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權劇場：中世紀法蘭西的慶典、儀式與權力

自序

2020年到2021年是令人難忘的時光，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寰宇世界的人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遭逢相同的境遇。在這一股衝擊人類和文明的狂潮中，我意識到人類知識的有限，從而學會了在知識面前的謙卑、沉靜。在靜默中，我走入了法蘭西王權的亙古幽思，閱聽著熠熠生輝的王權史詩。這本有關法蘭西王權的吟唱，不僅僅只是身為作者的我，傳達歷史深處的王權回聲。我的角色，宛若中世紀宮廷文化的吟遊詩人，與我們的讀者交流，繼續傳唱這一闋神聖的王權樂章。
鮮活濃烈的王權意象，來自於帕德里克．德穆伊（Professeur Patrick Demouy）先生，以及讓—腓力．熱內（Professeur Jean-Philippe Genet）先生，他們對於我早年王權研究的啟迪，是非常巨大的。對他們的這份崇敬，在我的記憶中，永不褪色。法國羅浮宮的王權御寶首席專家—達妮耶．嘉寶麗—蕭邦夫人（Conservatrice Mme Danielle Gaborit-Chopin），曾帶著我，在王宮的迴廊中穿梭，親閱巴黎羅浮宮黎希留館（Pavillon Richelieu）御寶展覽區的王權物件。嘉寶麗—蕭邦夫人對於我在羅浮宮實習時光的面對面教導，以及她的溫柔微笑，讓我畢生難忘。在本書第五章，處處可以見到嘉寶麗—蕭邦夫人的專業身影，鐫刻在我心中的，是對她的永遠敬意和景仰。
在研究法蘭西王權的議題上，臺灣西洋史學界所有優秀的專家學者和朋友們，對我的協助、支持和鼓勵，使我的研究路線更為清晰，減少許多迷惘的路途。我需要致謝的學者，不勝枚舉。這些優秀學者如黃進興院士、夏伯嘉院士、陳三井先生，以及楊肅献、林美香、李若庸、張谷銘、戴麗娟、陳正國、李尚仁、郭秀鈴、楊尹瑄、李鑑慧、劉巧楣、秦曼儀、汪采燁與陳仁姮等教授，對你們的感謝，一直保留在我心中。
這些年月，臺師大歷史系幾乎是第二個家—教學和研究的溫暖居所。很感謝葉高樹主任、陳登武院長、陳惠芬主任、吳翎君、楊彥彬、蔡淵絜、劉文彬、林欣宜、李宗翰、周東怡、王麒銘、呂春盛、陳昭揚、陳健文、石蘭梅、陳建元、盧省言、李峙皞、鄧世安、吳文星、林麗月、廖隆盛、邱添生等教授，以及文珠、美芳、詠芝、淑惠、桂春等同仁們，經常在教學和研究上，支持我、協助我，賦予我一個舒適愉悅的整體氛圍。我要特別感謝碩士研究生吳怡萱，本書所有的手繪圖片，皆出自她的精妙細緻手筆，以及碩士研究生安佳芸，周密細心製作的王朝世系表，她們為本書、為讀者，做出極大的貢獻。
衷心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編輯委員會、審查教授們，對於本書提供的良好建議與協助，成就了本書。在書中各處，都可以看見優秀專業的主編和出版團隊們，投入具有創意的編輯、細心的校對，以及精心的設計，讓本書在讀者眼中，是一場知性與美學的愉快體驗。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和Li，還有我的摯友陳惠芬教授，因為他們的愛、包容與陪伴，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所有的順時、逆時，都如此地甘甜流暢，讓我可以瀟灑地品味大自然的來來去去，一段精采的旅程。

緒論（節錄）

