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美學：心靈世界的陷阱與門徑

心靈使用手冊

這本書的首要企圖，是打開讀者的心靈視野，看見各種精神和情感上的可欲和滿足；它也摘要指出人類在追求各種憧憬、嚮往、理想時，如何墮入各種以真理和正義為名的陷阱與罪行——莫須有的靈肉對立，自以為是的普世道德，自欺欺人的天理，吃人的禮教，乃至於兩次大戰與蘇聯集中營裡各種喪盡天良、泯滅人性而令人髮指的罪行。
它企圖扮演一本精簡版的心靈使用手冊，提醒讀者心靈世界的廣闊淵深，以及它的崇高與邪淫。對於喜歡《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這本書的讀者而言，它是一本進階版的續集，從更深刻、寬廣的視野進一步詮釋「生命是長期而持續不斷的累積」這一句話，勾勒出值得嚮往、追求的生命願景，以及值得我們花一輩子去累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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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各種可欲：飲食男女、聲色犬馬、功名利祿、精神與情感上的昇華，以及體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他必須學會跟所有的可欲相處，才能安頓心靈，感到幸福和滿足。
這個古老的問題，人類為它艱苦探索了五千年，卻經常不知該如何是好，時而跌跌撞撞，時而窘態畢露，老是把自己折騰到狼狽不堪。
原始佛教把一切可欲都看成煩惱根，早期基督教把一切欲望和情緒都看成魔鬼的蠱惑，宋明理學把許多種可欲都視同違背天理。然而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卻告訴我們，不當地壓迫欲望會導致各種精神疾病，聖人有時候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病人。當自然科學一再突顯傳統哲學與宗教的謬誤之後，許多人乾脆認定人的本能欲望都是源自造物主的意志，抗拒它們才是違背人性且不道德。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則敏銳地覺察到，當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違背人性與生命的事實時，不但會導致對人性與生命的壓迫，最後還必然陷入徹底的虛無——生命中真正可以被實現的一切被既有的價值體系所否定，而既有價值體系所標榜的一切又不可能被實現，以至於生命徹底落空而找不到可行的出路。
反覆折騰的結果，人類終於被自己徹底搞糊塗，既不認識自己，甚至不知道該從何認識自己。心理學家用老鼠與鴿子的實驗來理解人類的行為，腦神經學家用果蠅的性荷爾蒙實驗去解釋人類的愛情，完全無視於人類與老鼠、鴿子、果蠅的距離有多遠。
偏偏兩次世界大戰又顯示出愛國情操可以為慘無人道的意識形態服務，人類因而陷入理性與感性皆不足恃的窘境。結果，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裡劈頭就說：「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衡量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意味著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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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胡亂地在哲學書裡找答案，然而哲學的主要功能是協助我們釐清概念和思緒，而不必然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己的情感、潛在的可欲和複雜的人性事實——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與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就是理性分析能力驚人，但是缺乏情感深度的典型；只有像尼采、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這樣的少數哲學家，曾經深入探索自己內心複雜的情感和最深層的渴望。
有些人在大眾心理學裡尋找答案，然而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多半是跟常人一樣渾渾噩噩地過活，鮮少覺察到自己內心的活動和深層的可欲。期待從這樣的實證研究找到生命的真相，或者瞭解自己內心最深層的渴望，有如問道於盲。
