重複強調，所謂的記憶，是透過聽者與敘述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所謂的歷史，也屬於此類相互作用的型態之一。將傾聽對方聲音，努力賦予其意義的行為，稱之為「歷史」應該也不為過。
對於過去的事實與經驗，透過聽者的努力，賦予其意義，才能使其長久存續。如果不這麼做，事實與經驗便會消滅，側耳傾聽這股聲音的人，也會失去自己的立足點。此二者中該選擇何者，應由活於當下的人擔負起責任。
父親終將過世，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但能夠做的，便是傾聽父親的經驗，賦予其意義，使其長久存續。這是生活於當下的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也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其他人可以處理的事情。我的願望便是，讀者諸君們也能透過閱讀本書的經驗，開始試著參與這樣的努力。

第一章　入伍之前
六、我出發了
謙二開始就職於富士通信機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軍已經由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撤退了。這次撤退的公開說法是「轉進」。就算是年僅十七歲的謙二，也覺得這是個「詭異的詞彙」。廣播上的評論家們也這麼說：「轉進實在是很好的一個詞。要是沒通過升學考試，就轉進其他學校吧。」
這一年的五月，阿圖島（AttuIsland）守軍全數被殲滅，官方公開說法為「玉碎」。從夏天開始，謙二自家附近，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家庭收到裝有戰死於南方的丈夫遺骨的小木箱──實際上許多只是裝著戰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還留有當時某位遺孀帶著三個小孩回鄉下的記憶。
大約同時期開始，附近的召集令已開始多了起來。不過，再也沒見到穿著烹飪服的愛國婦人會揮舞「日之丸」國旗送行的場面。
「那種事情，在中日戰爭的時候還辦過，到了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就消失了。為了找尋糧食就得花上許多時間與勞力，大家已經沒有那種餘力，加上召集令也過多。先不說年輕現役士兵的送行場合，已經有相當人生經驗的年長軍人被召集時，即便舉辦盛大的歡送活動，本人與家人都不會開心。送行時如果哭泣，就會被罵是『非國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們是開心送家人上戰場的。周遭的人們都了解這種狀況，所以也不再辦什麼送行會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學文科生不能再緩徵，經常可以看到學生們在車站喧囂嘈雜。因為如果遭到徵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學生們會到車站歡送將搭車回本籍地的同學。從公司下班搭車通過新宿車站時，可以看到車站對面聚集了二、三十個人圍成一圈，或唱軍歌、或唱些摻雜卑猥內容的民謠、豔曲，虛張聲勢地逞強喧鬧。看著就飄盪著一股異樣的氣氛。」
富士通信機公司裡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來愈多，最初公司還會舉辦壯行會，到一九四四年的後半幾乎都不再舉辦了。地區的町內會活動等呈現低迷狀態，防火演習也只是走走過場虛應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會跑出來參與接力傳遞水桶的訓練，但在上班的謙二則從未參加過這種演練。
隨著物資調度愈來愈窘迫，配給米減少，麥子、小米、芋頭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隨之增加，帶有鹽分鹹味的東西就被當副食配菜，配著扒飯進食。精米被禁，政府宣傳糙米更有營養，但直接吃的話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戶都準備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後，再插入棒子搗成精米。
