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籠山與淡水洋

第一章 歷史迷霧中的探索
──百年來的北台早期史研究

對現代人來講，歷史彷如陌生的國度，歷史研究者與閱讀者就像是在異地旅遊的外來客，東張西望，儘是見到新奇的景像，讓人如陷五里霧中。對於現代人而言，台灣早期史亦像是籠罩在歷史的迷霧裡，在長時期的台灣歷史圖像中，早期的那一段，總是有些空白、模糊。
大約從1980年代起，台灣社會熱烈地談論台灣歷史，民間人士或學者專家紛紛鑽研、探索此一似親近、又稍嫌陌生的領域，使得台灣史的研究相當多元，成果豐碩。
近年來台灣史的研究偏向日治時期與戰後歷史，一般通俗的台灣史著作亦多以此為題，至於台灣早期史的研究風氣雖然略遜，但其研究命脈不絕如縷，甚至也有日益昌盛的趨勢。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不少學者關注台灣早期史的研究，早期如日治時期的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以及戰後的學者賴永祥、中村孝志、曹永和、江樹生、楊彥杰、翁佳音及林偉盛等，另外，荷蘭籍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與西班牙籍的鮑曉歐(José E. Borao)均有相當好的研究成果。
百年的研究歷程中，學者們固然累積了相當良好的研究成果，也留下一些問題有待處理，觀諸一些通論性的台灣史著作，可以發現台灣早期史的論述仍嫌薄弱。
以時間論，一般的台灣史著作對十七世紀的歷史描述較詳盡，十六世紀以前的描寫則顯得簡略，且往往只是背景性的敘述。
就地域而言，對南部台灣的歷史記載較多，而北部台灣的歷史篇幅略少。另外就就政治勢力而言，有關荷治時期的歷史遠詳於西班牙統治的歷史；就族群而言，著重歐洲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在台的活動，忽略南島民族、中國人及日本人在台的歷史。
這些現象的產生主要受制於史料因素，因為荷蘭人在台期間較長，留存史料多，且又有不少文獻已譯為中文，所以有關荷蘭人佔台年代(十七世紀)、地域(台灣南部)的歷史記載較詳；而且十七世紀主要的政治勢力如荷蘭、明鄭與清朝均以台灣南部為重。所以，台灣早期史的研究不論就史料的詳略或實際的歷史發展來說，重南輕北應是必然的趨勢。
只是研究史的邊陲地帶如北部台灣、東部台灣，是否就是真實歷史中的邊陲地帶；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如果北部台灣、東部台灣真的是台灣早期史的邊陲地帶，那麼這些地域實際的發展情況為何，仍值得關注，否則，學者們建構出的台灣早期史圖像仍不免扭曲、失實。
近年，康培德探討花蓮地區南島民族在十七世紀以後的歷史變遷，他指出這些「無文字傳統族群」是位於「近世時期政權外緣的『帝國邊陲』」，透過對這些族群的研究，他認為如果「暫且撇開『台灣全島同步性的歷史進程』假設，將訝異於島上不同地域在歷史演變上的差異性」。 依據康培德的概念，我們可以探討，「雞籠山、淡水洋」的早期歷史與同時期的台灣東部、南部或中部相比，究竟存在著怎樣的差異性？
北台的南島民族住民亦屬無文字記述傳統的族群，雖然早已有不同學科的學者如李壬癸、劉益昌、詹素娟及溫振華等從語言學、考古學或南島民族史的角度重新探討這些族群的歷史，使我們瞭解到這些住民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外在世界有著不同程度的往來、交易。
近年來，更有鮑曉歐、林盛彬及李毓中等學者整理、編譯西班牙文獻，使得北台歷史研究另創新局。
筆者沈浸於此一學術氛圍中，受惠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試圖更全面性地探討北部台灣在十八世紀以前的歷史變遷。本書是筆者的博士論文〈東亞海域多元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地位的轉變〉改寫而成，論述的焦點將集中於十五至十七世紀，在東亞海域多元勢力如明朝、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的競爭過程中，雞籠、淡水兩個港口歷史的演變，特別是關於貿易的消長、地位的變遷以及主權轉移等問題。
一、雞籠、淡水早期史的研究
有關雞籠、淡水早期歷史的學術性研究，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期，在將近百年的研究史中，出現了兩個研究高峰期，一是1930年代， 另一是1990年代。
1930年代的研究史，大略有三個重點：政治變動、傳教史及產業發展史。戰後初期，北台研究史的脈絡仍沿襲上述三個領域。
到了1990年代，受到台灣史研究風潮的影響，有關雞籠、淡水早期歷史的研究又轉趨蓬勃，重要的研究者有José E. Borao(鮑曉歐)、翁佳音及詹素娟。
上述鮑曉歐的研究從西班牙海外擴張史的角度探討雞籠、淡水早期史，提出了很多新的視野與觀點。
