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增訂新版）

增訂新版序一（二○二○）

感謝李峰先生，在台北出版「西周史」著作新版後面，惠賜長跋，補充二、三十年來，新出現的考古資料。跋文原文就有大約四十多頁，再加上圖版七十多頁，工程不小。我深感他的厚意，也佩服他的功力。
我自從脊椎二度大手術以後，迄今再無體力查核許多考古資料。這些資料的重要性，經過李峰先生惠撰跋文提示，於西周發展的資訊，遂可有更深一步的理解：這一長跋，對於西周史讀者，大有幫助。他的博學卓識 ，點石成金，補充了許多該補的地方。感激佩服，謹此額手拜謝。
關於他的跋文部分，請大家自己看，我們讀了他的跋文以後，也有一些感想，同時，也對於西周在最近發現的考古遺存，看到一些資料，彼此配合，我也提出拙見，補缺、釋疑，也許對讀者諸君的理解、能有幫助。
第一點，我想說明的是，西周的封建，在東方的中原平原上，西周建立許多封國。這些封國，幫助維持西周秩序在華山以東，迄於渤海邊上，在這一大片中原的主要地區，控制整個舊日夏、商兩代的疆域。那兩代沒有完全充實的結合為一。經過西周的封建，才有綿密的網絡，使得這一疆域，終於籠罩在大的系統之內。在這一體制內，王室還居於領導地位。例如，有如李峰的提示：外藩已經分封，卻仍兼任王室的公務幹部。又如，較大規模的征伐，即使他姓諸族擔任重要角色，然而，仍由王室與姬姓諸侯，擔起主要部分的任務。 這個龐大的體系，內尊外卑體制，就替中國後來的格局，打下中央主導的基礎。並在如此網絡的基礎上，更提示一個超越理念，將上帝和天命結合，天命和仁心結合，同為一體， 文化高層，建構了超越觀念的啟示。
這一啟示，遂使如此廣土眾民上面的古代集合體，從那時以下，一直到今天，成為無法分割的文化體。文化體之堅實，是比政治體更重要，也當然比任何一代的政府的體制更為重要。文化體長久傳承，政府結構卻不妨除舊換新，與時俱進。從不同的統治方法，換成另外其他的方法，得到適當的調整，例如，從古代的封建，可以慢慢調節到皇權帝制；又可以從帝制調整到民主制度等等。
人類歷史的長程發展，乃是文化層面的演變：歷史的過程，在以文化基礎上，啟動重要調節。中國古代文化基礎，當時以西周開展的大格局，籠罩在中原之上，籠罩中國千年萬民之上，樹立中國這一塊人、地不能分割的長久局面。這個長久局面，對於東亞世界的穩定，有極大的意義。東亞之外，至今似乎還沒有其他地區，也出現同樣超越人種、超越地區的超越型的思想境界，也沒有長久使用共同語言、共同文字，如此廣大的一個訊息溝通網絡。出現於東亞的個例，對世界將來的歷史，是有極大的重要性。將來世界全球化之後，中國這個打不散的大局面，將是世界全球混亂很重要的一個安定力量！我們要感謝，從西周以下到今天，中國歷代文明的持守者，堅持如此原則，努力使其基礎越來越充實。
再回到西周本身，我願先補充一段西周本身的起源。從考古資料顯示：姬姓的周人，是和姜姓的羌人，以及西北邊上的戎人，戎、姜兩族幫助西周，構成了向東開發的大局面。這兩支力量在中國內陸的西北方出現，有三個缺口，正好是從前童恩正的意見：中國國內「高山、高地、高緯度」大弧型的西北角落上，從俄羅斯到河西走廊，經過祁連山、賀蘭山，今天寧夏曾經是水草豐美的屯墾地區，漢朝屯墾的居延，這個三角形的地帶，是中國本部在西北開口的一個邊緣，又有從此切入中國本部的通道，河西走廊：這一通道，旁邊有青海大草原，中間是祈連山。祁連山兩側，都是良好的牧地，是牧人和農耕民族之間交接的地方。黃河一曲，轉向東流，北面是蒙古，南面是今天陝北，然後南流。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氣候改變，一南一北在這裡拉鋸戰，有時候是牧地，有時變成農地。
西周本身追溯他們祖先發展過程，曾經自白，先人在這一帶曾經陷於戎狄，但又回於農耕，這意思就是，我們曾經做過牧人，也曾經做過農人。這整句話，頗符合考古學資料反映，古代氣候轉變的大關口：距離現在四千年以前，歐亞大陸東半邊，曾經有過一次很嚴重的酷寒，這酷寒大概維持了將近一千年之久。這一段的酷寒，使得牧人的地帶往南移，農耕地更往南移，作物才可以生長。但等到西周出現的時候，正好回暖的時候，回暖的季節，使得本來無法往北開展的地區，又變成農耕地，至少出現農耕地和牧地交界之處。
另外一方面，這一帶地方居住起來良好以後，歐亞交界處那條大的南北通道，烏拉爾泰山以南，開始的興都庫什山大的通道，許多畜馬的民族，將他們製造和駕馭馬車的技術，傳到了東方，更於後來，牧人知道騎馬，又將騎馬的技術也傳到東方。《詩經．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西周開拓，「來朝走馬」，到達滸下，顯然已經學會騎乘了。
在西周開始，大概正好是乘馬車的技術已經傳到東方廣大的草原上，使得這些駕馭馬車的民族，他們南向和東向的壓力，恰好壓在前述的三個接觸點上；構成了新發展牧地上的壓力，於生產結構、戰鬥能力、各個方面，影響到中國農地為主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域。這些新來的族群，移動力大，人數眾多，他們牧養方式也因為氣候逐漸轉變，比以前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資源，因此，他們的組織也可以比以前更有效地適應，更有效地進入本來已經屬於農耕地帶的關隴一帶：這一西周的姬姓的族群，配合姜姓和戎氏之間，結合聯盟，姬、姜聯盟更是維持長久。姬姜聯盟打下了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對於此後西周的發展有極大的用處，今天我們傳說中的「姜太公」，就是一個姜姓的酋長，和姬姓的酋長通力合作，打下了西周的天下。傅斯年先生研究課題「周東封」的主力部分。
西周的天下可能是姬姓的，姜姓是他聯盟的、也是通婚的親戚族群。我們從這兩「姓」的東向開展路線看：發展的過程，在牧野之戰，以及此後分封，我們可以看出來都是兩條管道：一條管道是黃河的北岸走，從陝北進入今天山西運城平原，進入山西的另外一端，那裡正好連接到古代夏族的族群的疆域。夏族族群大概從夏的部落聯盟以後、以「夏」秩序的後人自居，其分布地帶：從山西南部，一直延伸到過黃河，黃河的西岸，就是陝北這一帶。這一帶就變成由西向東，北路一線的通道—這一個通道是姬姓西周，向東開發的主力軍。主流的道路大概是從中央走，下了華山，直接進入中原，經過牧野，一直到殷商首都「大邑商」，最近的安陽這一帶。在這一主攻路線，姬周諸侯，韓、虞、虢、晋（唐）、衛、管、蔡，以至於東方大藩：周公長子受封的魯，以及由此北轉，分封召公兒子於燕山之下的燕。姬姓諸侯掌握了宗周和成周，兩大片中央地帶及其四周，號為中原。
中原南方還有一條線，東向開展，則是姜姓作為主力軍。姜姓的主力軍中，申、呂、謝、許，都從漢中河谷，這條坡道，進入漢水流域，連結淮河流域，再下去接到黃河向南開口的濟、泗一帶。這一條南方的路線，這一帶的主力發展是姜姓諸侯。姜姓主力最大的兵站，是在今天的齊國。也就是今天山東半島靠西邊的一帶，在這裡姜姓氏族領袖，姜太公長子，受封於齊，中原東端最富庶的山東半島。李峰先生最近研究歷城考古遺址，也證實了這一觀念。
周人向東開展的大基地，其中間一路，和北線一路，兩條路，如前所述，向北繼續發展的責任，都在姬姓族群的手上，所以從魯國更往東北、往北走，就走到邢國、走到燕國。燕國有一個姬姓的大兵站，燕國的受封，就在今天北京附近。邢國以及其他的姬姓諸國，順著太行山、以及順著燕山，都有姬姓的後人。這一支又和山西境內，運城平原的晉國，順著黃河邊，跨出去可以接合上。所以，姬性的兩條路，北線和中線結合在一起向北拐，一部分是追商人的後裔，追奔逐北，防堵殷商後裔再起於東北。另外一方面，在燕山底下，北邊牧地和東北森林之間，開拓了姬姓的土地。
顯然他們發展的任務，姜姓往南走，姬姓往北走。所以，齊國的姜姓，有不少地方是往南走的開展，進入江蘇北部，徐、舒一帶，遂成姜姓的開展空間。齊國後來是直接和南方巨強，吳、舒不斷糾結，反映周初東封，齊國獲得的空間，即是擔任南進的主力軍。
上述周人東封，這些在南線的開發上面，並不是只是為了姬姓族獨大；東南的金、銅，以及後世的金屬，鐵，不論姬、姜，都是重要資源。江、湖、山、澤豐富的材木、與東南沿海的魚、鹽，都是黃土中原生活只所依仗。如此格局，中原腹地北取草原的牲口皮毛，南取金屬、材木、魚鹽，當時中國的區間資源的供求轉輸，儼然已經建構為華夏生活圈的大格局。