特別是糖類，幾乎處於完全缺乏的狀態。謙二於一九四四年夏天從富士通信機回家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賣剉冰，便與友人一同買來吃，雖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顏色，但吃來一點甜味都沒有。即便如此，仍然從四十五日圓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錢買下一碗。以現在大學畢業生首次就業的平均薪水來換算，等於一碗剉冰大概要日幣兩千日圓。那一年的秋天，謙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還吃過乾柿子，價格也同樣要五十錢。
物資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類或菸酒等嗜好品，如果沒有靠關係就無法取得。軍隊還有配給糖類，所以如果有認識的人，還可以從這方面取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透過附近熟人的關係，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漬」，謙二都還記得那時的感動。在新丸子吃到的乾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透過某些關係，偶然之下取得後拿出來販賣的。
因為無法取得作為燃料的煤球，所以沒辦法在中野自宅的浴室燒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換熱水，晚上去洗澡時，熱水都散發出一股惡臭。夏天用的襯衫也無法取得新品更替，破掉就以補釘縫上將就著穿。富士通信機的大學畢業職員，大概從一九四四年夏天左右開始也不再穿西裝，換上了國民服、打上綁腿。
雖然生活上有不安與不滿，但連表達的手段或餘裕都缺乏。一方面謙二還沒有參政權，另一方面謙二也不記得伊七有去參與過選舉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贊會推薦候選人，是由政府拿出臨時軍事費充作選舉資金，舉行了所謂的「翼贊選舉」，但謙二卻不記得周遭有任何關於選舉的話題。
另一方面，父親雄次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辭去了北海道產業組合的工作，回到故鄉新潟。雄次在組合中獲得相當的成就，藉著產業組合的公事仍有機會來東京，一年可與謙二見上幾次面。但是依據謙二的記憶，雄次辭職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賴的一個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組合的經費，而且被察覺，雄次只好以私人財產填補這個財務空缺，並且負起責任辭去組合的工作。
已經六十歲的雄次，存了一筆在當時算相當充裕的存款，帶著這筆錢回到老家新潟。但從戰爭時期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後，飛快的通貨膨脹早就讓雄次這筆財產雲消霧散。謙二如此說明：
「當時，非官僚或高級軍官的庶民，並沒有所謂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間必須盡量存錢，以備退休老後的用度，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與父親也是如此。但卻因為通膨，讓這種人生規劃全部破滅。父親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後會如此，當時應該會決定繼續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這種連國家都面臨破滅，如此大時代的變化，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妥善對應。大部分的人們，都只能憑著延伸過往經驗來思考應該如何規劃人生而已。」
