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詩人史耐德與亞洲文化

序

蓋瑞‧史耐德（Gary Snyder）是所有當代西方詩人之中，吸收亞洲文化最多、對亞洲文化瞭解最深的人。許多評論家視他為融合東、西方思想體系及文學傳統的文化英雄。本書將試圖為他詩歌中各亞洲文化及印地安文化內涵作探源，並研討以上各文化在他作品中如何並列出現、交流滋養及熔為一爐。二十六年前（一九七六年）我去他北加州的家園探訪他的時候，他開車來機場接我，帶我去看一個現已無人居住、當年由華工興建的村子瑪麗斯村（Marysville），還看到一座華人蓋的、小小的玉伯河（Yuba River）河神廟，他對我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基本上我繼承的不是西歐文化，而是印地安、中國和日本文化。現在我還在自修中文呢！」（鍾玲，《群山呼喚我》9）。過了二十三年，在一九九九年我又到北加州拜訪他，那時史耐德六十九歲，已經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史耐德跟我談「一個大題目：在二十世紀美國西岸已經發展出一種新文化，與美國的東岸文化截然不同。西岸文化是多元的，包含印地安文化、東亞文化、印度文化及墨西哥文化的特色」；史耐德又說：「一般人稱我們這裡叫『美國西北部』（“Western, Northern America”），我則稱之為『東太平洋岸』（“The Shore of Eastern Pacific”）。美國東部人的眼睛仍然望著歐洲，我們卻是向西望，望向亞洲。相對於美國東部的大歐洲文化傳統而言，我們西岸文化是邊緣文化。但在廿世紀西岸文化已急起直追，新的文化已經成形了，無論是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有特色，除了多元文化的蓬勃發展及交相融匯，我們身體力行的環保觀也與東岸的不同。二○○○年三月間，我將去夏威夷的檀香山，與一位韓國詩人、一位日本詩人合作，共同舉辦詩歌朗誦會，朗誦會的名稱叫『太平洋的漫遊者』（“The Pacific Wanderers”）。」（鍾玲，《山的守護神》155-156）因為史耐德在融合東、西方文化上的努力與成就令我折服，所以我才興起念頭，對他的文化思想作整體研究，呈現給國人。
此書特向以下諸位之大力協助致謝：詩人史耐德非常有耐性地透過電子信件及郵寄信件，解答我寫論文時遇到的各種問題；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圖書館珍本書部門主任約翰‧史卡斯塔（John Skarstad）對我在收集手稿及研判手稿時的協助；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的劉昭明幫我找中國古典詩原文；日本學者山里勝己（Katsunori Yamazato）、史耐德研究專家、協助我把日文羅馬拼音字還原為漢字；還有國科會助理黃佳玲、陳文財協助本書收集資料等，及國科會助理陳思安協助查資料、編輯對照表、索引等等，尤其是相當費心找出一些佛經原文。此外，聯經出版社的一位外審委員，不僅指出原稿許多格式上，與英文中譯不妥之處，提出更改的建議，並建議一些中肯的看法。他的意見仔細而精準，本人絕大部分皆依循做修訂，在此向其致最深之謝意。此書為國科會計畫（NSC-2411-H-110-007/015）之成果。

導言

眾所週知，當代重要美國詩人蓋瑞‧史耐德 (Gary Snyder)（1930-）的詩作內涵大量吸收了亞洲文化。他去過日本多次，合起來超過六年，也曾在印度遊歷半年多，事實上他在一九九○年曾短期來過台灣。是年九月二十八至十月一日在台北的輔仁大學舉辦了「詩與超越」第二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其中有兩場討論會是專論史耐德的詩歌與思想，他自己還現身說法演講 。就在會議之前一個月，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山即是心—史耐德詩文選》；由林耀福及梁秉鈞編輯，香港、台灣的學者翻譯成中文。此外，《當代》雜誌於是年九月號（五十三期）刊出「詩人史耐德：從敲打派到後現代」專輯。會議後史耐德偕女友卡蘿‧國田(Carole Koda) ，由台灣攝影家、登山家王慶華陪同，攀登阿里山（見圖一）。他既然來過台灣，有沒有寫過詩描繪台灣呢？有，那首詩叫〈奇夏巴頓〉 (“Kisiabaton”)（Snyder, No Nature 379）；史耐德說 kisiabaton是台灣原住民語，意思是「紅檜」。此詩中譯與英文原文如下：

槎枒、分叉、蔓延的樹巔，一棵溫帶雨雲密林區的樹

扁柏屬紅檜—
台灣檜
紅檜　　　　　　　紅色的柏類

部族的人民稱之為 奇夏巴頓

我們來探望的
就是這棵罕有的古樹。　　

Snaggy, forked and spreading tops, a temperate cloud-forest tree

Chamaecuparis foromosiana—
Taiwan hinoki,
hung-kuai red cypress

That the tribal people call kisiabaton

this rare old tree
is what we came to see.