這個宏大的格局，從今天的關隴一帶，往東開展，散為扇形，一翼從齊國開展南下，一翼從魯國開展北上。從陝西的北部，直到河北渤海、黃海、東海之濱，這一廣大地區，由傅斯年先生所稱的周東封與商移民，組織西周封建網絡的農業城市群。這些農業封邑向北推動，互相支援，同化了、也接納了北方牧人族群。這些族群包括，商代曾經很盛的鬼方，到了西周叫做槐氏，也就是「懷姓九宗」的懷，以及後來在晉國發展霸業歷史上很重要的各種戎氏，這些戎人，在「壩上」一溜山谷，正如林沄提示，兼顧農、牧，遂為農牧轉換混合型，發揮了彼此交流和互相共存的媒介。（林沄，〈夏至戰國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14期，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官方網站）
先秦北方諸國開始築長城，秦一中國，連結為「萬里長城」：「長城線」能夠存在，是南方的農耕族群，以自己城市築牆的經驗，構成了一條連續布防線，從大同到太原，漁陽，至今的北京，這一條線連續不斷。 這一防線界定了中國農地和牧地的緩衝地帶，既是南北的界劃，也是南北的交集：既有戰爭和衝突，也有貿易和交流，長期如此糾纏，終於由模糊，而逐漸融合。這個宏大的格局，終於界定了中國的北方文化的剛強堅毅。
南方的發展模式，可能是人群的移動：西周時代，姜姓基地在偏於巴蜀的一面，向南開展發乃是順路，由此南進漢水流域上游，逐步往南發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尋找銅礦。 春秋時代的「吉金」，不外銅合金的鑄品及其有關礦石，湖北的銅礦相當開發，到了戰國的時候開發地更多。湖北的銅綠山礦，古人相當早就開採了。到今天，這一帶還是銅、煤、等銅合金成分的金屬都有的地區，古代沒有用到很多稀有金屬，但銅礦和錫礦是很重要的。這個向南尋找「南金」的動機，是他們繼續不斷試探，往南、往東，還西進入川，更深入中國的大西南，所謂「南中」，亦即由此打開了整個南方的南大門。
循此扇形展開一條線平行，往南走，又折華南與華東，終於，中國江河大平原的核心，和百越民族，吳越和湖南一帶，洞庭湖邊上古代山裡面的越人，以及在過了嶺南，廣東的越人，北方的民族和沿海的越人，無不逐漸融合於華夏大集團的共同體。如此長期、長線的接觸與融合，其面向之寬、廣，彼此影響之深、遠，遂能將整個南方，吸納收攬於中國的文化的族群混合集團之內。西周時代的開展，毋寧是此後三千餘年持續發展的發軔階段。 其整個形勢：扇形開展、往東開、往北開、往南開，就構成了中國廣土眾民，天下秩序的總體形勢。
在如此基盤上面，西周又造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文化交流網。姬、姜兩文化團體，帶著作戰任務，可是也帶著豐沛的文化資源，交流溝通與逐漸融合，使得各處地方的文化，因為網絡寬、網絡密，籠罩在東方古代文明之上，終於，周東封與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結合為一體。夏、商作為基礎的東方局面。本來是夷夏東徙，一變而為宗周與成周。古老的夷在東方，當年從海河流域看來，夏是在山西；可是從陝西看來，夏在中原。「華夏」，整體大布局，不是一天能夠完成，乃是經過西周數代的分封，編織為彼此支援的共同體。 西周的分封，與歷來外族進入中國，建立皇朝的歷史，互相比較，西周的局面更宏闊、更長久，他發展的功能更為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使中國成為中國。「華夏」這兩個字，要從華、夏，相結合，我們才能理解是西周，從割據一方，打造出一個「宅茲中國」的氣魄。
我此篇序文，則補充李峰先生所說的意見。李跋提起過，西周本身的統治，不再是粗糙的部落統治，卻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地專業化及職務分工，凡此，我稱之為「統治機構分工合作」的機制，如此貫徹落實，即可使西周中央政權，指揮整個大的舞台，有效的統治整個中國東方大平原，以及其兩側，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川、湖泊地帶。這一強大的中央指揮部，據說是周公根據殷商王子的勸導設計，西周宏規的確非同小可，不可忽視。
西元前七八○年（周幽王二年）陝西岐山發生了中國史書記載較早的一次大地震。《毛詩正義注疏．小雅．十月之交》用了四句話、三十二個字，形象生動地描述了這次地震發生的全過程和地震引起的地貌變遷：「燁燁震電，不令不寧。百川沸騰，山塚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顧功敘主編的《中國地震目錄》將此次地震震級定為六至七級，震中位置岐山（北緯三四．五度，東經一○七．八度）。
地震時，「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周語》）。三川即今陝西省的涇河、渭河、洛河。估計震級可達七級以上。引發山崩地裂，河川壅塞，接續是供水不良，亦即農作歉收的旱災。這次震區廣大，關隴周原，無不受災。不僅經濟損失嚴重。由於天災引發的不安，可謂人心惶惶。幽王十一年，犬戎侵犯宗周，西周覆亡。
這次大地震，西周毀損，西、北方，進入西周腹地的戎人族群，深入滲透，愈來愈多，犬戎滅了西周本部的宗周。這一變化，兩都體制，垮了一半。東封中原建「成周」為統治東土的中心。遂落實「東都」功能。當初，周公自己擔任首輔，率領中央幹部群，往返於西部宗周和東部成周之間。 東西來回移動的中央政府，能夠兼顧西面基地和東方的封國。世界古代史上，有另一個晚於西周幾乎千年的個例：歐洲古代的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部分，西羅馬是本部，新得領土東羅馬，另設「副王」，開府治理。不需很久，東羅馬形同獨立，羅馬帝國從此分裂。中國古代的帝國，假如不是周公採取兩都並重的安排，也有可能分成東西，很難統一於一個中央。後來，等到宗周無法抵抗新來的族群的侵犯時，周王政權，可以退而求其次，重點置於東土，開拓更大的空間。
我們必須了解：西周的封國，並不裂土封彊，使子孫分享榮華富貴。西周諸侯，幾百年來，分擔了開拓、同化、聯繫、合作，構成廣大親屬網絡，疊加於分封藩屬網絡。這一宗統和王統，族群的三統合：宗族、族群、及政治統序，三統疊合為一體，構成了綿密的巨網，牢不可破。
相對於中國後世歷史的征服王朝，西周建立的制度，最為牢固。五胡亂華後的胡人政權。只有拓跋氏的北魏主動採取漢化，胡漢混合，終極創造了隋唐大帝國。其他征服王朝，或者在中國消失了，或者被漢人驅逐，遷回老家故居，例如蒙古被明王朝大軍驅趕漠北。另一方面，漢人持續在南部和西南部開拓，他們持續，而和緩的移民活動，經由通商和文化涵化過程，遠多於經由武力征服。如傳涵化的效果，終於將廣大的南部和西部，融合於華夏中國的一體。
從古代典籍留下的記載，西周分封諸侯的訓令「冊命」，通常吩咐封君：必須注意族群間諜和諧，必須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信仰，必須促進本族與本地族群間不斷互通婚姻。封君率領進駐的人員，分封文書常常列舉派遣製作車輛、武器、鑄銅、刻玉，或相關構件，燒窯、製陶、紡織、縫紉、旗號、樂器，各種工藝技能的專業隊伍。由此可見，西周分封，也注重擴散當時屬於先進的生產文化項目。這些集體移民隊伍，竟可說也是介紹和轉輸工藝技能的任務，俾得在西周龐大文化體系內，擴散經濟文化，普遍提高生產水準。
在李峰先生列舉西周遺址，出土許多工藝品和工坊遺跡。例如陶器製作，包括瓦當、器用，遺址規模之多，儲藏數量之大，無不驚人：在這裡，等於是一個龐大的工藝製造基地，提供了當時工藝材料的資源，也足夠提供工藝人才的訓練基地。周原群的各種作坊，在古代而論，規模堪稱龐大。我認為，如此龐大的製造基地，其任務是培養分封制度中，上述擴散周人工藝實力的基地：如此猜測，不知李峰先生認可否？
我謝謝聯經的同仁，當然更也謝謝李峰先生，對我這本書很重要的補充，我今天是九十歲老人了，最近十餘年來，身體並不很好，尤其幾次大手術以後，我的手不能執筆，頭不能俯仰，讀書、寫字都已屬難事。撰寫著作，都是靠口述筆錄，請陳珮馨女士記錄，在這一階段，也感謝珮馨幫我們這個忙，謝謝。

增訂新版序二（二○一九）