無法對應大時代的變化，任誰都是一樣的。謙二與富士通信機的同僚們，偶爾會談起戰爭情勢，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帶著點希望的觀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島守軍也「玉碎」了。從宣告「玉碎」的廣播播音員陰鬱的聲音中，可以察覺到已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態。到這個時候，大家終於察覺到敵人正在急速地接近東京。
如果照這個情況下去，美軍以塞班島為基地便可以空襲東京，日本戰敗這件事，從理論上已經可以隱約地推測出來。可是：「不管是自己還是周遭的人，已經沒有能力思考這樣的狀況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種資訊，或許讓大家都不願去想結果了吧。」
報紙上一成不變地仍在報導各種充滿希望的戰況。塞班島陷落後，東條英機內閣雖然垮台，但「既沒有背景資訊，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所以也沒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說如此，當時的報紙也不是全面性只有迎合上意的報導。《東京日日新聞》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勝利或者滅亡戰局終於走到這一步〉與〈拿竹矛抵抗已經跟不上時代了〉為標題來解說戰局的報導，促請轉變作戰方針。這則報導觸怒了東條英機首相，事件甚至發展到對執筆的三十七歲記者處以懲罰性徵兵的地步。
可是自家中應該有拿到《東京日日新聞》的謙二卻不記得有讀過這篇報導：「或許曾經讀過，但當時為了籌吃的東西，已經耗費所有精力，完全沒有餘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餘裕的上位者，或許讀了會有點什麼想法吧。」
塞班島失守後，為了對預期中的東京空襲有所準備，大家開始沿著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雖說挖防空壕，也不過只是在人行道上挖個能讓人屈身進入的洞穴，平時就在上面蓋上木板撒上土，只是這種程度的防禦工事而已。
「後來收到各自住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們的住家是租來的，幾乎沒有庭院，因此也沒有挖掘的場所。沒辦法，只好把一樓起居間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襲，就把榻榻米與地板掀開，跳入洞中。可是，如果當時真的遭遇空襲，屋子被燒掉，跳進這種防空洞內，大概也會被燒死或悶死吧。空襲時會發生什麼狀況，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達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應付一下，大概也就是這種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艦隊接近台灣海面，日本的海軍航空隊發動總攻擊。日軍方面大概損失了六百架飛機，整體航空戰力遭到毀滅性的損害，而美軍方面只有兩艘巡洋艦遭到嚴重毀損。但是大本營海軍部卻宣稱撃沉了十一艘美軍航空母艦，對於這個相隔許久的大勝仗，甚至還舉辦了提燈籠遊行大會。
不過隨之而來，已經被軍方宣布撃沉的美軍艦隊，卻出現在菲律賓海面上，美軍登陸了雷伊泰島。日本政府與軍方認為這是擊滅美軍的大好機會，呼籲進行「決戰」。但出動的日軍聯合艦隊在戰鬥中卻一面倒地被美軍擊潰，增援的地面部隊也因為補給斷絕，幾乎全數陣亡。
根據謙二的回憶，這時富士通信機的職場中也以戰況作為話題。作為員工特殊配給的芋頭輾轉送抵事務棟，同僚們一同前往食用的時候，東大畢業當時約三十五歲的課長還說：「我軍是不是被美軍設計陷害了？」
「因為沒想到大本營發表的戰果是虛假的，所以才會猜測，是不是被美軍的佯攻作戰給騙了，大概是這樣推測的吧。當時就連一般民眾，也多少察覺了不自然之處。」
「自己既沒有支持戰爭的自覺，也沒有反對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隨波逐流。雖然政府提出了重大戰果，但局勢反而更加惡化，總覺得非常詭異。但是也沒有深入追究的習慣，也沒有可供探討的資訊。像我們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處於這種狀況。」
從雷伊泰島的戰鬥之後，航空部隊便開始出現了「特攻」。謙二說：