至於台灣本地的學者，如翁佳音於1995年翻譯三篇重要史料，分別是西班牙傳教士Jacinto Esquivel 有關北台住民的描述、及1640年代荷蘭人詢問Quesaymon、Theodore等人的記錄。
延續著1990年代的台灣史研究熱潮，到了新世紀開始的幾年，有關雞籠、淡水早期史的研究亦甚受學界關注。
綜觀百年來的雞籠、淡水早期史研究，在日治時代，學者多著重於軍事征服、統治與傳教等問題，戰後尚延續此一研究取向。到了1990年代則有重大的轉變與進展，學者整理、翻譯與刊行原始史料，使相關研究有更堅實的基礎；在問題意識上，固然延續先前學者的成果，但在統治與傳教等問題上則有更為多元與細緻的認識，且開始突破政治斷代的藩籬，進行跨時代、跨學界的研究； 亦不再局限於殖民者的研究，而能兼顧被殖民者的歷史。
現今有關雞籠、淡水早期歷史的研究，在時間上較偏重於西班牙統治時期的研究；在對象上，著重西班牙人的統治與傳教，以及南島民族住民的歷史，只是對雞籠、淡水這兩個「港市」的研究， 仍嫌不足。由於雞籠、淡水在史前時代可能已有某種程度的貿易，但在1400-1700年之間，卻因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干預，出現劇烈的興衰起伏，這也是本書試圖探討的問題。
二、寫作構想
在歷史研究中，不同的空間區畫，會推演出不同的歷史敘述，本書是將雞籠、淡水置於東亞海域這樣的空間來探討。曹永和認為東亞有些地域是處於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的邊陲地帶，他指出：
東亞歷史舞台，自古即以中國為中心，在冊封體制下，結合了周邊各國而形成一完整的世界。然而這些說法一般均源自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的想法……對於那些不合於國家範疇的地域，以及生存在這些地區人們的樣態等問題，似乎還未能充分地在東亞世界中來包容或掌握。
因此，曹老師多年來倡導「東亞海域史」、「台灣島史觀」等概念。 即以海域史的角度探討台灣歷史。
日本學者濱下武志亦認為東亞、東南亞此一地域，如果將其視作是由東中國海、南中國海為中心形成的海域世界，可以更合理的理解此一區域歷史的發展。他認東亞海域世界形成大小不同的交易圈，各個交易圈內有許多港市，成為海域內商人集團聚居、交易的地點。而海域交易圈有獨自的範圍──即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空間，彼此相互影響，濱下武志認為琉球史最能反映海域史的特性，其政治、經濟的權力消長是與多元地域間的交涉息息相關的。
在幅員廣大的東亞海域內，自古以來人群的移動、貨物的流通與文明的互動相當頻繁，雞籠、淡水或者大員的港市歷史，應置於此一東亞海域史的脈絡中來探究。
三、本書章節架構與史料介紹
本書論述的時間在1400年至1700年之間，內容主要集中十六、十七世紀，特別是1570-1640年之間，其理由如下：
1.本書認為雞籠、淡水係受到東亞海域長程貿易的衝擊，才出現大幅度的歷史變動，因此以1400年作為論述的開端。
2. 由於東亞海域的長程貿易係在台灣島外發展，故本書稱之為「外部貿易」，其對雞籠、淡水的影響可分三時期：中琉朝貢時期、中日私商貿易時期與外部政治勢力干預時期。第一期發生於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上半葉；第二期發生於1500-1570年間，第三期則在1570-1700年間。三期之間各自略有重疊。
3.本書特別著重雞籠、淡水在第三期(1570至1700年之間)的變化。此一時期外部貿易興衰與政治勢力的消長，又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雞籠、淡水的貿易持續發展，而外部政治勢力蘊釀佔領雞籠、淡水，時間在1570-1626年間；第二階段是西班牙佔領雞籠、淡水的期間，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干預達於高峰，時間在1626-1640年，第三階段是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消退，時間在1640-1700。
4.1700年以後，雞籠、淡水已歸清朝統治，漢人陸續移民至此，進行農業開墾，並建立聚落，形成商業街市， 使得雞籠、淡水史到了十八世紀有非常大的轉變，因此本書僅探討1700年以前之歷史。
本書依據的史料，依其書寫文字的不同，分述如下：
1.中文史料
主要為明代實錄、《皇明經世文編》、地方志、個人文集等，上述史料型態雖然不同，但其內容主要是反映士人階層的看法，特別是在福建任官或福建籍士人的觀點。這些史料包含官員如何處理倭寇、番商、海禁、互市等議題。藉由上述史料，可以探討明朝官方對台政策的特性與轉變。
2.西班牙史料