這一本《西周史》是我的英文著作《西周史》的中文版，從其出版至今，已經有將近三十年了。但其英文版問世在八十年代，因此論其英文版到今天的時間，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實際上這本書應該重新改寫。尤其是在近來二三十年內，西周的考古資料層出不窮，增加了許多可以討論的問題。只是我退休以後，先是往來於美國與台灣之間，事多繁雜，無緣定心著作。後來外科手術，又延宕十年之久，現在則精力不足，難以重新整修，容納新的考古資料，再寫一本《西周史》。台灣的出版者希望在舊版的中文《西周史》基礎上再發新版。我既然無法重新撰述，若對舊書稍加更動，僅能增加序文，將《西周史》問世到今天，種種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粗枝大葉，交代如下。
開章名義，必須要交代，我這幾年來重新思考中國歷史，乃經由世界史的視角，討論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我這幾年來，常常感覺，法國發展的年鑑學派論述「大歷史」，實在有其重要的意義。在年鑑學派的心目之中，歷史有長程、短程。過去的歷史著作，主要內容不外個人傳記、政治變化，如朝代革命、典章制度等等，乃是最短的演變過程。更長的則是社會文化，這一歷史進程為時較長，可能持續數百年之久。而更長於此者，乃是自然的變化，即我們寄體安生的地球，提供的自然環境。在這一環境中發生的長程變化，對於人類的行為，有所衝擊，出現各地方族群的起伏分合，各種衍生的巨大影響。許靖華的《氣候創造歷史》就是從這一角度指出，自然條件和自然環境如果有所變化，將對於人類歷史的發展，引發大幅度和長程的變化。
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常常覺得，在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在新石器時代轉變到銅器時代的階段，亦即距今四千年前，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中國北方考古遺址出現的古代氣候變化的跡象，可以從植物的孢子、種類，確認氣候從溫暖轉變為寒冷。那一段寒冷的氣候，可能維持若干世紀的冰期，其涵蓋的面確實相當廣闊。歐亞舊大陸的北部，處處受到這一次由暖、寒氣候變化的影響。這一段考古遺址的資料，最具代表性的乃是朱開溝的孢子遺存。從朱開溝資料反映的現象，後來在高緯度的各地考古遺址之中，都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印證。
距今四千年在我自己的心目中，似乎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之間的巨變。當然這些變化是漸進的過程。從長程的演變來看。高緯度相當於蒙古高原邊緣的一條平行線，由東到西。就各處遺址中的孢子資料而言，如果有考古報告包含了對這些資料的分析，大概都可以看得出如此氣溫的變化的跡象。在中國考古學上看，有幾個重要的變化可以特別摘出，予以討論。
第一點，這一高緯度線上，各遺址都呈現從農耕或者農牧兼具，逐漸轉變為遊牧。但經過一兩百年的時期，又出現農耕的現象往北移動，而遊牧的現象則更往草原方向撤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持續一兩百年的變化，似乎不僅造成了中國地區人類活動的大變化，歐亞交界處的中東，以及地中海世界的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這三個地區的主要變化似乎都是平行的。
以中國地區而論，其最初呈現的現象，就是北方地區本來非常發達的地方文化，北面是紅山、南面是山東半島的大汶口，這兩個文化忽然由盛而衰。尤其是山東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規模普遍萎縮，甚至於消失。其遺留的陶器也從精細的變成遠為粗糙的陶器。在中國史籍的記載上，有過「祝融八姓」移入中原的報導。祝融八姓本來就是山東半島以及鄰近地區的地方族群。這一移動說明了山東甚至延伸到江蘇，其居民必須遷移，他們的新石器文化，忽然不能延續。那些當地的村落遺址，都從大型變為小型，人數減少，規模變小。他們遷入「中原」地區，即從海河流域，由東往西延伸，到華山腳下，黃河流域。這個中原地區，本來就有一個相當穩定的新石器時代文明，也就是以廟底溝二期為主要標誌的一個寬長的文化帶。這一文化地帶並沒有沒有山東薄如「蛋殼」的黑陶，但卻是穩定地、延續地成長，顯示這一文化帶是一個相當堅實的文化地帶。祝融八姓移入中原，對這一文化帶有其衝擊。而祝融八姓除了分散在中原以外，也有很多進入淮漢地區，後來的楚國、宋國地區，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以至於在江漢一帶，出現石家河文化遺址，有精緻的玉器雕刻，和複雜的大型聚落群。
祝融八姓這一山東族群的移動，我以為乃是因為距今四千年前，北方寒冷的氣候，構成了強大的高氣壓，使得南方季候風帶來的濕氣，不能再賜予山東地區本來的生活條件。當地的地方文化族群不能不遷入中原。中原地區承受季候風影響，原本就不如山東半島強大；這一地區的耕作帶，其氣候雖條件並不優厚，卻比較穩定。這一特色，反而促使居民彼此協合，成為一個具體的、堅實的人群組織基礎，逐漸整合了本來分散的地方文化，構成了後世所謂「夏」、「商」的複雜組織，演化為國家和城市的社會共同體。也是在這一特定視角，我們可以同樣觀察關中地區延伸到河套之間，是否出現了同樣的變化。
根據周人自己的記載，他們的先人曾經進出於農耕與遊牧之間。他們本來是農耕文明，陷入戎狄，然後又回復到農耕。這一往復過程，既可以是人群從甲地到乙地的移動，無妨稱之為大遷移（Exodus）。也可以解釋為，氣候變化使得同一地區的文明共同體，不能不因應氣候變化，有所調節，才呈現了周人自己的記憶中，從農耕陷入遊牧，又回復於農耕的往復過程。從朱開溝南北來看，從鄂爾多斯到陝北，也確實反映如此相當普遍的氣候變化。也在這個意義上，周人的集體記憶和考古遺址呈現的現象，乃是彼此印證的。
另一方面，舊大陸的人類歷史上，在距今四千年前，歐亞大陸交界處，出現了一波又一波騎馬戰鬥民族的移動。他們從高加索、阿爾泰高緯度的地方，向南移動。有的直往南沖，沖入印度，一波一波進入印度。也有一些，向西進展，一波一波進入歐洲。進入歐洲的途徑，可以直接往西，也可以在巴爾幹一帶折而向南，轉入地中海。後者的轉折方向，似乎比直接往西的大方向上，呈現其特色：經歷多次移動，時間略晚，構成在海灣谷底的城邦。這一變化最主要的後果是，地中海海東一帶，出現了希臘文明以前的族群移動，而希臘文明隨之開始呈現於世界歷史上。終於因為這一群海上戰鬥民族移動的特色，他們建構了歐洲文明的底盤。
上述兩撥從歐亞交界處移動的族群移動：地中海海東一條路，以及波斯灣口另一條路：這兩條途徑的中間就是今天的中東地區，那裡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環。兩河文明由此發展起來。從這一現象看來，歐亞交界處，從北往南，屢次不斷戰鬥民族的移動，對中東世界，以及後來的西方世界，都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軌跡。
以此作為比較，我以為，西周的出現，也是在同樣的條件下，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大的轉折。殷商的時代那個巨大的文明體，是在中原農耕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而成為一連串的農村，沒有後世歐洲和兩河地區城邦現象，而是一串串稍有防衛土壁的農耕群落。這種的結構，農村群內的主、從關係，也就是殷商集團，甚至傳統歷史，更早時期「夏代「的基礎，也就是從新石器時代轉變到青銅時代的早期文明，它從來沒有過城邦文明那樣的巨大的內部經濟差異。
上面說到，東亞地區、歐亞交界地區，以及兩河地區與左右兩條移動帶，這三個地區發生的變化，基本上都是距今四千年前。它與其後的族群移動，有重大的相關性。總結一句話，距今四千年前的氣候變化，在各地的衝擊，造成了不同的後果。然而其衝擊的出現，卻在各地都影響新的文明發展階段。由此看來，世界歷史無論在何處，都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效應。人類活動的世界性，竟可能早在此時，其訊息已有透露。