「在平民的立場上，既無法站在否定的立場，也無法站在肯定的一方。從搭上特攻飛機的人的心情來想，當然無法否定他們的報國心，但戰況是否已經走到不這麼做就毫無辦法的地步，在這層意義上，也無法肯定這種戰術。我自己因為受到塩老師的影響，報紙都習慣從下方欄位開始閱讀，所以理解戰況正在惡化。雖說如此，因為情報極度缺乏，所以也沒辦法具備適切的判斷能力。」
到了戰爭末期，戰局開展十分迅速。從官方宣布上述「台灣沖航空戰」獲得重大勝利的報導後，不過大約經過了十天，十一月一日，東京上空就首次出現了B29轟炸機。那是從塞班島基地飛來的偵察機型，為了正式空襲做準備調查，因此只有來了一架飛機。
B29轟炸機裝備有加壓艙與渦輪螺旋槳，在一萬公尺高空高速飛行。與此相對，日軍主力高射砲有效射程高度不過僅有七千公尺，戰鬥機雖然可以爬升到這種高度，但需耗時約一個鐘頭。B29轟炸機就在沒有任何迎擊的狀況下，完成偵察任務返航。
「那時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機上班。當天天氣晴朗，高空中一條白線般的飛機雲前端，可以隱約看到B29轟炸機。雖然發出空襲警報，但同僚們大家都跑到戶外，抬頭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飛機，為何日本軍隊卻沒有任何迎擊動作，大家在不可思議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說「為何不擊落它？」，但大多數人們都失去思索未來情況的能力。雖然不至於相信「神州不滅」這種說法，但也沒想過日本就要戰敗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謙二也接受了徵兵體檢。結果是第二乙種體位，若是在平時，這是不會被徵召的體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剛滿十九歲的謙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陸軍寄來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機的事務員們，已經陸續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時也該收到的謙二說：「當時只是『啊，終於收到啦』的感覺。」伊七與小千代，什麼話都沒說。
學歷只有中學畢業的謙二，既沒有像理工科學生般有免除徵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學生般會以海軍預備學生資格被採用，當作士官來對待。除了被當作最底層的二等兵被徵召之外，沒有其他選擇。
入伍通知命令謙二在五天之後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點到世田谷區的駒澤練兵場（現在的駒澤公園）報到。急急忙忙地給在新潟的父親雄次打了通電報，之後就忙於整理自己隨身的物品，連到附近與近鄰打個照面的餘裕都沒有。
為了領取入伍者的特別配給品，拿著配給票前往配給所一次領回整套配給。配給品有日之丸國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約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經到了這個時期，因為物資不足，連日之丸國旗都無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實的同年級朋友家中，幾個人分著喝了。至於日之丸國旗，原本是在入伍時讓親友集體寫下鼓勵的話語，但謙二的周遭已經沒有這種習慣。富士通信機也沒有舉行什麼壯行會。「只有五天時間，不過就像平日一般度過而已」，謙二自己回想著說。
入營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轟炸機，終於首次正式轟炸東京。他們轟炸完目標「中島飛行機武藏製作所」後，曳著飛機雲通過了片山家的上空。謙二還記得整群的飛機雲，讓他奇妙地覺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終於降臨。多雲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宅前，伊七與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親友來送謙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懼空襲，且對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經習以為常，根本沒人關心。場面沒有絲毫雄壯的氣氛，連掛在身上歡送入伍者的布條都沒有。穿著卡其色國民服的謙二，說出「我會堂堂為國盡忠」這句應景般的招呼語後，轉頭跟外祖父母說：「我出發了。」