一、「成為國王」
基督教國王的祝聖典禮（Le sacre），事實上是人類政治權力成功運作的一種嘗試。此儀式本身，具有非常強烈的神學意識，也寓含綿密細緻的象徵意義，給予王權的內涵與價值，一種更堅實靈活的論據基礎。
舊有的羅馬帝國政治、法律、社會等體制，在中世紀初期逐漸為人淡忘。政治上，法蘭克人對於最高權力的行使，最初具有濃厚的異教（pagan）色彩。當他們逐步由異教信仰走向基督教的過程中，梅洛溫國王們，仍堅持以克洛維的王室血統原則，作為王位傳承的主要依據，原先屬於日耳曼諸子平分的習俗，也依然留存。羅馬文化中，國家是屬於公眾事務的概念，已被王國屬於國王私有襲產的觀念取代。王國被視為是祖先的家產遺業，國王的嫡子皆可承襲國土與頭銜。這種諸子平分的日耳曼習俗，沿續到九世紀中葉。然而，在梅洛溫王朝轉變為加洛林王朝的歷程中，一個新的創舉—宗教性的祝聖典禮—被引入政權轉移之中，它改變了以血緣為主要依據的傳統政權框架，從而賦予新政權一種更崇高與神聖的權力屬性。這種革新的王權定義，超越慣例習俗、超越當時核心的政治觀念，卻又依附在基督教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上，使得王權的內在意義，具有不可碰觸的祕聖特質。「國王」，此頭銜的意義，成為兼具聖職與俗世政權功能的複合體。這種「雙重性」，正是法蘭西王權聖化的外在表徵。
西歐君主合法統治權限的劃分慣例，最初，是教會菁英從基督教聖典中，汲取理論和概念建構而成。浸潤於中世紀西歐的宗教氛圍，基督徒國王們銘記上帝的宣告：
上帝對所羅門說：我已立你作我民的王。你既有這心意，並不求資財、豐富、尊榮，也不求滅絕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壽數，只求智慧聰明好判斷我的民；我必賜你智慧聰明，也必賜你資財、豐富、尊榮。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沒有這樣，在你以後也必沒有這樣的。
此一智慧典範，是君主行使統治權之時，不可或缺的鑑戒。然而，我們不禁想問：國王是如何形成，以及他的王權從何而來？在此方面，歷史的閒談散論，夾雜並散落著人類政治社會有關權力轉移的多種潛在「形式」，提供我們一套「王位繼承的幾何學」。大多數情況，國王人選的確立，使用了親子法和世襲法；在某些情況中，也會採用選舉和遴選程序。國王的個人特質縱使有所差異，在意識形態和制度憲法的層面，以神聖的國王祝聖儀式作為王權的依據，也能有效地消解臣民對於國王個人特質的虛設爭論。因此，國王祝聖禮成為王權正當性依據的另一種選項。
法蘭西國王祝聖儀式的聖經淵源，昭然若揭。起初，用聖油塗抹在常人身上的儀式，僅是猶太教的一種宗教禮儀，意在使一位常人成為祭司，正如摩西首次將聖油倒在亞倫的頭上一樣；隨後，掃羅、大衛和所羅門接受膏油，做為統治人民的「印記」。古代以色列國王的膏油祝聖，不僅被認為是神聖恩典的標誌，而且也是權力合法性的憑證，這就是王家膏油的起源。《舊約聖經》有關權力聖化的意識形態，在中世紀的王家聖職儀式中被具體實踐。實際上，中世紀西歐基督教君主們，希望成為古以色列國王的承繼者。正是透過《舊約聖經》的塗油祝聖，此一膏油儀式，融入中世紀西歐的王家祝聖加冕典禮之中。
為了在法蘭西王權發展的脈絡中，呈現祝聖儀式的定位辯類，必須更深層解析國王祝聖典禮背後所透露的權力關係。在這個議題上，從儀式、物件與意識思維等面向，本書將細緻分梳國王祝聖加冕典禮，包含祝聖儀式的源起、禮節儀軌的進程，物質元素、權力集團的涉入為何？社會菁英和廣大民眾，對於這個「塑造國王」的慶典，如何觀看？如何接受？如何回應？藉由這些面向的擘肌分理，進一步解讀國王（統治者）與人民（被統治者）的權力形構，以及國王、教會、權力集團和人民交纏疊合的社會關係。

