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集

V城系列總序：為未來而作的考古學／安維真

把《地圖集》、《夢華錄》、《繁勝錄》和《博物誌》四本書放在一起，整理成「V城系列」重新出版，引出了好幾個問題：一、文體的問題；二、作者的問題；三、內容的問題。我將環繞這三方面作出簡單的闡述。

第一，這四本書在文體上並不一致，當中《地圖集》是論說體和記敘體的結合；《繁勝錄》交替使用了記錄、敘事和抒情三種文體；《夢華錄》和《博物誌》兩者比較相似，都是較純粹的故事體。從《夢華錄》和《繁勝錄》的書名，我們可以上溯至中國南宋的城市筆記──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耐得翁的《都城紀勝》、周密的《武林舊事》和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錄》等。這些筆記或追懷北宋首府汴梁的風貌，或記述南宋首府杭州的勝景，風格和用意也非常接近。根據這個寬鬆的標準，我們可以把「V城系列」的四本書歸入宋代以降的「城市筆記」這個類型。

不過，此四書的立意和寫法，又非傳統的「城市筆記」能完全涵蓋。其中《夢華錄》和《博物誌》的敘事性，近似於筆記小說或微型小說，而《地圖集》和《繁勝錄》則有強烈的論述成分。這些都是舊式「城市筆記」所無的。後兩者的考古論述，又特別強調當中的虛構性。於是，此四書除「城市筆記」之外，最大的共同之處是小說的筆法。這裡所謂的「小說」，糅合了古典義和現代義。古典者，小說作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民間及非正統的知識載體和敘述形式；現代者，小說作為想像性的、虛構的文藝創作。結合此二者觀之，便得此四書的真義。
第二，這四本書所設定的作者或敘述者均具有多重和多變的特徵。當中《夢華錄》和《博物誌》的情況看似較為簡單，皆出於敘事者並不現身的第三人稱全知敘事，但「城市筆記」的故事採集和編撰成分（錄和誌），又暗示了一層第二度呈現的存在，即非一般意義下的「作者與作品」的直接關係了。在《繁勝錄》的序言裡，便記述了《夢華錄》的出處。據此《夢華錄》實為「V城大回歸時期」劉華生所撰之「本地城市風物紀錄」，而《繁勝錄》則為後起之書，即於「大回歸五十年」由「V城風物誌修復工作合寫者」、「大回歸時期新生代」維多利亞、維朗尼加、維奧娜、維慧安、維納斯、維真尼亞及維安娜七人，「於文獻堆填區發掘出劉華生的稿件，經過重組和校正」，整理出「第三代的夢華錄」，也即是《V城繁勝錄》了。是以《繁勝錄》中的每一章也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風物誌修復者「維某」的個人化抒情及論述；第二部分為經過整理及摘取的劉華生城市觀察及記述；第三部分則是劉華生所記之第一人稱生活小故事。據稱劉華生的《V城夢華錄》從未出版，原稿亦已散佚，但我們有理由認為，現在這個系列中包含九十九個小故事的《夢華錄》，就是劉華生的作品。

《地圖集》的作者問題也比表面看來複雜。只要細心分析書中篇章的敘述語言的差異，便可以看出它是出自一群而非一位考古學者的敘述角度的作品，而他們的敘述時空位於不特定的未來。這種時間設定和《繁勝錄》有相似之處。這群敘述者的敘述方式並不一致，距離之遠近和涉入的程度也有差別，當中有的嚴肅說理，有的感物抒情，有的冷嘲熱諷，有的揮灑想像。就地圖這種「求真」的製作而言，《地圖集》處處彰顯「作假」的意圖，表現的卻是文學想像的極致。而從製圖到讀圖再而到說圖的過程，也突出了「作者作為讀者」和「閱讀作為創作」的方法，構造了多層次的發聲位置。此特點也一定程度見於《繁勝錄》中V城風物誌修復者對前代人劉華生的文本的閱讀。