這個時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聲大哭。一起生活的三個外孫接二連三地病死，最後留下來的謙二就要被軍隊徵召離去，而且恐怕沒有什麼生還的機會。不管是外孫們的死亡，還是商店倒閉，甚至連自己中風也都沒一句抱怨，只是不斷堅忍著的伊七，到這個時候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
為入伍者送行時，家屬哭泣這種事，是當時不可能看見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說了聲：「去吧，謙！」然後把伊七推回家中。
謙二入伍後，他生活於中野的住家，為了防止空襲時造成火災延燒，被列入街區整理標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毀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與小千代在強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身地岡山縣的某親戚家裡。賺來的存款因為通貨膨脹而消失，只能住在農家庭院內的「土藏」 倉庫中勉強地過著生活。謙二與他們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結束西伯利亞強制勞動拘留，終於返回日本的時候。那已經是四年後的事了。

第三章　西伯利亞
二、國家應負起的責任
一九四五年到四六年的冬天，處於最惡劣狀況的不限於謙二所處的收容所，幾乎所有拘留回憶錄都有相同的記載。發生這樣的狀況其實有幾個理由。
首先，日本敗戰之後，蘇聯的經濟也處於相當窘迫的狀態。德蘇戰爭中蘇方的陣亡人數，從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說法都有。蘇聯人口於一九四○年有一億九千五百九十七萬人，一九四六年人口則為一億七千三百九十萬人，大約減少了百分之十一。日本方面的陣亡者約有三百一十萬，約占一九四○年日本內地人口七千三百零六萬人的百分之四。
加上蘇聯領土西側的工業地帶與穀倉地區因為德軍占領後採取焦土戰術而遭到破壞，雖說蘇聯最終戰勝，但經濟狀況也陷入窮迫之中。因為陣亡者過多，許多村莊的男子出征之後幾乎無人歸還。在一九四○年，集體農場的男女勞動力比率大約是一比一，但至一九四五年則轉為一比二十七。
需要將日軍俘虜當成勞動力帶走，或出現這麼多同情謙二這種年輕人的俄國女性，都是因為有這樣的時代背景。謙二如此描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為了作業的緣故，曾經與幾個俘虜夥伴一同住宿在俄國的某戶民宅。一位應該是戰爭寡婦的女性帶著一個小孩，過著兩人生活。衣服只有身上穿舊了的那一套，令人驚訝地房內真的是家徒四壁，沒有任何家具。而且正值隆冬，泥土地面的房間竟沒有床舖，睡覺時他們只把外套披著躺下。好歹總算還有個壁爐，除此之外就是幾樣煮飯用的鍋子與餐具而已。他們過著最低限度的生活，從戰前到戰後，在日本還沒見過這種生活狀態。」
因為如此，原本應該供給給俘虜的物資，便遭俄國人盜賣。已經不足的食糧與燃料經過盜賣後，送到俘虜手中時數量更為稀少。
送來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遭到盜賣，其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情況。送往戰俘營的燃料與食糧，文件上雖然都記有運送噸數，但貨車或卡車的司機會為了自己家中所需等原因，半路卸下這些物資，剩下的才會送到我們手上。
我自己也在一九四七年春天，被派去幫助運送煤炭，還幫忙盜賣這些物資。俄國人司機利用我們，在自家與有協議的住家卸下煤炭。至於減少的數量，只要送往目的地工廠時不要減少過多，領取一方也不至於有意見。戰爭時期的日本似乎也是如此，因為統制經濟的緣故，難以取得物資，大家都在盜賣與偷取物資。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出過命令，必須送達規定量的食糧給俘虜 ，但實際狀況則如上所述。