二、王權—令人迷惑的議題
對於人類學和歷史學而言，「國王是神聖的」，這是不言而喻的真實。君主權力的來源、君主權力的本質和君主統治權的正當性，都指向人類社會的關鍵問題—王權。國王祝聖加冕禮的研究，也是圍繞著王權質性而展開的。
在西方王權的發展歷程上，羅馬帝國時期的皇帝不僅統治所有人民，也統治帝國疆域，皇帝權力對人、事物和空間都施行占有。羅馬法的概念界定國家是公眾財產和公眾事物（rex publica），屬於公共領域的範疇。對此，中世紀初期，聖奧古斯丁借用西塞羅（Cicero, c. 106-43 BCE）的觀點予以詮釋：「共和按字面翻譯，即是公眾的財產和事物，它涉及國家或政府的治理原則：『有效施行共和只能依據良善正義，由國王、貴族或者由全體人民來治理國家。然而，當國王行不義之事或成為暴君之時……如此，不僅共和精神敗壞，共和的定義，亦將蕩然無存。』」
西方教會人士對於皇權根源或王權行使的論述，由來已久。四世紀末，米蘭大主教聖安布羅修斯（Saint Ambrosius, c. 337-397）曾譴責世俗權威；他強調皇帝被包含在教會之內，而非凌駕於教會之上；皇帝是教會之子，必須服從教會的權威。五世紀末，教宗哲拉修烏斯一世（Pope Gelasius I, r. 492-496）致書皇帝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us Augustus, r. 491-518），在書信第二段開頭，他義正詞嚴地強調，上帝將神聖權力（auctoritas sacrata）和王家權力（regalis potestas）分別交由教會和國王，由於在最後審判中，神職者需向上帝交代，教士的職分因而更顯重要。在這封信函中，聖安布羅修斯淋漓盡致地表達，羅馬教會對於權力詮釋的基本原則。
加洛林時期的神職人士，恪守四至六世紀基督教神學家的訓示，他們重申「國王權力神聖起源」的論述，亦即國王的權力來自上帝，國王必須依據公義法則統治人民，並維護世俗的和平正義。神職人士引證伊西多爾（Isidore de Séville, c. 560 ?-636）對於國王權力的定義，指出國王（rex）一詞，源自「正當行為」（recte agere）。換言之，國王必須按照基督信仰的美德，以公義正直來統治王國，國王為捍衛人民的利益而行使王權；反之，沒有正當行為的國王，即是暴君。九世紀教會菁英和神學家，如奧爾良主教耶納斯（Jonas d’Orléans, c. 760-843）與漢斯大主教安克瑪（Hincmar archevêque de Reims, c. 806-882），雖然也承認政權與教權的功能劃分概念—國王處理世俗層面的事務、教宗與神職人員處理宗教與精神層面的事務—然而，他們也修正哲拉修烏斯一世的觀點，提出世俗權力既然來自於上帝，為了尊崇上帝，所有人民皆需服從世俗權威的統治。不論是中世紀初期的教父與神學家，或中世紀下半葉的法學人士和王廷官員，對於王權本質與統治權正當性依據的辯證，從不中斷；尤其是與王權關係密切的國王祝聖加冕禮，更是權力屬性的論辯核心。然而，這些教會或世俗菁英論述國王祝聖禮的旨趣，並非以批判的視域，討論國王祝聖禮的內涵；相反地，他們以一種隱喻的方式，來彰顯王權統治的合法性。

第二章 揭開王權神聖性的封印
