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

前言（節錄）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中國變成了人間煉獄。中國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狂熱的大躍進運動，試圖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毛認為，只要充分利用中國的物力和人力，就可以帶領這個國家全速前進，超越其競爭對手。他決定拋棄單純強調工業生產的蘇聯模式，轉而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法，動員無數農民參與運動，推動農業和工業的雙重轉型，從而一舉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使工農業產量同時大幅增加，迅速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為了建成這樣的烏托邦，所有資源都必須實行集體化，第一步就是把農民集中到一起，組成規模龐大的人民公社。結果，無數農民被剝奪了工作、住房、土地和財產，食物也少得可憐，而且只能由公共食堂根據每個人勞動能力的大小進行分配，迫使大家不得不服從黨的指令。與此同時，近半數的農民還得沒日沒夜地幹活，參與修建各類水利工程。許多人為此背井離鄉，卻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和休息。最終，毛的這場「大躍進」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導致數千萬人死亡。
近代人類歷史上，如波爾布特、希特勒和史達林等獨裁者都曾製造過類似的人為災難。但「大躍進」的獨特之處在於，人們對於這場運動的真實情況至今仍知之甚少。這主要是因為中共的檔案長期不予公開，只有少數受黨絕對信任的歷史學家才有機會接觸相關資料。不過，中國最近新頒布了一部檔案法，向歷史學家開放了大批檔案，從而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時代的方法。本書的研究，就是基於筆者在數年內從幾十個中共檔案館所查閱的一千多件檔案材料。筆者曾到訪過北京的外交部檔案館，也去過河北、山東、甘肅、湖北、湖南、浙江、四川、貴州、雲南和廣東的省級檔案館，還有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縣級檔案館雖然規模較小，但收藏的資料同樣寶貴。本書運用的檔案資料內容豐富，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記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對人口大規模死亡負有責任的地方領導人的認罪書、大躍進後期各地工作小組對饑荒情況的調查報告、關於農民抵抗集體化的情況彙報、祕密的民意調查、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為數眾多、種類豐富的資料改變了我們對大躍進的認知。例如，關於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研究者只能依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如一九五三、一九六四和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進行推測，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至三千二百萬。然而，當時由公安部門匯總的數字以及在大躍進的最後幾個月由各地黨委編寫的祕密報告卻表明，這些推測的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本書的研究表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間，至少有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