何況，蘇聯這個國家在對日戰爭時，也掠奪了大量物資。謙二曾於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被派去貨物場，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整理工作。
「掠奪物資堆積如山。關東軍軍需物資的電纜線、鋁條、電話機等等，由貨車整車運來，就這麼卸下來堆放著。當我找到裝在進貨用箱裡、多達數十箱的日式房屋拉門用把手時，只能感到一陣愕然。大概是能拿到什麼就拿走什麼吧。
我們也偷走了一些鋁條去製作湯匙。當時俘虜的幹部曾經交待，如果看到鋁條就拿些回來，送到鍛造房後，那邊的俘虜便鎔鑄做成盤子等餐具。不管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俄國人，大家都把竊盜視為理所當然。
在整理堆積如山的大量物資時，有人就說：『就是靠這些才打贏德國的吧。』蘇聯士兵作法蠻橫，但充滿幹勁，上級下達的指令，不管如何先靠衝勁完成。如果是在日本軍隊，上級胡亂給了辦不到的命令，下級絕對不會有那種幹勁去完成。」
對照於民眾生活的窘迫，謙二對蘇聯的強大軍事力量也留下深刻印象。赤塔市街的東方駐紮著蘇聯的戰車部隊，停駐著體積龐大砲身修長的T34戰車。「被派出工作時有機會接近一看，內心覺得真是了不起。日本的戰車不僅小，而且只是用鉚釘把鐵板釘在車上當裝甲而已，根本完全無法戰勝對方」。
而且蘇聯的軍事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受到盟國美國的支援。
「在奉天第一次看到蘇聯軍隊卡車時，對於他們使用這麼大的卡車感到非常驚訝。前輪是二輪，後輪則兩兩成對共四組，全部共十個輪胎的卡車，輕輕鬆鬆便爬上山坡，相較之下日本卡車實在差太多了。在赤塔也經常看到類似的卡車，引擎蓋上印著USA STUDEBAKER字樣，才知道這是美國援助的物資。『如果沒有美國援助，蘇聯應該會輸給德國吧』，俘虜間聊天時經常互相恨恨地這麼說。」
對於這種不平衡的狀態，蘇聯人似乎也充滿不滿，只是表面上沒說出口。
「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吧，有個表情嚴峻的俄國人，在我們作業中靠過來攀談，用俄語說：『史達林，不好。』他與我們也沒多熟悉，會對我們說這些，大概是因為無法與俄國人討論這些事情吧。在史達林時代，說這種話如經告密，就會被送到集中營去。」
此外，蘇聯方面對於接收俘虜一事，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等戰俘抵達之後才開始整備戰俘營即是一例；且不僅發生於謙二的戰俘營，在其他各種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類似的描述。蘇聯在沒有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下，便強制帶走這些人，當作自國的勞動力。
俘虜們在戰俘營雖然有領到冬季衣物，但其實這些是蘇聯軍隊從日本軍擄獲的防寒衣物與防寒靴，在西伯利亞根本不夠保暖。
「日軍的冬季衣物跟蘇軍相比，實在差太多了。例如防寒靴，為了止滑在靴底打上鉚釘，但寒氣卻會隨著鉚釘直傳腳底。蘇聯的防寒帽都有兩層，日軍的僅有一層。蘇聯人常說，在西伯利亞如果額頭受寒，就會要人命。日本竟然想靠著這種裝備與蘇聯軍隊作戰。日軍曾經出兵西伯利亞，理應學到一些經驗與教訓，真搞不懂軍部的人究竟在想什麼。而蘇聯方面似乎也不知道這種狀況，從隔年起，大家都想換用蘇聯的防寒物件。」
另外根據謙二的說明，最初的冬天，戶外作業時不斷出現人員凍傷。但從第二年起，根據哨兵所的溫度計，早上六點如果溫度低於零下三十五度，便中止戶外作業，蘇聯方面也開始再三注意預防俘虜凍傷。「恐怕俄國人也沒想到，日本士兵如此無法抗寒，竟然造成了這麼多犧牲者」。
在這種準備不足與惡劣待遇之下，自然招致俘虜們不想勞動且效率低落的結果。根據蘇聯內務省預算收支統計，由俘虜勞動獲得的收入，不僅無法維持管理費用，一九四六年度還出現了三千三百萬盧布的赤字，必須由聯邦支出預算來彌補 。
提出這個數字，並非想為蘇方辯護。畢竟當蘇聯決定利用俘虜進行強制勞動，就應當負起責任，但蘇方卻未做好接受俘虜的準備，也沒有勞動計畫，在這種情形下移送六十萬俘虜，只能說是異常拙劣的管理方式。導致的結果，除了非人道的處境之外，這種愚行還給經濟帶來負面的影響。即便俄國人個人不帶惡意，但國家仍難辭其咎，必須負責。