真正專注於探索人性事實與內心情感活動的，是文學家、畫家和音樂家；最擅長呈現人類內在情感與精神世界的，也是他們——雖然他們的能力參差不齊，探索與表現的深淺差距甚大。然而在我們這個偏重知識與知性思考的社會裡，絕大多數人都鮮少接觸嚴肅的文學與藝術創作，更別說是從文學、藝術的接觸經驗裡培養出自我覺察的能力，以及對人類深層情感、精神與人性的瞭解。可惜的是，這種能力的匱乏，卻成為我們瞭解自己的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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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太容易輕信，也太容易自欺欺人而不自知，連五百年一聖的哲人都難逃其陷阱。而所謂的「安心」，往往只不過是海市蜃樓的幻想，甚至悖逆人性的妄信——數個世代皆以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往往數百年後就變成證據昭然的輕信與妄想。
更糟的是，由於對自己的內心欠缺敏銳的覺察能力，對人性的事實欠缺瞭解，對人類的能力極限嚴重地高估，許多既往的理想變成是在追逐海市蜃樓，或者用悖逆人性的道德法則去苛求自己和親人，形成對人性沒必要的迫害。
直到康德晚年，才仔細釐清理性的能與不能，而指出希臘形上學與中世紀神學的誕妄，卻也因而摧毀了希臘與中世紀建立的所有信念與價值。後來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又徹底檢視語言的能與不能，進一步撼動康德哲學所建立的一切信念。
他們的著作清晰而確鑿地指出思辨哲學的最大貢獻，不是指出生命的道路，而是幫我們排除一廂情願、自以為是的輕信與妄想；至於生命的道路，要在別處尋找。
所幸，在齊克果、尼采、梭羅（Henry Thoreau, 1817-1862）、托爾斯泰（Lev Nikolayevich Tolstoy,1828-1910）、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 1821-1881）、卡繆等人的著作裡，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深入心靈底層且睿智、清晰的線索。更可貴的是，散文與小說的語言和結構已經非常發達，足以讓他們揭露許多人性與心靈底層的事實，讓我們藉以照亮自己內心幽微難察的各種活動與事實。比起言簡意賅而很容易被曲解、附會、渲染的禪宗公案，這些線索顯然更可靠，且更能發揮引導和啟發的作用。
此外，在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 1606-1669）、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等人的繪畫作品裡，我們看到文字語言所難以刻劃的另一種心靈空間，可以更直透地體驗他們內心的懷疑、自我詰問，後來的篤定與確信，以及最後在畫面上所呈現出來的神秘、莊嚴、崇高、神聖與幸福洋溢的色彩，也使我們有機會直接感受到精神與情感的昇華。
我在人文與藝術領域摸索了將近五十年後，確實在前人的生命裡感受到深刻、莊嚴、崇高的情懷，並且篤信唯有文學與藝術的薰陶，能培養出個人對自己情感與精神活動的敏銳覺察，並且因而獲得精神與情感上的滿足，促成個人的心靈成長和精神、情感的昇華；也唯有在培養出這些能力之後，才能自主地調節個人與生具來的生理與心理欲望，跟自己所有的可欲和樂相處，而不會對人性產生不必要的壓迫，或者積壓潛在的不滿足。
這本書就是這些心得的精華，扼要爬梳哲學、文學與繪畫世界裡對我最具啟發的作品和線索，力求將它們寫得自成體系、由淺入深、思緒流暢，且具有最大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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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神依祂的形象打造我們的身體，可惜並沒有附贈「人體使用手冊」，我們因而經常扭傷，甚至以不當的飲食招惹病痛。據說祂也跟我們分享祂的靈，然而卻沒有附贈「心靈使用手冊」，以致我們在自由意志與亞當、夏娃的原罪裡朝夕折騰，走不出靈肉衝突的煎熬。
我們需要一本《心靈使用手冊》，以便瞭解如何跟自己的各種可欲相處，以及如何善待身周親人的可欲和軟弱——在必要的時候，給予自己和他們關鍵的支持和鼓勵，而不是誤導他們去飛蛾撲火；在自己和他們軟弱時，給予諒解和安慰，而不是苛責或縱容。
這本書就是獻給有這種需要的讀者，作為他們的第一本入門手冊，並且在書中大量引述經典，註明出處，以利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的延伸閱讀。