從歐亞大陸族群移動的現象看來，西周本身的建國就是一個族群遷移的過程。他們從今天陝西和甘肅交界處，也就是陝西省的東北角落上，涇水流域，逐漸遷向今天的西安。西周開始的時候，所謂豐鎬就是今天西安市附近的周原。在此以前，他們屢次遷徙，從古公亶父到文王的時間，至少三次落腳新家。至於古公亶父以前遷移了多少次，就更不知道了。從公劉開始就搬家。究竟是人群遷移，還是因為氣候改變，從牧到農，從農到牧往復的過程，哪個是比較完整的解釋，我們無法確定，可能兩者都是。氣候逐漸暖化，農耕地區就逐漸北移和西移。本來陷於戎狄之中的周人，從原來的地點，一步一步，更向東南擴張。
這本書原來的有關章節，我也曾經陳述凡此大遷移的現象。在中國北方，由阿爾泰山到今天的大興安嶺，這一條線上，寬廣的草原帶，在距今四千年的時候，這一帶非常繁忙。古代的典籍《史記》、《左傳》等等，都有相應的敘述，提到各地種族的衝突。王國維先生著名的鬼方、獫狁等等之考證，這些名號其實都是一個族群。今天回頭看來，靜安先生的話，有相當的成分是對的，但是也有頗可商榷之處。例如：這些族群的名稱，發音類似是一回事，但是其本身從哪一個小部落擴張到大部落，其過程一定相當複雜。至於鬼方這個名稱，在商人自己的記憶中，曾經與之有嚴重的衝突；武丁征伐鬼方三年，不分輸贏。可是在殷墟卜辭的記載之中，居然未見「鬼方」之役。殷墟卜辭記載的商人的屬方，各種「方」，有十幾處之多，也未見「鬼方」。鬼方的名稱，可能即是某一個大族群的或稱，也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鬼方應是北方長時間存在的一個遊牧民族。
我們必須注意處，則是距今四千年的氣候大變化，從暖到寒，從寒又回到暖，考古學上孢子呈現的現象大概有兩三百年之久。西周的起源回溯到他們還沒有定居的時代，也就是西元前十六世紀上下。而等到西周正式開始，也就是差不多西元前十一世紀前後：凡此頗為符合這一段大遷移的時段。西周成立之後，北方並沒有安靜。西周銅器「小盂鼎」的原件已經不知所向。從小盂鼎的記載看，西周第四代君主，周康王時代，西周還與稱為「獫狁」的族群曾經有一次衝突。西周軍隊面對的敵人有八千多，俘虜的有一萬二千多。假如這是敵人的數目字，西周本身的軍隊也不會少於兩萬。兩邊數萬人的陣容對抗，作戰多日。其中有車、有馬、有步兵，這個規模，放在那個時代的世界，也是相當可觀。
從西周時代一直延伸到甚至春秋時代，遠到今天的陝北、寧夏、綏遠，近到山西的晉南，運城平原和汾河交界的地方，幾乎處處都有所謂戎狄的痕跡。春秋時代晉國的大擴張，主要就是從運城平原，即他們剛剛開始被封的地點，往北、往東、往西擴張，將各種戎狄收納到疆域之內。根據晉國祖先唐叔受封於晉，接奉的敕命，成王指示，在興建的晉侯封地之內，即汾河流入運城平原的交界處，必須接受容納夏人留下的風俗習慣，戎人留下的風俗習慣，還要注意到商文化的影響。這一個吩咐反映著，從西周早期開始到春秋中期，晉人擴張，建立霸權，以迄三家分晉：如此漫長的時期，這一今日山西地帶始終還在進行戎狄華夏互相交錯、互相融合的過程。
只有從如此背景上，我們才可以瞭解：中國地區族群移動延續的時間之長，族群之間融合過程的複雜，不是中東和地中海兩個大文化區同時代的變化可以並列的。中國這盤棋，其涵蓋的地區幅員之廣，比中東的兩河到埃及這一塊要大，當然也比從地中海沿岸的小亞細亞到義大利半島的範圍要大。這兩個文化地區的總面積也就和當時中國北部的總面積相差無幾。中國這盤棋的複雜性和涵蓋地區的廣大，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現象，比西方的兩個地區更複雜。當然，如此現象，也比騎馬族群，屢次經由歐亞大陸相接處，「中路」，直接向南沖入印度河流域，然後轉到恆河流域，呈現的族群層疊現象，也遠為複雜。
從更廣義的局面來討論，自從西周進入中國的鬥爭以後，也就是西周和商人接觸以後，西周不斷爭取商人勢力範圍內若干「屬國」，終於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在西周的南方、西北方、東北方各地的許多小的族群單位，在周人的金文銘詞之中，這些小單位往往還帶有「王」號，也就是說它們不是西周能直接管轄的藩屬。比如常常出現的「折／仄國」，（「矢」字一撇翻轉形），就是在周人疆域的邊緣上，並不受西周管轄。周人的歷史自稱，如此局面，乃是由於「西伯」能行「仁政」。
固然，任何霸權，大約必須持有相當的武力，才能統轄一方。周人對於歸順族群的包容接納，也的確有助於從霸權順利進展到共主的過程。西周王室姬姓，與西北緊鄰，姜姓族群，密切合作；後者的領袖姜尚，後世稱為「姜太公」，帶領本族，幫助姬姓打天下，姬、姜二姓，不僅時代婚姻，姜姓諸侯的封地，與姬姓王族子弟，分封於戰略地點，共同維持這一集團的霸權。西周未成氣候時，可謂殷商的從屬：號稱「西伯」，亦即殷商屬下各單位，在西方的一方主力。西方族群，包括今日關、隴、蜀、巴居住的族群，都是西周起兵東下時的盟國。殷商直屬的微氏，世代是殷商史官，也早就輸誠降周。姬、姜合體，以分封諸侯：幾乎當時所有族群的各單位，所謂「殷遺民」：包括殷商王室後裔，以及那些東土中原的土著族群，無不接受周室封號，隸屬西周體制。周王屬下的封建網絡，儼然開啟了古代東亞第一個想到統一於一尊的集合體。
西周本身，從有歷史記載，或者他們記憶記載，到今天我們能看到的考古報告看來，從周起始一直到文王時代，相當程度地反映其武裝化的特性。二○一五年，涇陽發現的西周遺址，有兩個大的集體墓葬群，一群有三四百單位，一處有兩三百單位：其墓主都是單獨的男士，卻沒有家屬隨葬。殉葬的有馬、有牛、有狗。這個現象就很奇怪了。馬、牛能負重、駕車，還能耕田 ；狗，無論是遊牧，還是狩獵，都是必要的助手。這些個別男子的墓葬，反映了其既具有武士的身分，又是農耕的農夫，也許就是類似秦漢「屯田」的現象：軍隊駐守之處，兵員必須耕作，維持自己的生活，在必要的時候上馬就作戰。這種現象正反映了周人武裝化。我們也才能夠理解，為什麼豐鎬地區，即周原地區，能容納許多不同的專業，而且還有大片大片的武裝部隊的屯墾地區。
二○一七年，寧夏彭陽姚河原遺址的發現，呈現周人開拓西北疆域的規劃。西周早期諸侯級墓葬區、鑄銅與製陶作坊、路網、壕溝、卜骨、卜甲等。凡此周王朝與西北戎狄族群的相處模式，應如李伯謙所說，姚河原遺址乃是「周人經略西北地區的前哨基地」。周人這一前哨基地應與周人獲取西北方的重要戰略資源—馬，正如周人往西南方向爭取淮漢銅料，同樣重要。
周人自己的根據地，周原地區有各種手工業、陶瓷業、青銅器製作等等。同時也有農夫和武士。也就是說，周原這一大基地，未必是後來所謂的都城，而是一個大型戰鬥團體駐守之處。周原宮室和商代的殷墟的宮殿比，占地較小，結構也並不如何複雜。這正是代表一個可以隨時準備遷徙的現象。無怪乎他們後來又一次遷徙到號稱「宗周」的根據地。
這一西周早期反映的特性，也正說明其本身就是武裝遷移大運動裡邊的一支。以此我們可以明白，西周在歷史上自誇，「西伯善養老」，所以大家願意接受他的領導，終於取得商人的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是從後世國家的觀念來討論。以那個時代的國家觀念來看，國家並不一定定居。國家內部也並不一定有郡縣等很充實的組織。商人的國家，似乎還沒有發展為具體完整的形態，只是以「大邑商」作為武裝基地。商人大軍，隨時向各處征伐。軍隊所到之處，向它投降的族群，就要送上貢禮。出征的部隊等於以武力勒索。殷墟卜辭，「征人方」大舉，行程累月，只見當地君主迎候，卻沒有戰事：可能即是殷商君主，宣揚武力，確立霸權的舉動。似乎商人並沒有裂土分封的封建制度，商人卻有不少駐屯的基地：在北方是槁城，在江漢是盤龍城，在今天長江流域的中下游是新干。甚至，在周人所在，華山以西地區，殷商文化遺存，處處可見。有些被認為是「殷遺民」的族群，何嘗不可能也是殷商霸權置放於西陲的駐軍？
由此看見，商人並沒有建立一個封國制度，而是一個巡遊掠奪的制度。周人的眾建親戚，以為諸侯，實際是從巡遊掠奪，轉變為駐屯的戍軍，占領那個地方。占領各地的駐防部隊之間必須有所聯繫，而聯繫的線索網絡，則是姬姓與異姓通婚，招撫不同姓族，於是同姓是親族，異姓稱為戚誼。皇親國戚，編織為綿密的網絡：就是我在本書的後面提到：「宗統」和「政統」的連結。宗統是親屬的網絡，政統是號令的網絡，這兩者乃是疊合的。這一現象正是說明了，在族群大遷移過程中，從動到靜的過渡期，還沒有達到完全規劃成行政單位的「郡縣」制度。而是在這以前，處於遊動的作戰和擄掠之間過渡的時期，則是分兵戍守的時代。
這一現象與羅馬共和國成為羅馬帝國的過程也很相像。羅馬帝國的疆域，都是各處投降的國家。羅馬大軍所至，各地紛紛服降。出征的部隊，就駐紮在征服的地方，負責鎮壓和戍守，不再回到宗主的都城。分出去駐紮的地點互相支援，以維持霸主的權力。