五至七世紀，日耳曼民族改信基督教的過程中，教會的神學家，經常以《聖經》的隱喻來詮釋俗世政權。政治上的權力，是人類原罪的直接後果，在〈創世紀〉中，關於王權的來源已現出端倪。就基督教義觀點而言，人的本質腐敗墮落，需要一個至高的機制來修正毫無節制的行為。政權便是在司法權與強制權的基礎，從人的原罪和上帝的意願中而產生的。中世紀歐洲政治思想的論辯核心，大多集中於國王，較不關注人民權利和政治體制。因此，一個國王具有好特質或是無能者，影響甚鉅。在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上，國王的政權來自上帝恩典（Gratia Dei），而政權的行使，須透過教會的媒介與建議而運作。政權的功能，更被視為服務上帝、造福人民的神聖工作，其最終目的仍是宗教性的—靈魂救贖。因此，從加洛林王朝的建立到十世紀，無論經由選舉或世襲產生的國王，都必須經過宗教性的祝聖禮，公開確定統治權的正當性。
中世紀上半葉以來的西歐社會結構，出現一種等級化的現象，其主要特徵在於國王與封臣附庸之間的交互承認，並切實履行法律與軍事的權利義務。在此政治結構上，逐漸形成封建君主權的樣態。中世紀的基督教王國，至高統治權的政治思維，基本上植基於一個根深柢固的觀念—君主政權蘊含神聖與世俗的兼容並備。從八世紀以來的法蘭克王國，王權神聖性的理念被刻意強調。其主要根據「聖油瓶」的不朽傳說，賦予國王一種既是王權的、又是聖職權的雙重特性。這種模稜兩可的政權雙重性，根植於基督教的意識形態辨證。它的功能運作，肇始於羅馬教會和世俗政權緊密結援的關係，象徵了權力的兩大層面—教權和政權。
國王祝聖典禮，目的在尋求國王和上帝的相互連結；並試著藉由這個儀式，擴大國王政權雙重本質—既是王權也是聖職權—的可能性，其中的關鍵，在於膏油儀式。在西方文化中，膏油（unction）源自《舊約聖經》，具有分別為聖和淨化的意涵。根據〈出埃及記〉，在曠野期間，耶和華曉諭摩西要以上品的香料，包含沒藥、香肉桂、菖蒲、桂皮和橄欖油，調和製成聖膏油。最初用來膏抹會幕、法櫃和一切會幕物品，使之成為至聖。隨後，又命令膏立亞倫和他的兒子，使他們成聖，做祭司的職分。在《舊約聖經》文本中，亞倫成為首位大祭司被證實，這一點可視為膏油儀式的起源。古以色列人在進入職權之前，不論是大祭司、聖職者或國王，皆須經過膏油儀式，正如最初的掃羅王（King Saul, r. 1050-1010 BCE）和大衛王（King David, r. 1010–970 BCE）。即使在以色列和猶大王國滅亡後，「彌賽亞」（Mashia’h）一詞，也具有受膏之意。在希伯來文的《聖經》中，彌賽亞是用聖油膏立的國王或大祭司，希臘文中的「彌賽亞」，是猶太末世論中的受膏救世主。總之，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中，膏油的功能，在於區分俗聖。大祭司的膏油意味著成聖與淨化，而國王的形象，即使通過明顯的類比而保留神聖光環，卻更傾向賦予權威、使權力合法化的行為。基於此，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國王，極力仿效《舊約聖經》中的掃羅、大衛和所羅門（King Salomon, r. 970-931 BCE）的膏油聖事。這個現象，點出了基督教意識形態在西方歷史的延續性，同時也是西方文化的源泉。國王即位時的祝聖典禮，在中世紀初的幾個世紀中，逐漸演變、日臻完備。不論在政治上或思想上，藉著教會的龐大影響力，祝聖典禮成為一種備受尊崇的神聖制度。尤其在統治權正當性這個關鍵點上，別具司法的和宗教的效力。因此，我們可以探問，在中世紀法蘭西歷史的發展軌跡中，祝聖典禮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具有何特殊意義？為了回應此問題，必須從源頭加以剖析。