主要依據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編譯的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一般譯為《菲島史料》)與José E. Borao等學者編纂的Spaniards in Taiwan(《西班牙人在台史料集》)，兩份史料集均以地點作為史料編選的依據。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是美國學者編譯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期的史料而成，內容涉及西班牙人在整個東亞海域活動的文獻記載，共五十五冊，絕大部份的史料只刊印英譯文，少部份文件附加葡萄牙或西班牙原文。
José E. Borao尋訪西班牙、菲律賓各地的教會、國家檔案館、圖書館，收集有關台灣的文獻，編印Spaniards in Taiwan(可譯為《西班牙人在台史料集》)。書中的西班牙文史料由Carlos Gómez、Anna Maria Zandueta Nisce謄寫、並翻譯成英文，另外又收錄相關的荷蘭文獻，由Pol Heyns(韓家寶)謄寫、翻譯成英文。目前出版上、下兩冊，以原文及英譯文對照刊行。
該書主要為西班牙文獻中有關台灣的史料，但亦揀選葡萄牙、荷蘭文獻中關於西班牙人在台活動的文件，對台灣早期史的研究極有助益。
上述史料集搜羅甚多官員、神職人員以及他們與國王的通信。這些史料雖是來往書信，但其作用類似明朝官員向上級或皇帝呈報的文移奏疏，談論的是台灣、菲律賓或東亞的情勢，以及相關政務、教務的決策、推動、需求及影響評估等。除了反映西班牙人對中國、日本以及台灣的政策及其變遷外，有部份史料如1597年Hernando de los Rios對雞籠、淡水地理形勢的描寫，或1632年Jacinto Esquivel有關北台住民生活習慣、商業貿易的記載，均是雞籠、淡水史的重要史料。
目前西班牙史料多譯為英文，只有少部份有中文翻譯，前文提及賴永祥、翁佳音及林盛彬等人均曾翻譯部份西班牙史料為中文，李毓中亦於1999年發表譯作〈西班牙殖民台灣時期的史料：聖薩爾瓦多城的財務報告〉，翻譯四篇西班牙據台後期的文獻，有助於了解1637-1642年間西班牙駐軍的財政與後勤支援。
3.荷蘭史料
本書有關荷蘭史料的引述，主要是參考中文、日文與英文譯本，如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Leonard Blussé等編譯的The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村上直次郎譯注的《城日誌》，有關荷蘭史料的內容與性質可參看曹永和、林偉盛等學者的相關介紹。
在西班牙佔領雞籠、淡水時期，荷蘭人做為西班牙人的敵對者，相當重視雞籠、淡水情勢的變化，因此留下很多重要的觀察報告與評估意見。等到荷蘭人佔領雞籠、淡水後，亦詳細地記錄下各地村落名稱、人口等資料，所以荷蘭史料也是建構雞籠、淡水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本書共分為七章。首章為緒論。第二章探討雞籠、淡水的地理環境、對外交通、以及史前時代南島民族住民自給自足的村落經濟與貿易型態；其次，探討雞籠、淡水捲入長程貿易初期的變化，即中琉朝貢制度下的貿易活動、私商貿易對雞籠、淡水的影響，特別是「雞籠」、「淡水」地名的形成及其與十六世紀中葉航海活動的關係。
第三章探討十六世紀下半葉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變化，其中包含台灣周遭海域航線的形成，福建、日本以及呂宋的西班牙人對台政策，這些政策突顯與確立台灣在此一海域中的貿易與戰略地位，但也因貿易與政治情勢變動，使雞籠、淡水備受重視。
第四章討論雞籠、淡水在十七世紀初期二十年的發展，及台灣西南海域「北港」的崛起，二者南北對峙，最後演變成南盛北衰。在台灣南北港市的興衰起伏中，中國商人、日本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明朝福建官方以及日本官方均扮演重要角色。
第五章探討1626年至1635年間，西班牙佔領雞籠、淡水的原因與出兵過程，以及西班牙人經營重點與雞籠、淡水貿易的開展。本章強調此時雞籠、淡水的港市發展，在十六、七世紀中，最為昌盛，是東亞貿易與政治勢力介入的結果。
第六章說明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消退對雞籠、淡水的影響，即雞籠、淡水在1640年代以後貿易萎縮，在東亞海域中逐漸邊陲化，其中涉及東亞海域整體經濟情勢的變化、西班牙對台政策的轉變以及荷蘭人在台的統治企圖等。指出外部貿易與政治勢力的萎縮，使得雞籠、淡水幾乎喪失港口的價值。第七章為結論。
雞籠、淡水作為東亞海域中的港市，隨著海域內長程貿易的發展，在多元政治、經濟勢力競爭下，雞籠、淡水的歷史不斷隨局勢變遷而轉變。在轉變過程中，本書試圖指出東亞海域中，這一類小型港市崛起與衰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