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其實在我看來，原本也是殷商模式的擴大：各地有駐防單位，類似羅馬的軍隊分駐各國。西周以姬、姜二姓聯合的力量，完成於「天下」的控制。相對而言，羅馬始終沒有將之演化為西周的宗族封建，沒有建立一個長期的網絡。西周是宗邦的觀念，羅馬是本城的觀念，沒有中間其他可以聯繫的紐帶。中國是靠「眾建親屬」，以為藩邦的制度，即以血緣紐帶維繫的「親」和以婚姻關係結合的「戚」，這兩條線，建構了一個龐大的親屬網絡，重疊在戍軍的武裝控制之上—這是比羅馬帝國有更堅實基礎的統治機制。
往中東看，中東的大帝國，在巴比倫建立基地的和在尼尼微建立基地的，這兩大帝國都沒有網絡現象。他們都在各處征討之後，將各地的人民俘虜，遷入國內為奴隸，新征服的空地則移民種植放牧。猶太人在亡國後，整批被遷往尼尼微，就是如此現象。中東古代帝國，似乎並沒有嘗試，編織一個無形的網絡，組織各處征服土地的人民，使他們融入亞述，或巴比倫。
中東和歐洲呈現的現象，與中國呈現的現象對比，中國經過倫理結構和政治分封，更進一步進入戰國時代發展，而到秦漢落實的郡縣。中國的帝國體制，遂是建立於「編戶齊民」為基礎，憑藉察舉制度，選賢與能，以收攬地方人才，納入文官體系，擔任分工合作的公職人員，以此建構為帝國的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天命」以「人心」為依歸，朝代更替，乃成歷史發展的常態。這一人本主義的文化格局，內中國，而外夷狄，惟「文化」為尺度。卻又開放同化，如果夷狄入中國，則以中國待之。中國文化的內涵，則不斷吸納外來成分，隨時修改、擴大中國文化的內容：如此建立一個可久可大的複合社會體，可以不斷修改這一格局，庶幾適時更新。凡此特殊的彈性效應，維持了兩千多年的「天下格局」，迄於今天，還可以迎接正在逐漸展開的全球化。
相對而言，中東和地中海，他們的發展過程，主體永遠在移動，永遠在分分合合地變化。中東地區，直到波斯時代才有中心的團體。而他們真正地結合在一起，則是通過一個信仰系統，即伊斯蘭教出現以後，中東才定於一個統一於信仰系統內的文化團體。到中世紀，也就是相當於中國唐朝的時候，隨著伊斯蘭教崛起，才實現了宗教統一的「穆斯林天下」。可惜的是，代表舊波斯的遜尼派，和阿拉伯的什葉派，這兩大宗派之間，至今未能解除彼此之間的猜忌和衝突。
歐洲更別提了，希臘城邦林立，經過雅典霸權的泛希臘列邦體制，長期處於鬆散的組織狀態。小國以前是部族基地的分散，先來後到，各有城邦為其基地。部落分散的情況，成為各有主要族群為本體的列國。經過馬其頓為主體的亞歷山大帝國的短暫統一地中海東部和中東，不久再度分裂。羅馬崛起，以一個城邦統一地中海。開始這一歐洲統一局面，乃是鬆散的霸權，羅馬軍團，分別戍守各地，各有新的獨立的總督，羅馬並不能有效的統治。及至「蠻族入侵」，沖垮了「羅馬帝國」。各處「蠻族」接受基督教，族群列國接受基督教教權的統治之下，也就是基督教的擴張之下，依靠基督教的團結力量，籠罩於列國之上，才能合成超越列國的「公教天下」。
中國的宗教統一則是在天的信仰之上形成的。這一對天的信仰是西周發展出來的。這個「天」替代了商人的「帝」。我在台灣大學的碩士論文的題目就是天和帝的演化。「天」超越族群，超越地區差異，甚至超越於人類之外，超越宇宙生命，都屬天的安排。所有的秩序，以及善惡的分界，都是從天而來。但是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的意志卻是從民眾集體意志反映呈現，天和人民的意志合二為一，是為「天命」。「天命」的現象要到西周建國以後，周人統治的廣大國家的中央點，周人本來的基地在西面，征服這一廣大平原後，將東方文明之地，視為「天下」的中央，於是「宅茲中國」，建立首都「成周」，「完成的周人天下」，將西面的基地，稱為「宗周」，亦即「周人的宗邦」。
這一大塊土地和這一大群人民的中心：人間秩序通天的點，人主經過高山，少室，通達於「天」，後來又分出幾個分點，東部的泰山和西部的華山。山西的霍山也在聖山之列。凡此高山都是人君通天的通道。泰山，聳立東方達平原，高峻入雲，主峰號稱「天門」，直達天際。在這裡，姜姓子弟許氏祖先，娶了姬姓長公主，以其特殊地位，主持泰山祀典，雖然自己的封邑在「許」，卻在泰山有一處「方邑」，作為祭祀儀式專用地。這位「姑爺」，大概本身具有巫師身分：「許」字古體，即是舞者袖舞，發音則是長噓之聲。
中華大地的地理疆域和天上的眾星是對照的。天涵蓋萬有，無所偏倚。天屬大家，也代表大家。它的意志是眾人的意志，它的使命是共同具有的使命。這一現象又與基督教和回教的獨神信仰有巨大的差別。獨神信仰必定是排外的。獨神信仰第一次出現在埃及，但比較短暫，即太陽神的信仰，由埃及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首創，太陽神是獨一的真神，對於眾生，授予生命，並不具有偏愛、獨占的含義。但是摩西借此延伸的「上帝」，則是排他的獨一真神了。這一真神只保佑信服他的人。他的另一個面貌是當年沙漠裡的風暴之神、懲罰之神、是殺伐之神。沙漠裡的焚風，所到之處，火焰四起。摩西的上帝，因此不僅排他，而且具有強制性的獨占，就不是普世愛人的神祇了。
中國的「天」則很像阿肯那頓原來的太陽神，是賜予生命之神，賜予存在之神，保證存在之神。於是中國的天下是信仰的天下，這種「天下」，可稱為 universal order。封建群體是 cosmopolitan order，帝國則是 universal order。中國從距今四千年走到今天，這一格局，自秦漢帝國成形之後，兩千年無法顛覆。基於如此特性，周人的「天」重視生命，王者受命於天，接受的使命乃是愛護人民。西周宣揚其能夠成功，就是以仁民愛物，獲得眾多部族的領導權。天命無常，王者不能執行如此任務，「天命」就可以轉移。尚書各篇，­告誡周人：勤政愛民，甚至不許因酒誤事。從考古殉葬物品看，周人墓葬出現的酒器數量，相對於殷商墓葬的酒器，的確比例遠為稀少。更須注意者：殷商墓葬，人殉常見；王家陵墓，隨葬人殉，可以數以百計。從這些現象論，周人的確珍視生命，也保持樸實認真的生活態度。—這一現象，應是孔子經常推崇周代開國領袖文王與周公，甚至遙奉他們為儒家思想的源頭。從這一角度看，周人立國，毋寧一錘定音，為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系統的價值觀，確定了基調。於是，中國文化樞軸時代的開始就確定了天人之間的人本精神，為人之道的修業進德。
我也希望讀者注意，西周秩序發展了許多複雜的管理制度 。西周從武裝政府的團體，轉化為一個龐大的封建統治網絡：這一「宗統」，亦即親屬關係網與「君統」，亦即分封諸侯的政權隸屬，建構了王權統治的管理系統，本書敘述西周「僚屬」的分工，則是從封建社會轉化成一個官僚管理系統，我在另一本《古代社會史論》上有所交代。在如此管理網絡上，又逐漸發展經濟交流網絡的功能。這一轉化過程，則在另一拙著《漢代農業》中也有所講述。在某種意義上，我的三部英文書原來在寫作的時候，《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最早，《漢代農業》跟下去，《西周史》來結尾。其實這個三部曲是倒過來，《西周史》第一部，《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第二部，《漢代農業》第三部。在《漢代農業》中，才拿帝國的結構，政治的管理，族群的聯繫，經濟上的交流，生產上的分工，綜合為對於建構如此大格局的綜合陳述。中國古代演化的三部曲，三部英文拙著的歷史邏輯，有彼此連貫的特色，遂合組成連貫的交代。我還有若干其他散篇的論文，各有其專題，或向前跨到新石器的時代，或向後到了後代，甚至到了當代：但整體一貫，仍不外乎此處連貫三部曲的補充與推演。
總結言之，從西周到秦漢，中國經歷長程演化，逐步融合各處文化群體，整合為一個亞洲東部大陸的共同體，在這一地區，遂出現了一個「華夏格局」的共同體。如此內部整合，又留下容納外在新成分的「普世秩序」，在人類歷史上，可謂僅見一次的個案。與世界其他文化系統的發展相比：中國地區，西周封建體系，比歐洲「蠻族入侵」後各地紛紛出現封建制度，早了一千餘年。春秋－戰國時代，封建社會蛻變為列國體制的格局，相對於歐洲近古時期轉化為西元十七世紀，西發利亞條約後的列國體制，也早了一個千年紀。秦漢帝國的天下秩序，其普世格局與整合的程度，在歐洲歷史上，不同於基督教教廷的宗教信仰秩序的普世性，卻只有在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開啟，而在拿破崙帝國才有其普世秩序的氣魄，卻又為時不久，歐洲再度回歸於列國體制。中國漫長的「普世秩序」個例，則雖有興衰成敗，或分或合，其基調長久不變。
