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養與批判：跨文化視野中的晚期傅柯

序言

以投入傅柯思想的方式擺脫傅柯思想的籠罩，此乃貫串本書的弔詭。筆者反覆體認到，若欲開展「修養」的當代意涵，就不得不面對傅柯晚期思想的挑戰。然而，在走進傅柯哲學的過程中，似乎只能證實：要「離開這裡」，要擺脫傅柯所代表的「現代性」著實不易，因為他所探索的現代性，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我們的現代性」。晚期傅柯由知識、權力、倫理三角度切入「自我修養」（culture de soi, self-cultivation, Selbstkultivierung）的主題，對精神修養的觀念提出徹底的反省，並且藉由「通古今之變」，深刻探尋修養哲學的困境與潛力。他透過修養與美學的實驗性連接，敞開既是美學的又是批判的新修養論。本書將「美學修養」視為當代跨文化哲學的共同問題，以進行晚期傅柯修養觀的內在批判。
本書分為三部，每一部皆嘗試由不同角度趨近此目標。尤其是經過漢譯之後，筆者將傅柯的著作重新置入了陌生語境。此轉化工作從自我修養的概念開始。此概念在傅柯那裡的用法，有時是相當模糊地概括其他許多相似的字詞，如自我關注、自我技術、自我實踐、自我創造等，有時則更為明確地指涉希臘化、羅馬哲學的特殊發展。本書由傅柯思想所引發的美學修養連結當代漢語哲學很熟悉的本體、工夫、境界，來界定自我修養的基本內涵。當然，這方面特別引人關注，甚至頗具爭議性的地方是筆者將 “ascèse”（來自希臘文的 ἄσκησις〔askêsis1〕，即「習練」而非「禁欲」之意，傅柯將之理解為「自我對自我的工作」）譯成「工夫」的途徑。此的確是為了展開晚期傅柯的跨文化潛力而採取的自覺選擇。由此可知，本書表面上局限於探索歐洲哲學的問題，深層處卻已貫穿著跨文化的混雜交織。
傅柯自1976年（《知識的意志》）到1984年（《快感的使用》《自我的關注》）之間沒有出版專書，所以晚期傅柯的研究資料，除了在《言與文》（Dits et écrits）中所集合的論文、訪談等資料外，必須以法蘭西學院的課程紀錄為重要參考資料。依此，筆者將「晚期傅柯」界定為從1978到1984年的時期。在1978年傅柯雖然仍未明確觸及倫理學或倫理主體的議題，但卻已萌動兩方面的理論轉折：首先以「治理性」的概念補充，甚至取代「權力」；再則透過基督教「牧師權力」的分析，切入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探索。儘管本書以晚期傅柯的哲思為主軸，筆者在相關研究的過程中也深切意識到，修養論與「權力的系譜學」和「知識的考古學」可產生互為補助、互為批判的關係。
自我修養（以及「修身」、「修己」等）的相關話語和實踐是穿越古今東西的重要文化資源。本書主要圍繞的問題，即如何轉化更新此資源。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傅柯分析了古代歐洲哲學及基督教的許多歷史資料。然而，在研究過程中，筆者感到，在參考二手資料外，著實應投入歐洲古典哲學的研究以檢驗傅柯的諸多論說，尤其希望深入探索傅柯對古希臘文化的思考與尼采及海德格之古希臘研究的關係。但同時另一種信念卻與此衝突：為了展開修養論的跨文化研究，要盡可能地擺脫東西各方的文化本質主義傾向。此乃意味著，必須走出歐洲現代哲學根深蒂固的「希臘情結」。因而，就當代哲學的跨文化轉向而言，一再強調「哲學」的「本源」在希臘恐怕就是要避開的陷阱。然而，在擺脫希臘情結之際，又要避免陷入「中國情結」。為了進行「我們現代性」的歷史分析與當下診斷，跨文化哲學的研究需要醞釀和凝聚值得深入探索的共同問題。筆者認為，「美學修養」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但僅是嘗試開啟間隙，以窺探未知可能。