第三，所謂「內容問題」，特指此四書所共寫的「V城」及其涵義。V城實指香港，乃是毫無疑問的事情。以V代之，正是建構一層虛構的距離，由此可遠可近，可顯可隱，可真可假，可虛可實。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是以何種方式建構和呈現的V城？此中的建造或拆解方式，才是此四書的要旨。從根本上說，當然是以小說的方式，但小說的方式的妙處，就是可以容納或借用非小說的文類。《地圖集》是當中走得最遠，想像最瘋狂的。地圖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其運作當然與文字大為不同，但也不是沒有可以互涉互用的地方。至於《繁勝錄》，則最全面和直接採用古代「城市筆記」的體裁，構造出多層次的城市景觀。《夢華錄》和《博物誌》同樣通過人和物的關係來寫城市，前者是人和人為物∕消費品的互相界定，後者是人和自然物（也有少量人為物）的交感並生，並藉此開展出變化無數的「人—物」關係。而「城市」作為一巨大的人為物，及其中的物的總體呈現，又必然通過人的生存其中才能確立及延續其存在及其價值意義。V城就是這樣的城市演化的標記。

這個系列不但以城市為書寫對象和內容，也是以城市為認知及理解世界的定位。所以，我們不應只著眼於書中如何描寫城市景觀，而應反過來把城市視為觀看的方法。上面雖然提到此四書跟中國古代城市筆記的淵源，但以城市為觀看視界這一點，卻又接近西方傳統。城市作為世界模式，在西方發源甚早。希臘以城邦為政治單位自不待言，羅馬帝國是由羅馬城所統治的帝國，而聖奧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實為天國的隱喻，與「世俗之城」（人類世界）成為對照。城市除了是建構世界的模式，也是人作為一個群體棲居於地上的模式，這在現代都市文明出現後更為顯著。而V城，歷來就是以「城」的方式存在。此「城」實是中西兩種城市觀的合體顯像。這是V城的獨特之處，珍貴之處。

對應「城」的空間特質，V城書寫者在時間上採用了「未來的考古學」的方法，讓證據與假設互為表裡，事實與想像互相增益。「未來的考古學」是一種瞻前顧後的方法。它把未來當成已然的事實，把過去變成未發生的可能。在期待和懷想的雙重運動中，時間去除了那單向的、無可逆轉的、無法挽回的定局性，成為了潛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經驗世界。「未來的考古學」並非預早宣佈結局的宿命論，它是把結局當成新的創造起點的辯證法。由是觀之，V城四書是為未來而作的考古學。此「未來」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也不會有一天成為「現在」或者「過去」，而是一個永遠開放的實現的過程。

讓我這樣總結：這四本書的題旨，原以《夢華錄》中的「夢華」為首。「夢華」二字，應是世界上所有曾經光輝一時的城市的終極歸結。夢之必破，華之必衰，似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可是，當時間在寫作中成為永恆的運動，過去與未來即成就於當下。夢未必虛，華未必墮，一切經驗，一切存在，一經集之、錄之、誌之，就可以脫離單一的時空，成為無限衍生和延伸的世界。

V城系列出版說明

這個系列裡的四本書，寫於1997年至2000年，在形式和內容上有其一致和相通的地方。當時考慮到的問題有幾方面：

一、在傳統的寫法之外，小說這個文類還有甚麼可能性？小說如何吸納非小說的元素，開拓它在知識內涵和情感經驗的包容性？也即是說，小說如何能成為建構世界的模式？

二、如何利用上述所說的這種「小說」的體裁，來書寫香港這個城市的歷史和生存狀況？小說如何超越描寫城市和記錄城市的局限，成為想像城市的一種方法？

三、如何在香港不利於寫作的環境裡，發展出一種可持續和可適應的創作形式，在有限的條件下，寫出較具規模和連貫性的作品。

結果就是《地圖集》、《繁勝錄》、《夢華錄》和《博物誌》四部以獨特的文體概念為統合原理，以眾多短小的篇章為結構單元的「類小說」。

這四本書的原出版資料如下：
《地圖集》（原名《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6月。
《繁勝錄》（原名《V城繁勝錄》），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8年10。
《夢華錄》（原名The Catalog，作者Kai），香港：三人出版，1999年7月。
《博物誌》中之篇章原刊於香港《星島日報》副刊，1999年11月10日至2000年7月29日，隔天刊登，從未結集出版。

這次這四本書重新出版，我邀請了李智海、楊智恆、林智恆和梁偉恩四位香港年輕插畫家，分別為文本創作插圖。他們各自的獨特風格和觸覺，為這四合為一的V城繁華圖增添了靈感與想像的奇筆。