今日世界，一方面經過物產流通，導致經濟合；另一方面，經由科技發展，全體人類社會，共同擁有一個文化體系：於是人類共同建構全球化「普世秩序」共同體的願景，居然呼之欲出。此時此際，中國歷史呈現的特殊個案，應有其先驅的意義：於我人面對當今湧現的「全球化」大勢之際，應有可備參考之處。
回顧三部拙著的撰寫，每一部書到我手上，都是一個偶然。我的博士畢業論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乃是討論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流動，完成不久，史丹佛大學聘請 Mary Wright 教授主編一套「東亞研究叢書」，經過劉子健教授介紹，遂將這一拙著收入該系列的首冊。《漢代農業》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一群猶太學者，希望合撰一套關於漢代的專書。「漢代農業」的題目，當時本是楊聯陞教授的工作；不幸他因病沒有動筆，遂將這一任務轉交給我，由我自撰成書。《西周史》則是老同學張光直想編一套耶魯大學古史系列，將其中西周部分，分派給我。
這三部書，動手的機緣不同，卻在撰寫後，不知不覺成了三部曲。大概是我思考每一部書的時候，都會前面後面附帶著一起想。在我看來，歷史的發展是連貫，不能切斷的。不知不覺，居然可以排列為「三部曲」。今日撰寫新序，也藉此紀念幾位故人：恩師李玄伯（宗侗）、李濟之（濟）、顧立雅（H.G. Creel）、前輩 Mary Wright、劉子健、楊聯陞、老友 Jack Dull 和同學好友張光直各位的指導、啟發和鼓勵。以上各位故舊，均已物故，回顧往日，能不愴然！
（由於脊椎神經損壞，我已不能執筆書寫，本文由我口述，有勞南京大學王波教授筆錄，謹此致謝。）

前言 （一九八四）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自從商代遺址遺存及大量卜辭出土後，商代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研究頗有可以依據的材料。今人對殷商的知識，可說超邁太史公的時代。太史公可能見到今人無法再見的載籍，可是太史公見不著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遺物，也見不著商人自己書寫的龜甲卜骨刻辭。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傳》、《國語》兩部大書，及諸子百家的記載，為史學工作者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許多當時的事蹟、人物及風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夾在中間的西周，論文獻史料，只有《詩經》、《尚書》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學發達以前，金文銘辭已有若干資料，足以補文獻之不足。但是相對的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較冷落的園地。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考古資料大出。由舊石器文化以下，每一個時代都比以前有遠為豐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說來，這些素材包括三類，一是西周的遺址，如岐下的周原、長安的豐鎬、洛陽的東都……以及數十處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遺址中出土的遺存，例如禮器、用器、工具、兵器、車馬……一是若干青銅器的銘辭，使金文資料的總數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銘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也已有數百種。只是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現。本書作者不辭狂妄，竟嘗試整理這許多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為西周文化提出終極的論斷，而毋寧是為了開一個端，譬如長途遠行的中途，稍作逗留，為過去的累積作一個小結，俾便自己及有同樣興趣的史學同行，由此小駐的尖站，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作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稍微通論的讀物，俾知中國古代有這一段歷史及其發展模式與形態。為了後一目的，本書的格式盡力避免作史料考證細節的討論，也不加一個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據史料及前人論點的出處。作者本人只希望這樣的體例，占了學術專著與通俗作品的執中點。—也許，兩頭都落了空！凡事成敗，總由嘗試開始，後果如何，在開手時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暫時不管後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議題，為史學同行聚論焦點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幾項：西周的社會性質如何？封建的本質如何？商周文代嬗替的關係如何？周人以蕞爾小邦，開創了八百年的王業，這番業績是如何成就的？凡此問題，我人由今日擁有的史料，頗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設，起碼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謎式的「論戰」了。本書的中心議題，集中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由西周的發展，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本書各章的討論，都圍繞這個議題，諸凡社會組織、經濟形態、文化擴散、華夷關係，無不在這個主題下論述。
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西周年代學待決的問題，一是周代開始的確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統治年數，而這兩個問題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自從嘉道以來，不少前輩學者提出了對西周積年與各王斷代的意見，也已有好幾家成體系的西周年曆譜，如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白川靜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見（圖1）（白川靜，一九七五：三二四；勞榦，一九七八；Nivison，一九八○，一九八○A；周法高，一九七一；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七）。