楔子 剪不斷，理還亂── 千古難題，靈欲之爭
人有很多種可欲，除了飲食男女與功名利祿，還有各種精神與情感上的渴望。譬如陶淵明（365-427）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梭羅《湖濱散記》裡的「如詩般優美、神聖的生命」，禪宗傳說中的「見性成佛」，和基督教傳說中的「靈魂的救贖」。
飲食男女的欲望往往讓我們在一時的激情之後留下終生的悔恨，必須學會審慎的拿捏和應對。但是睿智的哲學家也有可能把我們帶進一廂情願的幻想，癡人說夢地度過一生──中世紀有許多思想家沿承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C384-BC322）的思想，以畢生心力建構荒唐無稽的宇宙論和形上學；中國有過許多人皓首以窮一經，卻不知那是偽經。反過來說，一輩子畏畏縮縮地活在看得見、摸得著，絕非虛構的現實世界裡，很可能會錯過生命中更美好的一切可能。
人跟動物的最大不同，是他有夢想，想要改造世界，甚至改造自己──讓自己昇華為更高貴，更有靈性，更有價值的存在，以圓成他的人生意義。然而這些夢想卻讓他一再追逐想當然爾的、虛幻的願景，毫無必要地自我折磨，甚至只敢在潛意識裡追求本能欲望的病態性滿足。歷經兩千年的靈肉之爭，我們依舊狼狽地深陷於許多千年未解的糾紛裡。
譬如，人類曾經有過的可欲之中，有哪些是真正有可能實現的願景，哪些是純屬虛構或訛傳的妄想？人類是否真的能夠擁有如詩般優美、崇高的生命？在可以被實現的願景中，什麼是最值得嚮往、追求的？我們又該如何運用理性與感性來對這些可欲進行評價與取捨？
還有，就算人真的有機會體驗到崇高、偉大的情懷，是否就真的可以從此不再沾染人間煙火，像不退轉法輪那樣日以繼夜，永不稍懈、軟弱？此外，為了追求精神與情感的昇華，我們又可以把自己的本能欲望壓抑到什麼程度，而不至於從聖人變成病人？
更難理解的是，動物不會對自己的可欲感到羞愧，人卻為何不只會「羞於啟齒」，甚至還必欲徹底剷除自己本性的一部分？ 我們把人的某些可欲貼上各種負面的標籤（淫穢、噁心、不知羞恥，乃至於「罪惡之首」），這樣的「文明」是否有過當之處，甚至會不會是被人類所虛構出來的矛盾與對立所愚弄，或者被荒誕的意識形態洗腦而不自知？
兩千年來我們始終跟這些問題糾纏著，因為我們一再誤把臆測當事實，把思辨中的想當然爾誤認是真理，結果希臘形上學與中世紀哲學裡暗藏太多悖逆事實的抽象思辨，宋明理學過度輕信自以為是的天理與良知，而康德則誤以為理性萬能且感性一無是處。
根本問題在於，過去的哲人都未曾徹底瞭解人性與生命的事實，以及人性的可能與不可能，便急於妄下斷言。他們把人類的感性簡化成僅僅只是感官欲望和易於失控的盲目衝動，而不知道在文學與藝術的領域裡有一條通往心靈底層的道路；也不曾親自體驗理性與感官本能所無法觸及的精神與情感世界，只能用理性的想當然爾虛構出海市蜃樓般的理想。
這一章讓我們先扼要勾勒人類目前的精神困境，後續各章再由淺入深地鋪陳通往心靈世界的曲徑，以及人性事實的梗概，作為拿捏、評價與取捨各種可欲的參考依據。

生也有涯，欲也無涯──欲望的取捨與抉擇
效益（功利）主義之父邊沁曾說，人生的目的（與最大的善）是：「最大的快樂，最少的痛苦。」依據此說，只要納粹屠殺猶太人時所獲得的快樂遠超過猶太人所經歷的痛苦，這個大屠殺就會變成是值得肯定的善。這個推論何等荒唐？
顯然快樂與痛苦的程度（強度與延續度）並非取捨抉擇時的唯一考量，還有其他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因素需要考量。伊比鳩魯（Epicurus, BC341-BC270）在〈致梅瑙凱〉這封信裡提醒我們：「我們必須要省思欲望的種類，它們有些是虛幻的，有些是自然的；自然的欲望中有些不是必要的，有些是必要的；在自然且必要的欲望中，有些是達到幸福所必要的，有些只是為了緩解身體的不適，有些則僅僅只是為了確保生存。能清楚分辨這些欲望的人，將會把一切的選擇和規避導向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寧靜，並將這兩者視為幸福人生的總和以及最終目標。」
的確，人必須認識欲望的種類，善加揀擇與取捨。然而就像尼采質問過的，為什麼人生的首要目的不是無畏於痛苦與艱難，竭力追求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以及人性的尊嚴，而是只想要身體的健康和心靈的寧靜？ 如果人生只是為了心靈的寧靜，而沒有其他值得追求的，生有何歡，死何足懼？
聖嚴法師（1931-2009）曾說過跟伊比鳩魯類似的話：「需要的東西並不多，想要的東西非常多；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問題是，需要跟想要的界線在哪裡？ 我們又憑藉什麼方法、準據去研判需要跟想要的界線？