這首詩的主角應該就是阿里山神木；詩最後兩行顯示以生態學為中心思想的史耐德不只重視樹木，還視樹木為比人更重要的主體，是他登山探訪的對象。詩的語言更表現了他多元文化的角度。如果其他美國詩人用英文描寫阿里山神木，大概會以red cypress稱之，最多是用中文的羅馬字拼音hung k’uei；然而史耐德卻採用了五種語言來稱呼它：第一是拉丁學名，表現了他學術研究的態度；第二是日文，我想一方面是因為他熟悉日本文化，知道日本人視檜木為最上等木材，另一方面他應該知道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第三種稱呼是中文的羅馬字拼音；第四種是英文的稱呼，因為西方無此樹木，故用組合辭red cypress稱之；最有趣的是押尾的第五種稱呼kisiabaton，充分表現史耐德對原住民之尊重，我想因為原住民與那棵神木一樣，都是山的居民，都是融入大自然的一分子。所以，史耐德在此透過五種語文對一種樹木的稱呼，表現了他多元文化的角度，以及他對大自然的關懷。
史耐德對東方文化傾心有其地理因素，因為他認為美國「西岸的文化對歐洲傳統而言，是一種邊緣文化。這種新文化向西遠望，望遠東與亞洲」（“The Culture of West Coast is a marginal culture to the European tradition. This new culture looks further west to the Far East and Asia”）（Snyder, Interview by Ling Chung 1999）；我想因為相對於美國東岸新英格蘭的主流歐洲白種人文化傳統，史耐德身屬的西岸文化即成為邊緣文化了，因此他會特別認同其他也是位處邊緣的文化，包括東方的中國、日本、印度文化及美洲印地安文化 。提摩西‧格雷（Timothy Gray）指出除了史耐德，其他美國西岸詩人也向西望，望向太平洋對岸的東方文化；一九五五年王紅公 (Kenneth Rexroth) 就批評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份子完全不了解美國西岸在文化上、地理上自然會對亞洲哲學、文學產生興趣；住舊金山的詩人及出版家勞倫斯‧佛令格第（Lawrence Ferlinghetti）認為美國西岸實是東方的起點，遠東的起點（Gray 19）。
在此，先要解決我們用什麼名詞來統稱亞洲文化、印地安文化呢？「邊緣文化」、 「另類文化」 、「他者文化」 哪一個詞適合呢？「邊緣文化」 (“marginal culture”)一詞的涵意是相對的、不定的，要看「中心」(“center”) 是放在何處。史耐德本身就常用此一詞，如本書「序」就指出他認為美國西岸文化相對於美國東部的大歐洲文化傳統即為邊緣文化。然而史耐德卻非常反對用「邊緣文化」一詞來稱呼亞洲文化。當史耐德於二○○一年一月獲知此書原稿採用“marginal culture”一詞意指亞洲文化，他大不以為然，表示「我不能肯定『邊緣文化』一詞是否正確；東方諸文化不屬邊緣。就此事而論，我不認為任何文化可以稱之為『邊緣』。」(“I am not sure the term ‘marginal cultures’ is right; Oriental cultures are not marginal. Nor for that matter, would I speak of any cultures as ‘marginal.’”)（Letter to Ling Chung, 22 Jan. 2001）當然就我們東方人而言，中國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自然都是主流文化，不是邊緣文化。近年來學術界後殖民主義論述中，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皆處於中心位置，原被殖民的各國族則為邊緣文化。西方白種人的帝國殖民主義歷經十八、十九世紀的發展，船堅炮利，加上經濟掠奪，對歐洲白種人以外之諸國家民族，樹立霸權；即使在二十世紀進入後殖民時代，西方白種人的霸權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對一般二十世紀後半葉的西方白種人而言，他們以外的文化皆被視為邊緣文化，舉凡中東、東亞、南亞、遠東、南美、非洲皆為邊緣文化。安瓦．埃布德．馬勒克（Anwar Abdel Malek）即持類似的看法，他說所謂「正常人」(“normal man”) 通常是指希臘文化以降的歐洲人；自十八至二十世紀，在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都有「歐洲中心主義」(“Europocentrism”) 之現象，凡是涉及歐洲人與非歐洲民族之間的直接關係方面，這種現象就更加明顯（Malek 108）。