第一章　跨文化批判與當代漢語哲學
一、批判性的修養哲學
修養與批判的關係是「美學修養」的核心。一方面，美學修養與傳統的「精神修養」相對照，亦即與一種作為向上提升活動的修養過程相對照；另一方面又批判「創意修養」及相關的越界美學。美學修養概念的界定同時針對兩種單向追求：精神的昇華與經驗的強化。透過對這兩者的分析則可思考美學修養在今日的歷史條件。為此必須釐清兩個問題：其一是，為何在現代歐洲哲學的發展中，修養的領域及相關的工夫實踐逐漸被排除在哲學領域之外？其二是，當代歐陸哲學的何種內部改變，使得修養哲學的復興成為可能？
哲學作為大學學科（或學術理論）與作為修養模式的關係問題，蘊含著強大的跨文化潛力。此潛力有待在西方與東方哲學的動態關係中被充分展開，因為「哲學」在今天是唯一能夠充分面對認識知識（savoir de conaissance）與修養知識之關係問題的現代學科。由近幾年有關哲學當作生活方式的討論中顯示，話語與修養曾經構成了哲學內部的張力，而在當代的歐洲哲學中，也並未被全然遺忘。如果說，哲學在歐洲不能化約為理論哲學，而且古代希臘、羅馬哲學經歷一千年左右的時間是在一種修養範式的前提下發展，那麼，這對「中國哲學」的討論具有重要的啟示：儒、道、佛與古代歐洲的哲學可產生讓人驚異的呼應關係。因此，不得不重新思索關於中、西哲學的某些刻板理解。
「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進路對歷史資源的整理與探究有所貢獻，但此進路不足以思考修養知識在今天的可能性條件，也無法展開當代的修養實踐。如果修養不可能直接回歸傳統的精神修養模式，它還有哪些可能性？在面對此問題的過程中，修養與批判的關係在晚期傅柯的著作中浮現。「批判」含有考古學與系譜學的雙重方向，同時置身於康德式先驗分析與尼采式系譜學的弔詭處境之中。如此，傅柯賦予了修養哲學在方法反思上的歷史厚度：對真理與主體關係的歷史分析，與基於生存美學的現代性態度互相交錯。「批判」的考古學／系譜學的雙重方向在方法論上呼應著話語與修養的關係，因為在系譜學的方向上，批判包含修養的實踐，而在考古學的方向上，批判能反省實踐的歷史條件。換言之，考古學與系譜學在方法上正好呼應了自我認識與自我修養所構成的複雜關係。當代修養哲學不得不面對此一張力。晚期傅柯的思想連結了批判精神與修養實踐，然他對古代歐洲的偏重卻意味著不必要的理論窄化。
在1970年代，傅柯的方法論反思由考古學往系譜學移動。同時「實踐」的問題成為他的思考重點。他所關注的實踐並非動天地的革命實踐，而是自我的實踐或自我的技術，是「在實踐中且透過諸實踐（Praktiken）所構成的自我」。於是，批判的可能與自我在實踐中的轉化是不可分的。在系譜學的轉向後，考古學的概念失去核心地位，但並非全然消失。《快感的使用》（《性史》卷2）的導論，以及〈何謂啟蒙？〉皆透過批判的概念，開闢了考古學與系譜學的新關聯。傅柯說：
這種批判不是先驗的，其目的也不在於使形上學成為可能：它在其合目的性上是系譜學的，在其方法上是考古學的。它是考古學的（而非先驗的），因為不是要試著抽出一切知識、一切可能的道德行動的普遍結構，反而要將那些呈現我們所思、所言、所作的諸話語，同樣當作歷史事件來對待。這種批判是系譜學的，因為它不從我們的存在形式推論出我們所不可作或不可知，反而從造成我們這個存在的偶然性中抽出一種可能，即從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抽出不再是我們所是、所作或所思的可能。
「我們自身的批判本體論」在考古學方面要分析「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歷史性界限」，而在系譜學方面則要「印證這些界限的可能跨越」。在筆者看來，這種雙向度的批判概念是批判哲學極具反省性的表達，因為作為話語的哲學與作為修養的哲學，在一種弔詭的格局中貫穿康德式的「哲學話語」與尼采式的「哲學生命」。此弔詭共生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傅柯對康德與尼采各自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對康德有關真理的可能性條件的先驗提問給予一種歷史性的轉折，因而展開「真理的歷史」作為研究場域（由傅柯所謂「歷史先天」（l’apriori historique）的說法來看，考古學與先驗論的對比指涉著康德式先驗哲學的普遍主義方向，但考古學卻可視為一種歷史／先驗的進路）。就康德和傅柯而言，批判牽涉到對於「界限」的分析和反省：對康德而言的關鍵問題在於，知道該放棄對哪些界限的跨越；而傅柯的考古學分析，反倒為界限的「可能跨越」進行了預備工作。儘管如此，傅柯的批判概念的確也承認某種必然的限制：
確實，要放棄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可達到一種視點，藉此則能獲得關於構成我們歷史界限的完全且明確的認識。由此觀之，我們與這些界限及其可能的跨越（franchissement）相關的理論和實踐的經驗本身往往是有限度的、特定的，而且必須一再重來。
在此脈絡下，傅柯所謂「哲學的倫理態度」（êthos〔ἦθος〕 philosophique）涉及理論經驗與實踐經驗的複雜關係。這種倫理態度的產生依靠著無止境的習練過程，因而只能透過工夫修養的轉化工作才能達成。此處傅柯跨出尼采對「工夫理想」的系譜學批判：尼采對「基督工夫」（ascèse chrétienne）及其否定生命傾向的批判，被轉移到自我實踐的系譜學。其中，「美學工夫」便意味著，讓批判性的自由實踐成為可能。因此，哲學生命要走出權力意志及超人的狂妄自大，成為一種在當下可實現的，且具有特定範圍和地方性的自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