部分俄國歷史學家曾經提出，「與遭德軍俘虜的俄軍受到之虐待相較，蘇聯對日本人俘虜的處置已經相當人道」，或者「關於俘虜待遇，因為蘇聯並未加盟一九二九年的日內瓦條約，所以無須遵守俘虜規定」等見解 。根據蘇聯中央政府的指示，給予俘虜規定量的食糧，支付他們薪資，甚至有俘虜能到市集購物，這些情況確實可能存在，但並無法成為否定日本俘虜境遇悲慘、被當作奴隸操用的論理根據。
不過同樣地，這樣的指摘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方面。雖說大日本帝國統治朝鮮時出現赤字，但這並不能當作是日本曾在朝鮮施予善行的根據。而日軍在亞洲各地掠奪當地居民的物資，加上輕視補給與管理拙劣，最終責任仍應在於把戰線擴大到與自己國力不相稱的日本政府上。即便第一線的士兵們不懷惡意，但國家仍責無旁貸。而與上述俄國方面歷史學家相似的發言，是否也存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中？這點諸位不妨試著思考看看。

第九章　戰後賠償審判
七、國民的良心
謙二他們的訴訟，於一九九七年一月開始第一回公審。但這天只在法官表示此案並非損害賠償，應屬於行政訴訟的發言後，便宣布退庭了。更換法官之後，於五月十三日展開第二次公審，原告終於獲得陳述意見的機會。
這天謙二與在「非戰兵士之會」結識的兩名原日本兵，一起套上寫有部隊名與軍階名的白色肩帶，從地鐵站走向法院。這是宋斗會提議的宣傳訴求手法，但卻沒有大眾媒體前來採訪。同行的只有宋的支援團體，以及謙二的家人而已。
吳雄根在法庭上說明被送至西伯利亞的經過。律師要求「希望唱出征時聽到的軍歌」，吳在法官面前唱起當時的軍歌，歌詞如下。

代天行道討不義
忠勇無雙我軍兵
歡聲雷動相迎送
今當出征為家國

往後吳雄根自己如此寫道：「我當時的心情根本不想唱這首歌。但（律師〕如此要求下，於法官面前唱起五十五年前，在國境的石硯鎮，飄然飛舞的日之丸國旗與母親和妹妹的目送下，登上火車時聽到的那首歌。」（〈上告理由書〉，平成十二年十一月七日）。
終於輪到謙二站上證人台敘述遭拘留的經過，以及如何與吳根雄相識。當時他準備了「意見陳述書」，在法庭上幾乎全部依照該書宣讀：

「我成為本次訴訟的原告，目的並非金錢，只想為吳雄根的控訴進行代辯。又通過本次訴訟，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真正尊重人權的國家，這是我對此次審判的期望。
戰後我在戰俘營待了約三年時間，當時吳雄根也與我同在戰俘營。他生於一九二五年舊滿洲的延邊地區。
他身為朝鮮族，以日本國民身分接受徵兵，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隔天十日他於滿洲西北部的海拉爾入伍，旋即遭受蘇聯軍隊的攻擊，他捲入戰鬥中並身負重傷，被搬送到蘇聯領土內的醫院。一九四八年出院後，經由朝鮮回到故鄉成為中國人。但曾為日本兵士的事實為他的生活帶來許多歧視待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甚至受到瀕死的迫害。
幾年前我領取了給西伯利亞拘留者的慰問狀與慰問金。但日本國認為吳是外國人，因為這項理由所以不適用於領取條件，這點令人無法接受。
為何他必須在西伯利亞過著拘留生活？請各位思考一下。過往，大日本帝國併合朝鮮，使朝鮮民族的人們皆成為日本國民。其結果，他與我一樣因身為日本國民的義務而接受徵兵，之後成為關東軍士兵並成為蘇聯俘虜。只要是針對西伯利亞拘留這個事實施行的慰問，他就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
因為是日本國民所以受到徵兵，使他成為西伯利亞俘虜的也是日本國。同樣都是這個不負責任的日本國，事到如今卻說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無法接受慰問，這完全不合情理。
這明顯就是一種歧視，是國際上無法認可的人權漠視。
在這樣的問題上，不能僅思考一個日本國內通用的方法，更需要考量一種國際上通用的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本一樣，歐美各國也擁有殖民地，異民族、外國籍的人們也成為軍人，為宗主國而戰。在戰後補償上，沒有國家會因國籍不同而採取差別待遇。戰勝國的美國、英國、法國自不待言，敗戰國的義大利、德國亦然。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索馬利蘭、厄利垂亞、利比亞等殖民地軍人皆進行了賠償。即便沒有殖民地的德國，在此舉一個例子，我讀過一本叫作《在波羅地海濱》的書，由戰前拉脫維亞大使館陸軍武官的太太所撰寫，內容描述一位拉脫維亞陸軍中尉的故事。