人們常用「饑荒」或「大饑荒」來描述那四五年的情況，但這些詞並不能反映在那場極端的集體化運動中人們死亡的各種方式，而且還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人口的死亡是由於基層政府對中央的經濟政策執行不力而無意造成的後果——這種說法事實上流傳甚廣。許多人並未將「大躍進」與大規模的殺戮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與柬埔寨和蘇聯的大饑荒相提並論。經此比較，中國的問題反而顯得不那麼嚴重了。然而，本書有新的證據表明，強迫、恐懼和有組織的暴力才是「大躍進」得以實施的基礎。由於共產黨有嚴格的報告制度，我們得以從這些黨內部的報告中發現，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百分之六至八的受害者（總數至少達到二百五十萬人）是被折磨至死或被草率處死的，還有許多受害者因被故意剝奪口糧而餓死。此外，更多的人因為年老、體弱或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結果無法掙得維持生存的基本物資。事實證明，無數受害者是出於種種原因被選擇性地殺害的：有的人因為有錢被殺害，有的人因為勞動偷懶被殺害，有的人因為敢於直言被殺害，有些則僅僅因為公共食堂的打飯師傅看他們不順眼而被殺害，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另外，還有不計其數者因為得不到基本的醫療和照顧而間接地死於饑荒——事實上，迫於完成上級任務的壓力，地方幹部只重視產量的統計數字，根本無視活生生的個體生命。
「大躍進」本是為了追求物質的富足，結果卻導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殺戮之一，而且對中國的農業、商業、工業和運輸業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因為將鋼鐵視為社會進步的一項關鍵指標，各地紛紛把鍋碗瓢盆和金屬製品扔進小高爐裡煉鋼。農村大規模修建豬圈，計畫向每家每戶供應豬肉，結果卻是大批牲畜死於疾病和饑餓，或被屠宰後出口，根本未分到老百姓的碗裡。對原料的集中分配和對產量的盲目追求，反而造成資源的大量浪費。每個人都想抄捷徑，一味追求提高產量，結果卻生產出大量次品，堆積在鐵道兩旁。腐敗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醬油，大到水壩，產品的品質普遍堪憂。運輸系統負荷過重，幾近癱瘓，總值過億的產品積壓在餐廳、宿舍甚至馬路上，任其腐爛生鏽卻無人問津。農民們天天吃草嚥土，田裡的莊稼卻無人收割。還有比這個更低效、更浪費的經濟體制嗎？
本書還展示了向共產主義躍進的努力如何導致人類歷史上對私人財產最大規模的剝奪——其規模甚至超過了二戰中任何一次大轟炸造成的破壞。為了給更美好的未來讓路，或者僅僅為了懲罰房屋的主人，百分之四十的私人住宅被夷為平地。大片土地被徵用來興建化肥廠、公共食堂，或者修建道路、重新安置村民。大自然也在劫難逃。到底有多少森林在「大躍進」中被毀，如今已無從考證，但如此長期而密集地對自然環境的侵害，導致有些省分的林木損失過半。河流和水道也因此遭殃。全國各地動員了數億農民，耗費無數人力物力興修水壩和運河，結果許多地方未受其益，反受其害，出現山體滑坡、河道淤積、土地鹽鹼化、甚至洪水氾濫。
由此可見，本書的重點並非局限於饑荒本身。基於大量驚人的細節，本書描繪了一個幾近崩潰的社會經濟體系，而毛澤東曾對這一體系寄予厚望。當災難發生時，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一尊地位，毛對持批評意見者予以無情的打擊。而當饑荒結束時，黨內出現了強烈反對毛的聲音。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力，毛不得不發動文革，將整個國家攪得天翻地覆。因此可以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最具轉折意義的關鍵事件就是「大躍進」。任何人想要理解共產中國的歷史，首先必須將「大躍進」視為毛時代最為核心的事件來看待。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當現代世界掙扎於自由和控制之間時，「大躍進」的悲劇提醒人們，期待以國家計畫來解決社會失範是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34　暴力