山下英子（ゃましたひでこ, 1954-）的「斷捨離」，似乎也跟聖嚴法師相呼應。她畢業於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卻因為太在乎別人的看法而一輩子活得很辛苦。年輕時她一心要逃離母親的壓力，三十六歲時又逼著先生搬出婆家，逃避有高度操控欲的婆婆。後來姊姊和外甥女的過世，才讓她覺悟到自己最大的負擔是太在意別人的看法，整個心裡都被塞滿了不適合自己的成見。
接著父親與公公相繼過世，媽媽和婆婆相繼罹患癌症，先生的健康和自創的公司都有問題，通通需要她幫忙，於是她只好在崩潰邊緣又苦撐了十一年。有一天她獨自到佛寺靜修，知客僧給了她一套僧服，她突然覺悟：「原來我需要的東西，竟是如此之少。」於是她決定放下內在與外在所有不必要的包袱，輕鬆自在地為自己而活。
婆婆過世後，她毅然決然離開先生的公司，挪出時間來實現自我，並且用自己的心得協助鄰居走出各種困境。後來她又把母親接來住，因為她已經學會跟母親相處的訣竅。
斷捨離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捨離不必要的可欲和責任，以便有時間和精力活出自己；捨棄次要的，避免它們排擠了更重要的。
然而什麼是「實現自我」？為什麼實現自我比一切的責任都更重要？ 人生可以有的選擇那麼多，你要如何取捨，如何評量它們的價值與先後？ 譬如，離開丈夫的公司而接來母親，還有時間去關心鄰居的主婦，這樣的取捨是對的嗎？斷捨離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如果只是為了輕鬆自在，不如出家。不出家，就是因為世間還有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還有一些責任就是不該輕易放下。另一方面，假如斷捨離之後有機會培養出新的能力，甚至找到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讓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獲得提升，這顯然是值得的。不是嗎？
聖嚴法師的四要只是解決貪念和得失心，而沒有回答在家眾更根本的難題──如何分辨眾多可欲和責任的輕重、先後，甚至找到比既往更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標？事實上，人生的困擾不是因為需要，而是因為沒找到真正值得追求的可欲。若把想要都當成煩惱與無明，它似乎不重要；然而人類就是因為想要，才創造出豐富的精神文化，提升生命的價值。所以，想要的並非都不重要──釐清想要、安頓好想要，才能安頓人生的意義與價值，從而安頓心靈與煩惱。
緣此，斷捨離只是緩解當下超載的痛苦，捨離可有可無的欲望和滿足，以便看清楚生命裡最想要且最重要，同時又是最值得追求的目標──就像齊克果二十二歲時在《日記》裡說的：「重要的是瞭解我自己，瞭解神真正要我做的事；重要的是找到屬於我的真理，以及我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人生目標。」
問題是，那是什麼，去哪裡找？我們又怎麼確定它是真正值得「為之生，為之死」的？
其實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很多睿智的先哲都曾談過，答案鋪滿中西文化史。問題是這些答案通常只是一得之見，既包含著啟人深思的智慧，也往往從可靠的事實逐漸過渡到一廂情願的妄想，以及想當然爾的幻覺。

太美好以至於不可能──想當然爾的幻覺，一廂情願的願景
柏拉圖（Plato, BC427-BC347）的《對話錄》聚焦在：「什麼是人生真正值得追求的目標？」他回答唯有哲學的智慧才能兼具真實、善與美，因而最值得追求；至於人類的激情與感官的欲望，經常都是在追求虛妄的目標，且不顧善惡，因此不值得追求──歐洲從此陷入兩千多年的靈肉之爭。後來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把情欲與性行為都看成是魔鬼的印記，使得靈肉的對立進一步變成水火不容。事實呢？他們都誤把臆測當事實，而所標榜的理想根本悖逆人性的事實。
後來佛洛依德指出：對肉體欲望的不當壓抑，有可能會導致人格的扭曲與精神上的異常。歐洲人才驚覺聖人有時候也可能是病人！
純粹屬靈的生命若是可能，當然值得追求。可惜的是，那只不過是「太美好而不可能」的妄想，而且還會對人性造成沒必要的壓迫與傷害。至於靈肉的對立，更是抽象思考和抽象語言所虛構出來的對立，兩千年來歐洲人卻因而冤枉地折磨自己。
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精神文明，都是企圖追求比本能欲望更值得追求的可欲，以及精神與情感的昇華，同時成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然而在這過程中，我們卻經常虛構出悖逆人性的理想，以及子虛烏有的矛盾與對立。
一輩子陷溺在飲食男女、聲色犬馬與功名利祿的本能欲望裡，會辜負生命潛在的意義與價值；但是在追求精神與情感的昇華時，卻又很容易墮入各種自欺欺人的陷阱。