一九四○年他為了謀求當時遭蘇聯占領合併的祖國獨立，加入了德軍的拉脫維亞人部隊，之後一九四一年德軍入侵蘇聯，待德國戰敗後他便亡命到瑞典，至一九八○年過世為止，一直以德國軍人的身分領取年金。另外也有烏克蘭人同樣加入德軍，戰後亡命至美國，卻仍舊在德軍的賠償範圍之內。
這樣的舉例應該很清楚了吧。他們從來不曾是德國的國民，對德國而言，他們也始終都是外國人。
身為日本國民並服兵役的吳根雄，日本國對他的處置，是否有所錯誤？
何況，為國而戰是一種可能喪命的行為。不管是受命或自願，都屬於國家對個人的一種契約，一種雇傭關係。
在這種狀況下，國籍根本毫無干係。
這是一種近代國家的常識。日本思考的人權，在國際上既不通用，也談不上是文明國家或現代國家的作法。
這是我對國家的要求。類似這種國際性的戰後賠償，應該不具時效性。請不要一直逃避責任。而且，這種負面遺產也不應該再留給下一個世代。
最後是對法官們的期望。去年三月吳雄根來日本時，我也與有志一同的伙伴們共同向國會、議員、政黨、總理府等處，來回奔波訴求此事。
確實我們獲得了同情。但什麼狀況都沒獲得改善。
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都不作為的話，我們除了向司法機關提出訴訟，別無他法。或許我們的想法過於單純，但我們相信法律的精神，仍會保障我們與生俱來的人權。同情，已經足夠了。無論如何請看清事實本身，希望能正面面對事物的本質，依據論理做出合情的判斷，以上，是我個人的期待。」

對於在法官面前朗讀這份陳述書，謙二這樣表示：

我沒想過能打贏官司，只是在口頭辯論能夠利用的二十分鐘內，闡述我自己想表達的話。為了沒必要的戰爭出征，被迫從事沒必要的勞務，造成大量的親友死亡。外祖父母也是，因為戰爭讓存來養老的財產全部消失，而且平白受了許多苦難。向法官陳述這些事情或許毫無幫助，但總是要把心裡想說的話一吐為快。

口頭辯論結束後，謙二帶著訪日的吳根雄在日本旅遊。「到伊豆半島搭『日式榻榻米座位列車』，一起去洗溫泉等。他也從中國帶了伴手禮來，十分樸素的一個人」。
如前所述，開庭當天並沒有大眾媒體前來採訪。事前有一些報紙訪問，刊登了一些周邊報導，但也僅止於此。當時的戰後賠償審判數量很多，這次的審判並不如「從軍慰安婦」問題一般，能夠獲得廣泛的關心與注目。謙二如此表示：「我沒怎麼意識到同時期在打的其他戰後賠償官司。報紙刊出的報導也鮮少有反響或支援。大概就是那麼回事，多想也沒幫助。與我有往來的『非戰兵士之會』舊會員們，倒是一路陪我走到最後。」
之後的訴訟，幾乎都是由律師與法院以書面往來，在謙二沒有機會進行證詞的狀況下進行。二○○○（平成十二）年二月，東京地方法院做出請求駁回的判決。判決主旨有：①關於損害賠償，因為「戰爭受害是國民必須艱苦忍受之事」，所以無法進行賠償；②關於公開道歉一項，屬於「立法機關的裁量性判斷」。
當已經回中國的吳雄根接到判決通知，據說「充滿失望與憤怒，滿腔怒火之下病倒了」。吳根雄在稍後的上訴書中也表達：「希望日本的法官能告訴我，我身為朝鮮族為何要為日本國與日本人民承受這些損害？」「人性與正義根本不適用於日本法官！」（前揭「上訴書」）。
這樁訴訟後來仍繼續上訴，但二○○一年遭東京高等法院駁回，之後二○○二年又遭最高法院駁回定讞。對此謙二如此描述：
「當最高法院宣告駁回時，法院的態度只有「結束了，請由此離開法庭」，類似這般草草結束的感覺。那個時候甚至還有人發出不滿的叫嚷。」
跑去幹那種事情，要把自己說成好事之徒也無不可。不過還記得宋斗會的支持者事後打電話給我，說過：「雖然訴訟結果如此，但在書面上留下了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意義啊！」這麼一段話。當時聽了才想到，原來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理解，能在法院堆積如山的案牘中留下資料，確實有一定意義。
發掘堆積如山的案牘資料並賦予意義，屬於歷史學家的領域。擔任這場訴訟的律師，在訴狀中如此描述謙二：「即便國家缺乏良知，但在無意之中，與國家的不義相對照，這個國家的國民卻仍展示出了良心。」這樣的評價是否恰當，套用一句陳腔舊調來說，就是「留待歷史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