這十幾家不同的意見的歧異，主要由於依據的古史說法不同，也由於對金文資料中月相名詞的瞭解不同。茲先說古史說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後，年代可據，但共和以前諸王年代有待推定。單以武王伐紂年來說，劉歆根據《武成篇》的資料，以三統曆推定武王伐紂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但是裴駰《史記集解》、僧一行在《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訂的武王伐紂年，董作賓先生推定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其他的說法還有西周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別見於《帝王世紀》等處。又《史記》〈魯世家〉的魯國諸公年代，可用來補共和以前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魯世家〉和劉歆《世經》所引〈魯世家〉，其年代又頗多不同。依據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選擇，也各有其拼合遷就處，所得結果難免有歧異了。屈萬里先生僅以共和以後諸王年代的若干異說及共和以前魯公年代的兩種說法合排，即可得到九種不同的西周積年（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九—七九○）。
再說月相解釋的問題。根據金文資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時，對月相的不同瞭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詞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見記錄月相的名詞，共有四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這四個名詞指哪幾天？王國維先生創為四分月相說，以為四詞各指一個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國維，一九五九：一九—二六）。董作賓先生創為定點月相說，以為一個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兩個定點，這個定點只有兩天的游移，各稱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賓，一九五二）。由於古史資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這一天屬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釋不同而有歧異。不僅西周有年月日諸器的斷代不同了，對於文獻資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屬，連帶的也就影響到推定各王年數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說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決定。例如白川靜先生從王氏四分月相為各周器斷代的方法，陳夢家先生則大致上採董氏之說為其「西周銅器斷代」一文的依據（陳夢家，一九五五）。近頃董說頗受勞榦先生的批評（勞榦，一九七八），但是劉啟益先生則又根據新出的幾件銅器銘文大體上肯定了定點月相說（劉啟益，一九七九）。其實，周代金文中的四個月相名詞，其出現頻率並不均勻。初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他三詞（勞榦，一九七八：五○—五一；黃然偉，一九七八：六四）。除非鑄器專挑月初，這一偏頗的現象頗難解釋。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別稱，則月相的系屬更有問題了。
正因為西周年代學上有這幾大不易解決的難題，本書不擬勉強採取任何一家的理論，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積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學的新發現還不足以解決這個難題。一本史學專書而沒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學系屬史事，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本書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靜先生所著《金文通釋》或陳夢家先生所著《西周銅器斷代》中各器的安排，因為二氏對各器所屬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紋及出現人名為組合標準。一段一段集合成組，排列其前後次序，諸王年代及總積年，反而不是首要的問題了。
本書敘述，以文獻、考古、金文三項資料參合組織。金文史料，過去有《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為完全，今日則以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與《補釋》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書舉證銘文，只要《金文通釋》（或《補釋》）已採入的，均以該書為資料來源。至於對銘文的解釋，則比較各家意見而擇其最善者，卻也不是全從白川氏之說。在附圖中，本書選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見的銘文拓本，以便讀者。其原銘拓本未經錄入者，概請查檢白川氏原書，或其他著錄金文的集子。
本書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敘述為經，其餘各章，則以制度與現象的討論為主，可算繫於經線的緯了。這幾章中的敘述仍上下貫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關係的一段，並不表示所討論的現象只見於這一時段。諸章經緯相維，惟讀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進入臺大，李玄伯（宗侗）師始為啟蒙，遂對中國古史發生興趣。後來董彥堂（作賓）師、凌純聲師、李濟之（濟）師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傑）先生及李濟之師倡議修撰《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贊。該書經營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茲本書出版，一則紀念玄伯師、彥堂師、濟之師三位先生，再則也求稍贖未能終始雪公交下任務之罪愆。
自從入台灣大學以後，多少年來未嘗稍離中國古代史的園地。歷年來受師長教誨之恩，既深且重。諸師中尤可感者為芮逸夫、勞貞一（榦）、高曉梅（去尋）、石璋如四師及私淑仰慕的錢賓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謝忱，並祝這幾位學術界的大老身體清健。
本書付印之時，先母猶健在，此書出版時，先母已棄養，蓼莪之悲，終生長慟。本書撰寫期間，往往冷落了曼麗與樂鵬，現在可以稍微多一點與妻兒談話的時間了。本書編排校對，承林載爵、方清河、葉達雄、杜正勝四兄偏勞，謹謝四位。
本書的英文版，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補入美術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質文化〉一章也擴大了一倍，至於全書論旨則與本書大致無甚不同。

第一章 由新石器時代到商代