如何找到精神與情感的昇華管道，同時又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轍，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卡繆曾在《薛西弗斯的神話》裡說：「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衡量人生是否值得活下去，意味著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從荷馬史詩以來，歐洲有過無數的理想，譬如，文藝復興以降的人文主義，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和浪漫主義，以及當代的哲學、文學與藝術，俯拾皆是人類智慧、情感與精神的結晶。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卡繆還在問那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價值、信念與理想必須吻合人性的事實，否則浮沙建塔必然倒塌。可惜的是，再睿智的先哲也都難免有所不知，而一再誤把臆測當事實，把直覺當真理。結果，激勵過無數世代的理想往往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妄想，歷代訛傳後成為自欺欺人的信仰；最後經不起新的證據檢驗和後世的批判，而一一被歷史淘汰──人類的歷史變成一個不斷嘗試錯誤的過程，許多人因而徹底懷疑起曾經有過的一切理想。
尼采因而尖銳地指出：虛無主義的根源，就是迷戀來世或「太美好以至於不可能」的理想，而否定了真正可以在此世成就的生命意義和價值。
所幸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以降的歐洲哲學已經對此有深刻的反省，維根斯坦的著作更致力於揭露人類抽象思考中遍在的各種陷阱。可惜的是這些經典通常晦澀難懂，不是哲學系外的文青所能吸收；而二手的入門導讀也往往偏重抽象的思辨和知識，難以引導文青跟自己的生命現場對話，也無助於化解他們內心的靈肉之爭。
歐洲傳統思辨哲學的另一個嚴重盲點是：自柏拉圖以迄於康德，都極端信賴抽象思辨而貶抑感性與激情，認定它們必然是盲目的，必須無條件地交由理性管束。然而就生命的事實而言，理性真的有能力指揮感性嗎？ 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徹底懷疑這種主張，因而在《人性論》裡指出，理性只能讓我們預見行為的後果，至於要不要接受該後果根本是感性的裁決。他說：「理性並沒有產出衝動，它只是導引後者。」「只依賴理性不足以產出任何行動或決斷，我因而推斷純粹依賴理性也不足以阻斷行動的意志，或者跟情感、情緒衝動爭論好惡。」他的結論是：「理性僅僅只是、且應該是情感的奴隸，除了為後者服務之外不可能假裝它有任何其他的職能。」
更早的時候，巴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就已經說過：「人心有它自己的法則，而理性對此一無所知。」「理性的最後一項功能，就是覺悟到有無限多的事物都超越了它。」「有兩種極端是同等危險的：完全拒斥理性，或者除了理性之外什麼也不接納。」
尼采更曾尖銳地指出，感性與生命的意志緊密聯繫在一起，用理性否定感性時也將連帶否定生命的意志，使生命失去最根本的可欲和驅動力，而墮入厭世與虛無。
因此，面對各種可欲的抉擇時，理性與感性各自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如何才能避免理性與感性沒必要的對立？ 這些根本的問題又不是傳統思辨理性所能回答的──因此才會有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崛起，重新探索被理性主義漠視的生命事實。
康德認定感性的偏好必然粗鄙、盲目，然而這只是他的個人偏見，而非必然的事實。美食家、品酒師仰賴的不是理性，而是敏銳的味覺和高度的自我覺察能力。同樣的，文學與藝術的品味，仰賴的是對於內在情感與精神的敏銳覺察與細膩的分辨能力──飢不擇食的生理滿足，迥然不同於從容地細細品味美食。而櫻花樹下品茗、讀詩的雅興；夜闌人靜時聆聽蕭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夜曲》的靜謐、優雅、圓潤；在柏林愛樂廳裡感受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第九交響曲》最後樂章裡近乎狂喜的生命禮讚；或者面對聖母峰與群山時那種肅穆、崇高、敬畏的情懷，這四種感受都截然不同於飲食男女的本能欲望。更重要的是，後面四者不但不需要理性的管束，還有可能把人帶到超乎理性所能企及的精神與情感高度。