史密夫先生的一日遊／Mr. Smith’s one-day trip
英人約翰‧史密夫（John Smith, 1850-1914）在《日出號環遊世界》（Round the World on the Sunrise）一書中，有一段關於二十世紀初維多利亞城中區的描寫，有助於我們了解一幅一九○五年的中區地圖。此圖由私人印製，稱為〈卑利公司的馬氏指南〉（“Massey’s Directory of W. S. Bailey & Co.”），所載區域西起於德忌笠街與皇后大道交界，東止於皇后大道與遮打道間之木球會，南面是雪廠街、炮台里，北面是剛填海完工之干諾道新海旁。圖中有趣之處，在於標明某些建築物的用途和名稱，讓讀圖者能重新構想當時的生活面貌。

郵輪日出號從英國本土出發，取道地中海，經印度、新加坡等英國殖民地，於一九○七年八月九日到達維多利亞城。因先前在馬六甲海峽遇颱風延誤行程，日出號只於維多利亞城停泊一天，便繼續前往中國東北沿岸和日本的行程。據史密夫記載，他是轉乘「古怪、污穢而又富東方風情」的舢板（sampan）由卜公碼頭（Blake Pier）登岸的。下船之後，他和一行人便朝正對著碼頭的畢打街（Pedder Street）方向走去。在畢打街和德輔道（Des Voeux Road）交界處，充當導遊的一個「瘦削，眼神不定，英語如塘鵝唱歌」的中國男子，向大家指出著名英商渣甸和馬地臣的怡和公司建築物（Jardine Matheson & Co.）。在畢打街近皇后大道交界，他們進入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吃午飯。同行人士認為這市內有名的酒店過於陳舊，填海後又失去原先的海景，加上「酒店的中國侍應生總顯得緊張兮兮的，令人不太暢快」，唯是大堂的水力升降機頗見氣派。

午飯後史密夫太太和一些女士們決定留在香港大酒店樓下的甘寶摩爾理髮店（Campbell, Moore & Co.），修整她們多天海上旅程飽歷風浪的髮飾。史密夫亦由於對華人導遊的英語不勝其煩，以及「一種蠢蠢欲動的探險精神」，決定獨自離隊。他形容自己「像拿著獵槍走進危機四伏的熱帶雨林的探險家一樣」，以銳利的目光掃視街道上一切異於常人的生物，例如「千人一面的中國轎夫和苦力」，以及少數「像猴子穿衣一樣的作西式打扮的本地人」。史密夫機警地越過繁忙的馬路，竄進對面的郵局，投寄一封在船上寫的字跡歪斜的私人信件，給在老家的子女講述他在途中各種充滿英國式機智的觀察。然後他轉進一條名為皇后大道的大街，到不遠處的一間基利華殊公司（Kelly & Walsh）購買一點喼士頓煙草（Capstan Navy Cut）、一幅本地地圖和在餘下旅途中用以解悶的書籍。他在店中待了大半天，津津有味地翻閱了Cantonese Made Easy、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 Dragon, Image and Demon等書，結果以六塊五毫的價錢買了一套兩冊的由Herbert A. Giles翻譯的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然後史密夫在不遠處的屈臣士藥房（A. S. Watson & Co.），買了暈船藥和一瓶蘇格蘭威士忌，以及在雪廠街的阿方照相館（Afong Studio）搜購了一些他太太必定愛不釋手的本地風景和人物照片，其中一幀拍攝一個本地窮家男孩揹著小嬰兒的著色照，更加令他內心產生「對人類的純真本性的深深觸動」。

觀賞過大會堂（City Hall）和旁邊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的典雅歐陸傳統柱廊及拱門式建築後，史密夫帶著滿載而歸的心情，回到香港大酒店跟太太及同行成員會合。於酒店用晚飯後，眾人乘舢板回到日出號上去。史密夫太太對維多利亞城的印象良好，唯一的失望是沒有看到像預期中那麼多中國人畫像中的吊梢眼（slanting eyes）。

史密夫的書中附載一幅由太太愛米尼（Emily）手繪的維多利亞城中區草圖，疑為〈卑利公司馬氏指南〉的抄本。圖中繪有史氏探訪維多利亞城一天所走的環形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