中共政權建立於恐怖和暴力之上。恐怖必須專橫而無情，這樣才有震懾的效果，不必殺掉許多人，但必須讓每個人害怕，也就是俗話說的「殺雞儆猴」。在北京附近的通州，那些強迫村民下跪的幹部稱這種做法叫「罰一儆百」。
然而，「大躍進」期間，農村出現的情況與上述性質完全不同：暴力不再是透過懲罰少數人來恐嚇大多數人的策略，而是成為一種常規的控制工具，其針對的目標可以是遊手好閒者，也可以是阻撓或抗議政府政策的人，更不用說絕大多數有偷竊行為的普通農民了。事實上，「大躍進」摧毀了農民勞動的所有動力：土地歸國家所有；種出的糧食也必須上交國家，而且價格通常比成本還低；私人的牲畜、勞動工具和日常用品也歸集體共有，甚至連房子也被沒收。與此同時，地方幹部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為了完成和超額達到各類生產指標，他們不得不無情地榨乾農民的勞力。
在「大躍進」初期，政府的宣傳造勢或許有助於運動的開展，但農民們不得不每天參加各種會議，普遍出現睡眠不足的問題。李婆婆在談到四川的情況時回憶說：每天都要開會，到處是大喇叭。集體化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開會，有時一個會議要持續好幾天。但這些會議絕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論壇，一般民眾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他們只能坐在下面，聽幹部一連幾個小時聲嘶力竭地說教、恐嚇和威脅。會議常常開到很晚才結束，半夜時分大家又被叫醒下田幹活。到了農忙季節，許多人每天的睡眠時間不足三、四個小時。
農民們累死累活，只換來一次次烏托邦式的許諾。久而久之，沒有人再相信空洞的宣傳了，當局唯有以暴力相威脅，才能迫使這支疲憊不堪的勞動大軍繼續服從其指揮。然而，無論飢餓、痛苦還是死亡，似乎都無法激發農民的幹勁，幹部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訴諸暴力，對農民的強迫力度不斷加強，終至一發不可收拾。
棍子是首選的武器。它價格便宜，用途廣泛，一棒下去就能給落後分子深刻的教訓，即使偶有頑固反抗者，也經不起一連串的敲打，有人還被幹部吊起來打，直打到渾身青紫，有人則被迫跪在破碎的貝殼上挨打。陳武雄因為拒絕到離家較遠的水利工地上勞動，被迫跪在地上，雙手捧著一根粗重的木頭舉過頭頂，一名叫陳龍祥的幹部則不斷用棍子抽打他的身體。得了水腫病的人被棍子一打，就有液體從毛孔裡滲出。欽縣那彭公社的盧景福就是這樣被一群人打得「水都流出來了」，公社黨委書記任忠光盛怒之下，又打了他二十分鐘。
黨員幹部經常帶頭打人。當地黨委在調查清遠縣某公社時報告說，公社第一書記鄧中興為了完成徵糧的指標，親自動手打了二百多個農民，其中十四人被打死。在湖南花明樓水庫幹活的劉生茂病得不能上工，結果被大隊書記打得腦漿四濺，而且人死了之後，大隊書記仍遏止不住怒火，繼續毆打其屍體。湖南某公社黨委書記歐德生獨自一人打了一百五十個農民，其中四人被打死。他對新黨員說：「要入黨就要會打人。」被派往道縣的調查組則報告，當地到處都是「刑場」，農民經常被打，有個小組長打死十三人，後來又有九人死於重傷。在南海縣，生產隊長梁彥龍每天懷揣三把槍，穿著皮大衣在村子裡耀武揚威。在河北，一名叫李獻春的小組長每天給自己注射嗎啡，然後穿著鮮紅的褲子在村子裡晃來晃去，看誰不順眼就任意打罵。
共產黨的幹部聲稱要為人民服務，但從無數的檔案和報告來看，全國約有一半的幹部經常毆打老百姓。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冬，在湖南黃材水庫工作的一萬六千名農民工中，有四千人遭受過幹部踢打，其中四百人因此死亡。在廣東羅定的一個公社，半數以上的幹部喜歡打人，被棍棒打死的農民有近百人之多。另據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一九六○年河南信陽死了一百多萬人，其中大部分是餓死，但約有六萬七千人是被民兵毆打致死。
棍子是幹部們最常用的工具，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其他手段來懲罰不服管教的農民。為了強迫飢腸轆轆的農民繼續上工，幹部們想出了各種殘忍的辦法，其暴力程度超出常人的想像。例如，他們經常把懲罰的對象扔進池塘，有時捆著手腳，有時則剝去衣服。廣東羅定有個十歲的男孩，因為偷了幾稈麥子，竟被幹部綁起來扔進沼澤，沒過幾天這個男孩就死了。