早期基督教曾有一批虔誠的教徒隱居於沙漠，想要透過禁欲與苦行降服肉體的欲望，以確保靈魂的純潔。他們如果再世，而且培養出對藝術的敏銳感受，說不定會發現《葛利果聖歌》（Gregorian Chant）能安慰憂傷、悲苦的心靈；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管風琴音樂能喚醒崇高、聖潔的情懷；而高第（Antoni Gaudi）的聖家族教堂更處處為他們營造莊嚴、美麗、偉大的情境。說不定在建築、藝術、詩歌、音樂的浸染下，他們的心靈會被聖潔的情感所充滿，比在沙漠裡苦行更有益於靈性的成長與精神的昇華。
從這角度看，培養精神與情感上昇華的能力，會不會比苦行更值得？
提倡人文素養的人一致認定它可以涵養情操，變化氣質，洞察生命真諦。可惜我們的教育體系嚴重地偏重知性，以至於文學與藝術都退化成與情感無關的知識和理論，無助於提升我們的情感與精神。結果，文學、史學、哲學的典籍浩瀚，其中有幾本能涵養智慧與情操，透露出「生命的消息」？而人文領域每年的畢業生數以萬計，其中又有幾人曾經讀出「生命的消息」？退而求其次，能夠變化氣質的又有幾人？

彙整科學、人文與藝術的事實，化解千年的靈肉之爭──本書的結構與視野
過去兩千年來，人類確實累積出無數關於心靈與生命的智慧，開闢了許多精神與情感的昇華管道，揭露了抽象思考中遍布的陷阱。可惜它們散落在科學、哲學、文學與藝術的各個角落，而且跟各種想當然爾的臆測雜混一處，不易區辨。結果，許多文青依舊跟五百年前的王陽明（1472-1529）一樣，「苦於眾說之紛撓疲薾，茫無可入」。
為了讓老少文青能夠較容易突破前述困境，這本書針對生命現場的需要，汲取科學、人文與藝術的關鍵事實，用以勾勒心靈世界中情感、欲望與靈性的概貌，和人類理性與感性的可能極限，期望有助於讀者瞭解生命中各種潛在的可欲和價值。此外它也扼要勾勒隱藏於理性、感性與人類語言中的各種陷阱，期望能幫助讀者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它摘錄梭羅、陶淵明和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作品中的精華，用以刻劃心靈與精神世界的實況；它借助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卡繆的小說，以及塞尚、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和貝多芬的書信與作品，用以呈現人類內心世界的淵深、遼闊與崇高，而避免抽象、空洞的形容。它同時力求避免晦澀抽象的術語和繁瑣的反覆論證，而直接摘述科學與哲學界的重要發現與歷史事實，深入淺出地勾勒人性的關鍵事實。
本書第一部以梭羅、華茲華斯、陶淵明、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和《詩經》為例，揭露隱藏在大自然、文學與文化史中的精神與情感昇華管道──事實上「如詩般優美、神聖的生命」確實是梭羅的真實生活寫照，就像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樣寫實，而非純屬文學的修辭與想像。同樣的，華茲華斯在〈亭潭修道院〉裡說：「我一直是大自然的崇拜者，樂此不疲地禮拜它，或者毋寧說是滿懷著熱愛──噢！ 懷著極端深刻的神聖情感。」這也同樣是他真實生活的寫照。
他們以自己的一生印證了一個事實：掌握到精神與情感昇華的人，確實可以在自願的貧窮中獲得比聲色犬馬、功名利祿更大的滿足。而彌爾的生平則印證了另一個事實：精神與情感的昇華仰賴後天習得的能力，並非「生而知之，不學而能」，因而絕大多數人感受不到它們的存在；這種能力迥異於抽象思辨的能力，因而連康德與邊沁都跟它們無緣。至於如何涵養這樣的能力，則是本書第三部的主題。
本書的第二部旨在勾勒人類理性與感性的能力極限，以及抽象思考與人類語言中的各種陷阱。其中彙整許多歷史事實與代表性的例子，檢討科學的證據與盲從實證科學的流弊，並且用康德與維根斯坦的精華去闡述「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這一句德語猶太人的俗諺。
耐心閱讀第二部的人將會發現：靈肉之爭的痛苦，天理與人欲的水火不容，以及理性與感性無解的對立，都只不過是抽象思考和語言的虛構，根本沒必要為了它們而自我折磨。
文化史不只是知識，而是四處蘊藏著各種有益於生命、精神與情感的養分，以及通往心靈世界的門徑。為了讓讀者親自體驗這些事實，並且具體勾勒通往心靈世界的門徑，第三部分別以現象學、文學、繪畫與音樂的代表性作品為例，討論它們如何以各自的獨特方式在草繪心靈世界的某些側面，以及如何用這些不同的側寫相互發明，來擴大、加深我們對心靈世界的體認。
一本書當然不足以鉅細靡遺地刻劃心靈世界的完整事實，唯願本書能稱職地扮演心靈世界的導覽手冊，協助讀者找到通往心靈世界的門徑，避過沿途的各種陷阱，從而持續不斷地獲得心靈與情感的啟發與滋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