然而史耐德本身一向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早在一九五○、六○年代他就抱持著完全不同於大部分歐美白種人的看法，他們的「邊緣文化」對他而言反而是「中心」，是學習的對象。所以討論史耐德思想時，用「邊緣文化」來泛指亞洲文化、印地安文化等是不當的，因為會誤導讀者以為他視這些文化為邊緣文化。同樣地，「他者文化」也不當。因為「他者」(“the Other”) 也是後殖民主義論述中，由歐洲中心主義的中心來指涉原殖民地國族及非其同類的人，具有排斥、貶抑之態度。張京媛說：「所謂『近東』、『中東』、『遠東』完全是按照歐洲為中心劃分的。東方是歐洲文明和語言的發源地，是歐洲文化的競爭者，也是反覆出現的大寫他者 (the Other) 的形象。」(36) 因此，「他者文化」與「邊緣文化」一樣，並不適用於討論史耐德思想。我想一位學者建議之「另類文化」比較適合 。因為「另類」有「其他種類」（“other kind”) 或「其他可選擇的」(“alternative”)之意，此詞比較中立，不含貶抑之意。
本書第一章「史耐德多元文化思想之形成」將探討史耐德在成長過程當中，如何形成其多元文化之思想，成長過程包括他童年、少年及大學、研究所階段的經驗；他父母親對他可能發生的影響；還有他周圍的自然地理環境如何塑造他的思想。一位作家之思想不論多元到什麼程度，總有其整體性，切割分開討論不但會見樹不見林，而且會完全忽略掉各多元文化之間的對話、交融之部分，故此章亦討論史耐德對各文化之比較與學習的態度。此章更討論多位研究史耐德思想的學者如何看待史耐德的文化傳承問題，也探討史耐德本人對西方文化、東方文化之取捨及態度。其後兩章再分別討論諸另類文化之探源。第二章為「日本宗教與生活經驗之影響」，因為史耐德在日本住過相當長時間，故思想必然深受其日本經驗之衝擊，本章討論他的禪宗經驗、以及宗教訓練與學習對其作品之影響，還有東密（即真言宗）、華嚴宗、日本的逆向文化、日本詩藝、日本童話、神道及生活細節如何提供他作品之養分。第三章「另類文化思想之吸收」，分別討論他如何吸收諸另類文化思想，納入其作品中：包括中國文化思想、印度文化思想、西藏密宗思想、及印地安文化思想。印地安文化雖為美洲的本土文化，非屬亞洲文化，但是由歐洲中心思想的立場來看，它與亞洲文化同屬邊緣文化，而且它與其他各亞洲文化在史耐德的思想體系中融合交匯，相互施肥，難以劃分在外，故本書也討論印地安文化對史耐德思想與作品之影響。第四章「融匯的文化觀」討論在史耐德以下主要的文化觀念之中，另類文化各成分彼此之交融及對話，包括神話儀式學思想與巫師觀、性別觀、「深層生態學」(“depth ecology”) 、社群觀、大自然觀、佛教概念等。第五章「中國文學模式的案例」以幾種史耐德作品之文本為案例，深入討論中國文化融入其作品的現象，以他直接取法中國古典詩的格律、詩歌意象及思維模式之作品為主。結論將評論史耐德之為東方、西方文化融合者的整體成就。
本書之目的不在呈現史耐德之文化思想內容，因為他思想豐富而多元，無法以一本書之長度討論此題材。本書之目的實為探討史耐德作品中諸另類文化思想如何成為他思想主幹之過程，以及另類文化彼此之間如何對話、及融合。史耐德的思想龐大複雜，有其完整性、系統性，故第一章「史耐德多元文化思想之形成」由其青少年時期來考察其重要思想之形成過程，第四章「融匯的文化觀」針對其提綱挈領之主軸思想內容來探討多元文化之融合、對話現象。但史耐德思想之源頭眾多，對東方的文化、宗教思想、及印地安神話與儀式等都深入研究過，因此為了明辨其思想源頭，必須作各另類文化之探源研究，故第二章「日本宗教與生活經驗之影響」、第三章「邊緣文化思想之吸收」分別討論他詩歌中日本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西藏文化、印地安文化的源頭。本人希望不但有個別國家民族之文化探源，也有諸文化融合之整體視野，更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享受到「橫看成嶺側成峰」多元角度的景觀。此外，本書有時會採用史耐德作品之內容作為其生平事蹟之佐證；主要是因為其詩風格客觀、寫實，常以自己現實生活中發生之事入詩，當然他對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會選擇性地取材，但杜撰及誇大成分少，不像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詩中發生的事件，常常事實與夢境難分。故本書會把史耐德之詩歌作品內容作為生平資料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