還有許多人被幹部剝光衣服，扔在寒冷的戶外。朱玉發偷了一公斤豆子，結果被罰了一百二十元。幹部還沒收了他的衣服、被子和蓆子，並把他的衣服扒光，拉到鬥爭大會上挨鬥。在廣東的一個公社，數千人在冬天被迫從事繁重的勞動，偷懶者則會被剝光衣服。在另一處水庫工地上，雖然氣溫降到了零下，但為了趕工期，幹部仍驅使四百多名農民日夜不停地工作，卻不給他們禦寒的棉衣，孕婦也得不到任何照顧，甚至有幹部認為，天氣越冷，工人幹活才越賣力。在湖南瀏陽，三百名男男女女被迫在雪地裡赤裸著上身勞動，結果有七分之一的人因此送命。
到了夏天，幹部則會罰農民在太陽下曝晒，而且必須同時雙臂平伸，或者跪在石頭或碎玻璃上。從南方的四川到北方的遼寧，這類懲罰非常普遍。還有幹部用滾燙的東西燙傷農民，或者用燒熱的針戳傷肚臍。在嶺背公社的一個水庫工地上，抱怨辛苦的工人會遭到民兵炙燙。在河北，有人被燒紅的鐵塊烙上印記。在四川，有少數人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
還有人被幹部用沸水澆傷，不過由於缺乏燃料，更常見的是往人身上潑尿液和糞便。一位八十歲的老婦人告發小組長偷米，結果被幹部潑了一身尿。在汕頭附近的龍歸公社，跟不上工作進度的人則被推到糞堆裡，還被迫喝尿，有些人雙手也被燒傷。在另一個地方，幹部把稀釋後的排泄物灌進一個農民的嘴裡。一個叫黃炳銀的農民因為飢餓偷了一隻雞，結果被村長抓住，被迫吞下牛糞。劉得勝因為偷了一個番薯被淋了一身尿，隨後幹部把他和妻兒一起推進糞堆。他緊閉嘴唇，幹部就用鉗子把他的嘴撬開。三週後，劉德勝死了。
對身體的殘害極其普遍，有人頭髮被拔光，有人耳朵和鼻子被割掉。在廣東，陳狄因為偷糧，被一名叫陳秋的民兵綁起來割掉一隻耳朵。王自友因為挖了一顆馬鈴薯，結果被割掉一隻耳朵，雙腿被鐵絲綁住，背上壓了一塊十公斤的石頭，還被鐵塊烙上印記—這起案件事後被上報到中央。在湖南省沅陵縣，幹部不僅毆打農民，還用燒紅的鐵塊燙他們的腳，往鼻子裡塞辣椒，甚至把耳朵釘在牆上。在湖南瀏陽，幹部用鐵絲捆綁農民。在四川簡陽，有小偷的耳朵被鐵絲穿透，上面掛著寫有「慣偷」字樣的牌子。還有人的指甲縫裡被插進縫衣針。在廣東的一些地方，幹部用給牛注射用的針頭往人體裡打鹽水。
有時夫妻之間被迫互相毆打，甚至有人因此被打死。二○○六年筆者曾採訪了一位老人，他回憶當年村裡有一位老婦人，因為從樹林裡撿了一些木頭，結果被幹部綁在廟裡，而他和其他年輕人則被迫對她進行毆打。講到這裡，他開始默默地啜泣。
有時候，幹部會下令把要懲罰的對象拉出去假裝處決或活埋，有些人則真的遭到活埋，這樣的事在湖南很多。許多人被單獨關在地窖裡，一開始會瘋狂地叫喊和拍門，最後精疲力竭地在沉默中死去。這種情況極為普遍。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視察鳳嶺時，對這個問題尤其關注。
痛苦往往與羞辱相伴。到處有人被遊街示眾，有的戴著高帽子，有的胸前掛著牌子，有的則赤身裸體。有人臉上被塗了黑墨水，有人的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口頭的叱罵更是家常便飯。十年後紅衛兵的所作所為，不過是這些行為的翻版。
死人也會受到懲罰。許多人被打死後屍體就扔在路邊，任其腐爛。依照民間的說法，這些未經安葬的死者將永遠成為孤魂野鬼。有些人下葬後也要受到汙辱，如廣東的龍歸公社，一九五九年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有些屍體被草草地埋在路邊，旁邊插著牌子，上面寫著「懶漢」。在湖南石門，毛炳香一家全部餓死後，生產隊長堅決不許下葬，結果一個星期後，屍體的眼睛都被老鼠啃掉了。當地的村民後來對調查人員說：「現在人不如狗，死了都沒有人埋。」
有些人與當地幹部發生衝突後死去，而收屍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一位七十歲的老婦人為飢餓所迫而上吊自殺，正在田裡幹活的女兒得知消息後，扔下手頭的工作慌慌張張趕回家，哪知幹部認為她違反了勞動紀律，追上去一拳打在她的頭上，待她倒地後，又對其上半身一頓猛踢，致其終身殘疾。老婦人的屍體擺在家中無人過問，幾天後開始腐爛，可是幹部竟指著老婦人的屍體對她女兒說：「你們守著把她吃掉。」對死者最大的褻瀆是把屍體剁碎後當作肥料。因為自己的孩子偷了幾顆蠶豆，鄧大明竟被民兵活活打死。不僅如此，他所在公社的黨委書記亶倪明竟然下令，把鄧大明的屍體割成塊、漚成肥料澆到南瓜田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