第一節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在現在稱為中國的這一大片土地上，遠在五十萬年前，已有「北京人」及其他古代人類留下了他們骨頭化石和使用過的簡陋工具。經過漫長的歲月，古人逐漸由採集食物發展到生產食物，他們留下的石製工具也由簡陋而改良到分化為種種專門用途的工具。這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的新石器文化了。在新石器文化時代，人類文化的發展，步伐比以前快多了。農業出現，從此人類可以有可靠的食物供應。長期的聚落出現了，從此人類的群居生活將日趨複雜。藝術出現了，從此人類可以用抽象的符號表示具象的實物，使人與人間互相交通的管道擴大到超越對話的時空限制。跨過這一步界線，人類事實上已踏進文明的境域，人類從此不再僅僅面對自然資源爭取生存的機會，人類也必須面對自己所創造的環境與條件，學習怎樣與同類相處。隨著文明而來的新挑戰，實際上由新石器時代到今天，一天比一天更趨激烈，然而追溯人類歷史上轉變的轉捩點，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當是影響重大的一次大關口。
今日考古學上所見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當是至少西元前五千多年的裴李崗—磁山文化。這是最近才認識的兩種早期新石器遺存，時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要更早。裴李崗文化的遺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遺址則在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這兩種文化的文化面貌互有差異，但是大致同時並存，當是華北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年代最早的了。以碳十四斷代測定的年代來說，裴李崗文化有西元前五九三五±四八○年、西元前五一九五±三○○年（樹輪校正後：五八七九年）及西元前七三五○±一○○○年三個數據。與裴李崗相同的莪溝北崗文化，有三個年代數據，則是西元前五三一五—前五○二五年（校正後：西元前五九一六—前五七三七年）。磁山文化遺址的三個年代數據測定是西元前五四○五—前五一一○年（校正後：西元前六○○五—前五七九四年）。這兩種文化都已有農業。裴李崗文化的招牌器物是帶足的石磨盤、石磨杆、狹長扁平的雙弧刃石鏟，和帶鋸齒的石鐮，顯然都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工具，陶製品中有豬頭的陶塑。磁山文化遺址的窖穴中，出土過成堆的腐朽「穀」物，據判斷可能是粟類。在磁山也出土了大量的豬狗骨骼。固然大量樹籽、魚骨和獸骨的出土，說明了採集食物仍占相當的重要性。農具、穀物和家畜的出現，無疑象徵相當成分的食物，已由生產供應了。早期新石器文化毋寧仍是相當原始的文化，其陶器都是手製，但是燒成溫度已可達到攝氏九百多度，器形已相當複雜，也具有若干紋飾，甚至還有少數彩繪。裴李崗—磁山文化的陶器器形中有不少也見於後來的仰韶文化。繩紋和彩繪更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現。圓形方形半地窖式居住遺址，也是由裴李崗—磁山文化肇始，而同樣見於仰韶文化的村落遺址中。凡此都說明了裴李崗—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安志敏，一九七九：三三五—三四六；一九七九A：三九三—三九六）。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流，分布廣袤，遍及河南、山西、陝西、河北、隴東、寧夏、內蒙古南部、河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包括整個中原地區及關陝一帶。碳十四測定年代的數據也很多，大約為西元前四五一五—前二四六○（校正後：西元前五一五○—前二九六○年），延續時間兩千多年。仰韶文化可以陝西的半坡村遺址為代表；當然，仰韶文化中也有若干以時間及空間差異而呈現的類型。仰韶文化顯著發展了農業。村落的面積相當大，有數萬到數十萬平方公尺不等。居住遺址通常是方形或圓形的半地穴，分為內室、外室，地面平整，甚至有白堊面。室內往往有火堆燒過的遺痕。聚落常在河邊的台地。有些條件優良的地點，遺址可以涵蓋數層並不密接的文化層，說明當時的農業是遊耕式種植方式。但是聚落的移徙往往取決於對耕作有利的條件，以致同一地點可以在先後都有人遷來建立定居的聚落。陝西西安半坡的遺址，即有至少兩層文化層，一層的遺址及窖穴疊在另一層的遺存上面，而中間隔了草籽和樹木花粉交替茂盛的土層。只有用「刀耕火種」的種植法，同一地點才有這種樹木與茂草交替出現的情況。半坡聚落可有上百個居室遺址，居室與儲藏用的窖穴都集中在聚落的中央，環以深溝。半坡遺址的北面，有一個公共墓地，集中埋葬著大人小孩的遺骸，生人與死者的地域顯然已明白分開了。村中也有一座較大的房屋，可能是全村的會所，或其他「公共建築」。由此推論，仰韶文化的聚落似乎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組織，也有了自群的意識。聚葬的公墓現象，反映了自群意識已超越了時間的限制。
仰韶的農業大約以種植粟稷為主；有好幾處遺址的儲藏窖穴都出土了粟類的穀物。半坡遺址還出土了裝貯蔬菜種子的陶罐。家畜以豬狗為眾，牛羊則較少。農具有耕作用的石鋤石鏟，砍伐用的石刀石斧，及一般刮削用的石利器。仰韶的農業當已有相當高的生產水平，村中儲穴分布各處，足見生產已有餘糧。
仰韶的陶器常有彩繪紋飾，為此，過去的考古學家曾以「彩陶文化」作為仰韶文化的別名。紋飾中，有幾何圖形及流動而不規則的線條，也有相當寫實的或寫意的圖像，如魚、蛙、豬、羊、人頭之類。若干簡單的刻紋及畫紋，已有了記號的作用，有些學者甚至以為仰韶文化的陶紋已是書寫文字了。
整體地說，仰韶文化在社會組織、生產水平及使用抽象符號三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仰韶文化源遠流長，在中原地區是主流，對四周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Kwang-chih Chang，一九七七：九七—一三八；關於仰韶文化在半坡遺址的詳盡描述，參看考古研究所等，一九六三）。
緊接著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龍山文化，其分布更為廣大，內容也更為豐富。仰韶文化的農業發展，因為食糧供應穩定了，導致人口的增加。於是一方面有溢餘的人口形成更多的聚落，把文化擴散到前所未有人居住的地區，另一方面，也因為可以遊徙的空間有限了，聚落居民不得不持久地定居在同一地點。各地龍山文化，因此而有相當的地方性；中原的龍山文化，遂有河南龍山、陝西龍山與山東龍山之分，其中以河南龍山文化為仰韶文化的直系後裔；至於山東龍山文化，在下一節將另行討論。所謂河南龍山文化，分布在今日的河南省及晉南、冀南地區，主要沿著黃河的中下游。仰韶文化轉變到河南龍山文化的中間形態是豫晉陝交界地區的廟底溝二期，其碳十四斷代是西元前二三一○±九五年（校正後：西元前二七八○±一四五年）。河南龍山文化的時代則是西元前二一○○—前一八一○年（校正後：西元前二五一五—前二一五五年）。陝西龍山文化的年代與此相當，也繼承了廟底溝二期的新石器文化（安志敏，一九七九A：三九七—三九八）。
河南龍山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內容有了若干改變。農具中有了耒、鐮與骨鏟。農產品仍以粟稷為主，收穫量則似乎大多了。木工的工具，不再是砍伐用的斧斤，而更多整治削切之用的加工工具。陶器中輪製的成分大為增加。村落有夯土築成的圍牆以資自衛，村落與村落之間顯然有了戰爭。有些傷殘骸骨成堆地丟在坑穴中，大約也是戰爭中的犧牲者。宗教信仰出現了，骨卜及特殊的葬儀，都足以說明這一發展的方向。器壁薄而硬的蛋殼陶，當不是為了日常生活所用，這種特製用具，大約也是為了宗教儀式而發展的。祖先崇拜，大約也已制度化了。在同一社群之內，社會地位及職業的分工，造成社會分化的現象，其現象也與社群的日趨複雜與日益組織化相關。前文曾提到，聚落比較有持久性，當然也因此可有更明白的我群意識，地方性文化之具有各別的特點，也足以表現這種我群意識。然而聚落分布的密度比前增加，群與群之間的接觸與交流在所難免。鄰近聚落之間必有相互影響，是以鄰區地方文化的特色往往大同小異，由東到西，或由南到北，可見的文化差異都呈現漸變的過程，而難以找出截然可見的地方文化分界線。從整體來說，中原龍山文化的影響放射及於中原以外（Kwang-chih Chang，一九七七：一五一—一五五，一六九—一七一）。