一、法蘭克國王祝聖典禮溯源
（一） 祝聖禮和《聖經》的塗油傳統
祝聖儀式雖然肇始於中世紀，實際上是西方人民長期經驗的結果。在中世紀的意識形態中，祝聖禮詮釋了人和上帝之間，一種奠基和象徵的聯繫，它賦予國王職權某種真實的存在性。換言之，從宗教與制度層面，即是對統治權力合法性的公開確認。
國王祝聖禮的緣起，毫無疑問源自《聖經》的先例，可以回溯古代以色列歷史時期，大祭司為國王塗油。這種將國王神聖化的膏油儀式，派生極其複雜的意涵，其中最關鍵者，在於緊密橋接宗教塗油的神聖觀念和轉移政權的政治概念。膏油聖禮賦予國王神聖特質，國王因此成為「神的基督」（Christus Domini）或「受上帝膏立者」（Oint du Seigneur），亦即上帝在世俗的代理人（Vicar du Seigneur）。事實上，中世紀基督教王國是《聖經》王國的延伸，中世紀法蘭西國王與以色列國王，存在一種類比關係。《舊約聖經》中的例證，為我們提供了關於國王神聖不可侵犯的敘事。在〈撒母耳記〉中，描繪了掃羅如何被塗油，而成為領袖：
撒母耳拿了一瓶油膏，倒在掃羅頭上，親吻他，說：上帝以油膏塗抹你，立你作他子民以色列的統治者；你將治理他的子民，救他們脫離所有的仇敵。以下就是上帝選立你作他子民之統治者的證據。
大衛和所羅門的祝聖膏油儀式與掃羅類似。在大衛的例子中，我們看到撒母耳拿出油膏，在眾兄長面前，膏抹大衛。上帝的靈立刻支配大衛，從那天起跟他同在；以及「大衛對部下說：願上帝阻止我做出任何傷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帝所選立的君王！我絕不可傷害他；因為他是王，是上帝所選立的。」所羅門的情形，也相當類似。〈列王記〉所載：「撒督從安放約櫃的聖幕裡，帶來一個盛滿聖油的角來塗抹所羅門。於是他們吹號，人們都歡呼：所羅門王萬歲。」這些關乎以色列國王膏油的記載，除了顯示早在中世紀之前，已經出現國王祝聖禮的雛形。以色列慣例的塗油儀式，是基督教膏油祝聖儀式的典範。這種膏油儀式在中世紀初期被引入西歐—西哥德王國和法蘭克王國。
上述所提《聖經》的先例，更引起我們對於「基督」（Christus）和「塗油」（Unvit）這些詞語的注意，「神的基督」（Christus Domini）和「受上帝膏立者」（Oint du Seigneur），代表了權力的正當性來源。這個觀念，不僅存在於古代以色列人民的信念中，隨著基督教在歐洲傳播和發展，在往後的世紀裡，逐漸根植於當代人民的思維中，並且在政治領域顯現出來。在詞源學上，「基督」一詞具有宣告的特質，它賦予了「神選者」一種如「救世主」（Messie）的特殊神聖使命。受過膏油儀式者，即是上帝的服務者，以上帝的形象，在世俗界行使權力。《舊約聖經》的記載，提供了此種神學概念的線索，例如撒母耳對他們說：「上帝向你們作見證，受膏油者今天也向你們作見證。」又如在戰鬥中，大衛王並未殺害掃羅王，只是象徵性地割下掃羅王的外衣下襬一塊布。這些例證，揭示一個受過膏油的國王，他受到神聖印記的保護，是何其深遠。而大衛得知掃羅王之死，說道：「你怎麼敢殺害上帝所膏立的王呢？那隨從就把那個亞瑪力人刺死。大衛對他說：『你罪有應得！你承認殺死上帝所膏立的王，無疑地替自己定了死罪。』」從《舊約聖經》的敘事中，顯示膏油對於個人具有特殊功用，賦予受膏者一種人們無法觸及的神聖尊嚴和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